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体制改革决不是靠局部的修修补补就能实现的，如果社会官本位体制不改变，政府对大学的高度管制模式不改变，大学“去行政化”只能沦为一句空话 大学行政化引发的问题日益显现，近日来，有关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讨论热烈。 1月26日上午，温家宝总理与来自科教文卫体的10位代表座谈。温家宝表示：“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提出：“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 如此看来，国家解决大学行政化问题的决心很大。 这是令人欣慰的事，但冷静下来想一想，心里还是有点儿不踏实。大学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社会、体制等原因，若大学教育体制改革不与政治体制改革整体同步推进，将很难获得成功。 大学行政化是官本位的产物 大学行政化最致命的问题是大学从内里开始糜烂。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行政机构成为学校主导部门，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配置，无论是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职称评定、研究课题，教学方案，等等，一律由行政官员主导的行政管理系统控制。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大学内部的所有竞争，都变成了对权力的争夺或者向权力献媚的竞赛。教授和教育家被边缘化，大学的肌体和灵魂就像烂苹果一样从内向外发生病变。大学教师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迅速改变。 二十多年前，一位教师被认为不适合教书或者学术前景不佳而被劝改行搞行政是一件很令人沮丧的事，他会觉得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但现在，不少教师积极主动追求搞行政。当行政干部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掌控一定的资源，有权管老师、管教授，甚至年轻的科长、处长可以“很自然地”训斥老教授。大学行政化的过程，是教授的主体地位丧失并蜕变为被统治者的过程。 大学行政化，实质上是全社会官本位意识及体制的产物。我们看到在大学管理系统内部，有着明确的行政级别划分。此外，还有将学术职位与官衔相挂钩的说法，诸如，讲师、副教授、教授分别相当于科级、处级、厅级等。在官本位体制内，这种对应便于学校同政府部门对话。这开始或许是一种无奈的“被适应”，因为如果不适应，就会与体制格格不入。但�渐地，学校发现了“被行政化”的好处――有等级就有权力，有权力就有利益，于是，“被适应”逐渐演变为主动适应，乃至积极追求。 从行政控制的角度来说，大学行政化意味着把大学纳入了与政府对等部门平起平坐的位置。在官本位意识主导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将大学行政化看成是对大学教育的重视和对学术的尊重，是一种“抬举”。然而，大学正是在被行政不动声色地“招安”的过程中，逐步丧失了办学的主体地位。政府对大学的行政管理日益强化，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 毋庸置疑，高等院校行政化已成为今日中国的一大怪状。 “名利双收”是行政化的动力 大学行政权力是怎样获得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力量的呢?实际上，大学的行政权力是行政与学术两种权威的叠加。 在大学，谁都知道“教授”名头是个好东西，它是一块敲开学术权威不可或缺的敲门砖，因此，不少行政干部都想方设法弄一顶教授的帽子戴在头上。教授帽代表荣誉，是名，官帽代表权力，是利。教授帽和官帽兼得，那才叫名利双收，左右逢源。 因此，在大学任职的行政官员便可以占尽所有。他有的，教师没有，教师有的，他全都有。他既是行政领导，也是副教授、教授，甚至是硕导、博导。这样一来，他当然可以统治学术力量，必要时还可以完全“代表”学术力量。 大学行政化的一个伴生现象是行政管理干部的“教授化”、“学衔化”，这在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表现突出，其结果，导致教授价值的稀释，并使大学管理服务和教学科研职能混同。“教授的滥化”不仅导致这一特定职称的价值严重缩水，也进一步削弱了大学教授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使之与大学的主导地位越离越远。 大学“去行政化”首先要改革政府对大学的管理模式，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充分遵循大学教育规律，赋予大学合理的、充分的自主权，使大学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其次要改革大学内部的治理模式，由官本位回归学术本位，明确学术主导和管理服务两个系统的职能边界，既要革除教授的官员化，也要革除行政人员的“教授化”、“学衔化”，让“教授”职称回归本义。 在大学内部，教师的利益要得到保障，教授的地位要得到尊重，学术价值要高过行政权力的价值；校长是教师和教授选出来的，处长、科长之类的行政岗位只是一种分工，不再是被争夺的异化的权力载体，院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等可以轮着干，让学术价值成为大学最高的也是永恒的追求。 官本位不变行政化难除 大学“去行政化”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二是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看，大学应该有相对的独立�和自由度，而不是被政府高度管制，受政府主导，从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看，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力量应该取代以行政为中心的权力系统，全面实行教授治校和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行政系统只是一个办事或服务机构。 教授治校，在今天的中国其实已不是一个梦想。近些年来，先后有一些高校尝试教授治校，但因为缺少制度保障，都不幸夭折。去年，朱清时出任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他说：“未来的南方科大将是一所教授治校的学校。强调去官化和去行政化。”朱校长已经迈出第一步，在南方科大，行政人员没有行政级别，不是指挥教师，而是服务教师；而一半的学校领导也要由教授选举产生。南方科大之所以能开风气之先，是因为其所在地深圳拥有特区立法权，可以通过法律，保证政府不介入高校管理。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大学行政化现象确实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有着一定的社会前提。 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角度看，如果大学一味要求“去行政化”，这在一定程度，意味着大学自动放弃了话语权，是主动缴械。大学以为就此可以摘除紧箍咒摆脱控制，但在一个连和尚都有级别的官本位社会里，你连说话的分量甚至机会都没有还能有多大作为?这样非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可能让大学活得更加窝囊，而且有苦无处说。 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大学体制改革决不是靠局部的修修补补就能实现的，如果社会官本位体制不改变，政府对大学的高度管制模式不改变，大学“去行政化”就是一句空话。官本位已经成为中国高校难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障碍，不仅冲击了高校独立的学术精神，也激化了高校的内部矛盾，更重要的是危害着教育事业的发展。 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大学“去行政化”应当结合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整体推进，一场脱离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单纯的教育体制改革，很难获得成功。
大学体制改革决不是靠局部的修修补补就能实现的，如果社会官本位体制不改变，政府对大学的高度管制模式不改变，大学“去行政化”只能沦为一句空话 大学行政化引发的问题日益显现，近日来，有关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讨论热烈。 1月26日上午，温家宝总理与来自科教文卫体的10位代表座谈。温家宝表示：“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提出：“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 如此看来，国家解决大学行政化问题的决心很大。 这是令人欣慰的事，但冷静下来想一想，心里还是有点儿不踏实。大学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社会、体制等原因，若大学教育体制改革不与政治体制改革整体同步推进，将很难获得成功。 大学行政化是官本位的产物 大学行政化最致命的问题是大学从内里开始糜烂。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行政机构成为学校主导部门，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配置，无论是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职称评定、研究课题，教学方案，等等，一律由行政官员主导的行政管理系统控制。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大学内部的所有竞争，都变成了对权力的争夺或者向权力献媚的竞赛。教授和教育家被边缘化，大学的肌体和灵魂就像烂苹果一样从内向外发生病变。大学教师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迅速改变。 二十多年前，一位教师被认为不适合教书或者学术前景不佳而被劝改行搞行政是一件很令人沮丧的事，他会觉得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但现在，不少教师积极主动追求搞行政。当行政干部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掌控一定的资源，有权管老师、管教授，甚至年轻的科长、处长可以“很自然地”训斥老教授。大学行政化的过程，是教授的主体地位丧失并蜕变为被统治者的过程。 大学行政化，实质上是全社会官本位意识及体制的产物。我们看到在大学管理系统内部，有着明确的行政级别划分。此外，还有将学术职位与官衔相挂钩的说法，诸如，讲师、副教授、教授分别相当于科级、处级、厅级等。在官本位体制内，这种对应便于学校同政府部门对话。这开始或许是一种无奈的“被适应”，因为如果不适应，就会与体制格格不入。但�渐地，学校发现了“被行政化”的好处――有等级就有权力，有权力就有利益，于是，“被适应”逐渐演变为主动适应，乃至积极追求。 从行政控制的角度来说，大学行政化意味着把大学纳入了与政府对等部门平起平坐的位置。在官本位意识主导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将大学行政化看成是对大学教育的重视和对学术的尊重，是一种“抬举”。然而，大学正是在被行政不动声色地“招安”的过程中，逐步丧失了办学的主体地位。政府对大学的行政管理日益强化，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 毋庸置疑，高等院校行政化已成为今日中国的一大怪状。 “名利双收”是行政化的动力 大学行政权力是怎样获得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力量的呢?实际上，大学的行政权力是行政与学术两种权威的叠加。 在大学，谁都知道“教授”名头是个好东西，它是一块敲开学术权威不可或缺的敲门砖，因此，不少行政干部都想方设法弄一顶教授的帽子戴在头上。教授帽代表荣誉，是名，官帽代表权力，是利。教授帽和官帽兼得，那才叫名利双收，左右逢源。 因此，在大学任职的行政官员便可以占尽所有。他有的，教师没有，教师有的，他全都有。他既是行政领导，也是副教授、教授，甚至是硕导、博导。这样一来，他当然可以统治学术力量，必要时还可以完全“代表”学术力量。 大学行政化的一个伴生现象是行政管理干部的“教授化”、“学衔化”，这在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表现突出，其结果，导致教授价值的稀释，并使大学管理服务和教学科研职能混同。“教授的滥化”不仅导致这一特定职称的价值严重缩水，也进一步削弱了大学教授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使之与大学的主导地位越离越远。 大学“去行政化”首先要改革政府对大学的管理模式，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充分遵循大学教育规律，赋予大学合理的、充分的自主权，使大学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其次要改革大学内部的治理模式，由官本位回归学术本位，明确学术主导和管理服务两个系统的职能边界，既要革除教授的官员化，也要革除行政人员的“教授化”、“学衔化”，让“教授”职称回归本义。 在大学内部，教师的利益要得到保障，教授的地位要得到尊重，学术价值要高过行政权力的价值；校长是教师和教授选出来的，处长、科长之类的行政岗位只是一种分工，不再是被争夺的异化的权力载体，院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等可以轮着干，让学术价值成为大学最高的也是永恒的追求。 官本位不变行政化难除 大学“去行政化”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二是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看，大学应该有相对的独立�和自由度，而不是被政府高度管制，受政府主导，从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看，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力量应该取代以行政为中心的权力系统，全面实行教授治校和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行政系统只是一个办事或服务机构。 教授治校，在今天的中国其实已不是一个梦想。近些年来，先后有一些高校尝试教授治校，但因为缺少制度保障，都不幸夭折。去年，朱清时出任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他说：“未来的南方科大将是一所教授治校的学校。强调去官化和去行政化。”朱校长已经迈出第一步，在南方科大，行政人员没有行政级别，不是指挥教师，而是服务教师；而一半的学校领导也要由教授选举产生。南方科大之所以能开风气之先，是因为其所在地深圳拥有特区立法权，可以通过法律，保证政府不介入高校管理。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大学行政化现象确实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有着一定的社会前提。 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角度看，如果大学一味要求“去行政化”，这在一定程度，意味着大学自动放弃了话语权，是主动缴械。大学以为就此可以摘除紧箍咒摆脱控制，但在一个连和尚都有级别的官本位社会里，你连说话的分量甚至机会都没有还能有多大作为?这样非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可能让大学活得更加窝囊，而且有苦无处说。 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大学体制改革决不是靠局部的修修补补就能实现的，如果社会官本位体制不改变，政府对大学的高度管制模式不改变，大学“去行政化”就是一句空话。官本位已经成为中国高校难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障碍，不仅冲击了高校独立的学术精神，也激化了高校的内部矛盾，更重要的是危害着教育事业的发展。 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大学“去行政化”应当结合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整体推进，一场脱离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单纯的教育体制改革，很难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