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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央为了使人民群众迅速提高文化水平，把研究制订一个比较理想的拼音方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胡乔木同志具体负责和指导。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之时，回忆亲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我仍然记忆犹新。
6种备选方案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告诉我，毛主席在苏联访问的时候，曾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出台。
我写了些介绍各国古今字母的文章发表在《语文知识》月刊上，作为选择或创造字母的参考，后来编成《字母的故事》，1952年出版。我体会到，一种字母作为民族形式，需要极长时期的应用，经过约定俗成，方能成为稳定的民族形式，新创字母不难，但被广泛认可为民族形式极难。
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领导。1955年2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有吴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
1955年6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拟订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拼音方案，乙组拟订国际通用式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开幕。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l954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3年的摸索，曾经拟订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
《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现在已难以找到。我大致记得是这样：参加文字改革会议的代表们看到一份征求意见的材科，有6种方案草稿，4种民族形式，1种拉丁字母形式，1种斯拉夫字母形式。4种民族形式草案的设计者是：吴玉章、丁西林、黎锦熙（改良注音字母）和委员会秘书处（陆志韦、郑林曦）。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这些草案没有进行讨论。
确定拉丁字母方案
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吴老向毛主席报告，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3年，难以得到大家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主席同意，并在中央开会通过。此后，拼音方案委员会只研究拟订拉丁字母方案。
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和我三人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我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1.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2.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3.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4.“基欺希”由“格克赫”（g，k，h）变读。
拼音方案委员会开会讨论初稿的时候，除个人意见之外，还提出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为了实现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严格的“一音一母”原则，把初稿中6个双字母改为6个新字母（无点i；带尾z，c，s；长脚n；俄文“基”）。初稿经过这样修改之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删除“文字”二字），在1956年2月12日由文改会发表，公开征求意见。
群众提出的意见，来路广，创见多，反应非常热烈。多数人不同意用新字母。邮电部门说，即使中国造出有新字母的电报机，也难于叫外国都改用同样的电报机，中、外设备不同，就无法通电报。
国内、国外群众来信4300多件，无法归纳成为一个草案，结果归纳成为两个草案，作为两种“修正式”，在1956年8月由文改会发表，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两式的分歧，关键在“基欺希”的写法。第一式由“格克赫”（g，k，h）变读“基欺希”。第二式由“知吃识”（zh，ch，sh）变读“基欺希”。注音字母的“基欺希”有专用字母，不用变读法。新方案可否也用专用字母呢？一早就有人建议，用“j，q，x”代表“基欺希”。但是拼音方案委员会不敢贸然采用，因为“q，x”读作“欺希”跟外文（主要是英文）习惯不同，不仅英、美有人反对，读过英文的中国人也反对。
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基本音域”，第二层是“引申音域”，第三层是“特殊读音”。“q，x”读作“欺希”是“特殊读音”，这要谨慎从事。
“拼音方案”诞生
拼音方案的制订是在十分慎重中进行。文改会提出的方案，都要再经过国务院组织“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汉字简化方案》如此，《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如此。1956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持。这个统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由国务院在1957年12月11日公布，让群众先知道，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1958年2月11日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经过3年的谨慎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
方案的名称从《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知道，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日本虽然让日语罗马字取得法定地位，但至今也没有成为真正的通用文字，与其有文字之名而无文字之实，不如有文字之实而无文字之名。周总理在1958年1月10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说明，“《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英明政策，从而避免了无谓的争论。“拼音”不是“拼音文字”，它是汉字的助手，助手能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一切工作。
可是，是否“文字”方案的问题，群众十分关心。不少希望有一个“文字”方案的热心人，不断创制“文字”方案，寄到文改会。从1950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时期到1955年8月31日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前，一共寄来655个“文字”方案。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拼音方案公布，又寄来1000多个“文字”方案。从1958年2月公布拼音方案到1980年，还寄来1667个“文字”方案。群众创制的“文字”方案共计有3300多个。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字改革的深切关心，这是中国特有的爱国现象。
中国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之前，苏联已经悄悄地废除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蒙古文也是如此更改了。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没有追随苏联。上世纪50年代，有些同志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结为文字同盟。据说，苏联一位副总理跟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
关于语音标准问题，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重新肯定1924年实行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方案。在此之前，拉丁化运动反对纯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北拉接近“老国音”而不同于“新国音”，并且提倡方言拉丁化。例如：北拉区分“尖团音”，“基欺希”写“gi，ki，hi”，“济妻西”写“zi，ci，si”。这时候，拉丁化运动团体解散了，不再谈方言拉丁化。
回顾历史，19世纪后半叶我国就有人主张用方言拼音文字。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不少人提出了具体的方言方案。劳乃宣提出有名的“以南就北”的理论，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等同于苏联的民族语言。这些主张的共同特点是，只看到中国语言的分歧现象，没有看到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已经高涨，群众迫切要求从“书同文”向“语同音”前进。《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共同语的拼音方案，它为推进全国人民向说话能彼此听懂的国语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
（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晚年所思2》 作者：周有光）（图片 22 （1）.jpg 图注：周有光在剑桥上学时期。 22 （4）.jpg 图注：拼音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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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央为了使人民群众迅速提高文化水平，把研究制订一个比较理想的拼音方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胡乔木同志具体负责和指导。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之时，回忆亲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我仍然记忆犹新。
6种备选方案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告诉我，毛主席在苏联访问的时候，曾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出台。
我写了些介绍各国古今字母的文章发表在《语文知识》月刊上，作为选择或创造字母的参考，后来编成《字母的故事》，1952年出版。我体会到，一种字母作为民族形式，需要极长时期的应用，经过约定俗成，方能成为稳定的民族形式，新创字母不难，但被广泛认可为民族形式极难。
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领导。1955年2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有吴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
1955年6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拟订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拼音方案，乙组拟订国际通用式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开幕。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l954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3年的摸索，曾经拟订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
《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现在已难以找到。我大致记得是这样：参加文字改革会议的代表们看到一份征求意见的材科，有6种方案草稿，4种民族形式，1种拉丁字母形式，1种斯拉夫字母形式。4种民族形式草案的设计者是：吴玉章、丁西林、黎锦熙（改良注音字母）和委员会秘书处（陆志韦、郑林曦）。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这些草案没有进行讨论。
确定拉丁字母方案
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吴老向毛主席报告，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3年，难以得到大家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主席同意，并在中央开会通过。此后，拼音方案委员会只研究拟订拉丁字母方案。
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和我三人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我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1.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2.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3.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4.“基欺希”由“格克赫”（g，k，h）变读。
拼音方案委员会开会讨论初稿的时候，除个人意见之外，还提出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为了实现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严格的“一音一母”原则，把初稿中6个双字母改为6个新字母（无点i；带尾z，c，s；长脚n；俄文“基”）。初稿经过这样修改之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删除“文字”二字），在1956年2月12日由文改会发表，公开征求意见。
群众提出的意见，来路广，创见多，反应非常热烈。多数人不同意用新字母。邮电部门说，即使中国造出有新字母的电报机，也难于叫外国都改用同样的电报机，中、外设备不同，就无法通电报。
国内、国外群众来信4300多件，无法归纳成为一个草案，结果归纳成为两个草案，作为两种“修正式”，在1956年8月由文改会发表，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两式的分歧，关键在“基欺希”的写法。第一式由“格克赫”（g，k，h）变读“基欺希”。第二式由“知吃识”（zh，ch，sh）变读“基欺希”。注音字母的“基欺希”有专用字母，不用变读法。新方案可否也用专用字母呢？一早就有人建议，用“j，q，x”代表“基欺希”。但是拼音方案委员会不敢贸然采用，因为“q，x”读作“欺希”跟外文（主要是英文）习惯不同，不仅英、美有人反对，读过英文的中国人也反对。
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基本音域”，第二层是“引申音域”，第三层是“特殊读音”。“q，x”读作“欺希”是“特殊读音”，这要谨慎从事。
“拼音方案”诞生
拼音方案的制订是在十分慎重中进行。文改会提出的方案，都要再经过国务院组织“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汉字简化方案》如此，《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如此。1956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持。这个统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由国务院在1957年12月11日公布，让群众先知道，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1958年2月11日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经过3年的谨慎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
方案的名称从《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知道，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日本虽然让日语罗马字取得法定地位，但至今也没有成为真正的通用文字，与其有文字之名而无文字之实，不如有文字之实而无文字之名。周总理在1958年1月10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说明，“《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英明政策，从而避免了无谓的争论。“拼音”不是“拼音文字”，它是汉字的助手，助手能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一切工作。
可是，是否“文字”方案的问题，群众十分关心。不少希望有一个“文字”方案的热心人，不断创制“文字”方案，寄到文改会。从1950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时期到1955年8月31日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前，一共寄来655个“文字”方案。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拼音方案公布，又寄来1000多个“文字”方案。从1958年2月公布拼音方案到1980年，还寄来1667个“文字”方案。群众创制的“文字”方案共计有3300多个。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字改革的深切关心，这是中国特有的爱国现象。
中国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之前，苏联已经悄悄地废除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蒙古文也是如此更改了。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没有追随苏联。上世纪50年代，有些同志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结为文字同盟。据说，苏联一位副总理跟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
关于语音标准问题，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重新肯定1924年实行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方案。在此之前，拉丁化运动反对纯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北拉接近“老国音”而不同于“新国音”，并且提倡方言拉丁化。例如：北拉区分“尖团音”，“基欺希”写“gi，ki，hi”，“济妻西”写“zi，ci，si”。这时候，拉丁化运动团体解散了，不再谈方言拉丁化。
回顾历史，19世纪后半叶我国就有人主张用方言拼音文字。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不少人提出了具体的方言方案。劳乃宣提出有名的“以南就北”的理论，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等同于苏联的民族语言。这些主张的共同特点是，只看到中国语言的分歧现象，没有看到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已经高涨，群众迫切要求从“书同文”向“语同音”前进。《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共同语的拼音方案，它为推进全国人民向说话能彼此听懂的国语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
（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晚年所思2》 作者：周有光）（图片 22 （1）.jpg 图注：周有光在剑桥上学时期。 22 （4）.jpg 图注：拼音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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