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红军就是在这里打响了长征前在闽最后一战，并成功开始战略大转移。”福建龙岩市长汀县党史专家钟鸣，指着绵延的松毛岭，说起当年那场激烈战事。 松毛岭是长汀县境内东南部的一座大山，从南至北横贯40多公里，从东至西宽15公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4年9月下旬，著名的松毛岭战役就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打响。3万红军经过七天七夜惨烈战斗，付出近万人伤亡代价，抗击国民党军队7万人的凶猛进攻，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战斗结束次日，红九军团这支刚走下火线的英勇铁军，在长汀县南山镇钟屋村（旧名）观寿公祠前召开誓师大会后，迈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 《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北道路的尽头为止……”其中的“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就是钟屋村。长征开始后，近3万名福建儿女踏上征途，约占参加长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人数的三分之一。 三万红军血战七天抗敌七万 如今，在松毛岭东南面的山脚下，有一座叫文坊（旧名温坊）的村庄，距村口不远，一座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温坊战斗革命烈士墓”矗立山间。每年清明，当地政府都会组织村民聚集在这里，点燃香火，祭奠这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 据记载，在革命年代，当时仅25户116人的温坊村，90%以上的青壮年男女参加了红军、游击队等。不幸的是，大部分人都壮烈牺牲了。 1934年9月1日晚，松毛岭保卫战的前奏――温坊战斗打响。温坊村与松毛岭主峰白叶杨岭遥遥相对，是后来红军阻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前哨阵地。 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康模生介绍，当时驻守温坊村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运动战”战术估计不足，事前没有作严密布防和警戒，被打得措手不及。“等到我军打进温坊村里，敌人还在睡大觉！”康模生说。史料记载，整个温坊战斗，我军全歼敌人一个旅和一个团，缴获枪1600余支、子弹44万多发。 温坊战斗之后，真正的恶战爆发。 在中复村（钟屋村现名）松毛岭旧319国道护道班旁的半山腰上，矗立着一座“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上面刻有开国上将杨成武的题字。当地老人说，碑底下葬有松毛岭战役中牺牲的数千烈士遗骨。 驱车前行，在崇山峻岭间，不时能看到一座座无名烈士墓和当年修筑的土木工事，似乎在述说着那场战斗的惨烈。沿着一条小径，我们终于到达松毛岭山顶。登高望远，当地党史专家向我们实地解说了当年的战斗。 1934年9月23日上午，红军长征前在闽最后一战打响。据康模生介绍，当时敌东路军3个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红军松毛岭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红军和长汀地方武装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29日下午2时，红军左侧高地被�扯嵴迹�形势十分严峻。指挥部当机立断，趁敌人立足未稳，迅速派出援军展开反冲锋，重新夺回高地。 这是悲壮的一战。《长汀县志》这样记载松毛岭战役：“是役双方死伤惨重，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据统计，大战给红军造成近万人的伤亡。当地老人回忆，战斗结束半个多月后，松毛岭上空仍血腥味不减，黑压压的绿头苍蝇云集在沾满血迹的松针毛尖上，把松枝都压断了。 这更是关键的一战。此役，中央红军和闽西地方武装以3万人的兵力，血战七天七夜，抗击国民党军队7万兵力的进攻，为中央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老农先后送6个儿子上战场 “救国不分男女”――在中复村的红军桥上，还留有当年的征兵标语，这里就是当年红军的征兵处。 在桥上的一根木梁上，还清晰保留着一条10多厘米长的刻度线，离地约1.5米。“达到这个高度，意味着人就能够背起上刺刀的步枪了。”长汀县南山镇文化站站长赖富家说。 红军在当地的群众基础打得非常牢，征兵工作一向进展顺利。1934年底，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提出开展“红五月突击扩红运动”，福建苏维埃政府大力动员，仅半年时间，当地就有7000多人参军。 当地有一位名叫罗云然的贫苦农民，先后将6个儿子送上了战场。“为了支援红军，老人将老大、老二、老三送上了前线，不幸的是，几个儿子先后在几次反‘围剿’战斗中都牺牲了。”赖富家说。 松毛岭保卫战打响后，红军伤亡非常大，急需补充兵员。罗云然得知后，二话不说，带着剩下的3个儿子来到征兵处，要送孩子们参加红军。得知罗云然的情况，征兵的红军干部劝他留下小儿子在身边，被老人一口回绝：“没有红军、没有苏维埃，就没有我们。我和孩子们商量好了，就是断了香火，也要跟着红军干革命！”后来，这3个儿子也都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据统计，有近3万名福建人民子弟兵参加了长征，他们来自福建的近30个县市，其中以闽西的长汀、上杭、宁化、永定、连城、建宁等地为最多。 “家家无门板，户户无闲人”。男人们在前线帮红军挖战壕，后方的女人们也没有闲下来。78岁老党员钟家兴的母亲蔡招生，是当年钟屋村妇女赤卫队的队员。钟家兴老人回忆说，松毛岭保卫战爆发后，他母亲就组织了一支女子担架队，抢运红军伤员。 蔡招生和堂侄媳还拆了家里的门板，做成救护担架，冒着枪林弹雨将红军伤员抬下山。“战场在山上，野战医院在村里，中间至少有六七里地，全是山路，加上要躲避敌人的轰炸，一个来回下来都要三四个小时。”钟家兴至今还记得母亲的故事。 为了保证反“围剿”战斗和战略转移期间的物资供给，福建各苏区成为为中央红军提供给养和后勤保障的重要基地。长汀人民积极筹集粮食、斗笠、被服等军需物资，仅1931年到1934年，长汀就征集了逾3万担粮食。群众都表示，宁愿自己节省一点，也要让红军吃饱饭，打胜仗。 为了20年前一句诺言 “谁活着回来，谁就要为其他兄弟的父母尽孝！”这是82年前，钟根基等同村17名热血青年参军时，在红军桥上跪地起誓时的誓言。 然而，在残酷的战争中，活下来的只有钟根基一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钟根基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到1952年已是正团级军官。 为了兑现20年前的诺言，钟根基最终选择离开心爱的部队，回到了中复村老家。回村后，他婉拒了组织的工作安排，坚决要求留在村里务农。有的人说他“傻”，后来大家才明白，他这么做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死去的16个兄弟的家人。 此后，钟根基除了经常去看望这些烈士的遗属外，只要哪个兄弟的父母去世，他都会去做孝子，帮忙入殓扛丧。“我能活着帮战友尽孝，就是最大的幸福。”钟根基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钟根基终身未娶，1960年，他收养了两个失去父母的女婴，含辛茹苦将其抚养成人。20世纪末，老人离世前给养女留下遗言：“我死后，让我把军功章全部带走，这是我们17个兄弟用命换来的，我要还给他们！” 烈士后代忆��年：村口哭送丈夫结果竟成永别 “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在南山镇长窠头村钟宜龙家的门口，一副对联映入眼帘。 87岁的钟宜龙老人是烈士后代，亲生父母在他出生后没多久便被团匪杀害，后来被当地妇女游击队队长涂从孜收养。回忆起养母，钟宜龙充满了自豪：“她是很坚强的人。” 长窠头村位于长汀与连城交界的松毛岭山脚下，松毛岭战役打响后，涂从孜积极指挥当地妇女游击队，暗中给红军输送了很多物资。“我当时还小，经常深夜还看到她在缝送给红军的布鞋。” 1934年9月30日，在福建的红军兵分两路，开始了战略大转移。涂从孜赶去送丈夫钟大廷时，大部队已经出发了，她手拿布鞋，一边追一边哭喊着丈夫的名字，终于在村口的桥上追上了丈夫。不曾想，这一面竟成了永别。 养母的革命精神和情怀对钟宜龙影响至深，这么多年来，他对红色精神的坚持和传播从未懈怠。 1951年，当地发生了一场大火，钟宜龙震惊地看到，山上漫山遍野都是骨骸。后来证实，这些正是在松毛岭战役中牺牲的烈士遗骸。 “要让烈士入土为安！”此后的两年里，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带领下，钟宜龙和村民一道，将散落在山间的1000多位红军烈士的遗骸一块块拾回，安葬在隘头岽，并立起了一座两米多高的无名烈士墓碑。 走出钟宜龙家，不远处有一片长满青草的低洼地，当地村民称之为青草湖。在松毛岭战役中，许多伤重不治的伤员就埋葬在此。 1993年，当地兴建水泥厂时，在青草湖又发现大量烈士遗骸，钟宜龙得知消息后，叮嘱在村里的儿子钟绍锦积极协助当地政府，妥善处理好这些遗骸。每年清明前后，钟宜龙和村里的红军后代都会参加这些英烈的公祭活动，几十年来从未间断。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钟宜龙自掏腰包，在家里办起了“红色家庭展”，希望教育更多的后人。笔者注意到，墙边的木板上，张贴着有关红军的文字和图片；厅内的桌面上，放着长窠头村革命烈士调查表…… “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纪念革命先烈，也让下一代人更好地铭记历史，传承这份红色精神。”钟宜龙说。
“当年红军就是在这里打响了长征前在闽最后一战，并成功开始战略大转移。”福建龙岩市长汀县党史专家钟鸣，指着绵延的松毛岭，说起当年那场激烈战事。 松毛岭是长汀县境内东南部的一座大山，从南至北横贯40多公里，从东至西宽15公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4年9月下旬，著名的松毛岭战役就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打响。3万红军经过七天七夜惨烈战斗，付出近万人伤亡代价，抗击国民党军队7万人的凶猛进攻，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战斗结束次日，红九军团这支刚走下火线的英勇铁军，在长汀县南山镇钟屋村（旧名）观寿公祠前召开誓师大会后，迈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 《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北道路的尽头为止……”其中的“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就是钟屋村。长征开始后，近3万名福建儿女踏上征途，约占参加长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人数的三分之一。 三万红军血战七天抗敌七万 如今，在松毛岭东南面的山脚下，有一座叫文坊（旧名温坊）的村庄，距村口不远，一座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温坊战斗革命烈士墓”矗立山间。每年清明，当地政府都会组织村民聚集在这里，点燃香火，祭奠这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 据记载，在革命年代，当时仅25户116人的温坊村，90%以上的青壮年男女参加了红军、游击队等。不幸的是，大部分人都壮烈牺牲了。 1934年9月1日晚，松毛岭保卫战的前奏――温坊战斗打响。温坊村与松毛岭主峰白叶杨岭遥遥相对，是后来红军阻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前哨阵地。 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康模生介绍，当时驻守温坊村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运动战”战术估计不足，事前没有作严密布防和警戒，被打得措手不及。“等到我军打进温坊村里，敌人还在睡大觉！”康模生说。史料记载，整个温坊战斗，我军全歼敌人一个旅和一个团，缴获枪1600余支、子弹44万多发。 温坊战斗之后，真正的恶战爆发。 在中复村（钟屋村现名）松毛岭旧319国道护道班旁的半山腰上，矗立着一座“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上面刻有开国上将杨成武的题字。当地老人说，碑底下葬有松毛岭战役中牺牲的数千烈士遗骨。 驱车前行，在崇山峻岭间，不时能看到一座座无名烈士墓和当年修筑的土木工事，似乎在述说着那场战斗的惨烈。沿着一条小径，我们终于到达松毛岭山顶。登高望远，当地党史专家向我们实地解说了当年的战斗。 1934年9月23日上午，红军长征前在闽最后一战打响。据康模生介绍，当时敌东路军3个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红军松毛岭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红军和长汀地方武装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29日下午2时，红军左侧高地被�扯嵴迹�形势十分严峻。指挥部当机立断，趁敌人立足未稳，迅速派出援军展开反冲锋，重新夺回高地。 这是悲壮的一战。《长汀县志》这样记载松毛岭战役：“是役双方死伤惨重，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据统计，大战给红军造成近万人的伤亡。当地老人回忆，战斗结束半个多月后，松毛岭上空仍血腥味不减，黑压压的绿头苍蝇云集在沾满血迹的松针毛尖上，把松枝都压断了。 这更是关键的一战。此役，中央红军和闽西地方武装以3万人的兵力，血战七天七夜，抗击国民党军队7万兵力的进攻，为中央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老农先后送6个儿子上战场 “救国不分男女”――在中复村的红军桥上，还留有当年的征兵标语，这里就是当年红军的征兵处。 在桥上的一根木梁上，还清晰保留着一条10多厘米长的刻度线，离地约1.5米。“达到这个高度，意味着人就能够背起上刺刀的步枪了。”长汀县南山镇文化站站长赖富家说。 红军在当地的群众基础打得非常牢，征兵工作一向进展顺利。1934年底，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提出开展“红五月突击扩红运动”，福建苏维埃政府大力动员，仅半年时间，当地就有7000多人参军。 当地有一位名叫罗云然的贫苦农民，先后将6个儿子送上了战场。“为了支援红军，老人将老大、老二、老三送上了前线，不幸的是，几个儿子先后在几次反‘围剿’战斗中都牺牲了。”赖富家说。 松毛岭保卫战打响后，红军伤亡非常大，急需补充兵员。罗云然得知后，二话不说，带着剩下的3个儿子来到征兵处，要送孩子们参加红军。得知罗云然的情况，征兵的红军干部劝他留下小儿子在身边，被老人一口回绝：“没有红军、没有苏维埃，就没有我们。我和孩子们商量好了，就是断了香火，也要跟着红军干革命！”后来，这3个儿子也都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据统计，有近3万名福建人民子弟兵参加了长征，他们来自福建的近30个县市，其中以闽西的长汀、上杭、宁化、永定、连城、建宁等地为最多。 “家家无门板，户户无闲人”。男人们在前线帮红军挖战壕，后方的女人们也没有闲下来。78岁老党员钟家兴的母亲蔡招生，是当年钟屋村妇女赤卫队的队员。钟家兴老人回忆说，松毛岭保卫战爆发后，他母亲就组织了一支女子担架队，抢运红军伤员。 蔡招生和堂侄媳还拆了家里的门板，做成救护担架，冒着枪林弹雨将红军伤员抬下山。“战场在山上，野战医院在村里，中间至少有六七里地，全是山路，加上要躲避敌人的轰炸，一个来回下来都要三四个小时。”钟家兴至今还记得母亲的故事。 为了保证反“围剿”战斗和战略转移期间的物资供给，福建各苏区成为为中央红军提供给养和后勤保障的重要基地。长汀人民积极筹集粮食、斗笠、被服等军需物资，仅1931年到1934年，长汀就征集了逾3万担粮食。群众都表示，宁愿自己节省一点，也要让红军吃饱饭，打胜仗。 为了20年前一句诺言 “谁活着回来，谁就要为其他兄弟的父母尽孝！”这是82年前，钟根基等同村17名热血青年参军时，在红军桥上跪地起誓时的誓言。 然而，在残酷的战争中，活下来的只有钟根基一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钟根基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到1952年已是正团级军官。 为了兑现20年前的诺言，钟根基最终选择离开心爱的部队，回到了中复村老家。回村后，他婉拒了组织的工作安排，坚决要求留在村里务农。有的人说他“傻”，后来大家才明白，他这么做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死去的16个兄弟的家人。 此后，钟根基除了经常去看望这些烈士的遗属外，只要哪个兄弟的父母去世，他都会去做孝子，帮忙入殓扛丧。“我能活着帮战友尽孝，就是最大的幸福。”钟根基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钟根基终身未娶，1960年，他收养了两个失去父母的女婴，含辛茹苦将其抚养成人。20世纪末，老人离世前给养女留下遗言：“我死后，让我把军功章全部带走，这是我们17个兄弟用命换来的，我要还给他们！” 烈士后代忆��年：村口哭送丈夫结果竟成永别 “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在南山镇长窠头村钟宜龙家的门口，一副对联映入眼帘。 87岁的钟宜龙老人是烈士后代，亲生父母在他出生后没多久便被团匪杀害，后来被当地妇女游击队队长涂从孜收养。回忆起养母，钟宜龙充满了自豪：“她是很坚强的人。” 长窠头村位于长汀与连城交界的松毛岭山脚下，松毛岭战役打响后，涂从孜积极指挥当地妇女游击队，暗中给红军输送了很多物资。“我当时还小，经常深夜还看到她在缝送给红军的布鞋。” 1934年9月30日，在福建的红军兵分两路，开始了战略大转移。涂从孜赶去送丈夫钟大廷时，大部队已经出发了，她手拿布鞋，一边追一边哭喊着丈夫的名字，终于在村口的桥上追上了丈夫。不曾想，这一面竟成了永别。 养母的革命精神和情怀对钟宜龙影响至深，这么多年来，他对红色精神的坚持和传播从未懈怠。 1951年，当地发生了一场大火，钟宜龙震惊地看到，山上漫山遍野都是骨骸。后来证实，这些正是在松毛岭战役中牺牲的烈士遗骸。 “要让烈士入土为安！”此后的两年里，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带领下，钟宜龙和村民一道，将散落在山间的1000多位红军烈士的遗骸一块块拾回，安葬在隘头岽，并立起了一座两米多高的无名烈士墓碑。 走出钟宜龙家，不远处有一片长满青草的低洼地，当地村民称之为青草湖。在松毛岭战役中，许多伤重不治的伤员就埋葬在此。 1993年，当地兴建水泥厂时，在青草湖又发现大量烈士遗骸，钟宜龙得知消息后，叮嘱在村里的儿子钟绍锦积极协助当地政府，妥善处理好这些遗骸。每年清明前后，钟宜龙和村里的红军后代都会参加这些英烈的公祭活动，几十年来从未间断。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钟宜龙自掏腰包，在家里办起了“红色家庭展”，希望教育更多的后人。笔者注意到，墙边的木板上，张贴着有关红军的文字和图片；厅内的桌面上，放着长窠头村革命烈士调查表…… “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纪念革命先烈，也让下一代人更好地铭记历史，传承这份红色精神。”钟宜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