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到1935年2月，城口人民全力支援红军。不仅为红四方面军作向导、送情报，而且选出了优秀的城口儿女参加红军，组织群众武装配合红军，建立群众组织支援红军，筹集生活物资供给红军。正是由于苏区人民的无私奉献、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川陕苏区党政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斗业绩。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宣（汉）达（县）战役期间攻进城口，开辟了城口苏区，建立了中共城口县委和城口县苏维埃政府，使城口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33年城口苏区成立到1935年2月红军撤离城口，城口苏区军民全力支援、浴血奋战，为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输送优秀儿女参加红军 为了壮大工农红军，保卫和发展根据地，川陕省委多次号召扩大红军。这一号召得到了苏区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拥护，城口各地出现父送子、妻送夫参军，兄弟姐妹争相入伍的热烈场面。当时总人口只有5.7万人的城口县，参加武装斗争和苏区地方工作的就有近4000人，约10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投身革命。其中，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人员有3000多人，正式加入红军队伍的有500余人。城口参加红军的人多数分配到33军，一部分编入4军、9军、30军。在那个白色恐怖弥漫的特殊时期，参加红军就代表着随时要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但城口儿女还是义无反顾地加入到红色队伍中来。 1933年10月，红30军、31军率先到达城口，余坪、双河、庙坝等地的范中宽、杨主佃、李文章、张登文等50名青年率先参加了红军。1934年5月，红33军大部队及4军、9军一部进入城口后，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和扩红高潮。 红军一方面迅速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另一方面，广泛动员青少年参加红军，扩大红军队伍。在坪坝乡，雇农庞先荣第一个参军后，接着就有七八十人相继报名参加红军。刚满14岁的张显宽见红军对穷人态度和蔼，实行官兵平等，便邀约几个穷小伙子参加了红军。张显宽人小机灵，团部把他分配到通信班，他每次都迅速无误地传达首长的指示和命令，有时候他装扮成放牛娃，把团部的信件安全地送到坪坝大梁、庙坝、大竹河军部。他还积极动员家乡的青年参加红军，动员家里人和亲戚朋友捐粮支援红军，成为当时有名的“红小鬼”。庙坝乡丁有贵时年17岁，父母要给他订婚，他坚决反对:“我不要媳妇，我要当红军。”他找到297团团部，硬要把名字写上。在丁有贵的带动下，庙坝有100余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坪坝乡给“发财人”（地主）当童养媳的童云，听到红军宣传“妇女翻身得解放，只有参加革命”的道理之后，深夜偷偷跑出家门参加了红军。参加革命的童云成为“妇女翻身得解放”的典型代表，她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在延安荣获了一等模范英雄称号;同时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从一个童养媳成长为绵阳军分区机关总支书记。童云目前居住于绵阳，是城口红色历史极少数仍健在的见证人之一。岔溪河和庙坝的童子团团员在红军撤离时死活都要跟红军走，小红军刘义惠、张国安等当时不过十二三岁，是牵着老红军的衣角走过雪山草地的。 当年，城口儿女踊跃参加红军的场面十分感人。全家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争相参军的情景随处可见。现在的葛城镇居民罗孝美回忆道:“红军撤走时，我的女儿罗春碧和两个儿子罗富生、罗德生都参加了红军，当时场面十分感人，锣鼓鞭炮隆重送行。”冉家坝一钟姓妇女领着儿子范正友、范正文、范毛儿母子4人参加红军，母亲带着9岁的小儿子跟随部队到甘肃、过黄河，后来母子在西路军的战斗中失散。 在战场上，城口籍的红军战士作战勇敢，舍生忘死，屡立战功。岔溪河乡刘代寿兄弟姐妹6人参加红军，走完长征后，只有刘代寿1人活了出来。随军北上的500余名城口籍红军，最后只有10多人跟随部队出生入死到革命胜利，有300多人在作战或长征途中光荣牺牲，其中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的有110名。在共和国的旗帜上，有城口人民血染的风采。在新中国的创建史上，有城口人民伟大的历史功绩。 组建地方武装配合红军 在输送优秀儿女参加红军的同时，城口人民还成立了地方赤卫队、游击队等各种地方武装组织，对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发挥了巨大作用。城口各区、乡苏维埃成立的赤卫队、游击队、童子团等群众武装组织，紧密配合红军防守阵地，构筑工事，侦察敌情，开展对敌袭扰，设卡盘查等作战活动，打败了进攻苏区的敌军，清剿了残存的反动武装，保卫了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的安全，保障了土地革命和苏区建设事业的进行。地方武装人员还不间断地补充到红军主力部队，是红军兵员的主要来源。 当年，城口共成立了7支赤卫队、16支游击大队、30多支游击小队和6个童子团，参加人员共计3000余人。红军在城口的各次战斗，几乎都有地方武装力量的配合，特别是红军在反“剿匪”战斗中，地方赤卫队和游击队的武装人员不怕流血流汗，不少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书写了一曲又一曲英雄壮歌。 1934年8月，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下属的第五路军由开县攻入城口，对红军进行第四期总攻。红军在庙坝三排山一带与敌人激烈战斗，庙坝乡苏维埃童子团团长庞童生带领童子团团员，绕山路为驻守罗江樱桃溪和九重山的红军递送情报，在樱桃溪碑垭口被敌人察觉，敌人抓住庞童生，要他交出情报并说出红军的活动情况。庞童生人小胆大，机智勇敢，面对敌人的刺刀和枪口毫不畏惧，毁掉了情报。气急败坏的敌人用刺刀插入庞童生的胸口，年仅14岁的庞童生壮烈牺牲。刘长宣等游击队员在白芷山战斗中英勇牺牲。这些英雄故事至今仍在城口人民中流传。 红军在城口战斗近10个月，城口人民采用不同方式支援红军，军民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城口战斗过的老红军赵杰对城口人民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1987年11月，他在给城口县委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回想起来，我们在攻克城口的战斗中，特别要感谢城口人民，他们给予了红军大力的支援和积极的配合，当地的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及县军区指挥部全力以赴地支援红军攻打城口的敌人。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朝禄，他工作很积极，同县军区指挥长一道带领地方武装(赤卫队、游击队)积极配合我们作战，同时还动员了很多群众参加红军。” 红33军99师师长兼297团团长王波在回忆录《解放城口战役的红33军》中，深情地表述了红军与城口苏区人民并肩战斗、互相支援的斗争经历。王波回忆说:“在我军解放城口全县2/3的土地后，转战、驻守近10个月过程中，城口县人民对我红33军部队粮食供应，组织人民参军，对苏区的巩固，配合红军清匪反霸，维护社会治安，人民生产建设及拥军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军民鱼水之情难忘。” 党和国家也没有忘记为苏区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城口人民。1960年4月，曾任游击大队长和赤卫队长的城口人陈良奎，以老赤卫队员、民兵建设积极分子的双重身份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还邀请陈良奎到家中作客，并颁发给他一支半自动步枪、100发子弹和一小袋苹果，这件事情至今仍被城口人民所传颂。 红四方面军从入川时的1.4万余人迅速发展到8万余人，开创了4.2万多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其速度是惊人的。这支坚强的人民军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支柱。在川陕苏区，红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胜利地粉碎了四川军阀发动的军事进攻，歼敌10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筹集粮食物资供给红军 1934年10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召开全省红军家属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川陕全省红军家属代表大会决议》指出:“我们的儿子，我们的丈夫和兄弟都在前方英勇作战，都是光荣的红色战士。我们都是苏维埃政权下面最光荣的公民，誓死拥护苏维埃到底。我们要帮助和慰劳我们自己的红军，做鞋、做袜、送小菜拥护红军，帮助医院的工作，自动参加运输队、担架队，来配合红军行动。” 红军初进城口时，部队吃粮问题主要是靠群众捐献和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征发富农的粮食来解决。在苏维埃政府的支持配合下，1933年冬-1934年夏，在城口共没收和征发粮食95万余公斤。1934年秋季，乡村苏维埃就组织群众收割地主田地里的庄稼供给红军，共抢收粮食120多万公斤，基本解决了红军的生活用粮问题。 城口人民在极其贫困的情况下，拿出自己的粮食、衣被支援红军。红军作战期间，物资运输关口经常受到敌人的封锁，粮食无法运往前线。淳朴的城口人民为支援红军作战，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来捐献给红军。高山地区的群众把自己的嫩包谷、青麦子和鲜红苕、四季豆、苦荞等杂粮、蔬菜捐献出来，送到前线给红军指战员充饥，群众宁愿自己忍饥挨饿，靠采集野菜、喝清汤度日，也不愿让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饿着肚子打仗。在乡苏维埃的办公室里，天天都有群众提着新鲜蔬菜、打好的草鞋、做好的鞋袜交给乡主席或委员们，要他们转送给红军。红33军295团司号班班长刘武彩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城口战斗期间，是城口人民养活了我们，只要是能吃的东西，他们就送给我们吃，有的人家把看家狗都杀了送给红军吃。”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城口全县有近1000户群众主动向红军捐粮，共捐献粮食10多万公斤，还有很多农户为红军送蔬菜、食油和肉。如沿河牟家一个院子就有5户农民主动捐献粮食，其中，牟兴清捐献包谷60公斤，牟兴富捐献包谷30公斤，牟兴成捐献包谷150公斤，牟正清捐献羊1只(15公斤)，周应清捐献猪1头(40公斤)。这些东西在现在看来并不多，但对于当时的山区人民，已经是家当的极大部分了。 苏区的老人和妇女，凡有劳力者，就加入到推磨、碾米，为部队加工粮食的劳动中，红军在城口所用粮食全都是当地群众加工出来的。体力弱的则在家里打草鞋、编斗笠、扎鞋垫送给红军，城口群众为红军打草鞋5000多双，编斗笠2000多顶。正是在苏区人民的无私奉献和大力支持下，才使红军在城口取得了重要的战斗业绩，为实现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战役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开展战地运输支援红军 城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在城口战斗取得胜利，与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苏区时期，城口没有公路，没有运输工具。红军在城口作战期间，部队所需的粮食、弹药等物资运输全凭人力肩挑背扛。各级苏维埃政府动员了所有的力量为红军运输粮食物资。在征战的日子里，城口群众组织了“运输队”，冒着生命的危险，把筹集到的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在山洪暴发的时刻，群众用门板扎成木筏引渡红军。 庙坝乡粮食委员廖主义，组织运粮队从庙坝运粮约16万公斤到坪坝大梁红军指挥部;黄溪乡粮食委员王立成组织群众从黄溪陈家老房子运大米6.3万公斤上海拔700米左右的坪坝大梁;岔溪乡运输队长牟兴平、陈学清组织30人的突击队，从庙坝运粮到岔溪口，人力背运一个月，运粮食4万余公斤;三湾乡运粮队采用木筏从大岩洞运粮到岔溪口粮食转运站，再用木船运到大竹河;岔溪乡粮食委员唐五老汉一家人用船从岔溪口运粮近4万公斤到大竹河。 城口地势险要，运输队运送粮食、枪弹等物资上山，下山又抬回伤病员。当时，运输粮食特别困难，从庙坝到坪坝只有15公里，但因途中有军阀刘存厚军队在木瓜口设立的关卡，运粮队只能绕道翻越海拔2000多米的康家山，一上一下要花一天时间，体力消耗特别大。敌人千方百计封锁红军前方交通，经常炸毁桥梁，设置路障。运输队有时还会遭到敌人的伏击，不少群众为此献出了生命。当时的运输队遍布城口全县，中溪、沿河、坪坝、明月、高燕、左岚、冉家坝一带的赤卫队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穿梭于山壑沟谷，往返于密林小路，送粮食、弹药到前线阵地是常有的事。1934年6月，红军运粮小队从姚磅运粮到蚂蝗垭，地主徐连林发现后向当地民团报告，民团一个连在厚裕河埋伏，待红军运粮小队傍晚途经此处做饭时突然袭击，60多名运输人员和红军战士壮烈牺牲，所运粮食全被民团截获。尽管如此，运输人员还是冒着枪林弹雨，爬山涉水，保证了红军前沿阵地的粮食供应。 由于青壮年男子大多数都参加了红军和地方武装游击队，所以，妇女就成为运输队的主力。她们为中华苏维埃运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们的历史功勋，是城口妇女的光荣和骄傲，是中国妇女的光荣和骄傲。正如原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在《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及长征情况概述》一文中所评:“广大妇女群众，直接帮助红军运粮运草，救护伤病员，在扩大红军与拥军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中，亦起着重大作用。尤其值得称颂的，各县区妇女积极分子在党的领导下，直接学习军事技术，参加地方公安工作，与根据地边沿区的反动地主武装进行不断的军事斗争。经过这番锻炼之后，各县先后即组织妇女独立连营等战斗组织，以至后来发展成为川陕边妇女独立师。这支武装在当时内防工作上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可以说，“这个区域的妇女特别活跃”，“她们的坚强，往往不亚于男人。”“根据地的妇女群众在党的武装斗争历史上，是值得永远崇敬的!”
1933年到1935年2月，城口人民全力支援红军。不仅为红四方面军作向导、送情报，而且选出了优秀的城口儿女参加红军，组织群众武装配合红军，建立群众组织支援红军，筹集生活物资供给红军。正是由于苏区人民的无私奉献、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川陕苏区党政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斗业绩。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宣（汉）达（县）战役期间攻进城口，开辟了城口苏区，建立了中共城口县委和城口县苏维埃政府，使城口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33年城口苏区成立到1935年2月红军撤离城口，城口苏区军民全力支援、浴血奋战，为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输送优秀儿女参加红军 为了壮大工农红军，保卫和发展根据地，川陕省委多次号召扩大红军。这一号召得到了苏区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拥护，城口各地出现父送子、妻送夫参军，兄弟姐妹争相入伍的热烈场面。当时总人口只有5.7万人的城口县，参加武装斗争和苏区地方工作的就有近4000人，约10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投身革命。其中，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人员有3000多人，正式加入红军队伍的有500余人。城口参加红军的人多数分配到33军，一部分编入4军、9军、30军。在那个白色恐怖弥漫的特殊时期，参加红军就代表着随时要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但城口儿女还是义无反顾地加入到红色队伍中来。 1933年10月，红30军、31军率先到达城口，余坪、双河、庙坝等地的范中宽、杨主佃、李文章、张登文等50名青年率先参加了红军。1934年5月，红33军大部队及4军、9军一部进入城口后，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和扩红高潮。 红军一方面迅速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另一方面，广泛动员青少年参加红军，扩大红军队伍。在坪坝乡，雇农庞先荣第一个参军后，接着就有七八十人相继报名参加红军。刚满14岁的张显宽见红军对穷人态度和蔼，实行官兵平等，便邀约几个穷小伙子参加了红军。张显宽人小机灵，团部把他分配到通信班，他每次都迅速无误地传达首长的指示和命令，有时候他装扮成放牛娃，把团部的信件安全地送到坪坝大梁、庙坝、大竹河军部。他还积极动员家乡的青年参加红军，动员家里人和亲戚朋友捐粮支援红军，成为当时有名的“红小鬼”。庙坝乡丁有贵时年17岁，父母要给他订婚，他坚决反对:“我不要媳妇，我要当红军。”他找到297团团部，硬要把名字写上。在丁有贵的带动下，庙坝有100余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坪坝乡给“发财人”（地主）当童养媳的童云，听到红军宣传“妇女翻身得解放，只有参加革命”的道理之后，深夜偷偷跑出家门参加了红军。参加革命的童云成为“妇女翻身得解放”的典型代表，她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在延安荣获了一等模范英雄称号;同时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从一个童养媳成长为绵阳军分区机关总支书记。童云目前居住于绵阳，是城口红色历史极少数仍健在的见证人之一。岔溪河和庙坝的童子团团员在红军撤离时死活都要跟红军走，小红军刘义惠、张国安等当时不过十二三岁，是牵着老红军的衣角走过雪山草地的。 当年，城口儿女踊跃参加红军的场面十分感人。全家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争相参军的情景随处可见。现在的葛城镇居民罗孝美回忆道:“红军撤走时，我的女儿罗春碧和两个儿子罗富生、罗德生都参加了红军，当时场面十分感人，锣鼓鞭炮隆重送行。”冉家坝一钟姓妇女领着儿子范正友、范正文、范毛儿母子4人参加红军，母亲带着9岁的小儿子跟随部队到甘肃、过黄河，后来母子在西路军的战斗中失散。 在战场上，城口籍的红军战士作战勇敢，舍生忘死，屡立战功。岔溪河乡刘代寿兄弟姐妹6人参加红军，走完长征后，只有刘代寿1人活了出来。随军北上的500余名城口籍红军，最后只有10多人跟随部队出生入死到革命胜利，有300多人在作战或长征途中光荣牺牲，其中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的有110名。在共和国的旗帜上，有城口人民血染的风采。在新中国的创建史上，有城口人民伟大的历史功绩。 组建地方武装配合红军 在输送优秀儿女参加红军的同时，城口人民还成立了地方赤卫队、游击队等各种地方武装组织，对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发挥了巨大作用。城口各区、乡苏维埃成立的赤卫队、游击队、童子团等群众武装组织，紧密配合红军防守阵地，构筑工事，侦察敌情，开展对敌袭扰，设卡盘查等作战活动，打败了进攻苏区的敌军，清剿了残存的反动武装，保卫了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的安全，保障了土地革命和苏区建设事业的进行。地方武装人员还不间断地补充到红军主力部队，是红军兵员的主要来源。 当年，城口共成立了7支赤卫队、16支游击大队、30多支游击小队和6个童子团，参加人员共计3000余人。红军在城口的各次战斗，几乎都有地方武装力量的配合，特别是红军在反“剿匪”战斗中，地方赤卫队和游击队的武装人员不怕流血流汗，不少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书写了一曲又一曲英雄壮歌。 1934年8月，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下属的第五路军由开县攻入城口，对红军进行第四期总攻。红军在庙坝三排山一带与敌人激烈战斗，庙坝乡苏维埃童子团团长庞童生带领童子团团员，绕山路为驻守罗江樱桃溪和九重山的红军递送情报，在樱桃溪碑垭口被敌人察觉，敌人抓住庞童生，要他交出情报并说出红军的活动情况。庞童生人小胆大，机智勇敢，面对敌人的刺刀和枪口毫不畏惧，毁掉了情报。气急败坏的敌人用刺刀插入庞童生的胸口，年仅14岁的庞童生壮烈牺牲。刘长宣等游击队员在白芷山战斗中英勇牺牲。这些英雄故事至今仍在城口人民中流传。 红军在城口战斗近10个月，城口人民采用不同方式支援红军，军民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城口战斗过的老红军赵杰对城口人民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1987年11月，他在给城口县委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回想起来，我们在攻克城口的战斗中，特别要感谢城口人民，他们给予了红军大力的支援和积极的配合，当地的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及县军区指挥部全力以赴地支援红军攻打城口的敌人。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朝禄，他工作很积极，同县军区指挥长一道带领地方武装(赤卫队、游击队)积极配合我们作战，同时还动员了很多群众参加红军。” 红33军99师师长兼297团团长王波在回忆录《解放城口战役的红33军》中，深情地表述了红军与城口苏区人民并肩战斗、互相支援的斗争经历。王波回忆说:“在我军解放城口全县2/3的土地后，转战、驻守近10个月过程中，城口县人民对我红33军部队粮食供应，组织人民参军，对苏区的巩固，配合红军清匪反霸，维护社会治安，人民生产建设及拥军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军民鱼水之情难忘。” 党和国家也没有忘记为苏区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城口人民。1960年4月，曾任游击大队长和赤卫队长的城口人陈良奎，以老赤卫队员、民兵建设积极分子的双重身份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还邀请陈良奎到家中作客，并颁发给他一支半自动步枪、100发子弹和一小袋苹果，这件事情至今仍被城口人民所传颂。 红四方面军从入川时的1.4万余人迅速发展到8万余人，开创了4.2万多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其速度是惊人的。这支坚强的人民军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支柱。在川陕苏区，红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胜利地粉碎了四川军阀发动的军事进攻，歼敌10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筹集粮食物资供给红军 1934年10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召开全省红军家属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川陕全省红军家属代表大会决议》指出:“我们的儿子，我们的丈夫和兄弟都在前方英勇作战，都是光荣的红色战士。我们都是苏维埃政权下面最光荣的公民，誓死拥护苏维埃到底。我们要帮助和慰劳我们自己的红军，做鞋、做袜、送小菜拥护红军，帮助医院的工作，自动参加运输队、担架队，来配合红军行动。” 红军初进城口时，部队吃粮问题主要是靠群众捐献和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征发富农的粮食来解决。在苏维埃政府的支持配合下，1933年冬-1934年夏，在城口共没收和征发粮食95万余公斤。1934年秋季，乡村苏维埃就组织群众收割地主田地里的庄稼供给红军，共抢收粮食120多万公斤，基本解决了红军的生活用粮问题。 城口人民在极其贫困的情况下，拿出自己的粮食、衣被支援红军。红军作战期间，物资运输关口经常受到敌人的封锁，粮食无法运往前线。淳朴的城口人民为支援红军作战，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来捐献给红军。高山地区的群众把自己的嫩包谷、青麦子和鲜红苕、四季豆、苦荞等杂粮、蔬菜捐献出来，送到前线给红军指战员充饥，群众宁愿自己忍饥挨饿，靠采集野菜、喝清汤度日，也不愿让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饿着肚子打仗。在乡苏维埃的办公室里，天天都有群众提着新鲜蔬菜、打好的草鞋、做好的鞋袜交给乡主席或委员们，要他们转送给红军。红33军295团司号班班长刘武彩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城口战斗期间，是城口人民养活了我们，只要是能吃的东西，他们就送给我们吃，有的人家把看家狗都杀了送给红军吃。”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城口全县有近1000户群众主动向红军捐粮，共捐献粮食10多万公斤，还有很多农户为红军送蔬菜、食油和肉。如沿河牟家一个院子就有5户农民主动捐献粮食，其中，牟兴清捐献包谷60公斤，牟兴富捐献包谷30公斤，牟兴成捐献包谷150公斤，牟正清捐献羊1只(15公斤)，周应清捐献猪1头(40公斤)。这些东西在现在看来并不多，但对于当时的山区人民，已经是家当的极大部分了。 苏区的老人和妇女，凡有劳力者，就加入到推磨、碾米，为部队加工粮食的劳动中，红军在城口所用粮食全都是当地群众加工出来的。体力弱的则在家里打草鞋、编斗笠、扎鞋垫送给红军，城口群众为红军打草鞋5000多双，编斗笠2000多顶。正是在苏区人民的无私奉献和大力支持下，才使红军在城口取得了重要的战斗业绩，为实现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战役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开展战地运输支援红军 城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在城口战斗取得胜利，与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苏区时期，城口没有公路，没有运输工具。红军在城口作战期间，部队所需的粮食、弹药等物资运输全凭人力肩挑背扛。各级苏维埃政府动员了所有的力量为红军运输粮食物资。在征战的日子里，城口群众组织了“运输队”，冒着生命的危险，把筹集到的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在山洪暴发的时刻，群众用门板扎成木筏引渡红军。 庙坝乡粮食委员廖主义，组织运粮队从庙坝运粮约16万公斤到坪坝大梁红军指挥部;黄溪乡粮食委员王立成组织群众从黄溪陈家老房子运大米6.3万公斤上海拔700米左右的坪坝大梁;岔溪乡运输队长牟兴平、陈学清组织30人的突击队，从庙坝运粮到岔溪口，人力背运一个月，运粮食4万余公斤;三湾乡运粮队采用木筏从大岩洞运粮到岔溪口粮食转运站，再用木船运到大竹河;岔溪乡粮食委员唐五老汉一家人用船从岔溪口运粮近4万公斤到大竹河。 城口地势险要，运输队运送粮食、枪弹等物资上山，下山又抬回伤病员。当时，运输粮食特别困难，从庙坝到坪坝只有15公里，但因途中有军阀刘存厚军队在木瓜口设立的关卡，运粮队只能绕道翻越海拔2000多米的康家山，一上一下要花一天时间，体力消耗特别大。敌人千方百计封锁红军前方交通，经常炸毁桥梁，设置路障。运输队有时还会遭到敌人的伏击，不少群众为此献出了生命。当时的运输队遍布城口全县，中溪、沿河、坪坝、明月、高燕、左岚、冉家坝一带的赤卫队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穿梭于山壑沟谷，往返于密林小路，送粮食、弹药到前线阵地是常有的事。1934年6月，红军运粮小队从姚磅运粮到蚂蝗垭，地主徐连林发现后向当地民团报告，民团一个连在厚裕河埋伏，待红军运粮小队傍晚途经此处做饭时突然袭击，60多名运输人员和红军战士壮烈牺牲，所运粮食全被民团截获。尽管如此，运输人员还是冒着枪林弹雨，爬山涉水，保证了红军前沿阵地的粮食供应。 由于青壮年男子大多数都参加了红军和地方武装游击队，所以，妇女就成为运输队的主力。她们为中华苏维埃运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们的历史功勋，是城口妇女的光荣和骄傲，是中国妇女的光荣和骄傲。正如原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在《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及长征情况概述》一文中所评:“广大妇女群众，直接帮助红军运粮运草，救护伤病员，在扩大红军与拥军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中，亦起着重大作用。尤其值得称颂的，各县区妇女积极分子在党的领导下，直接学习军事技术，参加地方公安工作，与根据地边沿区的反动地主武装进行不断的军事斗争。经过这番锻炼之后，各县先后即组织妇女独立连营等战斗组织，以至后来发展成为川陕边妇女独立师。这支武装在当时内防工作上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可以说，“这个区域的妇女特别活跃”，“她们的坚强，往往不亚于男人。”“根据地的妇女群众在党的武装斗争历史上，是值得永远崇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