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樊骏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2010年10月22日晚上。那是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中文系百周年系庆前夜的一次嘉宾聚餐会上。樊骏兄由福春陪同特别前来与会。当时我看他的心情、身体和气色均尚好，颇为释念。刚一见面，他马上将庆贺他生日那天在文研所小聚时，我们俩人站在餐桌旁的一枚合照，送给我留念。我早已忘记此事了，他竟如此认真记得，还特别将照片放大了，当时我是很感动的。没有想到，不到三个月后，他就永远地离开了。这张照片成了一份永远的纪念。 樊骏先生长我几岁，算是同辈中的学长。1955年夏天，我入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他已经于前两年毕业了，且在那时北大哲学楼里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里工作，不曾任课，也未有过往来。此后文学所搬至城里，离得更远了。1960年夏天，我毕业留校做研究生，不久后被临时抽调出来，参与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编写工作，住的地点在北大十三公寓。那时候，樊骏参加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工作，住在颐和园北的中央党校里面。在党校里的一次新年聚会上，经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的介绍，我们才开始熟识起来。与樊骏先生的更多接触和学术往来，还是在粉碎“四人帮”、新时期开始，我参与现代文学各项学术活动多起来之后的事了。 樊骏的文章，我是早已拜读过的。经过近30年来的许多交往、接触，特别是读他那些呕心沥血写出的研究文字，听他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所作的或长或短的发言，看他为现代文学研究学术事业发展所做的那些鞠躬尽瘁的付出，我才对他这个人有了更深一些的了解和认识。 按照我自己的印象，我敢说，在我们这一辈，乃至下一辈的同行学人中，像樊骏这样刻苦勤奋而严于自守的人，这样全身心倾情学术而品格高尚的人，这样一生毫不追求索取而默默无私奉献的人，这样心地透明关怀同志而毫不自私利己的人，几乎是再也不可能找到了。樊骏离世的时候，刘福春从樊骏刚刚停止呼吸的病房里走出来，用电话告诉我这一不幸消息。在电话里，我对他随便谈了自己对于樊骏这种人格与精神的认识，福春便告诉我说：“在文学所里，恐怕他是唯一一个一辈子没有从公家领取过一张稿纸、一支笔等文具用品的人了！”当时听了这些话之后，以及现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两眼都禁不住流下感动的泪水。 樊骏的学术文集出版的时候，我因身体不好，未能前往与会祝贺。摩挲那些并非以量取胜而却仍让人感到异常厚重的文字，我看到了我素所尊敬的樊骏先生拥有的那种极为严谨而近于苛刻的勤恳耕耘的学术光芒。他为一种思考，一种新见，一种论辩的阐说，常常苦苦思索，句句推敲，倘若自己未尽满意，决不肯轻易出手，总是竭尽力量去追求一种学术观点传达的完美和极致。1999年2月，在王府井的一个饭店里，召开了纪念老舍先生诞辰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发言、讨论、参观老舍故居等项目，都已经结束。我因有事，和日本友人伊藤敬一等几位先生，都要告别离会，这时候却听到通知说，国内与会的代表们都要继续留下来，下午听樊骏先生作题为《谈老舍的“俗”》的长篇学术报告。后来听关纪新告诉我，因为樊骏精心思考的这一研究成果，报告需用两个小时。会上不好安排，也不便让国外代表都必须聆听，所以他自己才要求这样做的。最近，我问关纪新：“这篇重要文章，收在樊骏先生的集子里没有？”他说：“没有。”理由是，因为樊骏自己对文章一直不甚满意，总想再进行修改，直到他离开人世了，也没有完成这项未竟之事。这就是樊骏！这就是我心中樊骏的为学！这就是樊骏那种几乎不可企及的“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为此我总想，在当今学人中间，这样的精神，真的几乎已经是“烟波微茫信难求”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年会、理事会、专题研讨会这样一类大型学术活动很多。王瑶先生作为现代文学学会的会长，几乎每一次都必须亲临会议，作长篇总结性学术报告或发言。王先生那时已近年迈，写作精力不济。这些大块文章，有时就需晚辈代笔起草。我自己在王瑶先生家里，就不只见过一次，樊骏和卓如等学兄前来与王瑶先生晤面，讨论提纲或已经起草好的发言稿之事。这些大块文章，从未署上樊骏等人的名字。从上世纪60年代起，至80年代，唐�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另出的一本《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诸如组织事务、文字修订、出版联系等事，多由樊骏和家炎兄两位来承担。这些无名的写作和校对出版事务，不知耗去了他多少本属于自己进行研究写作的宝贵精力和时间。自80年代以来，他与刘福春合作，每年都要阅读已出版的几乎全部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撰写出一篇当年的现代文学学术研究长篇述评，发表带有引导性的意见和坚实中肯的批评。此中所耗费的精力，真是难以想象。为了推进学科发展，他牺牲了很多自己撰写著述的时间。他的一切努力，考虑的都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队伍的培养。一次，成都举办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的年会。我自该会成立以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这次也未想去参加。会前，樊骏先生多次与我联系，邀我一定前往，为会议期间他主持的一个研究生讲习班讲一堂新诗研究的课。樊骏的盛情难却，我毫不犹豫答应了，并去讲了课。返回北京，自机场回家路上，同车的友人告诉我：“很对不起你，你一向不参加学会的活动，这次有人说，你前来参加会，是为争理事来了。”我当时没有回答什么，心里隐隐有些不太痛快。后来见到樊骏，我提起这件事，对他开玩笑说：“都是你给我惹的祸。”樊骏拍着我的肩膀，边道歉，边开玩笑对我说：“真是笑话！如果有的话，这该由我来承担责任。别听别人议论，走自己的路！” 2006年10月，为王瑶学术奖金评奖事，我放弃了向刚逝去的我最敬重的林庚先生最终告别的机会，前往大连参加一天多的评委会。第二天，我没参加学会年会，就返回北京。在评委会上，我才最初从别人嘴里详细听说，这笔奖金是由樊骏个人捐献了从香港亲戚那里获得的一笔当时算是额度颇大的遗产款项设立的。但是他坚决不让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王瑶先生的名字。我曾经亲历了一些前辈先生离世不久、后人为遗留的存款财物等发生过种种难于处理的麻烦事情，又听友人说，当时几位朋友也曾劝过樊骏先生，不要都捐赠了。他拒绝了这种意见。由此，我自内心深处，对于过去所未能真正能理解的樊骏先生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一种超越以往的钦佩和敬意。在我的心目中，樊骏无愧是一个真正做到无私的人，纯粹的人，真正实践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种闪亮的精神境界，是许多或位高名盛，或以前卫先锋自命，自恃精神世界高于平凡庸众的名士才人所永远无法达到的。 由此我也想起一件不愿忘却的小事：在一次纪念王瑶先生的追思和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学术同仁，就王瑶先生对于党的认识，作了自己所理解阐释的发言。当时听了后，樊骏在发言中，表示了鲜明的异议。他说，王瑶先生过去对于党的认识，不像发言里所描述的那样。事实是，他在很长时期里都是真诚拥护党的，都是追求进步的，他自己就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听了樊骏的发言，会后我还作了追记。现在回想那番情景，重读那些文字，我仍然赞赏他这种坚持求实的精神和勇气。 但是，他自己一生并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樊骏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他的学术业绩和治学精神，他的为人精神和无私品格，他的为学为人的榜样意义，在我们后来的同行人群中，永远是无法复制的，也是不可企及的，真可以说是“烟波微茫信难求”了。 为心里想说的话，为前述的一切，为一切在这里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语言，面对我十分尊敬的樊骏先生的远去的灵魂，我要在自己的心里，真诚地、默默地为他唱一曲清澈如明月的精神之歌。 2011年3月24日夜于京郊蓝旗营 【责任编辑 孟庆澍】
与樊骏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2010年10月22日晚上。那是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中文系百周年系庆前夜的一次嘉宾聚餐会上。樊骏兄由福春陪同特别前来与会。当时我看他的心情、身体和气色均尚好，颇为释念。刚一见面，他马上将庆贺他生日那天在文研所小聚时，我们俩人站在餐桌旁的一枚合照，送给我留念。我早已忘记此事了，他竟如此认真记得，还特别将照片放大了，当时我是很感动的。没有想到，不到三个月后，他就永远地离开了。这张照片成了一份永远的纪念。 樊骏先生长我几岁，算是同辈中的学长。1955年夏天，我入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他已经于前两年毕业了，且在那时北大哲学楼里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里工作，不曾任课，也未有过往来。此后文学所搬至城里，离得更远了。1960年夏天，我毕业留校做研究生，不久后被临时抽调出来，参与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编写工作，住的地点在北大十三公寓。那时候，樊骏参加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工作，住在颐和园北的中央党校里面。在党校里的一次新年聚会上，经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的介绍，我们才开始熟识起来。与樊骏先生的更多接触和学术往来，还是在粉碎“四人帮”、新时期开始，我参与现代文学各项学术活动多起来之后的事了。 樊骏的文章，我是早已拜读过的。经过近30年来的许多交往、接触，特别是读他那些呕心沥血写出的研究文字，听他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所作的或长或短的发言，看他为现代文学研究学术事业发展所做的那些鞠躬尽瘁的付出，我才对他这个人有了更深一些的了解和认识。 按照我自己的印象，我敢说，在我们这一辈，乃至下一辈的同行学人中，像樊骏这样刻苦勤奋而严于自守的人，这样全身心倾情学术而品格高尚的人，这样一生毫不追求索取而默默无私奉献的人，这样心地透明关怀同志而毫不自私利己的人，几乎是再也不可能找到了。樊骏离世的时候，刘福春从樊骏刚刚停止呼吸的病房里走出来，用电话告诉我这一不幸消息。在电话里，我对他随便谈了自己对于樊骏这种人格与精神的认识，福春便告诉我说：“在文学所里，恐怕他是唯一一个一辈子没有从公家领取过一张稿纸、一支笔等文具用品的人了！”当时听了这些话之后，以及现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两眼都禁不住流下感动的泪水。 樊骏的学术文集出版的时候，我因身体不好，未能前往与会祝贺。摩挲那些并非以量取胜而却仍让人感到异常厚重的文字，我看到了我素所尊敬的樊骏先生拥有的那种极为严谨而近于苛刻的勤恳耕耘的学术光芒。他为一种思考，一种新见，一种论辩的阐说，常常苦苦思索，句句推敲，倘若自己未尽满意，决不肯轻易出手，总是竭尽力量去追求一种学术观点传达的完美和极致。1999年2月，在王府井的一个饭店里，召开了纪念老舍先生诞辰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发言、讨论、参观老舍故居等项目，都已经结束。我因有事，和日本友人伊藤敬一等几位先生，都要告别离会，这时候却听到通知说，国内与会的代表们都要继续留下来，下午听樊骏先生作题为《谈老舍的“俗”》的长篇学术报告。后来听关纪新告诉我，因为樊骏精心思考的这一研究成果，报告需用两个小时。会上不好安排，也不便让国外代表都必须聆听，所以他自己才要求这样做的。最近，我问关纪新：“这篇重要文章，收在樊骏先生的集子里没有？”他说：“没有。”理由是，因为樊骏自己对文章一直不甚满意，总想再进行修改，直到他离开人世了，也没有完成这项未竟之事。这就是樊骏！这就是我心中樊骏的为学！这就是樊骏那种几乎不可企及的“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为此我总想，在当今学人中间，这样的精神，真的几乎已经是“烟波微茫信难求”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年会、理事会、专题研讨会这样一类大型学术活动很多。王瑶先生作为现代文学学会的会长，几乎每一次都必须亲临会议，作长篇总结性学术报告或发言。王先生那时已近年迈，写作精力不济。这些大块文章，有时就需晚辈代笔起草。我自己在王瑶先生家里，就不只见过一次，樊骏和卓如等学兄前来与王瑶先生晤面，讨论提纲或已经起草好的发言稿之事。这些大块文章，从未署上樊骏等人的名字。从上世纪60年代起，至80年代，唐�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另出的一本《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诸如组织事务、文字修订、出版联系等事，多由樊骏和家炎兄两位来承担。这些无名的写作和校对出版事务，不知耗去了他多少本属于自己进行研究写作的宝贵精力和时间。自80年代以来，他与刘福春合作，每年都要阅读已出版的几乎全部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撰写出一篇当年的现代文学学术研究长篇述评，发表带有引导性的意见和坚实中肯的批评。此中所耗费的精力，真是难以想象。为了推进学科发展，他牺牲了很多自己撰写著述的时间。他的一切努力，考虑的都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队伍的培养。一次，成都举办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的年会。我自该会成立以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这次也未想去参加。会前，樊骏先生多次与我联系，邀我一定前往，为会议期间他主持的一个研究生讲习班讲一堂新诗研究的课。樊骏的盛情难却，我毫不犹豫答应了，并去讲了课。返回北京，自机场回家路上，同车的友人告诉我：“很对不起你，你一向不参加学会的活动，这次有人说，你前来参加会，是为争理事来了。”我当时没有回答什么，心里隐隐有些不太痛快。后来见到樊骏，我提起这件事，对他开玩笑说：“都是你给我惹的祸。”樊骏拍着我的肩膀，边道歉，边开玩笑对我说：“真是笑话！如果有的话，这该由我来承担责任。别听别人议论，走自己的路！” 2006年10月，为王瑶学术奖金评奖事，我放弃了向刚逝去的我最敬重的林庚先生最终告别的机会，前往大连参加一天多的评委会。第二天，我没参加学会年会，就返回北京。在评委会上，我才最初从别人嘴里详细听说，这笔奖金是由樊骏个人捐献了从香港亲戚那里获得的一笔当时算是额度颇大的遗产款项设立的。但是他坚决不让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王瑶先生的名字。我曾经亲历了一些前辈先生离世不久、后人为遗留的存款财物等发生过种种难于处理的麻烦事情，又听友人说，当时几位朋友也曾劝过樊骏先生，不要都捐赠了。他拒绝了这种意见。由此，我自内心深处，对于过去所未能真正能理解的樊骏先生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一种超越以往的钦佩和敬意。在我的心目中，樊骏无愧是一个真正做到无私的人，纯粹的人，真正实践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种闪亮的精神境界，是许多或位高名盛，或以前卫先锋自命，自恃精神世界高于平凡庸众的名士才人所永远无法达到的。 由此我也想起一件不愿忘却的小事：在一次纪念王瑶先生的追思和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学术同仁，就王瑶先生对于党的认识，作了自己所理解阐释的发言。当时听了后，樊骏在发言中，表示了鲜明的异议。他说，王瑶先生过去对于党的认识，不像发言里所描述的那样。事实是，他在很长时期里都是真诚拥护党的，都是追求进步的，他自己就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听了樊骏的发言，会后我还作了追记。现在回想那番情景，重读那些文字，我仍然赞赏他这种坚持求实的精神和勇气。 但是，他自己一生并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樊骏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他的学术业绩和治学精神，他的为人精神和无私品格，他的为学为人的榜样意义，在我们后来的同行人群中，永远是无法复制的，也是不可企及的，真可以说是“烟波微茫信难求”了。 为心里想说的话，为前述的一切，为一切在这里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语言，面对我十分尊敬的樊骏先生的远去的灵魂，我要在自己的心里，真诚地、默默地为他唱一曲清澈如明月的精神之歌。 2011年3月24日夜于京郊蓝旗营 【责任编辑 孟庆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