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除“中国官场三大定律”?
迅之
中央党校教授王东京最近在《廉政瞭望》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官场三大定律》，认为这三大定律是经济转轨时期的一种客观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深化改革。何谓三大定律？首先是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第二是年轻时实权越大通常越难做大官；第三是好人未必就是好官。王东京先生对于这三大定律的总结并非信口开河，而是做了充分的调查，有数据支撑。细细一品，倒令我想起了历史学家吴思先生关于“潜规则”的论断。
吴思在他的代表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中曾经这样表述：“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现在看来，官场三大定律与其说是官场警示名言，毋庸说就是官场潜规则的表现。
当然，这三大定律并不是什么绝对定律，而只是对一些官场不正常现象的概括，既不适用于每一个场合，也不能适用在每一个具体的官员身上。问题在于，即便从常识出发，也难以否定这些现象其实是大面积存在的。“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是由于贫穷地区可资掌握的资源不多，当官意味着具备了更多的资源利用权，“脱贫致富靠当官”，只是这个“官”不是建立在蛋糕越做越大的基础之上的，而是靠夺取在已有的蛋糕上的分配权。说到底，“官场三大定律”说法的提出明确表明当前的权力运行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
回望千年以降的中国官场历史，就会发现即使制度再周全，只要自上而下的权力安排体制没有变，官场都会有某些抬不上桌面的“规则”。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严惩贪污，被治罪的各级官吏多至数万，施政不免严酷，可是到了后来，这个宣称“道德治国”的朝代居然是官场舞弊盛行，秦淮风月盛行，较之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明朝在监察体系方面不仅设有都察院，皇帝还亲自掌握了独立于司法体系之外的东厂、锦衣卫。然而，有明一代，厂卫对官员的监察，作为法外制度，远甚于法定制度的影响。可是，厂卫一旦逍遥于法度之外，滥用权力就开始达致顶峰，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他们可以说无所不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权力来源于皇帝，他们只需要听从权力授予者的意见，这种独立于司法体系之外的权力于是就逐渐放大，成为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
历史的教训我们理应吸取，破除官场三大定律，破除“厚黑学”的官场，便需要改革权力的运行机制，从“少数人授权”的迷圈中走出来，以民主的方式遏制与官场三大定律如影随形的官场潜规则。
如何破除“中国官场三大定律”?
迅之
中央党校教授王东京最近在《廉政瞭望》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官场三大定律》，认为这三大定律是经济转轨时期的一种客观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深化改革。何谓三大定律？首先是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第二是年轻时实权越大通常越难做大官；第三是好人未必就是好官。王东京先生对于这三大定律的总结并非信口开河，而是做了充分的调查，有数据支撑。细细一品，倒令我想起了历史学家吴思先生关于“潜规则”的论断。
吴思在他的代表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中曾经这样表述：“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现在看来，官场三大定律与其说是官场警示名言，毋庸说就是官场潜规则的表现。
当然，这三大定律并不是什么绝对定律，而只是对一些官场不正常现象的概括，既不适用于每一个场合，也不能适用在每一个具体的官员身上。问题在于，即便从常识出发，也难以否定这些现象其实是大面积存在的。“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是由于贫穷地区可资掌握的资源不多，当官意味着具备了更多的资源利用权，“脱贫致富靠当官”，只是这个“官”不是建立在蛋糕越做越大的基础之上的，而是靠夺取在已有的蛋糕上的分配权。说到底，“官场三大定律”说法的提出明确表明当前的权力运行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
回望千年以降的中国官场历史，就会发现即使制度再周全，只要自上而下的权力安排体制没有变，官场都会有某些抬不上桌面的“规则”。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严惩贪污，被治罪的各级官吏多至数万，施政不免严酷，可是到了后来，这个宣称“道德治国”的朝代居然是官场舞弊盛行，秦淮风月盛行，较之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明朝在监察体系方面不仅设有都察院，皇帝还亲自掌握了独立于司法体系之外的东厂、锦衣卫。然而，有明一代，厂卫对官员的监察，作为法外制度，远甚于法定制度的影响。可是，厂卫一旦逍遥于法度之外，滥用权力就开始达致顶峰，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他们可以说无所不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权力来源于皇帝，他们只需要听从权力授予者的意见，这种独立于司法体系之外的权力于是就逐渐放大，成为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
历史的教训我们理应吸取，破除官场三大定律，破除“厚黑学”的官场，便需要改革权力的运行机制，从“少数人授权”的迷圈中走出来，以民主的方式遏制与官场三大定律如影随形的官场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