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象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郭沫若虽然远居国外，但是他最深切地感应到了时代的心音。他的心情是何等地昂奋！他不仅立即组织了以“排日”为宗旨的留日学生团体“夏社”以响应国内运动，而且立即以本名和“夏社”的名义连续写出文章发表在1919年10月上海出版的《黑潮》杂志第1卷第2期上，一面用大量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疯狂侵略中国的行径，一面呼吁同胞迅速奋起，担负起救国的责任。
他这一宝贵的爱国热情，紧接着在《匪徒颂》、《凤凰涅槃》、《晨安》、《炉中煤》等诗篇中燃烧起来，含着血和泪一起燃烧。他控诉帝国主义的凌辱，诅咒祖国的黑暗，还把祖国比作他心爱的姑娘，他的“眷恋”之情像炉中煤一样烧得通红！
郭沫若显然是一个极富激情和理想的革命派和浪漫派，正如他说蒋光赤在“浪漫”受到攻击时，公开宣称：“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更好的什么的，这种情况便是浪漫主义。”
但诗人仍然憧憬着让“自由和伟力”来改变当时的英国。
他在《密尔顿，你应该……》一诗中呼吁：“密尔顿，你应该生活在这个时代/今日英国，多需要你那样的伟才。/她已变成了一湾泥淖，一泓死水/祭坛、刀剑、文明风俗和豪门巨富/已保不住英国人往昔的/得天独厚的内向的幸福。请回来使我们从/啊，自私中奋起/给我们以道德风范，自由和伟力。/……”
二
对浪漫主义的理解，因人而异，正如歌德所言：“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世界……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
同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骄子，华兹华斯强调自然美，柯勒律治以植物的自然成长来比喻诗情的自然而至，雪莱强调善的美，济慈则把真与美统一起来，强调真的美。济慈是与华兹华斯比肩而立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理论散见于一些诗作和《书信集》中，他在《希腊古瓷颂》中则说：“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济慈认为，由于诗人处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一定要强调想象所攫取的美必须是真实的。
对于浪漫主义本质的理解，华兹华斯与他同期的英国同行取相近的步伐。通观华氏的所有诗歌，没有大胆的夸张，奇特的想象和环境，而是选择普通生活中的事件和微贱的田园生活以及下层人民如个体农民、破产农户、小艺人作为诗歌主人公，即便是歌颂黑人革命领袖的《致杜桑・卢维杜尔》一诗，那诗情也仅是自然流出，没有特别的夸饰，最壮丽的诗句也不过是“还有天空，大气和土壤/是高举你的旗帜的力量。”（《诗选》第194页）
华兹华斯意识到浪漫主义诗学在过分强调个人情感方面可能引起的歧义，于是他力图把诗人主观的“目的”和读者主观感受的“价值”联系在一起。他特别强调诗人的个人情感与人类共同情感的息息相通，要做到“诗人唱的歌全人类跟他合唱”。
这就是“唯能论”。郭沫若以“唯能论”的观点解释生命，
把“精神作用”说成“能底发散”，就根本混淆了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生命的本质属性也不是“唯能”，而在于物质运动。文学是精神现象仅是第二性的，社会生活即物质是第一性的，郭氏把文学说成“能”的发散，如天狗凭借“能”穿越一切，这就把“能”看得高于一切，把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混同起来了。
三
对于主观性的重视，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表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突出特点。但是，不能向内心开掘趋于极端而显得畸形、变态。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曾感叹“德国的浪漫主义病院里收容了一些多么古怪的人物啊！”甚至说它“从其源头来说就中了毒。”
可谓灵感爆发，炽热的情感
完全进入了迷狂状态。这是一个自我极端膨胀的无所不在的主体。
郭沫若和华兹华斯诗歌中的个人情感与个性主义色彩的迥异，除了他们对浪漫主义本质的理解不同以外，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郭氏反抗黑暗现实的革命性，而华氏“后期的政治思想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
这表示了，浪漫主义的情感
渲泄和挥洒是为艾略特所厌弃的。
我们所以持相似的看法，乃是觉得放纵的情感内容超出了客观的物质形式本身的意义，是精神溢出了物质，理念压倒了形象，即便感到了美，却又远离了真。郭沫若的《女神》即是理念的心灵内容大大超出了客观物质形式本身的意义，是主体性的无限扩张，精神无限地溢出了物质。《女神》中的“我”几乎征服、占有了“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他“创造日月星辰”“驰骋风云雷雨”。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我”像北冰洋的晴景一样壮丽，像提起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到太平洋那样蕴藏着无限神力。郭沫若诗歌中那种罕见其匹和超越一切的力量是故意通过一种粗糙的形式来表达的，直到徐志摩从英国归来并且在1926年创办他的《诗刊》的时候，那场严肃的革新——特别用诗歌韵律美抗拒粗糙形式方面——才算是开始上路。
上世纪前期的中国新诗对浪漫主义的理解确有其片面性，正如李欧梵所言：“浪漫主义美学的那些神秘和超验的层面，在赞成一种人道性，社会——政治性的解释时，大都被忽视了。重点被放在自我表现、个性解放和对既定成规的叛逆上。”
反传统、革命、幻想、夸张、个性主义、英雄主义是郭沫若诗歌的特质；而华兹华斯却重视传统，重视（下转第345页）
靳明全．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138
．
黄侯兴．郭沫若文艺思想论稿．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51
．钱杏邨．郭沫若及其创作．黄人影．郭沫若论．上海：上海书店，1988：23
．
华兹华斯全身心地
把目光转向了远离暴力血腥的牧歌式田园风光，山川、田野、野鸟、野葡萄、野蔷薇、高天的云雀、幽思的夜莺、娇小的蝴蝶，无不引起诗人极大的兴趣。且看他的《致蝴蝶》：
我整整半个钟头看着你，你在那朵黄花上栖息，小小的蝶儿，我真不知你
是在安睡还是把花蜜吮吸？纹丝不动，即便冰封的海洋亦不过如此凝然静止！……——（《诗选》第35页）大自然和小生灵的平和、安宁给了诗人极大的满足，也给予了他敏锐的诗心。正是这种诗心，他把窥探麻雀窝当作拜访麻雀的闺房，把野鸽的“咕咕”叫声，既看成是我们对它的呼叫，又是它原来的啼音，也是它孵卵时最喜欢倾听的声音——因为它标志平静安闲的满足。
华兹华斯也要求所有诗人应“是一个天生具有更强烈感受力，更多热情”的人，“由热情给心灵灌注灵气，真实就是它自己的证明”，这需要“对于人性有着更多的知识”，“比任何人还要喜爱自己的内心的精神生活。”因为“诗的目的是为了真理。”
注释：
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44
．
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61
．刘象愚主编．外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1
．AidanDay．Romanticism．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
1996:132
．
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册）德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李欧梵．文学潮流（一）追求现代性（1895-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Stopford，A．Brook．NaturalisminEnglishPoetry．DottonCom-panyRepublished，1974:61
．
张耀军，古克平．布鲁姆早期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初探．外国文学研究，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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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象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郭沫若虽然远居国外，但是他最深切地感应到了时代的心音。他的心情是何等地昂奋！他不仅立即组织了以“排日”为宗旨的留日学生团体“夏社”以响应国内运动，而且立即以本名和“夏社”的名义连续写出文章发表在1919年10月上海出版的《黑潮》杂志第1卷第2期上，一面用大量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疯狂侵略中国的行径，一面呼吁同胞迅速奋起，担负起救国的责任。
他这一宝贵的爱国热情，紧接着在《匪徒颂》、《凤凰涅槃》、《晨安》、《炉中煤》等诗篇中燃烧起来，含着血和泪一起燃烧。他控诉帝国主义的凌辱，诅咒祖国的黑暗，还把祖国比作他心爱的姑娘，他的“眷恋”之情像炉中煤一样烧得通红！
郭沫若显然是一个极富激情和理想的革命派和浪漫派，正如他说蒋光赤在“浪漫”受到攻击时，公开宣称：“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更好的什么的，这种情况便是浪漫主义。”
但诗人仍然憧憬着让“自由和伟力”来改变当时的英国。
他在《密尔顿，你应该……》一诗中呼吁：“密尔顿，你应该生活在这个时代/今日英国，多需要你那样的伟才。/她已变成了一湾泥淖，一泓死水/祭坛、刀剑、文明风俗和豪门巨富/已保不住英国人往昔的/得天独厚的内向的幸福。请回来使我们从/啊，自私中奋起/给我们以道德风范，自由和伟力。/……”
二
对浪漫主义的理解，因人而异，正如歌德所言：“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世界……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
同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骄子，华兹华斯强调自然美，柯勒律治以植物的自然成长来比喻诗情的自然而至，雪莱强调善的美，济慈则把真与美统一起来，强调真的美。济慈是与华兹华斯比肩而立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理论散见于一些诗作和《书信集》中，他在《希腊古瓷颂》中则说：“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济慈认为，由于诗人处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一定要强调想象所攫取的美必须是真实的。
对于浪漫主义本质的理解，华兹华斯与他同期的英国同行取相近的步伐。通观华氏的所有诗歌，没有大胆的夸张，奇特的想象和环境，而是选择普通生活中的事件和微贱的田园生活以及下层人民如个体农民、破产农户、小艺人作为诗歌主人公，即便是歌颂黑人革命领袖的《致杜桑・卢维杜尔》一诗，那诗情也仅是自然流出，没有特别的夸饰，最壮丽的诗句也不过是“还有天空，大气和土壤/是高举你的旗帜的力量。”（《诗选》第194页）
华兹华斯意识到浪漫主义诗学在过分强调个人情感方面可能引起的歧义，于是他力图把诗人主观的“目的”和读者主观感受的“价值”联系在一起。他特别强调诗人的个人情感与人类共同情感的息息相通，要做到“诗人唱的歌全人类跟他合唱”。
这就是“唯能论”。郭沫若以“唯能论”的观点解释生命，
把“精神作用”说成“能底发散”，就根本混淆了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生命的本质属性也不是“唯能”，而在于物质运动。文学是精神现象仅是第二性的，社会生活即物质是第一性的，郭氏把文学说成“能”的发散，如天狗凭借“能”穿越一切，这就把“能”看得高于一切，把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混同起来了。
三
对于主观性的重视，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表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突出特点。但是，不能向内心开掘趋于极端而显得畸形、变态。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曾感叹“德国的浪漫主义病院里收容了一些多么古怪的人物啊！”甚至说它“从其源头来说就中了毒。”
可谓灵感爆发，炽热的情感
完全进入了迷狂状态。这是一个自我极端膨胀的无所不在的主体。
郭沫若和华兹华斯诗歌中的个人情感与个性主义色彩的迥异，除了他们对浪漫主义本质的理解不同以外，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郭氏反抗黑暗现实的革命性，而华氏“后期的政治思想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
这表示了，浪漫主义的情感
渲泄和挥洒是为艾略特所厌弃的。
我们所以持相似的看法，乃是觉得放纵的情感内容超出了客观的物质形式本身的意义，是精神溢出了物质，理念压倒了形象，即便感到了美，却又远离了真。郭沫若的《女神》即是理念的心灵内容大大超出了客观物质形式本身的意义，是主体性的无限扩张，精神无限地溢出了物质。《女神》中的“我”几乎征服、占有了“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他“创造日月星辰”“驰骋风云雷雨”。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我”像北冰洋的晴景一样壮丽，像提起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到太平洋那样蕴藏着无限神力。郭沫若诗歌中那种罕见其匹和超越一切的力量是故意通过一种粗糙的形式来表达的，直到徐志摩从英国归来并且在1926年创办他的《诗刊》的时候，那场严肃的革新——特别用诗歌韵律美抗拒粗糙形式方面——才算是开始上路。
上世纪前期的中国新诗对浪漫主义的理解确有其片面性，正如李欧梵所言：“浪漫主义美学的那些神秘和超验的层面，在赞成一种人道性，社会——政治性的解释时，大都被忽视了。重点被放在自我表现、个性解放和对既定成规的叛逆上。”
反传统、革命、幻想、夸张、个性主义、英雄主义是郭沫若诗歌的特质；而华兹华斯却重视传统，重视（下转第345页）
靳明全．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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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侯兴．郭沫若文艺思想论稿．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51
．钱杏邨．郭沫若及其创作．黄人影．郭沫若论．上海：上海书店，19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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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全身心地
把目光转向了远离暴力血腥的牧歌式田园风光，山川、田野、野鸟、野葡萄、野蔷薇、高天的云雀、幽思的夜莺、娇小的蝴蝶，无不引起诗人极大的兴趣。且看他的《致蝴蝶》：
我整整半个钟头看着你，你在那朵黄花上栖息，小小的蝶儿，我真不知你
是在安睡还是把花蜜吮吸？纹丝不动，即便冰封的海洋亦不过如此凝然静止！……——（《诗选》第35页）大自然和小生灵的平和、安宁给了诗人极大的满足，也给予了他敏锐的诗心。正是这种诗心，他把窥探麻雀窝当作拜访麻雀的闺房，把野鸽的“咕咕”叫声，既看成是我们对它的呼叫，又是它原来的啼音，也是它孵卵时最喜欢倾听的声音——因为它标志平静安闲的满足。
华兹华斯也要求所有诗人应“是一个天生具有更强烈感受力，更多热情”的人，“由热情给心灵灌注灵气，真实就是它自己的证明”，这需要“对于人性有着更多的知识”，“比任何人还要喜爱自己的内心的精神生活。”因为“诗的目的是为了真理。”
注释：
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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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61
．刘象愚主编．外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1
．AidanDay．Romanticism．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
199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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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册）德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李欧梵．文学潮流（一）追求现代性（1895-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Stopford，A．Brook．NaturalisminEnglishPoetry．DottonCom-panyRepublished，19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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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军，古克平．布鲁姆早期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初探．外国文学研究，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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