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皇的母亲 杨氏顺陵之谜 顺陵不是帝陵，它是唐代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处皇家外戚陵园。墓主杨氏是女皇武则天的母亲，因女显贵，墓就修得像模像样，称号也将“墓”提高到“陵”。顺陵石刻气势雄伟，在唐代陵墓中是最为杰出的。将母亲陵修到这样的分上，也只有性格独特的武则天才能做到。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不但自己死后睡进了雄伟的乾陵中，而且为了感谢生养之恩，替自己的母亲杨氏建起了气势磅礴的顺陵。顺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东北18公里的底张乡韩家村东（唐时称洪渎原），距西安约40公里。
据史料记载，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死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九月，年92岁，初赠晋国夫人，以太原王妃礼葬于咸阳，当时仅称“墓”。武则天称帝后，于永昌元年(689)追封其父太原王武士彟为周忠孝太皇，尊母为忠孝太后，将杨氏之墓改称为明义陵。天授元年(690)九月，又追封其父为太祖孝明高皇帝，杨氏改称孝明高皇后，又将明义陵改称顺陵。20多年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到了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李隆基将武士彟的孝明高皇帝号削掉，仍称太原王，杨氏的孝明高皇后被削，仍称太原王妃，所以顺陵也被人称为王妃墓，但后人还是把杨氏墓称作“顺陵”。
武则天之母杨氏墓前的石兽 顺陵虽然也称“陵”，但不是因山为陵，不甚雄伟，如果与占据山峰的渭北18个唐代帝王陵比较，则大为逊色。其时昭陵已采用以山为陵的方式，顺陵为何没用这种形式，今人已无法知晓武则天当日的心思，只能作为一个谜随历史长河流淌而去了。顺陵建在咸阳以北的原上，布局和风格与一般的大型陵墓相同。陵上设置的几件大型石刻，成为唐陵石刻中最精美最出色者，它代表了唐代石刻艺术的较高水平。
顺陵的陵园平面略呈长方形，占地面积110万平方米，有内城和外城。外城南北长1264米，东西宽866米，南面正门并列两个土阙，相距50米。外城的城墙早已倾圮，惟四门遗址仍存。内城亦称皇城，位于外城偏北部，南墙长300米，东墙长298米，西墙长294米，北墙长282米，基本上是个正方形。南墙中段有相对两个土阙，相距22米，高的5.8米，系内城的南门遗址。城墙系夯土筑成，宽2米左右。
有人认为，顺陵其实是分两次修成的。杨氏死后不久是第一次修陵，规模相当于今天见到的内城。第二次扩建在文明至光宅年间，武则天在制定和推行自己一系列治国纲领的同时，着手顺陵园寝的扩建工程，以抬高杨氏的身份地位。扩建的陵园为外城，扩建后陵园面积是初葬园寝的100多倍。通常我们认为帝王陵寝是按照帝王生前居住的宫廷格局来设计的，但顺陵并不是据杨氏生前所居住的宫廷规格来布局，而是按照武则天的思路构想的，在外观上大致承袭了唐初以来封建帝王陵寝的形制，但赋予了新的内涵，陵墓从象征到体像，体现出与易图的对应或演绎关系。如陵墓位于内城北部略偏西的原因，主要与九宫八卦中的方位有关，在九宫中的乾六宫位置，避开了天盘、人盘的遮盖，符合至高无上的原则。
顺陵坟丘底部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48.5米，高12.6米。经探测，墓道呈斜坡形，长28.5米，宽2米。墓道两壁用石灰粉刷，绘有壁画。
顺陵是唐代最有代表性的陵园之一。最引入注目的，是其地面遗存的丰富精美的石刻群。顺陵石刻形体高大，姿态生动，异常雄健，制作精美，可谓唐陵石刻之冠。园内现存石刻34件，多数列置陵前。内城南门内现存石人13尊，石羊3件。内城南门外现存走狮、天禄各一对。外城东、西、北三门各有蹲狮一对，北门外原有石马三对，现已残缺。石刻均由整块青石雕刻而成，形象逼真，姿态生动，显示了博大雄浑的气魄。石座的四周有线雕花纹，以陵前的天禄和走狮尤为精湛。
唐顺陵瑞兽，外形独特，头上长角，被称为“天禄” 顺陵的走狮分雌雄两类，均呈走动的姿态，在造型方面作了艺术的适度夸张，突出地表现了狮子雄健的特点。雄狮昂首挺胸，阔步迈行，头饰卷毛，突目隆鼻，张口似吼，其声仿佛震撼山野。狮子的四肢都很粗大，体肥而筋骨发达，各部位的肌肉随着动作变化而隆起，给人感到狮子有无比的雄伟和力量，威武逼人。从这些狮子身上，武周时的国富民强和高超的雕刻技艺显露无比，大唐帝国不可一世的气概全部展现。
天禄又名独角兽，其形状头似鹿，却长一只弯曲的角，身似牛，足为马蹄，垂尾与座连线，并长有双翅，这是一种想像中的鹿的变形，可能取禄（鹿）的吉祥之意雕刻的形象。一些学者认为，鹿是一种吉祥的动物，换上牛身，取其忠厚善良，勤恳不怠；换上马蹄，使之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再增添双翼，能凌空而起，飞向任何一个地方，因此天禄是守护陵园最理想的神兽。
顺陵的两只天禄石刻，身高连底座为4.5米，长4.2米，体积之大，腹下可容纳几个人。由于形体高大，结构夸张，具有强烈的雄伟感。对于头部和双翅的雕刻更加精致，鹿的个性和神情得以充分显示出来。双翅刻成卷云纹浮雕，华美而充满生气。天禄形体与底座连接在一起，制作时必须选择超过整体体积的一块巨石，充分显示出唐代雕刻家惊人的创作气魄和卓越的雕造技艺。民间传说，两块天禄的原石在渭北的山里面，当时动员了大批人力和畜力也没有把它搬动。武则天很生气，便下了一道命令：若逾期巨石运不到陵园，参加搬运的人畜就要全部活埋。限期将到，民工们拉了牛上山，但石头太大，许多黄牛合力仍无法拉动巨石，牛都汗流浃背，疲惫不堪。眼看大祸就要临头，不料一纸诏令下来，说是巨石已经运到陵园。原来此事惊动了天神和牛王，是他们悄悄地让牛把巨石从渭北山区运到了陵园。传说带有神话色彩，但雕凿天禄时的具体经过还是比较清晰的，石雕的价值也就无与伦比了。
顺陵前后有二通石碑。第一通石碑见于杨氏初葬时，碑文由唐高宗亲自撰书。但这通石碑后来不见了。其形制规格和碑文内容今天都无法知道。第二块石碑就是通常称的顺陵碑，是武则天为追尊其母杨氏所立，今成了一块残碑。碑刻于长安二年(702)正月，此时杨氏死了已有32年。碑文由武三思撰文，当时的相王李旦（后来的唐睿宗）书写，原文共4000多字。碑文字体方正，兼以篆隶，劲健有力，每字大一寸五分，还采用了武则天新创造的文字。碑在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因地震而倒扑，断为多节，后被人拿了去修砌渭河河岸。清代之后，人们从河岸上发现了残段，传世共8块，文共18行，46字，这就是著名的“顺陵残碑”，为今天书法家所推崇的石刻珍品。南门外有一遗址，周围有破碎砖瓦，应是碑毁亭塌后的废墟。
唐顺陵走狮像 是谁将当年倒扑的顺陵碑拿去修渭河堤岸的？
有人说是乾隆年间咸阳县为了修补堤岸，正愁没有石料，忽然一位姓杨的秀才为了讨好县令，向县令提议将咸阳原上帝王陵墓及富户人家祖坟上的石碑通通用于填河堤。县令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规定凡是阻拦者，一律罚交两块银子。有钱的人为保留石碑，交了银子认了罚，此事就了结了。顺陵残碑无人管理，被运往河堤。但有人认为这只是传说，因为乾隆年间的金石著作里已记载渭河岸边崩出残碑块了。
有人认为嘉靖三十四年时任咸阳知县的潘应科要负主要责任，修堤岸是他任上的事，因而戏谑说：“咸阳县令真懵懂，宝贝拿来塞窟窿。”反对者认为，潘在咸阳任期共三年，第一年就发生了大地震。当时咸阳县恰好连年荒歉，尽管黄河和渭水都发大水，但官府的首要任务恐怕是防震救灾安抚百姓，因为那一年的地震实在很大，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政府是无力去修河岸的。因此这笔账不能算在他的头上。
有人猜测此事发生大概在万历十五年的修堤中。根据咸阳的一些方志记载，地震后第一次修堤在万历十五年，是知县樊溶的任上。地方志上记载，当时修堤用料是“易木于厂，易石于户，易石灰与铁于市尘”，大量的石料来自户县南山，也有一部分是从民间和市场上购置的。由于价格比较合理，老百姓为了挣点钱，用自己的车辆顺路捎带必在情理之中，因为拾残碑散石要比在户县南山采运石料省时省工得多。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残碑有可能在此时被当地民夫用车运到渭河边。樊溶没有什么命令禁止用碑石，而当时具体负责修堤的官吏没有详细检查和过问，竟把宝贝塞进了窟窿。
如此看来，究竟是谁把石碑运到岸边的，今天还不能说得很清楚，恐怕将永远成为一谜，任由后人去猜想了。
顺陵也有一座陪葬墓，是杨氏孙武三思的，在顺陵附近曾出土过武三思的镇墓石一方。然武三思在睿宗时曾“剖棺戮尸”，墓也被掘了，出土镇墓石的地点并不见得真是武三思墓址，因而仍无法确定武三思墓的准确位置。
女皇的母亲 杨氏顺陵之谜 顺陵不是帝陵，它是唐代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处皇家外戚陵园。墓主杨氏是女皇武则天的母亲，因女显贵，墓就修得像模像样，称号也将“墓”提高到“陵”。顺陵石刻气势雄伟，在唐代陵墓中是最为杰出的。将母亲陵修到这样的分上，也只有性格独特的武则天才能做到。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不但自己死后睡进了雄伟的乾陵中，而且为了感谢生养之恩，替自己的母亲杨氏建起了气势磅礴的顺陵。顺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东北18公里的底张乡韩家村东（唐时称洪渎原），距西安约40公里。
据史料记载，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死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九月，年92岁，初赠晋国夫人，以太原王妃礼葬于咸阳，当时仅称“墓”。武则天称帝后，于永昌元年(689)追封其父太原王武士彟为周忠孝太皇，尊母为忠孝太后，将杨氏之墓改称为明义陵。天授元年(690)九月，又追封其父为太祖孝明高皇帝，杨氏改称孝明高皇后，又将明义陵改称顺陵。20多年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到了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李隆基将武士彟的孝明高皇帝号削掉，仍称太原王，杨氏的孝明高皇后被削，仍称太原王妃，所以顺陵也被人称为王妃墓，但后人还是把杨氏墓称作“顺陵”。
武则天之母杨氏墓前的石兽 顺陵虽然也称“陵”，但不是因山为陵，不甚雄伟，如果与占据山峰的渭北18个唐代帝王陵比较，则大为逊色。其时昭陵已采用以山为陵的方式，顺陵为何没用这种形式，今人已无法知晓武则天当日的心思，只能作为一个谜随历史长河流淌而去了。顺陵建在咸阳以北的原上，布局和风格与一般的大型陵墓相同。陵上设置的几件大型石刻，成为唐陵石刻中最精美最出色者，它代表了唐代石刻艺术的较高水平。
顺陵的陵园平面略呈长方形，占地面积110万平方米，有内城和外城。外城南北长1264米，东西宽866米，南面正门并列两个土阙，相距50米。外城的城墙早已倾圮，惟四门遗址仍存。内城亦称皇城，位于外城偏北部，南墙长300米，东墙长298米，西墙长294米，北墙长282米，基本上是个正方形。南墙中段有相对两个土阙，相距22米，高的5.8米，系内城的南门遗址。城墙系夯土筑成，宽2米左右。
有人认为，顺陵其实是分两次修成的。杨氏死后不久是第一次修陵，规模相当于今天见到的内城。第二次扩建在文明至光宅年间，武则天在制定和推行自己一系列治国纲领的同时，着手顺陵园寝的扩建工程，以抬高杨氏的身份地位。扩建的陵园为外城，扩建后陵园面积是初葬园寝的100多倍。通常我们认为帝王陵寝是按照帝王生前居住的宫廷格局来设计的，但顺陵并不是据杨氏生前所居住的宫廷规格来布局，而是按照武则天的思路构想的，在外观上大致承袭了唐初以来封建帝王陵寝的形制，但赋予了新的内涵，陵墓从象征到体像，体现出与易图的对应或演绎关系。如陵墓位于内城北部略偏西的原因，主要与九宫八卦中的方位有关，在九宫中的乾六宫位置，避开了天盘、人盘的遮盖，符合至高无上的原则。
顺陵坟丘底部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48.5米，高12.6米。经探测，墓道呈斜坡形，长28.5米，宽2米。墓道两壁用石灰粉刷，绘有壁画。
顺陵是唐代最有代表性的陵园之一。最引入注目的，是其地面遗存的丰富精美的石刻群。顺陵石刻形体高大，姿态生动，异常雄健，制作精美，可谓唐陵石刻之冠。园内现存石刻34件，多数列置陵前。内城南门内现存石人13尊，石羊3件。内城南门外现存走狮、天禄各一对。外城东、西、北三门各有蹲狮一对，北门外原有石马三对，现已残缺。石刻均由整块青石雕刻而成，形象逼真，姿态生动，显示了博大雄浑的气魄。石座的四周有线雕花纹，以陵前的天禄和走狮尤为精湛。
唐顺陵瑞兽，外形独特，头上长角，被称为“天禄” 顺陵的走狮分雌雄两类，均呈走动的姿态，在造型方面作了艺术的适度夸张，突出地表现了狮子雄健的特点。雄狮昂首挺胸，阔步迈行，头饰卷毛，突目隆鼻，张口似吼，其声仿佛震撼山野。狮子的四肢都很粗大，体肥而筋骨发达，各部位的肌肉随着动作变化而隆起，给人感到狮子有无比的雄伟和力量，威武逼人。从这些狮子身上，武周时的国富民强和高超的雕刻技艺显露无比，大唐帝国不可一世的气概全部展现。
天禄又名独角兽，其形状头似鹿，却长一只弯曲的角，身似牛，足为马蹄，垂尾与座连线，并长有双翅，这是一种想像中的鹿的变形，可能取禄（鹿）的吉祥之意雕刻的形象。一些学者认为，鹿是一种吉祥的动物，换上牛身，取其忠厚善良，勤恳不怠；换上马蹄，使之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再增添双翼，能凌空而起，飞向任何一个地方，因此天禄是守护陵园最理想的神兽。
顺陵的两只天禄石刻，身高连底座为4.5米，长4.2米，体积之大，腹下可容纳几个人。由于形体高大，结构夸张，具有强烈的雄伟感。对于头部和双翅的雕刻更加精致，鹿的个性和神情得以充分显示出来。双翅刻成卷云纹浮雕，华美而充满生气。天禄形体与底座连接在一起，制作时必须选择超过整体体积的一块巨石，充分显示出唐代雕刻家惊人的创作气魄和卓越的雕造技艺。民间传说，两块天禄的原石在渭北的山里面，当时动员了大批人力和畜力也没有把它搬动。武则天很生气，便下了一道命令：若逾期巨石运不到陵园，参加搬运的人畜就要全部活埋。限期将到，民工们拉了牛上山，但石头太大，许多黄牛合力仍无法拉动巨石，牛都汗流浃背，疲惫不堪。眼看大祸就要临头，不料一纸诏令下来，说是巨石已经运到陵园。原来此事惊动了天神和牛王，是他们悄悄地让牛把巨石从渭北山区运到了陵园。传说带有神话色彩，但雕凿天禄时的具体经过还是比较清晰的，石雕的价值也就无与伦比了。
顺陵前后有二通石碑。第一通石碑见于杨氏初葬时，碑文由唐高宗亲自撰书。但这通石碑后来不见了。其形制规格和碑文内容今天都无法知道。第二块石碑就是通常称的顺陵碑，是武则天为追尊其母杨氏所立，今成了一块残碑。碑刻于长安二年(702)正月，此时杨氏死了已有32年。碑文由武三思撰文，当时的相王李旦（后来的唐睿宗）书写，原文共4000多字。碑文字体方正，兼以篆隶，劲健有力，每字大一寸五分，还采用了武则天新创造的文字。碑在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因地震而倒扑，断为多节，后被人拿了去修砌渭河河岸。清代之后，人们从河岸上发现了残段，传世共8块，文共18行，46字，这就是著名的“顺陵残碑”，为今天书法家所推崇的石刻珍品。南门外有一遗址，周围有破碎砖瓦，应是碑毁亭塌后的废墟。
唐顺陵走狮像 是谁将当年倒扑的顺陵碑拿去修渭河堤岸的？
有人说是乾隆年间咸阳县为了修补堤岸，正愁没有石料，忽然一位姓杨的秀才为了讨好县令，向县令提议将咸阳原上帝王陵墓及富户人家祖坟上的石碑通通用于填河堤。县令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规定凡是阻拦者，一律罚交两块银子。有钱的人为保留石碑，交了银子认了罚，此事就了结了。顺陵残碑无人管理，被运往河堤。但有人认为这只是传说，因为乾隆年间的金石著作里已记载渭河岸边崩出残碑块了。
有人认为嘉靖三十四年时任咸阳知县的潘应科要负主要责任，修堤岸是他任上的事，因而戏谑说：“咸阳县令真懵懂，宝贝拿来塞窟窿。”反对者认为，潘在咸阳任期共三年，第一年就发生了大地震。当时咸阳县恰好连年荒歉，尽管黄河和渭水都发大水，但官府的首要任务恐怕是防震救灾安抚百姓，因为那一年的地震实在很大，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政府是无力去修河岸的。因此这笔账不能算在他的头上。
有人猜测此事发生大概在万历十五年的修堤中。根据咸阳的一些方志记载，地震后第一次修堤在万历十五年，是知县樊溶的任上。地方志上记载，当时修堤用料是“易木于厂，易石于户，易石灰与铁于市尘”，大量的石料来自户县南山，也有一部分是从民间和市场上购置的。由于价格比较合理，老百姓为了挣点钱，用自己的车辆顺路捎带必在情理之中，因为拾残碑散石要比在户县南山采运石料省时省工得多。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残碑有可能在此时被当地民夫用车运到渭河边。樊溶没有什么命令禁止用碑石，而当时具体负责修堤的官吏没有详细检查和过问，竟把宝贝塞进了窟窿。
如此看来，究竟是谁把石碑运到岸边的，今天还不能说得很清楚，恐怕将永远成为一谜，任由后人去猜想了。
顺陵也有一座陪葬墓，是杨氏孙武三思的，在顺陵附近曾出土过武三思的镇墓石一方。然武三思在睿宗时曾“剖棺戮尸”，墓也被掘了，出土镇墓石的地点并不见得真是武三思墓址，因而仍无法确定武三思墓的准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