《史记》之《吕太后本纪》赏析
吕后名雉，字娥姁（xū，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性野心家。这篇本纪成功地塑造了吕后这样一个残忍刻毒、权欲薰心的乱政后妃的形象，详细地记述了吕后篡权及其覆灭的过程：从吕后在刘邦死后培植吕氏势力、残害刘邦宠姬和诸子的罪恶行径，到周勃、陈平等元老大臣联合刘氏宗室诛灭诸吕的惊险斗争，到诛吕功臣们商议迎立刘恒即位的情况。王诸吕和诛诸吕是关系汉室存亡兴替的大事，作者紧紧扣住这个关键问题布局谋篇，充分体现了太史公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卓越识见。
作者多处运用简洁的漫画笔法辛辣地讽剌了吕后处心积虑培植吕氏势力的种种表现：惠帝死后，“太后哭，泣不下”；丞相陈平请拜吕台（yí，怡）、吕产、吕禄为将，掌握南北军军权，诸吕入宫，居中用事，则“太后悦，其哭乃哀”。同样是哭，稍事勾勒，就产生了绝妙的讽剌效果。又如写吕后欲王吕氏而“风大臣”的欲盖弥彰、“取美人子名之”的弄巧成拙、废帝更立时的装腔作势，都描绘得活灵活现，或明或暗地流露出作者对弄权女主的无情鞭挞。
值得注意的是，吕后阴鸷狠毒的性格特征和对权力的贪欲几乎又是中国古代统治集团内的许多女性共同的特征，诸如晋代的贾后、北魏的冯皇后、隋代的独孤皇后、唐代的长孙皇后和武则天、宋代的杜太后、辽代的萧太后、元代的察必皇后、明代的慈圣皇太后、清代的孝庄皇后和慈禧太后等，无不是这样。
中国民间还有一句老话，说道：“最毒妇人心”；汉字中表示刻薄、贪婪一类性格特征的贬意词也常取“女”字作偏旁，如“嫉”、“婪”、“妒”等等。中国古代是男人当政的社会，绝不允许女性过问国家事务。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奠定了封建社会蔑视女性的理论基础，孟子的“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确立了封建女性服务男性的伦理基础。在现实生活中，男子处于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妇女地位低下，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能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无疑的，轻视女性的社会现实使吕后的意识里不可避免地潜藏着一种自卑心理和无力感，尽管她事实上精明强干，《史记·吕太后本纪》写“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 ，她尽力帮助刘邦诛杀开国功臣表面上固然出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目的，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行动本身也潜在地起着弥补自卑感的作用。
随着吕后年老色衰，生性好色的汉王刘邦已经对她失去兴趣，转而宠爱定陶的戚姬，甚至想改立戚姬之子如意为自己的王位继承人。《吕太后本纪》在一开篇就记录了这段小插曲，司马迁大抵认为此事是吕后性格发生扭曲的起因和转折点。应该说，这个事件的确给吕后的心理以极大刺激。赵王如意险些成为太子，让她感到现存的地位受到威胁。眼看着自己“色衰爱弛，而戚夫人有宠” ，加之自己的儿子黯弱无能，这一切都大大加剧了她的失落感和自卑心理，心理的落差和难以抑制的嫉妒导致了吕后性格的进一步扭曲，心理由“刚毅”的一面不断趋于变态。果然，一等到高祖刘邦驾崩，她便开始对戚妃母子疯狂报复。特别是对于戚妃的处置，其手段之凶残狠毒令人毛骨悚然，《史记·吕太后本纪》写到：“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 面对如此悲惨的一幕，连她的亲身子孝惠帝也不禁指责：“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
其实，《史记》中的吕后作为一个有心理缺陷的人，其刚毅专横、狠毒阴鸷在很大程度上是应该视为一种病态的表象的。正因为如此，在独断专横的行为背后，她的内心恰恰非常荏弱。“暴虐者之所以成为暴虐者，是因为他觉得无能，他想弥补这个缺陷，用的方法却是控制他人，使自己由一只无能的虫子变成一个神。但他即使有权力，仍会痛觉到自己人性的无能。他可以杀人、折磨人，但他却仍旧是一个没有人爱的，孤立的，担惊受怕的人。”美国精神分析学家霍妮也曾指出：“对权力的正常追求源于力量，而对权力的病态追求则来
源于虚弱”。
《吕太后本纪》记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 这个细节司马迁写得十分传神。所谓白发人送黑发人本来是人生极大的悲哀，何况死的是她唯一的儿子!然而，为何“哭”而无泪呢？还是年幼聪慧的张辟强看出了吕后的心事，向丞相建议：“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 可见，吕后内心的胆怯疑惧之深之强，一时间竟压倒了晚年丧子的巨大哀痛。直到丞相听从张辟强的建议，吕后目的达到，“其哭乃哀。”
直到今天，人们也还是约定俗成似地把吕后视为乖戾跋扈、冷酷刻毒的专制者，予以批评谴责，却忽略了她更是一个人，一个和我们一样有着人性的善恶二重性的人。《史记》的伟大就在于它的忠实，对历史的忠实，对人性的忠实。为保证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司马迁写人常用“互见法”。同样地，对于吕后，《史记·高祖本纪》记着这样一件事：“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哺之。”不难发现，贫寒时的吕后本来是一个乐善好施、富有同情心的人。
也许是司马迁痛苦的个人境遇影响了作者的关注点，大凡《史记》中的人物往往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如果说，《史记》中多数人物的痛苦源于主人公与周遭环境间的矛盾与对立，属于命运悲剧的范畴，（如冯唐、李广，屈原、贾谊的悲剧。）吕后的悲剧则主要表现为内在世界难以调和的分裂与冲突，从而具有心理悲剧的性质。她的悲剧归根到底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封建意识在她的心里驻下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严酷的现实环境、统治阶层争权夺势的斗争又不断压迫和吞噬着她的人性，功利心与道德心的二律背反与严重对立使她在成功之后，一面担心旧势力复辟，一面又背上道德的十字架,处于无法解脱的精神痛苦的煎熬中。超越自卑，实现自我的努力，最终只带给她人格的分裂和精神的变异。
《史记》之《吕太后本纪》赏析
吕后名雉，字娥姁（xū，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性野心家。这篇本纪成功地塑造了吕后这样一个残忍刻毒、权欲薰心的乱政后妃的形象，详细地记述了吕后篡权及其覆灭的过程：从吕后在刘邦死后培植吕氏势力、残害刘邦宠姬和诸子的罪恶行径，到周勃、陈平等元老大臣联合刘氏宗室诛灭诸吕的惊险斗争，到诛吕功臣们商议迎立刘恒即位的情况。王诸吕和诛诸吕是关系汉室存亡兴替的大事，作者紧紧扣住这个关键问题布局谋篇，充分体现了太史公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卓越识见。
作者多处运用简洁的漫画笔法辛辣地讽剌了吕后处心积虑培植吕氏势力的种种表现：惠帝死后，“太后哭，泣不下”；丞相陈平请拜吕台（yí，怡）、吕产、吕禄为将，掌握南北军军权，诸吕入宫，居中用事，则“太后悦，其哭乃哀”。同样是哭，稍事勾勒，就产生了绝妙的讽剌效果。又如写吕后欲王吕氏而“风大臣”的欲盖弥彰、“取美人子名之”的弄巧成拙、废帝更立时的装腔作势，都描绘得活灵活现，或明或暗地流露出作者对弄权女主的无情鞭挞。
值得注意的是，吕后阴鸷狠毒的性格特征和对权力的贪欲几乎又是中国古代统治集团内的许多女性共同的特征，诸如晋代的贾后、北魏的冯皇后、隋代的独孤皇后、唐代的长孙皇后和武则天、宋代的杜太后、辽代的萧太后、元代的察必皇后、明代的慈圣皇太后、清代的孝庄皇后和慈禧太后等，无不是这样。
中国民间还有一句老话，说道：“最毒妇人心”；汉字中表示刻薄、贪婪一类性格特征的贬意词也常取“女”字作偏旁，如“嫉”、“婪”、“妒”等等。中国古代是男人当政的社会，绝不允许女性过问国家事务。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奠定了封建社会蔑视女性的理论基础，孟子的“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确立了封建女性服务男性的伦理基础。在现实生活中，男子处于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妇女地位低下，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能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无疑的，轻视女性的社会现实使吕后的意识里不可避免地潜藏着一种自卑心理和无力感，尽管她事实上精明强干，《史记·吕太后本纪》写“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 ，她尽力帮助刘邦诛杀开国功臣表面上固然出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目的，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行动本身也潜在地起着弥补自卑感的作用。
随着吕后年老色衰，生性好色的汉王刘邦已经对她失去兴趣，转而宠爱定陶的戚姬，甚至想改立戚姬之子如意为自己的王位继承人。《吕太后本纪》在一开篇就记录了这段小插曲，司马迁大抵认为此事是吕后性格发生扭曲的起因和转折点。应该说，这个事件的确给吕后的心理以极大刺激。赵王如意险些成为太子，让她感到现存的地位受到威胁。眼看着自己“色衰爱弛，而戚夫人有宠” ，加之自己的儿子黯弱无能，这一切都大大加剧了她的失落感和自卑心理，心理的落差和难以抑制的嫉妒导致了吕后性格的进一步扭曲，心理由“刚毅”的一面不断趋于变态。果然，一等到高祖刘邦驾崩，她便开始对戚妃母子疯狂报复。特别是对于戚妃的处置，其手段之凶残狠毒令人毛骨悚然，《史记·吕太后本纪》写到：“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 面对如此悲惨的一幕，连她的亲身子孝惠帝也不禁指责：“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
其实，《史记》中的吕后作为一个有心理缺陷的人，其刚毅专横、狠毒阴鸷在很大程度上是应该视为一种病态的表象的。正因为如此，在独断专横的行为背后，她的内心恰恰非常荏弱。“暴虐者之所以成为暴虐者，是因为他觉得无能，他想弥补这个缺陷，用的方法却是控制他人，使自己由一只无能的虫子变成一个神。但他即使有权力，仍会痛觉到自己人性的无能。他可以杀人、折磨人，但他却仍旧是一个没有人爱的，孤立的，担惊受怕的人。”美国精神分析学家霍妮也曾指出：“对权力的正常追求源于力量，而对权力的病态追求则来
源于虚弱”。
《吕太后本纪》记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 这个细节司马迁写得十分传神。所谓白发人送黑发人本来是人生极大的悲哀，何况死的是她唯一的儿子!然而，为何“哭”而无泪呢？还是年幼聪慧的张辟强看出了吕后的心事，向丞相建议：“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 可见，吕后内心的胆怯疑惧之深之强，一时间竟压倒了晚年丧子的巨大哀痛。直到丞相听从张辟强的建议，吕后目的达到，“其哭乃哀。”
直到今天，人们也还是约定俗成似地把吕后视为乖戾跋扈、冷酷刻毒的专制者，予以批评谴责，却忽略了她更是一个人，一个和我们一样有着人性的善恶二重性的人。《史记》的伟大就在于它的忠实，对历史的忠实，对人性的忠实。为保证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司马迁写人常用“互见法”。同样地，对于吕后，《史记·高祖本纪》记着这样一件事：“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哺之。”不难发现，贫寒时的吕后本来是一个乐善好施、富有同情心的人。
也许是司马迁痛苦的个人境遇影响了作者的关注点，大凡《史记》中的人物往往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如果说，《史记》中多数人物的痛苦源于主人公与周遭环境间的矛盾与对立，属于命运悲剧的范畴，（如冯唐、李广，屈原、贾谊的悲剧。）吕后的悲剧则主要表现为内在世界难以调和的分裂与冲突，从而具有心理悲剧的性质。她的悲剧归根到底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封建意识在她的心里驻下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严酷的现实环境、统治阶层争权夺势的斗争又不断压迫和吞噬着她的人性，功利心与道德心的二律背反与严重对立使她在成功之后，一面担心旧势力复辟，一面又背上道德的十字架,处于无法解脱的精神痛苦的煎熬中。超越自卑，实现自我的努力，最终只带给她人格的分裂和精神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