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1998年08期
3 年前《中国青年》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困扰中国青年人的十个伦理问题》的文章。（注：文章中所提出的10个问题依次是：第一，“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第二，“当善良不能引出好结果时，为什么不作恶？作恶也许会带来善。”第三，“金钱万能？金钱万恶？”第四，“不扫自家门前雪，怎管他人瓦上霜？”第五，“为什么非要以死来捍卫正义？”第六，“理想，只能是革命的吗？”第七，“干活，该不该讨价还价？”第八，“面对‘利’和‘义’我该拒绝谁？”第九，“竞争，仅仅是为了赢吗？”第十，“人与人的距离拉大了，福兮？祸兮？”）这些问题是作者平日间与青年人接触中捕捉到的。文章只是客观地摆出了问题，没有什么评论。3年过去了， 这些伦理困惑在青年中仍然存在。（注：这一类的文章比较典型的有：《想生存发展就要把自己变得丑恶些吗？》，（《中国青年》997年第7期）；《为什么找不到一个纯情女孩？ —一个纯情男子的天问》，（《中国青年》1997年第9期）；《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离我越来越远？》，（《中国青年》1996年第10期；《请听听一个“坏孩子”的倾诉》，（1997年11月28日《首都公安报》）；《大学生如此丑恶陋》，（《海上文坛》1997年第一期）； 《少年英雄为何流落街头》，（《人间方园》1998年第3期）；）研究青年中存在的这些伦理困惑，探讨青年中为什么会有这些困惑，对于引导青年、对于道德建设和伦理研究会有启发的。
一、在伦理道德问题上青年人有何困惑？
我仔细研究10个问题（注：段跃：《困扰中国青年人的十人伦理问题》载《中国青年》1995年第5期。）所依据的材料。从材料看，10 个问题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的界限是什么，产生了疑惑。甚至对明显的善恶都分不清。有人竟然认为她必须帮助老板作黑帐，这是为了全体职工的利益。（注：段跃：《困扰中国青年人的十人伦理问题》载《中国青年》1995年第5期。）
第二类：对于千百年来人类所确立的一些基本的道德信念发生了动摇，产生了疑惑。比如，要不要区分君子与小人。有青年认为：“是君子，还是小人并不重要。做小人是技巧，是生存手段。……”为了生存什么手段都是可以采取的，不管道德与否。
这一问题比起分不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似乎更加严重。当人们分不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仍在竭力分辨善恶的时候，表明人们还是在追求善。而当人们提出区分君子与小人、区分善恶并不重要的时候，就变成了想取消善恶的界限。而取消善恶的区别就意味着不必讲道德。这是做人要讲道德这样一个根本信念的动摇。
与此相关的困惑是很多的。比如：是为善好还是作恶好？有人问：“当善良不能引出好结果时，为什么不作恶？作恶也许会带来善。”（注：段跃：《困扰中国青年人的十人伦理问题》载《中国青年》1995年第5期。）作恶怎么能带来善呢？这个善是对谁而言的呢？
这一类问题还包括做人要不要讲良心？要不要讲人格？要不要维护正义？要不要帮助别人……做人要讲道德，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一个做人的根本信念。如今，这个根本的信念在一些青年人心里产生了动摇，成了一种疑惑。
第三类：对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道路有疑惑。其中包括如何对待金钱？如何对待享乐，要不要追求崇高理想？如何对待命运？如何看待奋斗、成功与失败。
这一类的困惑，每一代青年人都会产生。但是，社会的飞速发展，使这些古老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更加复杂。竞争越来越激烈，人对自身命运的把握也越来越难。特别是在人欲横流的时代，还要不要崇高的理想？在如何对待人生价值的追求等方面，存在着许多歧路。
二、青年中的伦理困惑是从何而来的？
以上三类伦理困惑中，最值得研究的是前两类。
在青年人中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什么会出现疑惑呢？眼下流行的说法认为，这是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一切都处于变动之中，原有的道德已变得不适用，而新的道德尚未建立起来，这就必然引起人们善恶准则的混乱，对于善恶的界限是什么说不清楚。
对这种观点我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在有些问题上是这样的，在有些问题上不是这样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由一种分配方式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由平均主义转变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变化，势必引起原有的一些善恶准则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人们在某些问题上的善恶观念自然会出现一些困惑，会出现一些无所适从的窘态。但是，社会转型并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是根本的准则，社会主义所确立的基本的道德准则并没有发生变化，行贿受贿不会因社会转型而由恶变为善。连行贿受贿这一类历来都视为恶的事情的善恶性质都分不清楚，是另有原因的。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社会基本的道德水平在下降，行为失范的现象普遍发生，社会风气严重恶化。当人们视行贿受贿为常规，为当然，认为行贿就像买商品要付款一样的合乎情理时，办事不行贿反成了新鲜事，成了有背于情理的事。当人们把受贿视为帮助别人办事应得的报酬时，不受贿反而不合情理。生活在这种风气下的一些成年人，对于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懒得去区分，视善恶为等同；而对于还正在热心追求真善美的青年人来说，他还是想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些年轻人就会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问题上发生困惑。
对于社会转型引起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的混乱，要靠转变观念，靠正确的伦理论证来解决。而后一种是非、善恶、美丑的混乱，只能靠扭转社会风气来解决。
如果说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困惑与社会转型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对做人要不要讲道德、要不要讲良心、要不要拼死维护正义、要不要帮助别人、要不要讲人格等根本的道德信念的困惑、动摇，与社会的转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社会转型会在某些问题上带来善恶界限的不清，但善恶界限不清不等于人们不讲道德，人们努力区分善恶界限就是要讲道德。把社会转型、某些具体的道德观念怎样变化当作产生道德信念的困惑、动摇的原因，是缺乏根据的。道德信念的动摇，有道德生活自身的原因。这些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4点：
其一，社会生活中行为失范的现象普遍发生，这些现象长期作用于青年人，在青年人头脑中引起到底要不要讲道德的困惑。比如说，品德教育是从做人要诚实开始的，可是家长当着孩子的面讲假话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近年来，还多次从报纸上看到中学教师为即将升入大学的新生改填成绩单，改写评语的事情。类似的不诚实、不讲道德的事情就发生在青年人的视野之内，青年人怎么能不对做人一定要诚实的道德信念发生疑问呢？
其二，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存在着讲道德的人吃亏，不讲道德的人反而占便宜的现象。这种现象也使一些青年人产生疑惑。这种现象又有多种表现。比如在遇到一些利益冲突时，那些日常就能踢会咬、又奸又滑的人，群众不敢惹他，领导见了怕他，这些人总是在实际上会占到便宜；而为人厚道，对自己要求严格、不会胡搅蛮缠、宁肯自己吃亏也不会去伤害别人的人则往往吃亏。至于像乔安山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反而遭到诬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那就会更伤青年人的心，使人们对做好事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善与恶完全被颠倒的事情经常发生，那么做人要不要讲道德的疑问的产生也就不奇怪了。
其三，长期以来，道德教育不落实、不扎实，人格教育不被重视。道德教育历来都是最受党和国家的重视的，但是在家长、在学校领导的心目中，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地位是不高的。学生家长与学校所关心的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成绩不好直接影响个人前程，影响学校的声誉与经济收入。社会所关注的是实际的效益、利润，是干活多少，没有人把精力投放在思想道德教育上。可以说，长期以来道德教育是不落实的。当然也不能说一点道德教育都没有，各级学校、家庭都有一些道德教育，但灌输道德准则多，实实在在的、一点一滴的品行培养少。从1996年共青团中央组织的全国大型调查看，在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着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节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但是实际上却没有那样做，知与行是分离的。这表明在如何进行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有些问题，即把道德当作知识的倾向严重存在，忽视了习惯的培养。当人们把道德准则仅作为一种知识对待时，它就不能深入人心，不能成为行为的实际准则。说的是一套，行的是另一套；学校教育的是一套，社会上流行的是另一套。到底应该怎么做就成一种疑惑，道德到底是什么也不清楚了。
在道德教育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只强调抽象的道德原则，而不大强调人格问题。道德过多地渗入了政治色彩，一般的人之为人的问题不被重视。这样，最基本的品德素质的培养出现空缺，不知羞耻、不讲信用、不诚实、没有气节观念、不讲良心、不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懂得理想人格，甚至连公德都不讲的现象就普遍发生。一旦政治理想破灭，就一下子垮到了底，连起码的做人的准则也不讲了。那些身居高位的中高级干部走上贪污腐化的道路，与他们没有真正的人格追求是有直接关系的。
其四，有一些混乱的似是而非的思潮也给青年人造成了种种伦理困惑。这些年来，各种思潮层出不穷。在这些思潮中，不乏充满生机，给人以启迪、激励、催人奋进的体现时代精神的好的精神食粮，但是也有一些似是而非、充满混乱的所谓的“理论”。它们往往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对青年人充满诱惑力。比如说，人到底应当怎样度过一生？人生应不应当追求崇高？有一些人说人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不必提倡崇高。古往今来每个人的活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大约是行不通的。首先有法律在约束着人，每个人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为。其次还有道德伦理在人的内心约束着人，有社会舆论约束着人。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绝对自由，从来就不曾有过。如果不提倡追求理想人格，不提倡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那么人怎能净化自己的灵魂？道德对社会还有何推动力？有人认为，提倡追求崇高人格，但是实际上达不到，结果会造成道德虚伪，“法乎其上”反而“得乎其下”。如果“法乎其下”，却能持久“得乎其中”。（注：《寻找新文化的历史坐标》， 《中国青年》1995年第5期。）按照这种理论社会不需要把英雄树立为榜样，反而应当把懒汉懦夫树立为榜样。诸如此类的思潮，怎能不给青年人造成伦理困惑？
三、青年的伦理困惑给道德建设提出的任务
帮助青年消除这些困惑是我们道德教育、伦理研究工作者的任务。要解决这些困惑有两种办法。一是就具体的困惑来进行讨论，解决一些认识问题。二是做长期的、艰苦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多解决一些品德基本素质的问题，从根本上培养青年人的正确的道德信念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第一种办法是必要的，但是作用是有限的。一方面具体生活向人们提出的每个伦理问题，都是十分复杂的，它是一个知识问题，又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问题，难以十分简明地从学理上说清楚。另一方面，这种具体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而能比较圆满解答这种问题的人又是少而又少的。几亿青少年，靠有限的专家应付不了这么多的困惑青年。第二种办法见效较慢，工作也很艰难，但是能使人的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习惯、道德知识等方面得到全面培养。经过这种培养的人，也许复杂的道理他们讲不太清楚，但对善恶的选择不发生困惑。这两种办法，两种任务，我们道德教育、伦理研究工作者都应当承担。但是我以为，更重要的任务是后者。具体地说，这一任务又可分为以下4点。
第一，要加强对青少年的人格培养。部分青年中存在有伦理困惑，但在有些青年中没有。例如孙天帅在韩国女老板的淫威面前，没有低头。事实表明，是否产生伦理困惑一方面与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与主体有关。一心追求理想人格的人，在最基本的伦理问题上，是不会困惑的。由此看来，加强对青少年的人格培养，是消除青年伦理困惑的最根本的途径。
人格培养是最基本的品德培养，也就是使一个人具有人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比如，要有荣辱感、要知耻，要有道德追求，要诚实、讲信用，要自尊、自重、爱护自己名誉，要懂得尊敬别人，有同情心，有正义感，讲良心，负责任，等等。人格培养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自觉地以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自觉地进行人格修养，关心自己的名声，不要自己把自己不当人。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名声，别人把他是否当人看他都无所谓，那他自然也就会认为区分崇高与卑鄙是无意义的，人生不必追求崇高，不必敬仰崇高。
人格不是道德体系，不是道德原则。人格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资格，是人与禽兽相区分的界限。不同道德体系、不同道德原则，是不同经济制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人群在道德方面的界限、区别。就一个道德个体而言，自幼及长，应先进行人格素质的教育，使其有一个较好的品质基础，然后方可灌输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以及由此所要求的道德原则。不进行基本的人格素质教育就直接进行某种道德体系，道德原则教育，无异于在沙滩上建造高楼大厦。人格素质的基础不好、不牢，没有道德理想追求，是青年伦理困惑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要加强社会公德教育。若把讲人格理解为做人要自尊、自爱、自重，一个人要关注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关注自己行为的社会后果，那么讲公德就是要尊重社会，尊重他人，关心社会，关心他人，要使社会、公众在自己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社会公德在很长时间里是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的。究其原因，大约是在唱高调的年代，人们普遍地认为公德是各社会、各国家都通行的道德，层次太低，不具有革命性与先进性，因此不值得重视。但是从近些年的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看，一个社会的公德水平高低，对于这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公德水平普遍地较高，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很有秩序，人与人的关系会很和谐，就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反之，这个社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总是乱糟糟地，相互之间冲突不断，各种活动都难于顺利进行。
社会公德在一个道德体系里虽然处于最低的一个层次，但其作用绝对不可忽视。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社会生活中在协调人与人关系方面有重大作用，而且是因为它在一个人的品德形成过程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公德所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最常见、最基本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各种社会、各种人群、各个时代都存在，因而处理这些关系，也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做人所遇到的最基本的道德问题。一个人如果连最起码的公德都不具备，那么他不可能建立起更高的道德境界。
公德中的善恶准则，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善恶准则，基本公德不具备的人，必然对基本的善恶区别是弄不清楚的，是困惑的。如果一个人认为连社会公德都可以不讲，那么他就会否认区分善恶的必要性，否认整个道德生活的必要性。青年中存在道德困惑与社会公德水平下降不无关系。
由于社会公德的问题是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是一个人遇到的最多的道德问题，是受到的最多的道德锻炼。因而它在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道德习惯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忽视社会公德的培养，一个人的人格就会有重大缺陷。越过社会公德的培养，更高的道德层次不可能形成。加强社会公德的培养，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德水平，是消除青年中的伦理道德困惑的根本途径之一。
第三，要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与崇高理想的教育。人格培养、公德培养，可以使青年自身追求真、善、美的内在的素质得到提高，使其建立起基本的善恶观念。但仅有基本的善恶观念在这复杂的、有着多种诱惑力的社会中，还显得不够强有力；在一些超出一般的善恶问题的更为复杂的人生问题上，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潮、理论面前，还需要掌握一些正确的理论和确立正确的人生信念。比如如何评价革命理想？如何看待今天普遍流行的讲实用、讲实惠的世俗理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不要讲理想？讲什么样的理想？奋斗十几年还没有成功的人该怎么办？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善恶观念，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上才能作出恰当评价与选择。所以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在适当的年龄段上应由人格、公德教育转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教育。
第四，伦理研究工作者应当对社会生活中的新事物不断作出伦理论证。青年的伦理困惑中，有一部分问题不是由青年主体自身的原因引起的，而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问题。比如，把辛福强和他妹妹作比较，谁更君子的问题，实质上是问，这两个人谁应当是新时代的榜样？如果不能从伦理学上对类似的问题作出说明，青年中自然会有困惑。再比如，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骗子对骗子的经济，骗到后来大家都越来越聪明，也都骗累了，于是共同制定好防骗的制度，以利于合作，人也诚实了，也讲起道德来了。（注：《世纪末中国人不愿稀里哗啦走出去》，《中国青年》1995年第5期。）这种观点如果是对的， 那么现在的坑蒙拐骗也就无可指责了。职业道德中讲的诚实守信的要求似乎不用进行教育，有一天会自然来到。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必须靠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伦理工作者来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给青年人有一个引导。否则，道德建设在一代人身上就不能产生深刻作用。
作者介绍：陈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系
作者：陈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1998年08期
3 年前《中国青年》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困扰中国青年人的十个伦理问题》的文章。（注：文章中所提出的10个问题依次是：第一，“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第二，“当善良不能引出好结果时，为什么不作恶？作恶也许会带来善。”第三，“金钱万能？金钱万恶？”第四，“不扫自家门前雪，怎管他人瓦上霜？”第五，“为什么非要以死来捍卫正义？”第六，“理想，只能是革命的吗？”第七，“干活，该不该讨价还价？”第八，“面对‘利’和‘义’我该拒绝谁？”第九，“竞争，仅仅是为了赢吗？”第十，“人与人的距离拉大了，福兮？祸兮？”）这些问题是作者平日间与青年人接触中捕捉到的。文章只是客观地摆出了问题，没有什么评论。3年过去了， 这些伦理困惑在青年中仍然存在。（注：这一类的文章比较典型的有：《想生存发展就要把自己变得丑恶些吗？》，（《中国青年》997年第7期）；《为什么找不到一个纯情女孩？ —一个纯情男子的天问》，（《中国青年》1997年第9期）；《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离我越来越远？》，（《中国青年》1996年第10期；《请听听一个“坏孩子”的倾诉》，（1997年11月28日《首都公安报》）；《大学生如此丑恶陋》，（《海上文坛》1997年第一期）； 《少年英雄为何流落街头》，（《人间方园》1998年第3期）；）研究青年中存在的这些伦理困惑，探讨青年中为什么会有这些困惑，对于引导青年、对于道德建设和伦理研究会有启发的。
一、在伦理道德问题上青年人有何困惑？
我仔细研究10个问题（注：段跃：《困扰中国青年人的十人伦理问题》载《中国青年》1995年第5期。）所依据的材料。从材料看，10 个问题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的界限是什么，产生了疑惑。甚至对明显的善恶都分不清。有人竟然认为她必须帮助老板作黑帐，这是为了全体职工的利益。（注：段跃：《困扰中国青年人的十人伦理问题》载《中国青年》1995年第5期。）
第二类：对于千百年来人类所确立的一些基本的道德信念发生了动摇，产生了疑惑。比如，要不要区分君子与小人。有青年认为：“是君子，还是小人并不重要。做小人是技巧，是生存手段。……”为了生存什么手段都是可以采取的，不管道德与否。
这一问题比起分不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似乎更加严重。当人们分不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仍在竭力分辨善恶的时候，表明人们还是在追求善。而当人们提出区分君子与小人、区分善恶并不重要的时候，就变成了想取消善恶的界限。而取消善恶的区别就意味着不必讲道德。这是做人要讲道德这样一个根本信念的动摇。
与此相关的困惑是很多的。比如：是为善好还是作恶好？有人问：“当善良不能引出好结果时，为什么不作恶？作恶也许会带来善。”（注：段跃：《困扰中国青年人的十人伦理问题》载《中国青年》1995年第5期。）作恶怎么能带来善呢？这个善是对谁而言的呢？
这一类问题还包括做人要不要讲良心？要不要讲人格？要不要维护正义？要不要帮助别人……做人要讲道德，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一个做人的根本信念。如今，这个根本的信念在一些青年人心里产生了动摇，成了一种疑惑。
第三类：对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道路有疑惑。其中包括如何对待金钱？如何对待享乐，要不要追求崇高理想？如何对待命运？如何看待奋斗、成功与失败。
这一类的困惑，每一代青年人都会产生。但是，社会的飞速发展，使这些古老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更加复杂。竞争越来越激烈，人对自身命运的把握也越来越难。特别是在人欲横流的时代，还要不要崇高的理想？在如何对待人生价值的追求等方面，存在着许多歧路。
二、青年中的伦理困惑是从何而来的？
以上三类伦理困惑中，最值得研究的是前两类。
在青年人中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什么会出现疑惑呢？眼下流行的说法认为，这是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一切都处于变动之中，原有的道德已变得不适用，而新的道德尚未建立起来，这就必然引起人们善恶准则的混乱，对于善恶的界限是什么说不清楚。
对这种观点我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在有些问题上是这样的，在有些问题上不是这样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由一种分配方式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由平均主义转变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变化，势必引起原有的一些善恶准则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人们在某些问题上的善恶观念自然会出现一些困惑，会出现一些无所适从的窘态。但是，社会转型并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是根本的准则，社会主义所确立的基本的道德准则并没有发生变化，行贿受贿不会因社会转型而由恶变为善。连行贿受贿这一类历来都视为恶的事情的善恶性质都分不清楚，是另有原因的。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社会基本的道德水平在下降，行为失范的现象普遍发生，社会风气严重恶化。当人们视行贿受贿为常规，为当然，认为行贿就像买商品要付款一样的合乎情理时，办事不行贿反成了新鲜事，成了有背于情理的事。当人们把受贿视为帮助别人办事应得的报酬时，不受贿反而不合情理。生活在这种风气下的一些成年人，对于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懒得去区分，视善恶为等同；而对于还正在热心追求真善美的青年人来说，他还是想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些年轻人就会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问题上发生困惑。
对于社会转型引起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的混乱，要靠转变观念，靠正确的伦理论证来解决。而后一种是非、善恶、美丑的混乱，只能靠扭转社会风气来解决。
如果说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困惑与社会转型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对做人要不要讲道德、要不要讲良心、要不要拼死维护正义、要不要帮助别人、要不要讲人格等根本的道德信念的困惑、动摇，与社会的转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社会转型会在某些问题上带来善恶界限的不清，但善恶界限不清不等于人们不讲道德，人们努力区分善恶界限就是要讲道德。把社会转型、某些具体的道德观念怎样变化当作产生道德信念的困惑、动摇的原因，是缺乏根据的。道德信念的动摇，有道德生活自身的原因。这些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4点：
其一，社会生活中行为失范的现象普遍发生，这些现象长期作用于青年人，在青年人头脑中引起到底要不要讲道德的困惑。比如说，品德教育是从做人要诚实开始的，可是家长当着孩子的面讲假话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近年来，还多次从报纸上看到中学教师为即将升入大学的新生改填成绩单，改写评语的事情。类似的不诚实、不讲道德的事情就发生在青年人的视野之内，青年人怎么能不对做人一定要诚实的道德信念发生疑问呢？
其二，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存在着讲道德的人吃亏，不讲道德的人反而占便宜的现象。这种现象也使一些青年人产生疑惑。这种现象又有多种表现。比如在遇到一些利益冲突时，那些日常就能踢会咬、又奸又滑的人，群众不敢惹他，领导见了怕他，这些人总是在实际上会占到便宜；而为人厚道，对自己要求严格、不会胡搅蛮缠、宁肯自己吃亏也不会去伤害别人的人则往往吃亏。至于像乔安山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反而遭到诬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那就会更伤青年人的心，使人们对做好事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善与恶完全被颠倒的事情经常发生，那么做人要不要讲道德的疑问的产生也就不奇怪了。
其三，长期以来，道德教育不落实、不扎实，人格教育不被重视。道德教育历来都是最受党和国家的重视的，但是在家长、在学校领导的心目中，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地位是不高的。学生家长与学校所关心的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成绩不好直接影响个人前程，影响学校的声誉与经济收入。社会所关注的是实际的效益、利润，是干活多少，没有人把精力投放在思想道德教育上。可以说，长期以来道德教育是不落实的。当然也不能说一点道德教育都没有，各级学校、家庭都有一些道德教育，但灌输道德准则多，实实在在的、一点一滴的品行培养少。从1996年共青团中央组织的全国大型调查看，在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着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节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但是实际上却没有那样做，知与行是分离的。这表明在如何进行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有些问题，即把道德当作知识的倾向严重存在，忽视了习惯的培养。当人们把道德准则仅作为一种知识对待时，它就不能深入人心，不能成为行为的实际准则。说的是一套，行的是另一套；学校教育的是一套，社会上流行的是另一套。到底应该怎么做就成一种疑惑，道德到底是什么也不清楚了。
在道德教育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只强调抽象的道德原则，而不大强调人格问题。道德过多地渗入了政治色彩，一般的人之为人的问题不被重视。这样，最基本的品德素质的培养出现空缺，不知羞耻、不讲信用、不诚实、没有气节观念、不讲良心、不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懂得理想人格，甚至连公德都不讲的现象就普遍发生。一旦政治理想破灭，就一下子垮到了底，连起码的做人的准则也不讲了。那些身居高位的中高级干部走上贪污腐化的道路，与他们没有真正的人格追求是有直接关系的。
其四，有一些混乱的似是而非的思潮也给青年人造成了种种伦理困惑。这些年来，各种思潮层出不穷。在这些思潮中，不乏充满生机，给人以启迪、激励、催人奋进的体现时代精神的好的精神食粮，但是也有一些似是而非、充满混乱的所谓的“理论”。它们往往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对青年人充满诱惑力。比如说，人到底应当怎样度过一生？人生应不应当追求崇高？有一些人说人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不必提倡崇高。古往今来每个人的活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大约是行不通的。首先有法律在约束着人，每个人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为。其次还有道德伦理在人的内心约束着人，有社会舆论约束着人。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绝对自由，从来就不曾有过。如果不提倡追求理想人格，不提倡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那么人怎能净化自己的灵魂？道德对社会还有何推动力？有人认为，提倡追求崇高人格，但是实际上达不到，结果会造成道德虚伪，“法乎其上”反而“得乎其下”。如果“法乎其下”，却能持久“得乎其中”。（注：《寻找新文化的历史坐标》， 《中国青年》1995年第5期。）按照这种理论社会不需要把英雄树立为榜样，反而应当把懒汉懦夫树立为榜样。诸如此类的思潮，怎能不给青年人造成伦理困惑？
三、青年的伦理困惑给道德建设提出的任务
帮助青年消除这些困惑是我们道德教育、伦理研究工作者的任务。要解决这些困惑有两种办法。一是就具体的困惑来进行讨论，解决一些认识问题。二是做长期的、艰苦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多解决一些品德基本素质的问题，从根本上培养青年人的正确的道德信念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第一种办法是必要的，但是作用是有限的。一方面具体生活向人们提出的每个伦理问题，都是十分复杂的，它是一个知识问题，又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问题，难以十分简明地从学理上说清楚。另一方面，这种具体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而能比较圆满解答这种问题的人又是少而又少的。几亿青少年，靠有限的专家应付不了这么多的困惑青年。第二种办法见效较慢，工作也很艰难，但是能使人的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习惯、道德知识等方面得到全面培养。经过这种培养的人，也许复杂的道理他们讲不太清楚，但对善恶的选择不发生困惑。这两种办法，两种任务，我们道德教育、伦理研究工作者都应当承担。但是我以为，更重要的任务是后者。具体地说，这一任务又可分为以下4点。
第一，要加强对青少年的人格培养。部分青年中存在有伦理困惑，但在有些青年中没有。例如孙天帅在韩国女老板的淫威面前，没有低头。事实表明，是否产生伦理困惑一方面与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与主体有关。一心追求理想人格的人，在最基本的伦理问题上，是不会困惑的。由此看来，加强对青少年的人格培养，是消除青年伦理困惑的最根本的途径。
人格培养是最基本的品德培养，也就是使一个人具有人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比如，要有荣辱感、要知耻，要有道德追求，要诚实、讲信用，要自尊、自重、爱护自己名誉，要懂得尊敬别人，有同情心，有正义感，讲良心，负责任，等等。人格培养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自觉地以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自觉地进行人格修养，关心自己的名声，不要自己把自己不当人。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名声，别人把他是否当人看他都无所谓，那他自然也就会认为区分崇高与卑鄙是无意义的，人生不必追求崇高，不必敬仰崇高。
人格不是道德体系，不是道德原则。人格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资格，是人与禽兽相区分的界限。不同道德体系、不同道德原则，是不同经济制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人群在道德方面的界限、区别。就一个道德个体而言，自幼及长，应先进行人格素质的教育，使其有一个较好的品质基础，然后方可灌输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以及由此所要求的道德原则。不进行基本的人格素质教育就直接进行某种道德体系，道德原则教育，无异于在沙滩上建造高楼大厦。人格素质的基础不好、不牢，没有道德理想追求，是青年伦理困惑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要加强社会公德教育。若把讲人格理解为做人要自尊、自爱、自重，一个人要关注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关注自己行为的社会后果，那么讲公德就是要尊重社会，尊重他人，关心社会，关心他人，要使社会、公众在自己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社会公德在很长时间里是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的。究其原因，大约是在唱高调的年代，人们普遍地认为公德是各社会、各国家都通行的道德，层次太低，不具有革命性与先进性，因此不值得重视。但是从近些年的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看，一个社会的公德水平高低，对于这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公德水平普遍地较高，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很有秩序，人与人的关系会很和谐，就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反之，这个社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总是乱糟糟地，相互之间冲突不断，各种活动都难于顺利进行。
社会公德在一个道德体系里虽然处于最低的一个层次，但其作用绝对不可忽视。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社会生活中在协调人与人关系方面有重大作用，而且是因为它在一个人的品德形成过程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公德所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最常见、最基本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各种社会、各种人群、各个时代都存在，因而处理这些关系，也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做人所遇到的最基本的道德问题。一个人如果连最起码的公德都不具备，那么他不可能建立起更高的道德境界。
公德中的善恶准则，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善恶准则，基本公德不具备的人，必然对基本的善恶区别是弄不清楚的，是困惑的。如果一个人认为连社会公德都可以不讲，那么他就会否认区分善恶的必要性，否认整个道德生活的必要性。青年中存在道德困惑与社会公德水平下降不无关系。
由于社会公德的问题是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是一个人遇到的最多的道德问题，是受到的最多的道德锻炼。因而它在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道德习惯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忽视社会公德的培养，一个人的人格就会有重大缺陷。越过社会公德的培养，更高的道德层次不可能形成。加强社会公德的培养，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德水平，是消除青年中的伦理道德困惑的根本途径之一。
第三，要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与崇高理想的教育。人格培养、公德培养，可以使青年自身追求真、善、美的内在的素质得到提高，使其建立起基本的善恶观念。但仅有基本的善恶观念在这复杂的、有着多种诱惑力的社会中，还显得不够强有力；在一些超出一般的善恶问题的更为复杂的人生问题上，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潮、理论面前，还需要掌握一些正确的理论和确立正确的人生信念。比如如何评价革命理想？如何看待今天普遍流行的讲实用、讲实惠的世俗理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不要讲理想？讲什么样的理想？奋斗十几年还没有成功的人该怎么办？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善恶观念，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上才能作出恰当评价与选择。所以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在适当的年龄段上应由人格、公德教育转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教育。
第四，伦理研究工作者应当对社会生活中的新事物不断作出伦理论证。青年的伦理困惑中，有一部分问题不是由青年主体自身的原因引起的，而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问题。比如，把辛福强和他妹妹作比较，谁更君子的问题，实质上是问，这两个人谁应当是新时代的榜样？如果不能从伦理学上对类似的问题作出说明，青年中自然会有困惑。再比如，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骗子对骗子的经济，骗到后来大家都越来越聪明，也都骗累了，于是共同制定好防骗的制度，以利于合作，人也诚实了，也讲起道德来了。（注：《世纪末中国人不愿稀里哗啦走出去》，《中国青年》1995年第5期。）这种观点如果是对的， 那么现在的坑蒙拐骗也就无可指责了。职业道德中讲的诚实守信的要求似乎不用进行教育，有一天会自然来到。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必须靠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伦理工作者来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给青年人有一个引导。否则，道德建设在一代人身上就不能产生深刻作用。
作者介绍：陈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