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圣哲之一，但对他作为古代图书馆学家的身份却鲜为人知。实际上，孔子是我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先驱，他聿富的目录学思想和影响深远的，图书整理实践，在我国图书馆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孔子系统的图书整理活动，是在他的晚年。根据史书的记载，孔子带领其弟子遍访诸侯，经过十四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孔子自卫国返回到自己的母国鲁国，决定再不求干政诸侯，专心致力于教育家乡的学生。孔子的这种念头萌发已早，因为几年前他就曾感叹过：“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这一年，孔子已是68岁的老人。教师育人需要相当固定和系统的教材，然而孔子生活的时代，“礼乐废，《诗》《书》缺”，没有现成的教材，孔子只好整理当时残缺又散乱的古代文献，以资教育，这也使得他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已的目录学思想。 在说孔子的目录学思想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地说一说目录学是什么。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是指篇名或书名，篇名也称细名、小名或小题；书名也称总名、大名或大题。录是对目的说明或编次，也称序录或书录。因此，把一批篇名(或书名)与说明编次在一起就是目录。目录包括单书目录和群书目录两种，从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来看，单书目录似乎比群书目录出现得早。单书目录就是对一本书的各篇篇名和说明加以编次。我们知道，古人书写文章，并不是像现代人那样先立篇目，然后写内容，而只是把个人的思想见解挥洒成篇就行了。伺时由于简册的书写制度，图书多是单篇流传，所以有无篇名关系不大。但是；后来渐渐有称呼某一篇文章或把许多篇合为一书而需要各篇的篇名时，单书目录就出现了。可以说，目录学也就是对文章或书籍进行分类编次的学问，其核心是文献的分类和编次工作。在整理许多散乱或单篇流传的古代文献来编定教材的过程中，孔子开展图书分类的工作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根据史书记载，孔子曾把自己收集到的简册文献，分类编次，他删定诗、书、礼、乐(并为《诗》、《书》作序)，以教弟子三千；暮年他赞《易》、作《春秋》，终成儒家著名的“六经”(按：关于“六经”是否为孔子所作，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然而无论如何，孔子对古代流传的有关诗、书、礼、乐，易等文献简册，分类编次，合成整书，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孔子删定“六经”的过程，就是体现其目录学思想的过程。孔子的目录和图书分类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对《诗经》和《易经》的编定中。 根据记载，古代的《诗》有三千余篇，至孔子时代约有一千篇。孔子把他能见到的上千篇诗“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得三百零五篇而订成《诗经》。在这个过程中，孔子明显尝试了目录分类办法。他不仅给《诗经》写小序，而且对《诗经》进行了三级分粪。譬如，《诗经》本身是诗歌类系的第一级类目，相当于《七略》中的“诗赋略”。而三百零五篇诗，以其性质与乐调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即为三个第二级类目。在“风”中又按地区民间小调细分为十五国风，共计一百六十篇。 “雅”类也细分为大雅和小雅两部分，计一百零五篇。“颂”类细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计四篇。可见，《诗经》编排，共划分了三级类目，并按照诗歌的内容属性、时间、地区、人物等因素来确立别和先后次序，其条理清楚，毫不含糊，实际上向读者指明了学习《诗经》的门径。 孔子晚年学《易》，“韦编三绝”，写了著名的《周易・序卦传》，它编次汇总了从“屯”卦到“未济”卦的六十四卦名和顺序，其线索清晰，逻辑严密，合乎《易经》的理脉，是人们习《易》的指南。《序卦传》实质就是《易经》六十四卦的目录。难怪近代目隶学家余嘉锡认为，“目录之作，莫古于斯”(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总之，孔子对《诗经》、《易经》的科学分类和编排，曾被后世学者仿效。 孔子的目录整理有何特点呢?首先，他整理的目录实际是单书目录。即他把许多单篇存在的文章加上篇名或说明而按次序编排在一起。其次，他为《诗》《书》作了小序，以叙述图书的内容、演变和特点，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辨章学术”，给学习者提供研读该书的门径。最后，在《诗经》删定上他成功尝试了等级目录划分，以类编次，显得相当科学。更重要的是，上述目录特点，绝大部分是孔子首创的。 那么，孔子实践的目录学，与我国古代传统目。录学的关系如何呢？要明白这个问题，得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发展。中国的图书分类，最早当推汉朝刘歆的《七略》。刘歆把国家藏书分为辑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七大类。之后历代均有损益，直到隋唐之际才有所谓的“四部分类法”，就是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之后四部分类法虽稍有变动，但隋唐以来，四部分类基本成为传统目录学的定制。至清修《四库全书》，仍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成为四部分类法的典范。从《七略》到《四库全书》的传统目录整理，其主体是群书目录编著，它的最大特点是：都包含了书名、小序和解题三种因素，讲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视学术史，给阅读者以学习的门径。在图书文献分类上，不管实行“七分法”还是“四分法”，都实行等级目录，也就是说。按照图书文献的性质、时间、人物甚至地区将图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或更多)类目。 孔子删定“六经”的过程，是我国最早一次灾规模的图书文献编定活动，虽然是单书目录的编著，但与《七略》以来的群节目录编著相比，两者的联系是明显的。譬如：编者大都要给文献起书名或篇名，写小序或作解题性的说瞬；都实行等级目录，按照图书文献的性质、时间、人物甚至地区将图书分为多级共目；它们的功能主要都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视学术史，给阅读者以学习的门径。而这些联系，正是通过秦汉时期的目录家，特别是通过刘向、刘歆父子继承、仿效孔子的目录思想及实践而得来的。所以说，孔子开创的目录学正舰过刘歆的《七略》而影响了我国古代目录学史。 由此可以说，孔子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且因为他在古代图书分类活动中的先驱者的地位，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图书馆学家，他在古代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值得我们重视和纪念。
众所周知，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圣哲之一，但对他作为古代图书馆学家的身份却鲜为人知。实际上，孔子是我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先驱，他聿富的目录学思想和影响深远的，图书整理实践，在我国图书馆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孔子系统的图书整理活动，是在他的晚年。根据史书的记载，孔子带领其弟子遍访诸侯，经过十四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孔子自卫国返回到自己的母国鲁国，决定再不求干政诸侯，专心致力于教育家乡的学生。孔子的这种念头萌发已早，因为几年前他就曾感叹过：“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这一年，孔子已是68岁的老人。教师育人需要相当固定和系统的教材，然而孔子生活的时代，“礼乐废，《诗》《书》缺”，没有现成的教材，孔子只好整理当时残缺又散乱的古代文献，以资教育，这也使得他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已的目录学思想。 在说孔子的目录学思想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地说一说目录学是什么。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是指篇名或书名，篇名也称细名、小名或小题；书名也称总名、大名或大题。录是对目的说明或编次，也称序录或书录。因此，把一批篇名(或书名)与说明编次在一起就是目录。目录包括单书目录和群书目录两种，从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来看，单书目录似乎比群书目录出现得早。单书目录就是对一本书的各篇篇名和说明加以编次。我们知道，古人书写文章，并不是像现代人那样先立篇目，然后写内容，而只是把个人的思想见解挥洒成篇就行了。伺时由于简册的书写制度，图书多是单篇流传，所以有无篇名关系不大。但是；后来渐渐有称呼某一篇文章或把许多篇合为一书而需要各篇的篇名时，单书目录就出现了。可以说，目录学也就是对文章或书籍进行分类编次的学问，其核心是文献的分类和编次工作。在整理许多散乱或单篇流传的古代文献来编定教材的过程中，孔子开展图书分类的工作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根据史书记载，孔子曾把自己收集到的简册文献，分类编次，他删定诗、书、礼、乐(并为《诗》、《书》作序)，以教弟子三千；暮年他赞《易》、作《春秋》，终成儒家著名的“六经”(按：关于“六经”是否为孔子所作，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然而无论如何，孔子对古代流传的有关诗、书、礼、乐，易等文献简册，分类编次，合成整书，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孔子删定“六经”的过程，就是体现其目录学思想的过程。孔子的目录和图书分类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对《诗经》和《易经》的编定中。 根据记载，古代的《诗》有三千余篇，至孔子时代约有一千篇。孔子把他能见到的上千篇诗“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得三百零五篇而订成《诗经》。在这个过程中，孔子明显尝试了目录分类办法。他不仅给《诗经》写小序，而且对《诗经》进行了三级分粪。譬如，《诗经》本身是诗歌类系的第一级类目，相当于《七略》中的“诗赋略”。而三百零五篇诗，以其性质与乐调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即为三个第二级类目。在“风”中又按地区民间小调细分为十五国风，共计一百六十篇。 “雅”类也细分为大雅和小雅两部分，计一百零五篇。“颂”类细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计四篇。可见，《诗经》编排，共划分了三级类目，并按照诗歌的内容属性、时间、地区、人物等因素来确立别和先后次序，其条理清楚，毫不含糊，实际上向读者指明了学习《诗经》的门径。 孔子晚年学《易》，“韦编三绝”，写了著名的《周易・序卦传》，它编次汇总了从“屯”卦到“未济”卦的六十四卦名和顺序，其线索清晰，逻辑严密，合乎《易经》的理脉，是人们习《易》的指南。《序卦传》实质就是《易经》六十四卦的目录。难怪近代目隶学家余嘉锡认为，“目录之作，莫古于斯”(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总之，孔子对《诗经》、《易经》的科学分类和编排，曾被后世学者仿效。 孔子的目录整理有何特点呢?首先，他整理的目录实际是单书目录。即他把许多单篇存在的文章加上篇名或说明而按次序编排在一起。其次，他为《诗》《书》作了小序，以叙述图书的内容、演变和特点，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辨章学术”，给学习者提供研读该书的门径。最后，在《诗经》删定上他成功尝试了等级目录划分，以类编次，显得相当科学。更重要的是，上述目录特点，绝大部分是孔子首创的。 那么，孔子实践的目录学，与我国古代传统目。录学的关系如何呢？要明白这个问题，得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发展。中国的图书分类，最早当推汉朝刘歆的《七略》。刘歆把国家藏书分为辑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七大类。之后历代均有损益，直到隋唐之际才有所谓的“四部分类法”，就是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之后四部分类法虽稍有变动，但隋唐以来，四部分类基本成为传统目录学的定制。至清修《四库全书》，仍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成为四部分类法的典范。从《七略》到《四库全书》的传统目录整理，其主体是群书目录编著，它的最大特点是：都包含了书名、小序和解题三种因素，讲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视学术史，给阅读者以学习的门径。在图书文献分类上，不管实行“七分法”还是“四分法”，都实行等级目录，也就是说。按照图书文献的性质、时间、人物甚至地区将图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或更多)类目。 孔子删定“六经”的过程，是我国最早一次灾规模的图书文献编定活动，虽然是单书目录的编著，但与《七略》以来的群节目录编著相比，两者的联系是明显的。譬如：编者大都要给文献起书名或篇名，写小序或作解题性的说瞬；都实行等级目录，按照图书文献的性质、时间、人物甚至地区将图书分为多级共目；它们的功能主要都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视学术史，给阅读者以学习的门径。而这些联系，正是通过秦汉时期的目录家，特别是通过刘向、刘歆父子继承、仿效孔子的目录思想及实践而得来的。所以说，孔子开创的目录学正舰过刘歆的《七略》而影响了我国古代目录学史。 由此可以说，孔子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且因为他在古代图书分类活动中的先驱者的地位，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图书馆学家，他在古代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值得我们重视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