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艳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0年12期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0）04-0032-04
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这个断语是在改革开放30年中对西方文学批评的鸟瞰后体验到的，并且成为大家的共识。这个世纪文学批评划时代变化的标志有三点：一是批评方法的花样翻新；二是批评的理论化或者说理论的批评化；三是批评家地位的提高——大批评家取得了与大作家、大理论家平起平坐的地位。在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文学批评者的最大功劳是对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引进并且进行了不同批评方法的实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方法由老三论到新三论，由自然科学理论的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植入，还有语言学理论的运用，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批评方法的引进，起了开风气、拓思路的良好作用，但从具体操作的实践，却并没有多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果留存史册。”[1]6为什么？笔者曾经从文学批评者的角度说明，“批评者的文学观念，直接影响其对文本的评说与判断。换句话说，批评者如果没有文学观的支撑，其批评也将游移不定，这种游移与对文本的理解、沟通，与批评者所持的宽容原则是不一样的。只有坚守批评者的文学观，坚持批评者对当下文学的理性判断，才可以充分发挥文学批评对作家和读者的引领作用”[2]。文学批评的方法很多，文学批评切入点也因人而异，但不管批评者具体沿用怎样的方法，不管是基于内部或者外部研究背景下的文学批评，在诸多方法的背后一定蕴含了批评者的文学观念。本文将接着探讨近30年的文学批评的成果为什么“却并没有多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果留存史册”这个问题，仍然是从批评者的视角进行阐释，即除了文学观制约着文学批评者以外，文学批评观和文学批评方法同样也影响了批评者。笔者的结论是：只有文学批评观（以下简称“观念”）与相适应的文学批评方法之间产生互动作用，同时这个观念或方法能够与其他的观念和方法建立对话关系，这样的文学批评与方法才具有双重的创造意味，它们才可能既具备批评方法操作功能又具有批评理论的普泛价值。
一
从文学批评本体而言，其功能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是“在日报上对文艺小说家做出专题评论并对文艺和音乐演出进行评价”。这样的批评虽然被认为是“一门低于新闻学的学问”[3]28，它却也是需要的。文学批评还可以“是文学文本与文学接受者之间的中介、桥梁和纽带，它的职责是传递美感，保持和强化美感，增加接受者审美快感的强调和深度”[1]30－31。这其中隐含了可贵的理念：美感是可以凭借文学批评而分享和传递的；文学批评说到底总不能撇开审美与美感的传递。文学批评通过对文学文本进行合适的阐释分享和传递着批评者的审美感受。这是从文学批评对接受者的角度说明文学批评的功能。当然，文学批评的目的还可以“是理智的认识。批评并不创造一个同音乐或诗歌的世界一样的虚构世界。批评是概念的知识，或者说它以得到这类知识为目的。批评最后必须得到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和建立文学理论为目的”[3]4。韦勒克的批评观代表了20世纪追求“文学批评理论化”的最终诉求。这种观念将文学批评的阐释与过度阐释即“虚构世界”区分开来，同时又强调了文学批评的创新性质。三种批评中，前两者是由批评者到接受者；后一种则落脚在批评本体和主体即批评者自身。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学批评的接受重在前两者，在引进与实践不同批评方法方面取得成绩。却多半止于对文学批评接受者的指导，止于对自己美感的与人分享或者传递，在引进时没有深究那些方法蕴含的批评观念，更没有从批评本体上深究其功能的生命性，深究由此带来对批评者创新理论的要求。
具有创新意味的文学批评方法，其背后一定存在相关的文学批评观念，而且方法与观念之间也一定组成了具有生命力的“互动”关系，这样才可能由方法到理论实现双重创新；也才能够通过相关的批评实践印证或完善其观念，成为可操作的、成熟的文学批评方法。这里首先解释什么是具有生命力的“互动”关系。
“互动”的一般意义指因一方运动而引起双方或多方的运动。“互动”的狭义特指使在场的或者在影响范围内的对象、因素、现象相互改变对方的行为和性质。我们所说的“互动”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或多边的同时运动，而是在双边或多边运动时，相互改变了对方的行为和性质，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成新型的关系。“互动”里存在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就是反思，是反思形成了一个新的向度，一个反作用于自身的向度。“主体通过怀疑来询问其思想产生和存在的条件，于是怀疑变成了一个潜在的、相对主义的、关系主义的、自我认知的思想。”[4]因为有了反思，批评家对原有的思想成果包括他自己的文艺思想、批评方法都做了重新的审视：原来以为合理的现在看来不一定合理；原来以为简单的问题现在看来是复杂的；原来以为不可改变的观念现在也有所改变。“互动”中隐含的反思思维方式，使“互动”不仅是双边或多边的运动，还在双边或多边运动的同时，相互改变了对方的行为和性质，在一定的条件下生成新型的思想结果。反思而形成的互动，理论上说是让思维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单向的思维变成多向或者环行的思维运动；这样不仅改变了思维的对象和结果，也改变了思维本身。
具体说来，文学批评观与文学批评方法在互动中会因为互动的过程而改变各自的性质或结果。问题是，相应的具有创新意味的文学批评观念从何而来？可以从对文学文本解读的新结果中提炼出来；从对旧有问题的新解释中得来，比如运用新理论阐释旧问题其结果也将是具备创新意味的；还可以从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或者部分术语的现代阐释中获得。
从文学文本解读的新结果中提炼新观点，成功例证是英美的新批评学派，这个无需赘言。细读新文学文本或者经典的文学文本，感悟独到又能够将这独到的感受提炼升华，新观念是可能产生的。当然，其过程复杂而长久，期间要具备与相关问题及其结论的对话，具有进一步的追问和提炼，这成功的例证还有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批评与深究，这个问题留待第二部分再作具体阐释。
对旧有问题的新解释也可以产生新观念，即运用新理论阐释旧问题其结果也将具备创新意味。在我国，运用西方理论阐释旧有文学文本，最早的实践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郭沫若曾说，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而以西方学术思想来系统解释中国古典的《红楼梦评论》也是开山第一篇。俞平伯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说：“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郭沫若和俞平伯的看法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即《红楼梦评论》是我国最早地运用西方理论批评中国古典小说的论文。《红楼梦评论》借用叔本华的哲学与西方悲剧理论，探讨了《红楼梦》在美学、伦理价值方面的意义，拓展了小说的意义空间。它不仅在近代文学批评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今后百年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尤其是遭遇国外新批评理论的时候，其接受方法、批评模式的影响至今犹存。当然，在接受和运用国外理论的初始阶段，《红楼梦评论》却也存在“把作品来迁就自己”或曰“硬扣”（见李长之《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中》）的嫌疑，主要是指内容上存在的问题和形式上的完全西化，这在“拿来主义”的初始阶段是难免的。
新观念还可以从对我们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或者部分术语的现代阐释中得来。王先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圆形批评”就是成功的例证。与许多亲历了改革开放过程的同仁一样，王先霈对我国目前的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批评理论“不满意”“不满足”；还有“一些惶惑和犹豫——既看到现代西方文学批评中包含的人类的智慧，又厌烦几十年来过多地时而向西时而向北的文化借贷，跟在别人的阵阵潮流之后摹影画形，而不能揭举自己民族独立的文学批评学派的旗帜”[1]354－355。于是，在《圆形批评论纲》里，王先霈“倡导建设辩证的、感悟与理性融合的、适合文学审美特征的文学批评”即“圆形文学批评”。它是一种批评观念，也是一种批评境界，一种追求贯通自如、空明朗彻的批评境界。但“圆形文学批评”“不是一种批评方法”[1]335，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在批评方法上产生新成果。应该说理想的状态是不仅具有新观念，而且还能够通过相对应的批评实践，印证这个观念，并形成新的批评方法包括产生新学语，以此为基点，完成观念与方法的互动，完成理论批评化过程。王先霈提出的新观念已实属不易，我们当然不能苛责，“接着说”的艰难任务需要我们以及更年轻的学子去完成。
具有创新意味的文学批评观念与相应的文学批评方法互动，其观念才可能理论化，其批评才可能具备实际的操作性，即理论才可能批评化。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文本的批评，达到了这种理想状态。换一句话说，他经由观念与方法的互动，不仅改变了世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看法，而且由这样的批评产生了新理论并在全球引起四次研究巴赫金的热潮。
二
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批评的意义是由具体的文本研究抵达到文学理论的提升，也就是实现了批评方法与批评观念的互动：巴赫金的文学批评与他的文学批评观之间的互动；同时它们还与相关的批评或者观念展开对话，结果是批评不仅印证了他的文学批评观念，反过来其批评观念又深化了他文学批评的成果，并创造了具有创新意味的文学理论。
巴赫金文学批评的新观念是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文本解读的新结果中提炼出来的，这说明经典文本细读是观念创新的基础。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分析，这个基础平台是大家共有的，不同人在这个平台上言说着不同的内容，所谓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默雷特就是这个道理。文本细读带有各人际遇特点其实并不是太困难，困难的是从那新感悟中提炼出新观念——不同于别人的观念，进而去证明、完善、提升它们，使之成为新的文学批评理论。
在巴赫金之前或者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已经注意到陀氏小说的价值，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曾经用一个章节的篇幅介绍别人的“评论著述”对陀氏小说的不同看法。比如“第一个摸索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基本结构特点的，是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5]。还有C.阿斯科尔多夫。“不过，他也局限于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伦理观加以独白化，局限于按照独白型小说来理解他的作品内容。”[5]12在这个章节，巴赫金分别引用了9位批评家对陀氏小说的断语，有说是悲剧小说的；有将宗教伦理观加以独白化的；有说是神秘剧的。有人看到了陀氏小说有“多个思想”“材料驳杂”，其主人公是“思想的人”；有人称赞陀氏善于看到并表现“他人的心灵”；有的评论家甚至已经看到“复调问题”，可惜的是把它等同于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似的复调；有人注意到陀氏小说中的“不同声音”，却只是将它们视为形式基础和风格基础。一句话，这些批评家“是想把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归结到熟知的艺术宗旨上去”[5]11。唯独巴赫金不是这样，他不让这些著述和旧有理论限制自己的感悟，他用新的名词去命名他的感悟，去阐释他的感悟。比如，复调小说、多声部、对话、狂欢理论、未完成性等等。
巴赫金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和作者对主人公的立场的阐释印证；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体裁特点和情节布局特点和小说的语言特点来印证他的发现和发明（新术语、新观念）。当然这与巴赫金“从十一二岁”“就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稍大一些，十二三岁时，已开始看严肃的古典哲学”，与他“很早就开始读他（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5]409等都分不开。如何将这些积累变成后来的判断是另外一个问题，留待今后探讨，在此我要强调的是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共时性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唯有巴赫金跳出了旧有理论的藩篱，创造了新学语以命名他的阅读感悟，并用他的实际批评证明他命名的新观念的普泛价值。
一方面是对已有著述的吸收和扬弃，一方面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长久而广泛的文本细读。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体裁特点和情节布局特点》所引用的陀氏作品就有17部（篇），还不包括他的政论性的文章和文艺性的散文。
仍然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体裁特点和情节布局特点”这一章，巴赫金从“历史诗学”角度讨论陀氏小说体裁的特点，寻找陀氏小说体裁的源头庄谐体以及它们的流变情状。古希腊索夫龙的歌舞剧、“苏格拉底对话”、早期的回忆文学、抨击文学、整个田园诗、“梅尼普的讽刺文学”以及其他一些体裁，“它们尽管外表纷繁多样，却有个共同点：都同狂欢节民间文艺有着深刻的联系。它们或多或少都浸透着狂欢节所特有的那种对世界的感受。”巴赫金分析了庄谐体流变中带有的狂欢节特点，同时还看到狂欢节的力量：“狂欢节的世界感受，具有强大的蓬勃的改造力量，具有无法摧毁的生命力”[5]141。
巴赫金用“历史诗学”说明上述研究，与我们说的历时性一致。巴赫金历时性地阐释了“梅尼普讽刺”对古基督文学（古希腊罗马时期）、拜占庭文学、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影响，他说“直到今天，实际上它也还在发展”。“这个被狂欢化了的体裁，如盲螈那样异常灵活善变，还善于渗透到其他体裁中去，因此在欧洲文学的发展中，曾有过巨大的、至今还估计不足的作用。”[5]149回到对陀氏小说与“梅尼普讽刺”、狂欢化文学的关系上。巴赫金说陀氏小说受到“梅尼普体”的影响。但他进一步强调：“是狂欢节世界感受本身的更为深刻的影响，亦即观察世界观察人的种种形式本身给予的影响，对待世界和人的那种确乎神圣的自由给予的影响。这种神圣的自由，不是表现在个别的思想、个别的形象和外在的结构手段上，而是体现在上述那些作家的整个创作之中。”[5]210对“狂欢节世界感受本身”和“种种形式本身”的强调，已经超出了一般影响研究的范畴，是将影响研究深入到作家主体认知方式和作品形式本体特征的域界。
不管是共时性的扬弃别人著述的成果，还是历时性地梳理庄谐体以及揭示其蕴含的狂欢节因子的独特价值，都促成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批评实践及其提升的文学批评观念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一头关涉小说批评实践以及从中运用的批评方法，另一头则关涉小说的批评观念。与其坐实两者的孰先孰后，不如把它看成是创新文学批评这一体的两面，一面是批评方法的实践，一面是批评观念的提炼。只有当这两面产生互动，即凭借批判实践改变固有的判断并产生自己具有创新意味的结论；依靠新的批评观念，文学批评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样的文学批评才可能同时具有操作功能和普泛价值。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批评就是如此，它将新方法、新理论、新思维融为一体。巴赫金有自己长期关注的对象；有自己创造的新学语、新观念，并借由自己的批评实践将它们组合成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体系。
文学批评不仅关涉批评者的文学观，同时也关涉批评主体的文学批评观。文学批评观与文学批评方法之间如果产生了互动作用，同时这个观念和方法能够与其他的观念和方法建立起对话关系，这样的观念与方法才具有双重的创新意味，才可能既具备批评方法的操作功能又具有批评理论的普泛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或者文学理论的批评化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产生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为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双重创新意味的文本范例。
收稿日期：2010－04－20
作者介绍：吴艳，江汉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武汉 430056 吴艳（1958－），女，湖北武汉人，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文学批评、中国近代文论研究。
作者：吴艳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0年12期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0）04-0032-04
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这个断语是在改革开放30年中对西方文学批评的鸟瞰后体验到的，并且成为大家的共识。这个世纪文学批评划时代变化的标志有三点：一是批评方法的花样翻新；二是批评的理论化或者说理论的批评化；三是批评家地位的提高——大批评家取得了与大作家、大理论家平起平坐的地位。在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文学批评者的最大功劳是对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引进并且进行了不同批评方法的实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方法由老三论到新三论，由自然科学理论的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植入，还有语言学理论的运用，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批评方法的引进，起了开风气、拓思路的良好作用，但从具体操作的实践，却并没有多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果留存史册。”[1]6为什么？笔者曾经从文学批评者的角度说明，“批评者的文学观念，直接影响其对文本的评说与判断。换句话说，批评者如果没有文学观的支撑，其批评也将游移不定，这种游移与对文本的理解、沟通，与批评者所持的宽容原则是不一样的。只有坚守批评者的文学观，坚持批评者对当下文学的理性判断，才可以充分发挥文学批评对作家和读者的引领作用”[2]。文学批评的方法很多，文学批评切入点也因人而异，但不管批评者具体沿用怎样的方法，不管是基于内部或者外部研究背景下的文学批评，在诸多方法的背后一定蕴含了批评者的文学观念。本文将接着探讨近30年的文学批评的成果为什么“却并没有多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果留存史册”这个问题，仍然是从批评者的视角进行阐释，即除了文学观制约着文学批评者以外，文学批评观和文学批评方法同样也影响了批评者。笔者的结论是：只有文学批评观（以下简称“观念”）与相适应的文学批评方法之间产生互动作用，同时这个观念或方法能够与其他的观念和方法建立对话关系，这样的文学批评与方法才具有双重的创造意味，它们才可能既具备批评方法操作功能又具有批评理论的普泛价值。
一
从文学批评本体而言，其功能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是“在日报上对文艺小说家做出专题评论并对文艺和音乐演出进行评价”。这样的批评虽然被认为是“一门低于新闻学的学问”[3]28，它却也是需要的。文学批评还可以“是文学文本与文学接受者之间的中介、桥梁和纽带，它的职责是传递美感，保持和强化美感，增加接受者审美快感的强调和深度”[1]30－31。这其中隐含了可贵的理念：美感是可以凭借文学批评而分享和传递的；文学批评说到底总不能撇开审美与美感的传递。文学批评通过对文学文本进行合适的阐释分享和传递着批评者的审美感受。这是从文学批评对接受者的角度说明文学批评的功能。当然，文学批评的目的还可以“是理智的认识。批评并不创造一个同音乐或诗歌的世界一样的虚构世界。批评是概念的知识，或者说它以得到这类知识为目的。批评最后必须得到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和建立文学理论为目的”[3]4。韦勒克的批评观代表了20世纪追求“文学批评理论化”的最终诉求。这种观念将文学批评的阐释与过度阐释即“虚构世界”区分开来，同时又强调了文学批评的创新性质。三种批评中，前两者是由批评者到接受者；后一种则落脚在批评本体和主体即批评者自身。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学批评的接受重在前两者，在引进与实践不同批评方法方面取得成绩。却多半止于对文学批评接受者的指导，止于对自己美感的与人分享或者传递，在引进时没有深究那些方法蕴含的批评观念，更没有从批评本体上深究其功能的生命性，深究由此带来对批评者创新理论的要求。
具有创新意味的文学批评方法，其背后一定存在相关的文学批评观念，而且方法与观念之间也一定组成了具有生命力的“互动”关系，这样才可能由方法到理论实现双重创新；也才能够通过相关的批评实践印证或完善其观念，成为可操作的、成熟的文学批评方法。这里首先解释什么是具有生命力的“互动”关系。
“互动”的一般意义指因一方运动而引起双方或多方的运动。“互动”的狭义特指使在场的或者在影响范围内的对象、因素、现象相互改变对方的行为和性质。我们所说的“互动”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或多边的同时运动，而是在双边或多边运动时，相互改变了对方的行为和性质，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成新型的关系。“互动”里存在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就是反思，是反思形成了一个新的向度，一个反作用于自身的向度。“主体通过怀疑来询问其思想产生和存在的条件，于是怀疑变成了一个潜在的、相对主义的、关系主义的、自我认知的思想。”[4]因为有了反思，批评家对原有的思想成果包括他自己的文艺思想、批评方法都做了重新的审视：原来以为合理的现在看来不一定合理；原来以为简单的问题现在看来是复杂的；原来以为不可改变的观念现在也有所改变。“互动”中隐含的反思思维方式，使“互动”不仅是双边或多边的运动，还在双边或多边运动的同时，相互改变了对方的行为和性质，在一定的条件下生成新型的思想结果。反思而形成的互动，理论上说是让思维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单向的思维变成多向或者环行的思维运动；这样不仅改变了思维的对象和结果，也改变了思维本身。
具体说来，文学批评观与文学批评方法在互动中会因为互动的过程而改变各自的性质或结果。问题是，相应的具有创新意味的文学批评观念从何而来？可以从对文学文本解读的新结果中提炼出来；从对旧有问题的新解释中得来，比如运用新理论阐释旧问题其结果也将是具备创新意味的；还可以从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或者部分术语的现代阐释中获得。
从文学文本解读的新结果中提炼新观点，成功例证是英美的新批评学派，这个无需赘言。细读新文学文本或者经典的文学文本，感悟独到又能够将这独到的感受提炼升华，新观念是可能产生的。当然，其过程复杂而长久，期间要具备与相关问题及其结论的对话，具有进一步的追问和提炼，这成功的例证还有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批评与深究，这个问题留待第二部分再作具体阐释。
对旧有问题的新解释也可以产生新观念，即运用新理论阐释旧问题其结果也将具备创新意味。在我国，运用西方理论阐释旧有文学文本，最早的实践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郭沫若曾说，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而以西方学术思想来系统解释中国古典的《红楼梦评论》也是开山第一篇。俞平伯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说：“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郭沫若和俞平伯的看法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即《红楼梦评论》是我国最早地运用西方理论批评中国古典小说的论文。《红楼梦评论》借用叔本华的哲学与西方悲剧理论，探讨了《红楼梦》在美学、伦理价值方面的意义，拓展了小说的意义空间。它不仅在近代文学批评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今后百年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尤其是遭遇国外新批评理论的时候，其接受方法、批评模式的影响至今犹存。当然，在接受和运用国外理论的初始阶段，《红楼梦评论》却也存在“把作品来迁就自己”或曰“硬扣”（见李长之《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中》）的嫌疑，主要是指内容上存在的问题和形式上的完全西化，这在“拿来主义”的初始阶段是难免的。
新观念还可以从对我们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或者部分术语的现代阐释中得来。王先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圆形批评”就是成功的例证。与许多亲历了改革开放过程的同仁一样，王先霈对我国目前的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批评理论“不满意”“不满足”；还有“一些惶惑和犹豫——既看到现代西方文学批评中包含的人类的智慧，又厌烦几十年来过多地时而向西时而向北的文化借贷，跟在别人的阵阵潮流之后摹影画形，而不能揭举自己民族独立的文学批评学派的旗帜”[1]354－355。于是，在《圆形批评论纲》里，王先霈“倡导建设辩证的、感悟与理性融合的、适合文学审美特征的文学批评”即“圆形文学批评”。它是一种批评观念，也是一种批评境界，一种追求贯通自如、空明朗彻的批评境界。但“圆形文学批评”“不是一种批评方法”[1]335，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在批评方法上产生新成果。应该说理想的状态是不仅具有新观念，而且还能够通过相对应的批评实践，印证这个观念，并形成新的批评方法包括产生新学语，以此为基点，完成观念与方法的互动，完成理论批评化过程。王先霈提出的新观念已实属不易，我们当然不能苛责，“接着说”的艰难任务需要我们以及更年轻的学子去完成。
具有创新意味的文学批评观念与相应的文学批评方法互动，其观念才可能理论化，其批评才可能具备实际的操作性，即理论才可能批评化。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文本的批评，达到了这种理想状态。换一句话说，他经由观念与方法的互动，不仅改变了世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看法，而且由这样的批评产生了新理论并在全球引起四次研究巴赫金的热潮。
二
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批评的意义是由具体的文本研究抵达到文学理论的提升，也就是实现了批评方法与批评观念的互动：巴赫金的文学批评与他的文学批评观之间的互动；同时它们还与相关的批评或者观念展开对话，结果是批评不仅印证了他的文学批评观念，反过来其批评观念又深化了他文学批评的成果，并创造了具有创新意味的文学理论。
巴赫金文学批评的新观念是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文本解读的新结果中提炼出来的，这说明经典文本细读是观念创新的基础。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分析，这个基础平台是大家共有的，不同人在这个平台上言说着不同的内容，所谓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默雷特就是这个道理。文本细读带有各人际遇特点其实并不是太困难，困难的是从那新感悟中提炼出新观念——不同于别人的观念，进而去证明、完善、提升它们，使之成为新的文学批评理论。
在巴赫金之前或者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已经注意到陀氏小说的价值，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曾经用一个章节的篇幅介绍别人的“评论著述”对陀氏小说的不同看法。比如“第一个摸索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基本结构特点的，是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5]。还有C.阿斯科尔多夫。“不过，他也局限于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伦理观加以独白化，局限于按照独白型小说来理解他的作品内容。”[5]12在这个章节，巴赫金分别引用了9位批评家对陀氏小说的断语，有说是悲剧小说的；有将宗教伦理观加以独白化的；有说是神秘剧的。有人看到了陀氏小说有“多个思想”“材料驳杂”，其主人公是“思想的人”；有人称赞陀氏善于看到并表现“他人的心灵”；有的评论家甚至已经看到“复调问题”，可惜的是把它等同于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似的复调；有人注意到陀氏小说中的“不同声音”，却只是将它们视为形式基础和风格基础。一句话，这些批评家“是想把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归结到熟知的艺术宗旨上去”[5]11。唯独巴赫金不是这样，他不让这些著述和旧有理论限制自己的感悟，他用新的名词去命名他的感悟，去阐释他的感悟。比如，复调小说、多声部、对话、狂欢理论、未完成性等等。
巴赫金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和作者对主人公的立场的阐释印证；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体裁特点和情节布局特点和小说的语言特点来印证他的发现和发明（新术语、新观念）。当然这与巴赫金“从十一二岁”“就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稍大一些，十二三岁时，已开始看严肃的古典哲学”，与他“很早就开始读他（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5]409等都分不开。如何将这些积累变成后来的判断是另外一个问题，留待今后探讨，在此我要强调的是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共时性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唯有巴赫金跳出了旧有理论的藩篱，创造了新学语以命名他的阅读感悟，并用他的实际批评证明他命名的新观念的普泛价值。
一方面是对已有著述的吸收和扬弃，一方面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长久而广泛的文本细读。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体裁特点和情节布局特点》所引用的陀氏作品就有17部（篇），还不包括他的政论性的文章和文艺性的散文。
仍然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体裁特点和情节布局特点”这一章，巴赫金从“历史诗学”角度讨论陀氏小说体裁的特点，寻找陀氏小说体裁的源头庄谐体以及它们的流变情状。古希腊索夫龙的歌舞剧、“苏格拉底对话”、早期的回忆文学、抨击文学、整个田园诗、“梅尼普的讽刺文学”以及其他一些体裁，“它们尽管外表纷繁多样，却有个共同点：都同狂欢节民间文艺有着深刻的联系。它们或多或少都浸透着狂欢节所特有的那种对世界的感受。”巴赫金分析了庄谐体流变中带有的狂欢节特点，同时还看到狂欢节的力量：“狂欢节的世界感受，具有强大的蓬勃的改造力量，具有无法摧毁的生命力”[5]141。
巴赫金用“历史诗学”说明上述研究，与我们说的历时性一致。巴赫金历时性地阐释了“梅尼普讽刺”对古基督文学（古希腊罗马时期）、拜占庭文学、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影响，他说“直到今天，实际上它也还在发展”。“这个被狂欢化了的体裁，如盲螈那样异常灵活善变，还善于渗透到其他体裁中去，因此在欧洲文学的发展中，曾有过巨大的、至今还估计不足的作用。”[5]149回到对陀氏小说与“梅尼普讽刺”、狂欢化文学的关系上。巴赫金说陀氏小说受到“梅尼普体”的影响。但他进一步强调：“是狂欢节世界感受本身的更为深刻的影响，亦即观察世界观察人的种种形式本身给予的影响，对待世界和人的那种确乎神圣的自由给予的影响。这种神圣的自由，不是表现在个别的思想、个别的形象和外在的结构手段上，而是体现在上述那些作家的整个创作之中。”[5]210对“狂欢节世界感受本身”和“种种形式本身”的强调，已经超出了一般影响研究的范畴，是将影响研究深入到作家主体认知方式和作品形式本体特征的域界。
不管是共时性的扬弃别人著述的成果，还是历时性地梳理庄谐体以及揭示其蕴含的狂欢节因子的独特价值，都促成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批评实践及其提升的文学批评观念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一头关涉小说批评实践以及从中运用的批评方法，另一头则关涉小说的批评观念。与其坐实两者的孰先孰后，不如把它看成是创新文学批评这一体的两面，一面是批评方法的实践，一面是批评观念的提炼。只有当这两面产生互动，即凭借批判实践改变固有的判断并产生自己具有创新意味的结论；依靠新的批评观念，文学批评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样的文学批评才可能同时具有操作功能和普泛价值。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批评就是如此，它将新方法、新理论、新思维融为一体。巴赫金有自己长期关注的对象；有自己创造的新学语、新观念，并借由自己的批评实践将它们组合成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体系。
文学批评不仅关涉批评者的文学观，同时也关涉批评主体的文学批评观。文学批评观与文学批评方法之间如果产生了互动作用，同时这个观念和方法能够与其他的观念和方法建立起对话关系，这样的观念与方法才具有双重的创新意味，才可能既具备批评方法的操作功能又具有批评理论的普泛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或者文学理论的批评化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产生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为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双重创新意味的文本范例。
收稿日期：2010－04－20
作者介绍：吴艳，江汉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武汉 430056 吴艳（1958－），女，湖北武汉人，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文学批评、中国近代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