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时期是苏轼人生命运和思想转折的重要时期。而对苏轼居黄时的“闲适”思想，多数学者只是从表面上认为是人生境界的超脱，或是超越意识，或是“进取”与“退隐”的融合等等。其中只有著名学者杨胜宽先生对苏轼的“闲适之乐”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和比较，苏轼追求的“闲适之乐”是一个超越痛苦的过程，是人生的一种状态。特别是对于黄州时期的苏轼，更是处在经历人生巨变后面对现实挣扎求得生存的状态。这一时期他所追求的“闲适之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面对现实生活所带来的巨变，苏轼在这段时期追求的“闲适之乐”在本质上是一个“闲而不适”的过程。 一、“闲”与“适”两者的关系 要探析苏轼“闲而不适”的人生本质就必须弄清楚“闲”和“适”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闲适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状态，是一种生活之美。但在黄州时期的苏轼并非有着真正意义上的“闲适”生活。 此时此刻的苏轼正处于这种状态当中，这也是在仕途中慢慢得以演变的。他一生追求的“闲适之乐”是一种生活最佳的理想境界，但黄州时期却是他真正追求“闲适”生活，形成“闲适”思想的一个开始。在这段有巨大改变的转折期中，他生命中的“闲”与“适”在真正意义上是处于错位期。正因此，他在黄州时期超脱的人生状态成了人们所看到的追求“闲适”乐趣的表象，而这些表象正好是苏轼急于通过外物的方式来求得内心平静的证据。特别是他在这段时期所作的诗歌，大多含有壮志难酬，进取中却可以退隐的迹象。这是“闲”与“适”产生的矛盾错位导致苏轼即使生活过得悠闲，内心却不断的进行痛苦挣扎，身体内部的噪音似乎一直在轰鸣，一切都不曾平静过。这便是苏轼黄州时期生活的本质状态――“闲而不适”。 二、苏轼在黄州时期“闲而不适”的表现 （一）士人心态――“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 黄州时期的苏轼，其生活状态的本质是闲而不适的，他的内心一直备受煎熬，他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就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 （二）处世思想――“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 中国的士大夫在仕途上遭受挫折时一般会转向宗教，以寻得心理的安慰和精神的解脱。苏轼也不例外。由于苏轼前期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非常强烈，致使苏轼一下子不可能完全忘却兼济天下，也不可能完全归隐，只要条件允许，他还是会书剑报国，但这种精神在“乌台诗案”后，是不可能占主导。这种潜藏矛盾的动机正是他“闲而不适”内心斗争的集中表现，也是他思想斗争的结果。它要说明的是他的超然并不是超脱现实，而是想从汲汲名利、互相倾轧的丑恶社会现象中超脱。 （三）民本之心――“但令人饱我愁无” 苏轼贬谪黄州，生活极其困苦，但他仍然忧国忧民，对时政非常关切，为北宋王朝的安危担忧。由于身份和地位突然下降，他本身处在 “幅巾芒履，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间”（《东坡先生墓志铭》），促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下层人民，关注下层人民。苏轼虽因政治失意而过着悠闲的生活，但他的心始终没有闲下来，更没有放弃经世济时的抱负。 三、苏轼在黄州时期“闲而不适”的原因 （一）客观因素：封建社会与苏轼独立人格的格格不入。 苏轼黄州时期思想变化下而产生的“闲而不适”，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到时代特点的深刻影响。北宋，是封建制度各种矛盾全面爆发的一个历史时期。这是苏轼在黄州时期思想变化的根源，也是他产生“闲而不适”这种人生状态的最根本性原因。 （二）主观因素：“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的性格和“儒、道、释”杂糅的思想。 苏轼黄州时期会产生“闲而不适”这种人生的本质状态，除了在客观上与当时时代背景有着根本性的关系，还在主观上也与其自身的性格和思想的发展密不可分。从性格而言，苏轼曾用“坦荡之怀，任天而动”（《手批东坡乐府》）来概括自己的性格特征，因此也促使他形成了胸怀坦荡、肝胆照人的为人处世方式。种性格本身就与尔虞我诈的官场存在着先天的抵触，也成了厌恶黑暗官场的原因之一。从思想发展来看，苏轼自幼就受良好的家庭教育，苏轼所受到的儒家仕进文化良好的开端教育。在道家方面开蒙的是他的老师道士张易简。儒道互补，成了他年少时期的哲学基础。苏轼吸取佛教虚、无、空的思想武器，来和苦难的人生相抗衡。而在黄州时期，苏轼真正从感受上与佛禅发生共鸣并切身体会到佛禅教理之精义。这对苏轼一直调整自我“闲”与“适”正确的人生状态有着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苏轼在黄州的“闲而不适”是他在追求“闲适”人生的一种内在本质的最原始化状态。他的“闲适”人生的追求是由“‘闲’的表象提升到了发自心灵性的‘适’的深层次，是苏轼人生思考、丰富人生、美化人生的一部分。”而“闲而不适”却是他追求“闲适”人生中呈现出来的最精彩、最真实的有着残缺美的本质状态。
黄州时期是苏轼人生命运和思想转折的重要时期。而对苏轼居黄时的“闲适”思想，多数学者只是从表面上认为是人生境界的超脱，或是超越意识，或是“进取”与“退隐”的融合等等。其中只有著名学者杨胜宽先生对苏轼的“闲适之乐”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和比较，苏轼追求的“闲适之乐”是一个超越痛苦的过程，是人生的一种状态。特别是对于黄州时期的苏轼，更是处在经历人生巨变后面对现实挣扎求得生存的状态。这一时期他所追求的“闲适之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面对现实生活所带来的巨变，苏轼在这段时期追求的“闲适之乐”在本质上是一个“闲而不适”的过程。 一、“闲”与“适”两者的关系 要探析苏轼“闲而不适”的人生本质就必须弄清楚“闲”和“适”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闲适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状态，是一种生活之美。但在黄州时期的苏轼并非有着真正意义上的“闲适”生活。 此时此刻的苏轼正处于这种状态当中，这也是在仕途中慢慢得以演变的。他一生追求的“闲适之乐”是一种生活最佳的理想境界，但黄州时期却是他真正追求“闲适”生活，形成“闲适”思想的一个开始。在这段有巨大改变的转折期中，他生命中的“闲”与“适”在真正意义上是处于错位期。正因此，他在黄州时期超脱的人生状态成了人们所看到的追求“闲适”乐趣的表象，而这些表象正好是苏轼急于通过外物的方式来求得内心平静的证据。特别是他在这段时期所作的诗歌，大多含有壮志难酬，进取中却可以退隐的迹象。这是“闲”与“适”产生的矛盾错位导致苏轼即使生活过得悠闲，内心却不断的进行痛苦挣扎，身体内部的噪音似乎一直在轰鸣，一切都不曾平静过。这便是苏轼黄州时期生活的本质状态――“闲而不适”。 二、苏轼在黄州时期“闲而不适”的表现 （一）士人心态――“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 黄州时期的苏轼，其生活状态的本质是闲而不适的，他的内心一直备受煎熬，他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就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 （二）处世思想――“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 中国的士大夫在仕途上遭受挫折时一般会转向宗教，以寻得心理的安慰和精神的解脱。苏轼也不例外。由于苏轼前期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非常强烈，致使苏轼一下子不可能完全忘却兼济天下，也不可能完全归隐，只要条件允许，他还是会书剑报国，但这种精神在“乌台诗案”后，是不可能占主导。这种潜藏矛盾的动机正是他“闲而不适”内心斗争的集中表现，也是他思想斗争的结果。它要说明的是他的超然并不是超脱现实，而是想从汲汲名利、互相倾轧的丑恶社会现象中超脱。 （三）民本之心――“但令人饱我愁无” 苏轼贬谪黄州，生活极其困苦，但他仍然忧国忧民，对时政非常关切，为北宋王朝的安危担忧。由于身份和地位突然下降，他本身处在 “幅巾芒履，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间”（《东坡先生墓志铭》），促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下层人民，关注下层人民。苏轼虽因政治失意而过着悠闲的生活，但他的心始终没有闲下来，更没有放弃经世济时的抱负。 三、苏轼在黄州时期“闲而不适”的原因 （一）客观因素：封建社会与苏轼独立人格的格格不入。 苏轼黄州时期思想变化下而产生的“闲而不适”，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到时代特点的深刻影响。北宋，是封建制度各种矛盾全面爆发的一个历史时期。这是苏轼在黄州时期思想变化的根源，也是他产生“闲而不适”这种人生状态的最根本性原因。 （二）主观因素：“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的性格和“儒、道、释”杂糅的思想。 苏轼黄州时期会产生“闲而不适”这种人生的本质状态，除了在客观上与当时时代背景有着根本性的关系，还在主观上也与其自身的性格和思想的发展密不可分。从性格而言，苏轼曾用“坦荡之怀，任天而动”（《手批东坡乐府》）来概括自己的性格特征，因此也促使他形成了胸怀坦荡、肝胆照人的为人处世方式。种性格本身就与尔虞我诈的官场存在着先天的抵触，也成了厌恶黑暗官场的原因之一。从思想发展来看，苏轼自幼就受良好的家庭教育，苏轼所受到的儒家仕进文化良好的开端教育。在道家方面开蒙的是他的老师道士张易简。儒道互补，成了他年少时期的哲学基础。苏轼吸取佛教虚、无、空的思想武器，来和苦难的人生相抗衡。而在黄州时期，苏轼真正从感受上与佛禅发生共鸣并切身体会到佛禅教理之精义。这对苏轼一直调整自我“闲”与“适”正确的人生状态有着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苏轼在黄州的“闲而不适”是他在追求“闲适”人生的一种内在本质的最原始化状态。他的“闲适”人生的追求是由“‘闲’的表象提升到了发自心灵性的‘适’的深层次，是苏轼人生思考、丰富人生、美化人生的一部分。”而“闲而不适”却是他追求“闲适”人生中呈现出来的最精彩、最真实的有着残缺美的本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