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绍东 等 发布时间：2016-12-16 08:42:42 来源：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系 字体： 大 | 中 | 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进“调结构、促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绝不允许“西化派”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十九次理论研讨会综述
2016年11月6日，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十九次学术研讨会在南京财经大学举行。会议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调结构促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新任所长、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必祥教授主持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财经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淮北师范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南京政治学院、江苏师范大学、江苏理工大学、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市社科院、中共兴化市委党校、南京晓庄学院等单位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海派经济学的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关于当前全国高校等机构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情况介绍。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7篇，现就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分析结构失衡不能回避所有制结构存在严重失衡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促进国民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在如何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言献策，提出包括增强创新驱动、发展中高端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内需等具体对策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存在值得商酌的倾向。不难发现，一些秉持新自由主义立场观点的学者强调的“体制”和“结构性”改革建议实质是主张“彻底私有化”，他们看不到或不愿承认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在于所有制结构的失衡，即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
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教授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对目前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现状做了分析，认为我国国有经济和城市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已严重下降。到2008年末，全国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中的公有资本(包括在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集体资本)占比，已下降到50%以下。从各行业的不同所有制从业人员的占比来看，到 2013年末，在公布数据的九个行业(从业人员占第二、第三产业的91.5%)中，私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占行业人数的比重，都超过了50%，有的行业占比达64.4%;而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占比却普遍很低。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只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一个行业中达27.5%;在其余八个行业，有两个行业分别占9.1%和9.2%，一个行业占6.3%，五个行业占比仅在4.7%和3.1%之间。在这九个行业中，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占比只在3.4%和0.19%之间，股份合作企业从业人员占比仅在1%和0.16%之间。总起来看，到 2013年末，第二、第三次产业九个行业按加权平均计算，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只占7.5%;即使把“股份制和其他企业”从业人员占比的36%，全算成公有制企业的，总计也只占43.5%;然而实际上私人资本控股企业是不能算成公有制企业的，如果把其中一半(18%)算成公有资本控股(实际上可能不到一半)，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也只占25.5%。这样的比重已经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规定。在第二、第三产业中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再，所有制结构严重失衡，这是导致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失衡的基本原因。
淮北师范大学张作云教授从我国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外资增长情况，说明公有制经济的比例下降。2010年，外国资本对我国的投资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1057.4亿美元。2013年达1187.2亿美元。2014年，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23778家，同比增长4.4%;实际利用外资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7%。2015年1-9月，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8980家，同比增长10.1%;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847.4亿元人民币，约折合949亿美元，同比增长9%。同时，外国资本对我国企业的并购也快速发展，无论是交易的绝对量还是相对量，均大幅提高。2015年1-9月，以并购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015家，合同利用外资189.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52.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5%、115.3%和204.5%，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5.8%上升至16.4%。这些外国资本从事生产经营的目的，本质上都是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高额垄断利润，为了满足其对于最大限度高额垄断利润的无限贪欲，它们动用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手段，乃至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手段进行竞争，对中国政府的反不正当竞争调查百般抵制，给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造种种麻烦，涌起种种波澜，催生种种风险。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彭安玉教授指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进而引发了分配关系的大变局，直接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基尼系数的提高。我国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处于基本平均状态。上世纪80年代为0.21-0.27，2000年正式越过0.4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公布了自2003年以来连续10年的全国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已经远远越过0.4的警戒线;2004年为0.473，2005年为0.485，2006年为0.487，2007年为0.484，2008年为0.491，呈现出稳步攀升的态势;2009年以后逐年回落，2009年为0.490，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2014年7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表《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仅占1%左右!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成长，现在却成了世界上贫富悬殊很严重的国家，这一结果难免让人沮丧。实际上，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泛滥,基尼系数可能比这个数据更高。邓小平晚年敏锐地意识到了分配问题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他深刻地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如果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所以“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调结构必须重视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统计数据和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改革开放中，原先为纠正单一公有制经济的局限性而发展起来的私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大量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经济比重越来越大，这是造成目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产业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的主因。
江苏理工大学李济广教授指出，中国当前的收入和财产差距太大;而收入和财产的高端是私人大资本，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挤压公有制经济的主要也是私人大资本。
武汉大学王今朝教授向会议发来的论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做大、做强、做优、做多国有企业为指向》，指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最主要方面是私有资本坐大”。因此，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坚决遏制新自由主义所误导的所谓市场化、私有化势头，成为“调结构、促发展”刻不容缓的任务。
何干强教授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一般关系的有效结合。照搬西方供给学派思想的那些人，所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其实就是在照抄西方供给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习总书记已经严肃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因此，调结构应首先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结构的观点。社会经济结构包括：(1)经济社会生存条件层面的结构，即人口、土地、资源和大气等构成的人类生态环境;(2)社会生产力的产业结构，即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3)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即生产领域人与人的之间的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及其决定的相应的分配关系;(4)商品流通结构，即商品供给与有购买力的需求构成的供求关系;(5)社会总资本形态结构，即社会总资本在循环运动中采取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五个层面的各自结构以及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动态的国民经济体系，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结构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主动轮”。
何干强教授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供给和需求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重视程度应该等同;生产和消费也不能分割。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为了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当下只有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失衡状态，使其尽快恢复到宪法关于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规定，才有可能科学地调整好经济结构。
张作云教授也认为，从历史到现实，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都说明所有制问题在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中，起着基础的、关键的、主导的和决定性作用。他还批驳了某经济学家撰写的《论新公有制企业》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论述的歪曲，揭穿其打着“公有制”招牌，贩卖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实质。
彭安玉教授指出，“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高速增长”。他提出，要坚决遏制新自由主义所误导的市场化私有化势头，应提高人大代表结构中的工农代表的比例。
李济广教授指出有效调整所有制结构，必须节制私人资本。不应刻意推进非公经济大量进入重要行业和社会领域，不能把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置于公有制经济发展之上。武汉大学王今朝教授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做大、做强、做优、做多国有企业为指向”。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必祥教授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给出了如下三条理由。
第一，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求。立场是看问题的视角，是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立场、方法、思想观点的统一体系。在2015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重要性，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有机统一，因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历史规律，《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规律，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和臆造，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是消灭产生利益对立的基础，同社会发展规律指引的方向完全一致，它的利益与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根本一致，大公无私。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敢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第二，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习近平总书记说：“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来的，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以此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1]
第三，这是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马克思在《导言》，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述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的辩证关系时指出，生产的目的是消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在自然经济中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消费，而在商品经济中生产是为交换而生产，交换的目的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就是追求资本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最大化，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决定的。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再是以利润为目的，而是最大限度地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使其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对此马恩列斯有充分的论述。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生产采取商品货币形式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呢?如何防止为生产而生产，为利润而不顾人民的需要呢?显然，这是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学术理论上已经很少有人关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在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践中追逐利润最大化成了不言而喻的天条!迷失生产目的的企业为了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甚至不择手段，这些年坑蒙拐骗行为与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不能说与之无关，迷失生产目的的地方政府为GDP而GDP，甚至不惜牺牲自然环境。市场经济中产能过剩是如何形成的?原因在于单个厂商追逐利润生产目的行为导致了宏观上的无效供给。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提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方法分析问题的必然要求。
江苏师范大学程言君教授和淮北师范大学段学慧教授提出“人本产权论”，论述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人本产权市场经济制度”的内涵和要求。认为，人本产权论要旨是人力产权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的产权形态，它秉承光大了马克思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思想，否定扬弃的是物本产权论“精英”集团治理依然物力产权当家作主——资本家说了算(“精英”属高级雇工)的唯心英雄史观。同时，考虑到历史发展的渐进性所决定的公有企业治理主体——企业全员(国有企业包括全国人民)治理还需要探索，当下完全否定物力产权当家作主条件的不成熟，而应或必须建构人力产权当家作主为主体、物力产权当家作主和“精英”治理为辅体，三者有机结合的“三合一”治理模式。
程言君教授提出，要提高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的真正话语权，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异化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张作云教授认为，经济改革一定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做好规划，定好政策，走好自己的改革发展之路。
四、自觉用“五大发展”新理念促发展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以“五大发展”新理念做指导。参加言谈会的专家学者们认为，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结构、促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需要我们逐条认真学习，准确把握其内涵和实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强调，我们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前提下，准确把握其内涵。
在创新发展方面，程恩富教授对林毅夫关于“自主创新的成本收益有时候不合算，不如引进技术”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与会学者们都认为，西方跨国公司为了追逐利润，利用我国相对廉价的优秀人才，开发出适合我国的技术产品，再高价卖给我们，这种产业链条会限制我国核心技术的创新发展，必须突破。
在协调发展方面，程恩富教授强调，要协调好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与效益发展、区域之间发展、城乡之间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公有与私有发展、先富与共富发展、物质与精神发展、技术与制度发展、对内与对外发展之间的关系。
南京财经大学周绍东副教授提出，“技术与市场合力，供给与需求协作”的创新发展理念，使分工演进和市场扩张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新的政策思路。周绍东副教授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性，主要表现在各种分工发展的不足上，因此，深入贯彻协调这一发展理念，就必须推动城乡分工、区域分工、产业分工、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等各种分工的深化和广化。
南京财经大学张圣兵教授提出，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突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主体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九十年代初，企业实行两权分离、股份制改革，企业的主体地位凸显出来，那么怎样凸显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协调好劳动者群体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认真解决的问题。
在绿色发展方面，程恩富教授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中国的当务之急和关键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制度的体系。
李济广教授提出，对于“环境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待;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与所有制相联系的;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开放发展方面，程恩富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曾一度流行所谓“市场换技术”，这是错误的观点。他批评了有些学者对“开放”的误读，认为“开放”不并不只是合资合作，必须注重维护民族经济的独立自主和国家经济安全。今年10月，我国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基金份额。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程恩富教授与许多参加会议的学者都认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并不意味着要立即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了不断地攫取高额利润，绝不会放弃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金融垄断地位，中国要对经济自主权和国家安全屏障时刻保持警惕之心，并谨慎对待所谓资本项目自由开放的问题。李济广教授认为，我国不应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开放方针。目前中国境内自由贸易区建立新机制的重点，似倾向于实行单方面对外优惠开放，这给境内企业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推向全国，后果不堪设想，对此应当予以反思。
在共享发展方面。程恩富教授强调，“改善民生”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共享发展的问题下，分配问题最为突出。最近十几年以来，党中央文件一直强调“缩小收入差距”，但私有化过度推广只会带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企业主和雇员之间财富差距拉大、劳资冲突明显等诸多问题。
程言君教授和段学慧教授则根据他们提出的“人本产权”论提出，企业治理结构应由“精英”集团治理和物力产权当家作主向人力产权当家作主为主体转变，实现人力产权与物力产权共享，建构按劳或按人本产权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相结合的企业发展动力机制，更好地解决广大员工缺乏物质激励和动力的问题。
南京市社科院唐启国教授认为，我国养老产业以市场化为导向，必将导致以利润为目标，打破当前和未来的平衡。养老属于消费基金，应当由政府支持，本质上也是由劳动者养活自己。降低“五险一金”只是将问题遗留给了我们的子孙后代，破坏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平衡。所以，从养老这一方面来说，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中共兴化市委党校朱妙宽教授指出，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每一个理念都十分重要。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都是发展的手段，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则是发展的目的。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因而共享发展成果是根本宗旨和根本理念。共享发展成果必须从多方面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例如：(1)实行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实行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工资标准相对统一的制度。建立健全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和最高工资制度。严格控制职务消费和工资外收入。(2)实行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职工工资与消费物价指数挂钩的制度。(3)完善税收制度。完善各类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提高高收入单位和个人税率。完善各类资源税，开征社会资源和科技资源税。(4)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堵塞财务漏洞。(5)完善廉政制度，取消非法收入，堵塞灰色收入。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危害性和严重性，绝不能低估。目前高校经济学理论研究与教学中的“西化”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化的倾向，依然严重;而在经济学界和经济管理部门，有人仍在违背党中央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或明或按地宣扬和推行私有化，对这些问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进“调结构、促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绝不允许“西化派”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作者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周绍东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蒋敏
南京晓庄学院商学院 赵星
作者：周绍东 等 发布时间：2016-12-16 08:42:42 来源：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系 字体： 大 | 中 | 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进“调结构、促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绝不允许“西化派”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十九次理论研讨会综述
2016年11月6日，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十九次学术研讨会在南京财经大学举行。会议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调结构促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讨。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新任所长、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必祥教授主持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财经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淮北师范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南京政治学院、江苏师范大学、江苏理工大学、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市社科院、中共兴化市委党校、南京晓庄学院等单位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海派经济学的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关于当前全国高校等机构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情况介绍。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7篇，现就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分析结构失衡不能回避所有制结构存在严重失衡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促进国民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在如何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言献策，提出包括增强创新驱动、发展中高端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内需等具体对策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存在值得商酌的倾向。不难发现，一些秉持新自由主义立场观点的学者强调的“体制”和“结构性”改革建议实质是主张“彻底私有化”，他们看不到或不愿承认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在于所有制结构的失衡，即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
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教授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对目前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现状做了分析，认为我国国有经济和城市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已严重下降。到2008年末，全国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中的公有资本(包括在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集体资本)占比，已下降到50%以下。从各行业的不同所有制从业人员的占比来看，到 2013年末，在公布数据的九个行业(从业人员占第二、第三产业的91.5%)中，私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占行业人数的比重，都超过了50%，有的行业占比达64.4%;而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占比却普遍很低。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只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一个行业中达27.5%;在其余八个行业，有两个行业分别占9.1%和9.2%，一个行业占6.3%，五个行业占比仅在4.7%和3.1%之间。在这九个行业中，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占比只在3.4%和0.19%之间，股份合作企业从业人员占比仅在1%和0.16%之间。总起来看，到 2013年末，第二、第三次产业九个行业按加权平均计算，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只占7.5%;即使把“股份制和其他企业”从业人员占比的36%，全算成公有制企业的，总计也只占43.5%;然而实际上私人资本控股企业是不能算成公有制企业的，如果把其中一半(18%)算成公有资本控股(实际上可能不到一半)，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也只占25.5%。这样的比重已经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规定。在第二、第三产业中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再，所有制结构严重失衡，这是导致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失衡的基本原因。
淮北师范大学张作云教授从我国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外资增长情况，说明公有制经济的比例下降。2010年，外国资本对我国的投资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1057.4亿美元。2013年达1187.2亿美元。2014年，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23778家，同比增长4.4%;实际利用外资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7%。2015年1-9月，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8980家，同比增长10.1%;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847.4亿元人民币，约折合949亿美元，同比增长9%。同时，外国资本对我国企业的并购也快速发展，无论是交易的绝对量还是相对量，均大幅提高。2015年1-9月，以并购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015家，合同利用外资189.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52.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5%、115.3%和204.5%，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5.8%上升至16.4%。这些外国资本从事生产经营的目的，本质上都是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高额垄断利润，为了满足其对于最大限度高额垄断利润的无限贪欲，它们动用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手段，乃至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手段进行竞争，对中国政府的反不正当竞争调查百般抵制，给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造种种麻烦，涌起种种波澜，催生种种风险。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彭安玉教授指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进而引发了分配关系的大变局，直接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基尼系数的提高。我国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处于基本平均状态。上世纪80年代为0.21-0.27，2000年正式越过0.4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公布了自2003年以来连续10年的全国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已经远远越过0.4的警戒线;2004年为0.473，2005年为0.485，2006年为0.487，2007年为0.484，2008年为0.491，呈现出稳步攀升的态势;2009年以后逐年回落，2009年为0.490，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2014年7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表《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仅占1%左右!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成长，现在却成了世界上贫富悬殊很严重的国家，这一结果难免让人沮丧。实际上，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泛滥,基尼系数可能比这个数据更高。邓小平晚年敏锐地意识到了分配问题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他深刻地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如果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所以“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调结构必须重视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统计数据和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改革开放中，原先为纠正单一公有制经济的局限性而发展起来的私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大量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经济比重越来越大，这是造成目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产业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的主因。
江苏理工大学李济广教授指出，中国当前的收入和财产差距太大;而收入和财产的高端是私人大资本，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挤压公有制经济的主要也是私人大资本。
武汉大学王今朝教授向会议发来的论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做大、做强、做优、做多国有企业为指向》，指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最主要方面是私有资本坐大”。因此，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坚决遏制新自由主义所误导的所谓市场化、私有化势头，成为“调结构、促发展”刻不容缓的任务。
何干强教授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一般关系的有效结合。照搬西方供给学派思想的那些人，所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其实就是在照抄西方供给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习总书记已经严肃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因此，调结构应首先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结构的观点。社会经济结构包括：(1)经济社会生存条件层面的结构，即人口、土地、资源和大气等构成的人类生态环境;(2)社会生产力的产业结构，即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3)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即生产领域人与人的之间的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及其决定的相应的分配关系;(4)商品流通结构，即商品供给与有购买力的需求构成的供求关系;(5)社会总资本形态结构，即社会总资本在循环运动中采取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五个层面的各自结构以及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动态的国民经济体系，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结构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主动轮”。
何干强教授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供给和需求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重视程度应该等同;生产和消费也不能分割。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为了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当下只有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失衡状态，使其尽快恢复到宪法关于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规定，才有可能科学地调整好经济结构。
张作云教授也认为，从历史到现实，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都说明所有制问题在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中，起着基础的、关键的、主导的和决定性作用。他还批驳了某经济学家撰写的《论新公有制企业》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论述的歪曲，揭穿其打着“公有制”招牌，贩卖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实质。
彭安玉教授指出，“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高速增长”。他提出，要坚决遏制新自由主义所误导的市场化私有化势头，应提高人大代表结构中的工农代表的比例。
李济广教授指出有效调整所有制结构，必须节制私人资本。不应刻意推进非公经济大量进入重要行业和社会领域，不能把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置于公有制经济发展之上。武汉大学王今朝教授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做大、做强、做优、做多国有企业为指向”。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必祥教授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给出了如下三条理由。
第一，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求。立场是看问题的视角，是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立场、方法、思想观点的统一体系。在2015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重要性，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有机统一，因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历史规律，《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规律，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和臆造，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是消灭产生利益对立的基础，同社会发展规律指引的方向完全一致，它的利益与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根本一致，大公无私。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敢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第二，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习近平总书记说：“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来的，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以此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1]
第三，这是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马克思在《导言》，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述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的辩证关系时指出，生产的目的是消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在自然经济中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消费，而在商品经济中生产是为交换而生产，交换的目的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就是追求资本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最大化，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决定的。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再是以利润为目的，而是最大限度地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使其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对此马恩列斯有充分的论述。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生产采取商品货币形式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呢?如何防止为生产而生产，为利润而不顾人民的需要呢?显然，这是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学术理论上已经很少有人关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在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践中追逐利润最大化成了不言而喻的天条!迷失生产目的的企业为了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甚至不择手段，这些年坑蒙拐骗行为与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不能说与之无关，迷失生产目的的地方政府为GDP而GDP，甚至不惜牺牲自然环境。市场经济中产能过剩是如何形成的?原因在于单个厂商追逐利润生产目的行为导致了宏观上的无效供给。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提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方法分析问题的必然要求。
江苏师范大学程言君教授和淮北师范大学段学慧教授提出“人本产权论”，论述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人本产权市场经济制度”的内涵和要求。认为，人本产权论要旨是人力产权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的产权形态，它秉承光大了马克思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思想，否定扬弃的是物本产权论“精英”集团治理依然物力产权当家作主——资本家说了算(“精英”属高级雇工)的唯心英雄史观。同时，考虑到历史发展的渐进性所决定的公有企业治理主体——企业全员(国有企业包括全国人民)治理还需要探索，当下完全否定物力产权当家作主条件的不成熟，而应或必须建构人力产权当家作主为主体、物力产权当家作主和“精英”治理为辅体，三者有机结合的“三合一”治理模式。
程言君教授提出，要提高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的真正话语权，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异化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张作云教授认为，经济改革一定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做好规划，定好政策，走好自己的改革发展之路。
四、自觉用“五大发展”新理念促发展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以“五大发展”新理念做指导。参加言谈会的专家学者们认为，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结构、促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需要我们逐条认真学习，准确把握其内涵和实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强调，我们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前提下，准确把握其内涵。
在创新发展方面，程恩富教授对林毅夫关于“自主创新的成本收益有时候不合算，不如引进技术”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与会学者们都认为，西方跨国公司为了追逐利润，利用我国相对廉价的优秀人才，开发出适合我国的技术产品，再高价卖给我们，这种产业链条会限制我国核心技术的创新发展，必须突破。
在协调发展方面，程恩富教授强调，要协调好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与效益发展、区域之间发展、城乡之间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公有与私有发展、先富与共富发展、物质与精神发展、技术与制度发展、对内与对外发展之间的关系。
南京财经大学周绍东副教授提出，“技术与市场合力，供给与需求协作”的创新发展理念，使分工演进和市场扩张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新的政策思路。周绍东副教授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性，主要表现在各种分工发展的不足上，因此，深入贯彻协调这一发展理念，就必须推动城乡分工、区域分工、产业分工、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等各种分工的深化和广化。
南京财经大学张圣兵教授提出，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突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主体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九十年代初，企业实行两权分离、股份制改革，企业的主体地位凸显出来，那么怎样凸显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协调好劳动者群体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认真解决的问题。
在绿色发展方面，程恩富教授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中国的当务之急和关键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制度的体系。
李济广教授提出，对于“环境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待;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与所有制相联系的;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开放发展方面，程恩富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曾一度流行所谓“市场换技术”，这是错误的观点。他批评了有些学者对“开放”的误读，认为“开放”不并不只是合资合作，必须注重维护民族经济的独立自主和国家经济安全。今年10月，我国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基金份额。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程恩富教授与许多参加会议的学者都认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并不意味着要立即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了不断地攫取高额利润，绝不会放弃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金融垄断地位，中国要对经济自主权和国家安全屏障时刻保持警惕之心，并谨慎对待所谓资本项目自由开放的问题。李济广教授认为，我国不应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开放方针。目前中国境内自由贸易区建立新机制的重点，似倾向于实行单方面对外优惠开放，这给境内企业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推向全国，后果不堪设想，对此应当予以反思。
在共享发展方面。程恩富教授强调，“改善民生”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共享发展的问题下，分配问题最为突出。最近十几年以来，党中央文件一直强调“缩小收入差距”，但私有化过度推广只会带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企业主和雇员之间财富差距拉大、劳资冲突明显等诸多问题。
程言君教授和段学慧教授则根据他们提出的“人本产权”论提出，企业治理结构应由“精英”集团治理和物力产权当家作主向人力产权当家作主为主体转变，实现人力产权与物力产权共享，建构按劳或按人本产权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相结合的企业发展动力机制，更好地解决广大员工缺乏物质激励和动力的问题。
南京市社科院唐启国教授认为，我国养老产业以市场化为导向，必将导致以利润为目标，打破当前和未来的平衡。养老属于消费基金，应当由政府支持，本质上也是由劳动者养活自己。降低“五险一金”只是将问题遗留给了我们的子孙后代，破坏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平衡。所以，从养老这一方面来说，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中共兴化市委党校朱妙宽教授指出，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每一个理念都十分重要。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都是发展的手段，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则是发展的目的。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因而共享发展成果是根本宗旨和根本理念。共享发展成果必须从多方面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例如：(1)实行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实行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工资标准相对统一的制度。建立健全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和最高工资制度。严格控制职务消费和工资外收入。(2)实行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职工工资与消费物价指数挂钩的制度。(3)完善税收制度。完善各类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提高高收入单位和个人税率。完善各类资源税，开征社会资源和科技资源税。(4)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堵塞财务漏洞。(5)完善廉政制度，取消非法收入，堵塞灰色收入。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危害性和严重性，绝不能低估。目前高校经济学理论研究与教学中的“西化”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化的倾向，依然严重;而在经济学界和经济管理部门，有人仍在违背党中央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或明或按地宣扬和推行私有化，对这些问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进“调结构、促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绝不允许“西化派”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作者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周绍东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蒋敏
南京晓庄学院商学院 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