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啊，你永远在我心中！
此生有幸跨越二十、二十一世纪，而且很小就亲身经历了建国以来暴风骤雨般的土改、镇反、不可思议的大跃进、不堪回首的大饥荒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可谓经风见雨，历尽坎坷，饱受磨难，创巨痛深。
也许是上苍有眼吧，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朝覆灭，我才得以仰望湛蓝的青天，沐浴浩荡的春风，感受温煦的阳光，呼吸新鲜的空气，解除身上的枷锁，舒展久缚的手脚，挺直压弯的腰杆，健步加入为国效力的队伍，同时也享受着改革开放带给普罗大众的恩泽。
廉颇老矣，常常忆及往事。回首走过的道路，最使我感到舒心的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是我此生难以忘怀的黄金年代。
从少年开始，书籍就是我最好的朋友。见了书，我就如饥似渴，必欲读之而后快。稍长，又爱上“写写”。小学时的作文就颇受老师的赞赏。后来，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写写”就成了我唯一的寄托。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艰难、辛劳、灰暗和屈辱中度过的，但酷爱读书，痴迷“写写”的兴趣丝毫未减。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在偏僻、贫穷的乡村中，那时并没有多少书读，“写写”也只是有感而发写给自己看看的文字而已，与现在人们所说的写作完全是两个概念。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和“写写”。在僻静的池塘边，在寒冷的冬夜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在母亲的纺车旁，我总要把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写出来，看后即使撕碎或者烧掉也会获得短暂的快感。
在极左肆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作为“黑五类”子女，其处境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就政治思想而言，我满腔赤诚渴望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效力;就文化程度而言，我敢说在穷乡僻壤的家乡一片超过我的不多。但是，尽管如此，自己仍然只能包羞忍耻，苟活于屈辱之中。文化名人易中天先生回忆青年时代，自称“流寇”， 说自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一连串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他说：“拖拉机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当时的现实比开个拖拉机都要具备相当的政治条件更为严酷得多。那时候，不管干什么首先要看你的出身成分和社会关系，进行政治审查，出身成分不好或者社会关系有瑕疵一律免谈。在生产建设兵团开拖拉机要交给“政治可靠”的人，在农村生产队，当喂牲口的饲养员也要成分好才行。也就是说，出身成分不好，“撸牛尾巴”都是没有资格的，遑论其它?我四姐是正规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只因家庭成分不好被下放回家，连民办教师都当不上，一度每天早晨挑着尿罐子挨家挨户收尿浇麦子，与大伙一起像牛马一样拉犁子拉耙更是常事。情况如此，我还有什么妄想?
作为大龄青年，母亲最焦心的是我的婚事。那个年代，成分好的姑娘当然不愿往“阶级敌人”家里去受辱、受罪，成分不好的姑娘更想利用结婚跳出苦海火坑，改变命运。在这种生态中，我很清醒，早就做好了当鳏夫的思想准备。
那时候的农村，即使成分好的男女青年成婚也非易事，更不用说“黑五类”子女了。但是老百姓要传宗接代，于是想了个“换亲”的穷办法，即张三娶李四的妹妹(或姐姐)，李四娶张三的妹妹(或姐姐)。张李两家决定把女儿嫁给对方的前提条件是对方必须把女儿嫁给自家的儿子，否则必然告吹。
这种赤裸裸的对等交换是非常难为情的，两换亲的后代之间的称呼都成问题，比如：张三的孩子怎么称呼李四，是喊舅舅还是喊姑父?对父亲的妹妹，是喊姑妈还是喊舅妈?非常尴尬。于是人们将换亲的范围扩大为三换亲、四换亲、五换亲，即张、王、李、赵诸家形成一个换亲圈，各以自家的女儿为儿子换来妻子。老百姓咬文嚼字的意识和水平丝毫不比一些学者差，他们把颇为难听的“换亲”改称为“转亲”。
不管是两换亲还是三转亲、四转亲、五转亲，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自家儿子的婚姻问题，没有多少真正的爱情可言。农村中因为换亲、转亲而酿成的悲剧时有发生。
有一天，一位专门走村串户以帮人换亲吃吃喝喝的媒人来我家，向母亲提出我家姐弟的换亲问题。我怒不可遏，声色俱厉地明确表态：“我打一辈子光棍汉也绝不走换亲的路!”并正告他：“你以后不要再跟我们谈这个事!”过后，我苦劝四姐：咱家这个成分，你要现实点，不能要求太高。只要对方成分好，人品不坏，差不多就行了。你千万不要顾及我!……”
“文化大革命”中，我日子更加艰难，前途更加迷茫，精神更加痛苦，心绪更加烦躁，我不知道国家今后会成为什么样子，不知道自己此生此世的路究竟怎么走下去，有时甚至到了鲁迅说的“艰于呼吸视听”的地步。
一位在外县公安局工作期间蒙冤被除名回家的堂哥(后平反，恢复工作)背下偷偷对我讲：“劲秀，你在家，只有死路一条;走出去，也许有一线活路。”
我也明知在家死路一条，渴望外出，但天地之大，无路可走啊!当时我很欣赏“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这句诗，向往大西北的荒野大漠，即使死在那里也心甘情愿。曾两次哭别老母，偷偷地只身西行，但都是铩羽而归。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吧，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离开家乡到澥河岸边一个搬迁的国营棉场打工。其间，在江苏泗洪县工作的堂叔为我在当地农村介绍一个对象，要我去当面敲定。我到那里与刘姓姑娘及其家人见了面，双方都很满意。但是，第二天我便感觉到气氛不对，中午吃饭时我喝了不少当地名产双沟大曲。饭后，我到洪泽湖畔走走，小刘跟着我，什么都不说，只是流泪。我心里非常清楚，他们之所以改变态度，完全是因为我身上的两道致命伤——黑五类和临时工。他们之所以没有当面说破，大概是怕伤了我的自尊心吧。
叔叔就近又给我介绍一个夏姓姑娘，也是因为同样原因没有成功。
棉场有一批省城下放的知识青年，属于内部招工性质。文革开始时他们都是小学生，停课闹革命，打打闹闹好多年，虽然名为高中毕业，实际上什么知识都没有学到，肚子里空空如也，许多常识都不懂。他们发现我爱读书，知识面广(与他们比较而言)，说说写写还可以，于是常常三三两两到我的住处天南地北地闲聊。在“知识越多反动”的喧嚣中，他们居然发现看我这个临时工居然还有不少书，简直不可思议，认为我是个怪人，但从内心敬重我，都尊称我“彭老师”，
在工作和劳动中，小我8岁的女知青小S与我产生了爱慕之情。这下子可戳了马蜂窝：一起下放的知青和场里青年中追求小S者大有人在，能不嫉妒我吗?个别对我有意见的人能不利用这个机会报复我吗?于是有人一方面在小S面前挑拨离间，抹我的坏药;另方面在领导面前进谗，危言耸听地说什么“他竟敢跟下放知青谈恋爱，碰高压线，他倒霉是他自己的事，你领导跟着负责任、受牵连不亏吗?”这样，领导害怕了，决定辞退我，但又不直接找我谈，只跟小S说。有一天晚饭后，小S到我的住处，哭着叙说了此事，泪流满面地问我“怎么办?”我那与生俱来的“铜豌豆”脾气上来了，坚定地说：“好办得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天地如此之大，我不相信没有老子的立足之地!”我又安慰她一番。离开时，我当场将《红楼梦》中“五美吟”中的“红拂”一诗朗诵一遍后抄赠给她：“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 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我简要地给她讲了讲这首诗中红拂、杨素、李靖的典故和诗意，就泪别了。
严酷的现实又一次把我逼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有好心人跟我讲，在这个农场呆下去，你最好的结局，充其量也不过是给你转个农工而已，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像你这样的人，在这里糟蹋了。的确，自从“四人帮”覆灭之后，我更加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更加预感到我的命运必有好转，所以对离开这里不认为是什么天大的不幸和灾难。
“文革”结束后，国家百废待兴。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大力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教育事业。然而，十年动乱使国家成了文化的荒漠，师资奇缺成为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我持着一位老领导的亲笔推荐信到G县教育局，崔博局长亲自接待了我。他中等身材，衣着朴素，体态偏瘦，但他清癯的面庞上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嘴角上挂着一抹亲切和善的微笑。他对我说：“我们县教师紧缺，特别是农村中学”。他扳着指头一连数了几个校名，又继续说，“现在，这几所中学有些班级的语文课竟然没有老师上!我们欢迎你来，但要到农村中学去。在这几所中学的范围内，你可以隨意挑!”说罢哈哈大笑起来。我说不用挑，分到哪里都可以。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又亲切地对我说：“你既然进了我们的门，就是我们的人;既然是我们的人，那么我们就要对你的一切负起责任。你对象的工作调动问题，因为跨行业，不是我们一家能够说了算的，所以要有一个过程。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你不要太急。”
我当时的身份仅是个代课教师，堂堂县教育局长竟能如此礼贤下士，对我考虑得这么周全，我还有什么话说，只觉浑身热血沸腾!
当天，教育局就确定我到一所离县城约三四十里的中学任教。我借一辆自行车把两麻袋书驮到学校。这是一所初级中学，虽然条件较差，但是人好。报到第一天晚上，两位李校长设宴款待，他们举起酒杯客气地说：“彭老师，今晚我们为你洗尘接风”，我连声称谢，酒未入口，我的心里就感到热乎乎的。从此，我幸运地走出棉田，迈上讲台;放下锄头，拿起教鞭!
当初某些人本来是想扼杀我们的爱情，拆散我们的婚姻，然而，结果却大出他们的意料：小不仅没有变心，反而更加坚定。在我到学校任教第一个星期，她就到学校看望我，并义无反顾地与我肩并肩到当地乡政府办理了结婚手续。当晚，学校领导为我们操办了一个简朴、热烈的婚礼。
鉴于我在学校任教，她在农场劳动，两地相距数十里，生活非常不便，县教育局领导早就看在心里。不久，县教育局把我调到一所规模较大、条件较好、交通方便、离小S所在农场较近的一所完全中学。学校领导在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上下奔走，左右协调，终于把我怀孕的妻子调到学校并安排了保管员工作。当时徐校长对我说：“孩子快出生了，你要当爸爸了，家里没人带孩子怎么行?安排你爱人的这个工作比较轻松、固定，活动量小，照料小孩方便些。”学校领导不仅关心我，关心我妻子，而且连尚未出生的孩子都关心到了。这真是惠及两代人的大恩大德啊!徐校长调走后，新来的张校长对我同样关怀备至。作为报答，我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犹如岩浆喷发，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不少热情讴歌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的文学作品。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这个代课教师都是刮目相看。
有一次，崔博局长到学校检查工作，竟还抽空枉顾我简陋的住处，问我工作、生活等方面还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作为一位县教育局长，竟能如此关心、厚爱一个非亲非故非名牌、无钱无势无背景的普通代课教师，而他连我的一杯水都没有喝!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他，我只能凭亲身感受，认定此公官德和人品都是难能可贵的。那时候社会上还没有“以人为本”的提法，但他以关心人、尊重人、帮助人的实际行动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真谛。不像现在有些官员，口是心非，把“以人为本”挂在嘴头上，写在文件上，贴在墙壁上，而实际上干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不久，我通过全地区组织的统一考试，名列前茅，由代课教师转为国家正式教师。记得当时教育主管部门批文的标题就是以我的名字打头的：关于彭劲秀等51名代课教师转为国家正式教师的通知。
转为国家正式教师后，不仅工资比代课教师翻了一番，而且拿到了城镇非农业户口本和商品粮油供应本。这些劳什子现在没有了，也不需要了，但在当时却是求之不得、万金难买、足以决定人生命运的宝物。
工作确定，生活上也没有了后顾之忧。正当我下决心放开手脚，在教育战线大干一场，以报答教育部门给予我的深恩时，一个猝不及防的问题又摆在我的面前要我作出抉择。
县委政策研究室徐秘书告诉我：组织上已与教育局和学校领导商定调你到县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请你有所准备。下星期一就要报到，去省里参加一个培训班。我说“怎么这么急?不行，不行!教育局和学校对我都很好，解决了我一系列的问题，刚刚转正就调走，人家不说我这个人无情无义吗?”徐秘书说：“都是党的工作，已经决定了的事，你就不必考虑这么多了。”
我连忙去找学校领导。校长、教导主任都跟我开玩笑说“恭喜你高升!”我说我不想离开学校。他们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也不想放你走，但是不行，因为我们得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现在正式通知你，从下星期一开始，就不安排你的课了。”我当时情不自禁，热泪盈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第二天，我到县教育局找到崔局长，请他在县里疏通一下，至少要缓一缓。因为刚转正就调出，即使别人不说，我自己也感到不义。崔局长说：局里也不想放你，但县领导跟我谈了，要我树立大局观念。既然已经决定，咱都服从吧。反正不是远走高飞，还在一个县里，弄的太僵不好。
就这样，我持调令从县委组织部开了介绍信到县委政策研究室报了到。一天班未上就到省里参加一个关于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师资培训班。因为当时安徽在全国率先推行责任制在省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阻力很大，有人抨击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还说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变成解放前”，等等。有鉴于此，省里决定对各级干部办班轮训，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为了搞好干部轮训，首先要培训各级干部轮训的师资。我参加的这个师资培训班，结业后是要在县委党校举办的干部轮训班上讲课的。有位领导跟我开玩笑说：“你留恋教师岗位，其实，你调到机关来不是还当老师吗?只不过，过去，你是在校学生的老师;以后，你是在职干部的老师。”
八十年代初，为了加强农村工作，县委专门成立了农村工作部，与县委政策研究室合署办公。除部室自己安排的工作外，还要经常跟随县委书记、县长下乡搞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摸清情况，取得经验，以点带面，全面铺开，减少盲目性，防止走弯路。我执笔撰写的调查报告、工作分析等文章多次在安徽日报发表，有的还登在头版头条。
经县委常委、农工部长王振兴和徐维堂二位领导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机构改革，我被提拔到县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一年多后任主任，并兼任县政办系统机关五个支部的总支书记。当时胡耀邦总书记强调各级都要加强第三梯队建设，我在县里竟也忝列其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和青年干部科科长约我到县招待所谈了大半个下午，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1985年7月9日，我执笔与县长陈德胜撰写的蚌埠果糖饮料厂扶持县果糖饮料厂的调查报告被市政府以政办[1985]72号文件的形式转发全市各县、区和市直各有关单位。
我参与固镇县与南京市玄武区结成友好区县的工作，并具体牵头与南京市媒体交涉，大力推介固镇县的“百、千、万”( 即百吨板鸭、千吨麻油、万吨果酒)。南京日报先后发表了《固镇的百、千、万》、《“攀亲”记》等报道，对开展跨省市区与农业县经济协作和在南京推介固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还兼管外事侨务工作。在此期间，我先后主持圆满地接待了以日本香川县三木町议会议长藤川熙为团长的日本步62会访中团(代号HF15—1)和日本HF2—1722个人旅行团笠原武晴先生、法国葡萄酒考察人士、新加坡籍华人孟繁琦先生(建筑企业家)、美籍华人郁彩繁女士(国际知名研究痛风病专家)等。
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虽然官不大，但是你的工作颇像古代楚怀王的左徒屈原。我问此话怎讲?答曰：“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我轻轻摇头，一笑置之。
八十年代，人们思想解放，改革意识强，社会共识度高，人心思治，人心思干。作为粉碎“四人帮“之后获得新生的幸运者，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决心干出优异的成绩，以弥补过去被瞎折腾耽误的青春年华。那时候一天忙到晚，根本不知疲倦，星期天和节假日也很少休息，即使部队医院检查我左肝部出现“占位性病变”也没有请一天病假，而是照常忙于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的病竟然不治而愈，也许是上苍有情，考虑我过去被耽误的时光太多，让我好好地弥补一下吧。
作为县级政府办公室主任，承上启下，联系左右，既要有参政本领，又要有协调能力，既要有敢于直言的浩然正气，又要有忍辱负重的柔韧功夫，既要有较高的文字水平，又要有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既要自信，保持人格，又要谦虚，保持低调，在大官面前不自觉矮小，在百姓面前不自视高大。这样的人才弥足珍贵。有些政客和市侩式人物不考虑这些必备素质，两眼只盯着这官虽然不大，但实权不小，管人管事管接待，有吃有喝有人求。所以，在县级官场中，通过各种关系觊觎这个位子的大有人在。
我不留恋这个位子，得之不喜，失之不怒。在任4年后调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清闲多了。八十年代末，我调到市人民检察院，工作20多年后退休。
廉颇老矣，回顾走过的人生之路，最值得我回忆和思考的还是八十年代在学校任教的岁月。当然，学校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不可能是纯粹的真空和净土，近些年来，有些学校的腐败确实令人震惊。但是，我在八十年代的亲身经历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总觉得教育部门从局长到校长乃至教师，都具有关心和珍惜人才的特殊眼光和特殊情感，几乎成了职业特点。这是不少部门的官员无法比拟的。究其原因，大概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深知人才培养、成长和造就的种种艰难，深知丢弃、损伤和埋没任何一个人才都是师之大耻和官之大恶。所以他们对人才总是关爱有加，极为尊重，格外珍惜，求之若渴。
二十多年星移斗转，春去秋来，我经常满怀深情地回忆当年短暂的粉笔生涯，想念那些给了我不少关心、帮助的领导和同志们，特别怀念早已故去的老局长崔博同志。有时在梦中见到他清癯的面庞上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嘴角上挂着的那一抹亲切和善的微笑。去年夏天，我在参加市作协代表大会与一位作家闲聊时，她无意中谈到当年崔博对她们家的帮助，感念之情溢于言表。我闻之怦然心动，对这位老局长更加崇敬和怀念，因为他不仅关心帮助我一个人，他还将圣洁的博爱助人之情洒在更多人的身上。当天傍晚我就登上淮河大堤，对着苍茫的淮水，热泪盈眶地告慰那个冥冥中的在天之灵：崔老，我一直缅怀您对我的关心，追念您给我的恩情。十年前，我满怀深情专门为您写了一篇《最忆当年从教时》，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并焚烧一份遥寄到您的灵前，您一定看到了。祝您在天国安息!
至于大小官场中的是非曲直，有些一时是很难说清的，必须交由历史检验。对于为官的沉浮去留，我颇欣赏孔夫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和白居易的“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凤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
廉颇老矣，最爱回首往事。我最爱回忆的是八十年代。总体上说，八十年代，是一个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年代，是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年代，是一个改革意识强、共识程度高的年代。就我个人来说，八十年代，是我的青春焕发、精神振奋的年代，是我的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年代，是我的满腔赤诚得以尽情展现和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的年代，是我历经波折收获了爱情和女儿的年代，也是我一生中工作成果最为丰硕的年代，那一本本的立功、奖励、表彰证书、当选人大代表证书和作品获奖证书主要都是在八十年代取得的。所以，我认为，八十年代，是我人生的黄金年代，是最值得我经常缅怀和终生难忘的年代!
八十年代啊，你永远在我心中!
2015年9月23日
责任编辑：凌绝岭
八十年代啊，你永远在我心中！
此生有幸跨越二十、二十一世纪，而且很小就亲身经历了建国以来暴风骤雨般的土改、镇反、不可思议的大跃进、不堪回首的大饥荒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可谓经风见雨，历尽坎坷，饱受磨难，创巨痛深。
也许是上苍有眼吧，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朝覆灭，我才得以仰望湛蓝的青天，沐浴浩荡的春风，感受温煦的阳光，呼吸新鲜的空气，解除身上的枷锁，舒展久缚的手脚，挺直压弯的腰杆，健步加入为国效力的队伍，同时也享受着改革开放带给普罗大众的恩泽。
廉颇老矣，常常忆及往事。回首走过的道路，最使我感到舒心的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是我此生难以忘怀的黄金年代。
从少年开始，书籍就是我最好的朋友。见了书，我就如饥似渴，必欲读之而后快。稍长，又爱上“写写”。小学时的作文就颇受老师的赞赏。后来，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写写”就成了我唯一的寄托。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艰难、辛劳、灰暗和屈辱中度过的，但酷爱读书，痴迷“写写”的兴趣丝毫未减。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在偏僻、贫穷的乡村中，那时并没有多少书读，“写写”也只是有感而发写给自己看看的文字而已，与现在人们所说的写作完全是两个概念。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和“写写”。在僻静的池塘边，在寒冷的冬夜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在母亲的纺车旁，我总要把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写出来，看后即使撕碎或者烧掉也会获得短暂的快感。
在极左肆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作为“黑五类”子女，其处境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就政治思想而言，我满腔赤诚渴望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效力;就文化程度而言，我敢说在穷乡僻壤的家乡一片超过我的不多。但是，尽管如此，自己仍然只能包羞忍耻，苟活于屈辱之中。文化名人易中天先生回忆青年时代，自称“流寇”， 说自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一连串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他说：“拖拉机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当时的现实比开个拖拉机都要具备相当的政治条件更为严酷得多。那时候，不管干什么首先要看你的出身成分和社会关系，进行政治审查，出身成分不好或者社会关系有瑕疵一律免谈。在生产建设兵团开拖拉机要交给“政治可靠”的人，在农村生产队，当喂牲口的饲养员也要成分好才行。也就是说，出身成分不好，“撸牛尾巴”都是没有资格的，遑论其它?我四姐是正规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只因家庭成分不好被下放回家，连民办教师都当不上，一度每天早晨挑着尿罐子挨家挨户收尿浇麦子，与大伙一起像牛马一样拉犁子拉耙更是常事。情况如此，我还有什么妄想?
作为大龄青年，母亲最焦心的是我的婚事。那个年代，成分好的姑娘当然不愿往“阶级敌人”家里去受辱、受罪，成分不好的姑娘更想利用结婚跳出苦海火坑，改变命运。在这种生态中，我很清醒，早就做好了当鳏夫的思想准备。
那时候的农村，即使成分好的男女青年成婚也非易事，更不用说“黑五类”子女了。但是老百姓要传宗接代，于是想了个“换亲”的穷办法，即张三娶李四的妹妹(或姐姐)，李四娶张三的妹妹(或姐姐)。张李两家决定把女儿嫁给对方的前提条件是对方必须把女儿嫁给自家的儿子，否则必然告吹。
这种赤裸裸的对等交换是非常难为情的，两换亲的后代之间的称呼都成问题，比如：张三的孩子怎么称呼李四，是喊舅舅还是喊姑父?对父亲的妹妹，是喊姑妈还是喊舅妈?非常尴尬。于是人们将换亲的范围扩大为三换亲、四换亲、五换亲，即张、王、李、赵诸家形成一个换亲圈，各以自家的女儿为儿子换来妻子。老百姓咬文嚼字的意识和水平丝毫不比一些学者差，他们把颇为难听的“换亲”改称为“转亲”。
不管是两换亲还是三转亲、四转亲、五转亲，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自家儿子的婚姻问题，没有多少真正的爱情可言。农村中因为换亲、转亲而酿成的悲剧时有发生。
有一天，一位专门走村串户以帮人换亲吃吃喝喝的媒人来我家，向母亲提出我家姐弟的换亲问题。我怒不可遏，声色俱厉地明确表态：“我打一辈子光棍汉也绝不走换亲的路!”并正告他：“你以后不要再跟我们谈这个事!”过后，我苦劝四姐：咱家这个成分，你要现实点，不能要求太高。只要对方成分好，人品不坏，差不多就行了。你千万不要顾及我!……”
“文化大革命”中，我日子更加艰难，前途更加迷茫，精神更加痛苦，心绪更加烦躁，我不知道国家今后会成为什么样子，不知道自己此生此世的路究竟怎么走下去，有时甚至到了鲁迅说的“艰于呼吸视听”的地步。
一位在外县公安局工作期间蒙冤被除名回家的堂哥(后平反，恢复工作)背下偷偷对我讲：“劲秀，你在家，只有死路一条;走出去，也许有一线活路。”
我也明知在家死路一条，渴望外出，但天地之大，无路可走啊!当时我很欣赏“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这句诗，向往大西北的荒野大漠，即使死在那里也心甘情愿。曾两次哭别老母，偷偷地只身西行，但都是铩羽而归。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吧，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离开家乡到澥河岸边一个搬迁的国营棉场打工。其间，在江苏泗洪县工作的堂叔为我在当地农村介绍一个对象，要我去当面敲定。我到那里与刘姓姑娘及其家人见了面，双方都很满意。但是，第二天我便感觉到气氛不对，中午吃饭时我喝了不少当地名产双沟大曲。饭后，我到洪泽湖畔走走，小刘跟着我，什么都不说，只是流泪。我心里非常清楚，他们之所以改变态度，完全是因为我身上的两道致命伤——黑五类和临时工。他们之所以没有当面说破，大概是怕伤了我的自尊心吧。
叔叔就近又给我介绍一个夏姓姑娘，也是因为同样原因没有成功。
棉场有一批省城下放的知识青年，属于内部招工性质。文革开始时他们都是小学生，停课闹革命，打打闹闹好多年，虽然名为高中毕业，实际上什么知识都没有学到，肚子里空空如也，许多常识都不懂。他们发现我爱读书，知识面广(与他们比较而言)，说说写写还可以，于是常常三三两两到我的住处天南地北地闲聊。在“知识越多反动”的喧嚣中，他们居然发现看我这个临时工居然还有不少书，简直不可思议，认为我是个怪人，但从内心敬重我，都尊称我“彭老师”，
在工作和劳动中，小我8岁的女知青小S与我产生了爱慕之情。这下子可戳了马蜂窝：一起下放的知青和场里青年中追求小S者大有人在，能不嫉妒我吗?个别对我有意见的人能不利用这个机会报复我吗?于是有人一方面在小S面前挑拨离间，抹我的坏药;另方面在领导面前进谗，危言耸听地说什么“他竟敢跟下放知青谈恋爱，碰高压线，他倒霉是他自己的事，你领导跟着负责任、受牵连不亏吗?”这样，领导害怕了，决定辞退我，但又不直接找我谈，只跟小S说。有一天晚饭后，小S到我的住处，哭着叙说了此事，泪流满面地问我“怎么办?”我那与生俱来的“铜豌豆”脾气上来了，坚定地说：“好办得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天地如此之大，我不相信没有老子的立足之地!”我又安慰她一番。离开时，我当场将《红楼梦》中“五美吟”中的“红拂”一诗朗诵一遍后抄赠给她：“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 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我简要地给她讲了讲这首诗中红拂、杨素、李靖的典故和诗意，就泪别了。
严酷的现实又一次把我逼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有好心人跟我讲，在这个农场呆下去，你最好的结局，充其量也不过是给你转个农工而已，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像你这样的人，在这里糟蹋了。的确，自从“四人帮”覆灭之后，我更加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更加预感到我的命运必有好转，所以对离开这里不认为是什么天大的不幸和灾难。
“文革”结束后，国家百废待兴。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大力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教育事业。然而，十年动乱使国家成了文化的荒漠，师资奇缺成为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我持着一位老领导的亲笔推荐信到G县教育局，崔博局长亲自接待了我。他中等身材，衣着朴素，体态偏瘦，但他清癯的面庞上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嘴角上挂着一抹亲切和善的微笑。他对我说：“我们县教师紧缺，特别是农村中学”。他扳着指头一连数了几个校名，又继续说，“现在，这几所中学有些班级的语文课竟然没有老师上!我们欢迎你来，但要到农村中学去。在这几所中学的范围内，你可以隨意挑!”说罢哈哈大笑起来。我说不用挑，分到哪里都可以。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又亲切地对我说：“你既然进了我们的门，就是我们的人;既然是我们的人，那么我们就要对你的一切负起责任。你对象的工作调动问题，因为跨行业，不是我们一家能够说了算的，所以要有一个过程。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你不要太急。”
我当时的身份仅是个代课教师，堂堂县教育局长竟能如此礼贤下士，对我考虑得这么周全，我还有什么话说，只觉浑身热血沸腾!
当天，教育局就确定我到一所离县城约三四十里的中学任教。我借一辆自行车把两麻袋书驮到学校。这是一所初级中学，虽然条件较差，但是人好。报到第一天晚上，两位李校长设宴款待，他们举起酒杯客气地说：“彭老师，今晚我们为你洗尘接风”，我连声称谢，酒未入口，我的心里就感到热乎乎的。从此，我幸运地走出棉田，迈上讲台;放下锄头，拿起教鞭!
当初某些人本来是想扼杀我们的爱情，拆散我们的婚姻，然而，结果却大出他们的意料：小不仅没有变心，反而更加坚定。在我到学校任教第一个星期，她就到学校看望我，并义无反顾地与我肩并肩到当地乡政府办理了结婚手续。当晚，学校领导为我们操办了一个简朴、热烈的婚礼。
鉴于我在学校任教，她在农场劳动，两地相距数十里，生活非常不便，县教育局领导早就看在心里。不久，县教育局把我调到一所规模较大、条件较好、交通方便、离小S所在农场较近的一所完全中学。学校领导在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上下奔走，左右协调，终于把我怀孕的妻子调到学校并安排了保管员工作。当时徐校长对我说：“孩子快出生了，你要当爸爸了，家里没人带孩子怎么行?安排你爱人的这个工作比较轻松、固定，活动量小，照料小孩方便些。”学校领导不仅关心我，关心我妻子，而且连尚未出生的孩子都关心到了。这真是惠及两代人的大恩大德啊!徐校长调走后，新来的张校长对我同样关怀备至。作为报答，我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犹如岩浆喷发，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不少热情讴歌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的文学作品。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这个代课教师都是刮目相看。
有一次，崔博局长到学校检查工作，竟还抽空枉顾我简陋的住处，问我工作、生活等方面还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作为一位县教育局长，竟能如此关心、厚爱一个非亲非故非名牌、无钱无势无背景的普通代课教师，而他连我的一杯水都没有喝!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他，我只能凭亲身感受，认定此公官德和人品都是难能可贵的。那时候社会上还没有“以人为本”的提法，但他以关心人、尊重人、帮助人的实际行动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真谛。不像现在有些官员，口是心非，把“以人为本”挂在嘴头上，写在文件上，贴在墙壁上，而实际上干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不久，我通过全地区组织的统一考试，名列前茅，由代课教师转为国家正式教师。记得当时教育主管部门批文的标题就是以我的名字打头的：关于彭劲秀等51名代课教师转为国家正式教师的通知。
转为国家正式教师后，不仅工资比代课教师翻了一番，而且拿到了城镇非农业户口本和商品粮油供应本。这些劳什子现在没有了，也不需要了，但在当时却是求之不得、万金难买、足以决定人生命运的宝物。
工作确定，生活上也没有了后顾之忧。正当我下决心放开手脚，在教育战线大干一场，以报答教育部门给予我的深恩时，一个猝不及防的问题又摆在我的面前要我作出抉择。
县委政策研究室徐秘书告诉我：组织上已与教育局和学校领导商定调你到县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请你有所准备。下星期一就要报到，去省里参加一个培训班。我说“怎么这么急?不行，不行!教育局和学校对我都很好，解决了我一系列的问题，刚刚转正就调走，人家不说我这个人无情无义吗?”徐秘书说：“都是党的工作，已经决定了的事，你就不必考虑这么多了。”
我连忙去找学校领导。校长、教导主任都跟我开玩笑说“恭喜你高升!”我说我不想离开学校。他们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也不想放你走，但是不行，因为我们得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现在正式通知你，从下星期一开始，就不安排你的课了。”我当时情不自禁，热泪盈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第二天，我到县教育局找到崔局长，请他在县里疏通一下，至少要缓一缓。因为刚转正就调出，即使别人不说，我自己也感到不义。崔局长说：局里也不想放你，但县领导跟我谈了，要我树立大局观念。既然已经决定，咱都服从吧。反正不是远走高飞，还在一个县里，弄的太僵不好。
就这样，我持调令从县委组织部开了介绍信到县委政策研究室报了到。一天班未上就到省里参加一个关于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师资培训班。因为当时安徽在全国率先推行责任制在省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阻力很大，有人抨击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还说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变成解放前”，等等。有鉴于此，省里决定对各级干部办班轮训，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为了搞好干部轮训，首先要培训各级干部轮训的师资。我参加的这个师资培训班，结业后是要在县委党校举办的干部轮训班上讲课的。有位领导跟我开玩笑说：“你留恋教师岗位，其实，你调到机关来不是还当老师吗?只不过，过去，你是在校学生的老师;以后，你是在职干部的老师。”
八十年代初，为了加强农村工作，县委专门成立了农村工作部，与县委政策研究室合署办公。除部室自己安排的工作外，还要经常跟随县委书记、县长下乡搞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摸清情况，取得经验，以点带面，全面铺开，减少盲目性，防止走弯路。我执笔撰写的调查报告、工作分析等文章多次在安徽日报发表，有的还登在头版头条。
经县委常委、农工部长王振兴和徐维堂二位领导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机构改革，我被提拔到县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一年多后任主任，并兼任县政办系统机关五个支部的总支书记。当时胡耀邦总书记强调各级都要加强第三梯队建设，我在县里竟也忝列其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和青年干部科科长约我到县招待所谈了大半个下午，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1985年7月9日，我执笔与县长陈德胜撰写的蚌埠果糖饮料厂扶持县果糖饮料厂的调查报告被市政府以政办[1985]72号文件的形式转发全市各县、区和市直各有关单位。
我参与固镇县与南京市玄武区结成友好区县的工作，并具体牵头与南京市媒体交涉，大力推介固镇县的“百、千、万”( 即百吨板鸭、千吨麻油、万吨果酒)。南京日报先后发表了《固镇的百、千、万》、《“攀亲”记》等报道，对开展跨省市区与农业县经济协作和在南京推介固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还兼管外事侨务工作。在此期间，我先后主持圆满地接待了以日本香川县三木町议会议长藤川熙为团长的日本步62会访中团(代号HF15—1)和日本HF2—1722个人旅行团笠原武晴先生、法国葡萄酒考察人士、新加坡籍华人孟繁琦先生(建筑企业家)、美籍华人郁彩繁女士(国际知名研究痛风病专家)等。
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虽然官不大，但是你的工作颇像古代楚怀王的左徒屈原。我问此话怎讲?答曰：“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我轻轻摇头，一笑置之。
八十年代，人们思想解放，改革意识强，社会共识度高，人心思治，人心思干。作为粉碎“四人帮“之后获得新生的幸运者，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决心干出优异的成绩，以弥补过去被瞎折腾耽误的青春年华。那时候一天忙到晚，根本不知疲倦，星期天和节假日也很少休息，即使部队医院检查我左肝部出现“占位性病变”也没有请一天病假，而是照常忙于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的病竟然不治而愈，也许是上苍有情，考虑我过去被耽误的时光太多，让我好好地弥补一下吧。
作为县级政府办公室主任，承上启下，联系左右，既要有参政本领，又要有协调能力，既要有敢于直言的浩然正气，又要有忍辱负重的柔韧功夫，既要有较高的文字水平，又要有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既要自信，保持人格，又要谦虚，保持低调，在大官面前不自觉矮小，在百姓面前不自视高大。这样的人才弥足珍贵。有些政客和市侩式人物不考虑这些必备素质，两眼只盯着这官虽然不大，但实权不小，管人管事管接待，有吃有喝有人求。所以，在县级官场中，通过各种关系觊觎这个位子的大有人在。
我不留恋这个位子，得之不喜，失之不怒。在任4年后调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清闲多了。八十年代末，我调到市人民检察院，工作20多年后退休。
廉颇老矣，回顾走过的人生之路，最值得我回忆和思考的还是八十年代在学校任教的岁月。当然，学校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不可能是纯粹的真空和净土，近些年来，有些学校的腐败确实令人震惊。但是，我在八十年代的亲身经历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总觉得教育部门从局长到校长乃至教师，都具有关心和珍惜人才的特殊眼光和特殊情感，几乎成了职业特点。这是不少部门的官员无法比拟的。究其原因，大概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深知人才培养、成长和造就的种种艰难，深知丢弃、损伤和埋没任何一个人才都是师之大耻和官之大恶。所以他们对人才总是关爱有加，极为尊重，格外珍惜，求之若渴。
二十多年星移斗转，春去秋来，我经常满怀深情地回忆当年短暂的粉笔生涯，想念那些给了我不少关心、帮助的领导和同志们，特别怀念早已故去的老局长崔博同志。有时在梦中见到他清癯的面庞上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嘴角上挂着的那一抹亲切和善的微笑。去年夏天，我在参加市作协代表大会与一位作家闲聊时，她无意中谈到当年崔博对她们家的帮助，感念之情溢于言表。我闻之怦然心动，对这位老局长更加崇敬和怀念，因为他不仅关心帮助我一个人，他还将圣洁的博爱助人之情洒在更多人的身上。当天傍晚我就登上淮河大堤，对着苍茫的淮水，热泪盈眶地告慰那个冥冥中的在天之灵：崔老，我一直缅怀您对我的关心，追念您给我的恩情。十年前，我满怀深情专门为您写了一篇《最忆当年从教时》，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并焚烧一份遥寄到您的灵前，您一定看到了。祝您在天国安息!
至于大小官场中的是非曲直，有些一时是很难说清的，必须交由历史检验。对于为官的沉浮去留，我颇欣赏孔夫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和白居易的“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凤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
廉颇老矣，最爱回首往事。我最爱回忆的是八十年代。总体上说，八十年代，是一个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年代，是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年代，是一个改革意识强、共识程度高的年代。就我个人来说，八十年代，是我的青春焕发、精神振奋的年代，是我的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年代，是我的满腔赤诚得以尽情展现和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的年代，是我历经波折收获了爱情和女儿的年代，也是我一生中工作成果最为丰硕的年代，那一本本的立功、奖励、表彰证书、当选人大代表证书和作品获奖证书主要都是在八十年代取得的。所以，我认为，八十年代，是我人生的黄金年代，是最值得我经常缅怀和终生难忘的年代!
八十年代啊，你永远在我心中!
2015年9月23日
责任编辑：凌绝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