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南方谈话；现实意义；精神实质；研究展望 [摘要]2003年至今的十年，国内学界主要从现实意义的解析、主要内容的解读及精神实质的剖析等方面推进了“南方谈话”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出视角多样化、内容深入化的倾向。展望未来，“南方谈话”的现实启示将会继续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而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推进“南方谈话”内容的研究，也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向。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9—0068—10 1992年春，邓小平南下视察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等城市，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与思想资源。学界对“南方谈话”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综观“南方谈话”发表以来的研究状况，以2003年为界，这方面的研究可分为特征不同的前后两个十年。大体来说，前十年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剖析“南方谈话”发表的背景、概括“南方谈话”内容的要点及探析“南方谈话”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上；后十年的研究一方面承袭前十年研究的某些方向与内容，推进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则呈现出研究角度多样化、研究内容深入化等新的研究倾向。这种倾向在2012年发表的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的文章中表现尤为突出。2012年初，国内学界纷纷开展研讨会重温“南方谈话”，《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在2012年第一季度相继开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中共党史研究》约请著名党史、国史研究专家笔谈“南方谈话”。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2012年第一季度发表的纪念“南方谈话”的文章数量，已经超过了2003年至2011年间相关文章的总数。一批力图还原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历史场景、展现“南方谈话”深远意义的著述也于2012年相继面世，如吴松营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记录人的记述》（人民出版社，2012）披露了当时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真实内情，记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真实情景及“南方谈话”引发的国内外媒体的反应。田炳信的《南方谈话亲历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牛正武的《南行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全记录》（广东人民出版，2012）等著作都为人们更好回顾当时的场景及“南方谈话”所带来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此外，毕京京主编的《东方风来20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理论贡献》（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南方日报社主编的《风起南方——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名人谈》（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等通过阐释“南方谈话”的理论影响、实践意义重温了“南方谈话”的精神与理念。 本文拟以2003年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南方谈话”的研究，尤其是2012年年初的纪念文章为主要材料，对近十年“南方谈话”的研究情况与主要趋势作一简要的梳理，思考未来“南方谈话”研究的新趋向。 一、研究趋向与成果 总体来看，2003年迄今，理论界主要从现实意义的解析、主要内容的解读及精神实质的剖析等方面推进了“南方谈话”的研究，主要表现为： （一）立足于“南方谈话”以来2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深刻解析“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南方谈话”自发表之日起，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理论指导之一。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实践成绩为解析“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与价值提供了丰富的事实佐证。近十年的研究也表明，探析“南方谈话”的实践意义已经成为“南方谈话”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这种研究倾向在2012年表现得尤为明显。2012年年初召开的几次纪念“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的研讨会都不约而同地探讨了“南方谈话”对于当今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现实启示，认为“南方谈话”对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纪念“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的文章，大多数也着眼于探讨“南方谈话”的实践价值。 宏观方面，辛向阳梳理了中国在“南方谈话”指导下改革开放、制度建设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武力也指出，“南方谈话”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实际上成为新时期改革与发展的宣言书和路标，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解放思想，突破“姓社姓资”的改革“瓶颈”；抓住机遇，结束徘徊前进的发展局面；总结经验，提供改革与发展的方法和智慧。 “南方谈话”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指导作用是全面的，但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其对经济的指导。李正华通过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指出“南方谈话”的发表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在“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并促成了中国经济建设步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尹航则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大作用和意义，认为“南方谈话”回答了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而也从实践层面极大地推进了在摸索中前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由放权让利历史性地转为制度创新。“南方谈话”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解决了改革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闯过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头，使中国改革不可逆转地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石仲泉的话可作一总结：“‘南方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具有强大的政治感召力。” 从具体的经济领域来看，“南方谈话”所蕴含的经济思想为近20年来高速发展的私营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这种支撑作用表现为“南方谈话”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和支持，从理论依据、思想保证、市场理念等方面为私营经济发展扫清了障碍，使中国私营经济进入了高速稳定发展的时期。胡岳岷用翔实的数据证明了“南方谈话”之于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对“南方谈话”到中共十六大期间，中共关于私营经济制度的建构历程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采纳实证分析的方法检视了1992年至2002年间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变迁历程。樊秋莹则以深圳私营经济的发展为考察中心，探析了“南方谈话”精神之于深圳私营经济可喜发展的积极影响和作用。这种研究提供了一种启示，在考察“南方谈话”现实意义的时候，除了着眼于其宏观影响的思考外，考察谈话影响下某个领域的变化发展，不失为一个好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南方谈话；现实意义；精神实质；研究展望 [摘要]2003年至今的十年，国内学界主要从现实意义的解析、主要内容的解读及精神实质的剖析等方面推进了“南方谈话”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出视角多样化、内容深入化的倾向。展望未来，“南方谈话”的现实启示将会继续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而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推进“南方谈话”内容的研究，也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向。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9—0068—10 1992年春，邓小平南下视察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等城市，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与思想资源。学界对“南方谈话”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综观“南方谈话”发表以来的研究状况，以2003年为界，这方面的研究可分为特征不同的前后两个十年。大体来说，前十年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剖析“南方谈话”发表的背景、概括“南方谈话”内容的要点及探析“南方谈话”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上；后十年的研究一方面承袭前十年研究的某些方向与内容，推进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则呈现出研究角度多样化、研究内容深入化等新的研究倾向。这种倾向在2012年发表的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的文章中表现尤为突出。2012年初，国内学界纷纷开展研讨会重温“南方谈话”，《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在2012年第一季度相继开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中共党史研究》约请著名党史、国史研究专家笔谈“南方谈话”。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2012年第一季度发表的纪念“南方谈话”的文章数量，已经超过了2003年至2011年间相关文章的总数。一批力图还原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历史场景、展现“南方谈话”深远意义的著述也于2012年相继面世，如吴松营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记录人的记述》（人民出版社，2012）披露了当时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真实内情，记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真实情景及“南方谈话”引发的国内外媒体的反应。田炳信的《南方谈话亲历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牛正武的《南行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全记录》（广东人民出版，2012）等著作都为人们更好回顾当时的场景及“南方谈话”所带来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此外，毕京京主编的《东方风来20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理论贡献》（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南方日报社主编的《风起南方——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名人谈》（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等通过阐释“南方谈话”的理论影响、实践意义重温了“南方谈话”的精神与理念。 本文拟以2003年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南方谈话”的研究，尤其是2012年年初的纪念文章为主要材料，对近十年“南方谈话”的研究情况与主要趋势作一简要的梳理，思考未来“南方谈话”研究的新趋向。 一、研究趋向与成果 总体来看，2003年迄今，理论界主要从现实意义的解析、主要内容的解读及精神实质的剖析等方面推进了“南方谈话”的研究，主要表现为： （一）立足于“南方谈话”以来2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深刻解析“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南方谈话”自发表之日起，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理论指导之一。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实践成绩为解析“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与价值提供了丰富的事实佐证。近十年的研究也表明，探析“南方谈话”的实践意义已经成为“南方谈话”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这种研究倾向在2012年表现得尤为明显。2012年年初召开的几次纪念“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的研讨会都不约而同地探讨了“南方谈话”对于当今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现实启示，认为“南方谈话”对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纪念“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的文章，大多数也着眼于探讨“南方谈话”的实践价值。 宏观方面，辛向阳梳理了中国在“南方谈话”指导下改革开放、制度建设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武力也指出，“南方谈话”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实际上成为新时期改革与发展的宣言书和路标，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解放思想，突破“姓社姓资”的改革“瓶颈”；抓住机遇，结束徘徊前进的发展局面；总结经验，提供改革与发展的方法和智慧。 “南方谈话”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指导作用是全面的，但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其对经济的指导。李正华通过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指出“南方谈话”的发表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在“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并促成了中国经济建设步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尹航则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大作用和意义，认为“南方谈话”回答了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而也从实践层面极大地推进了在摸索中前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由放权让利历史性地转为制度创新。“南方谈话”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解决了改革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闯过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头，使中国改革不可逆转地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石仲泉的话可作一总结：“‘南方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具有强大的政治感召力。” 从具体的经济领域来看，“南方谈话”所蕴含的经济思想为近20年来高速发展的私营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这种支撑作用表现为“南方谈话”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和支持，从理论依据、思想保证、市场理念等方面为私营经济发展扫清了障碍，使中国私营经济进入了高速稳定发展的时期。胡岳岷用翔实的数据证明了“南方谈话”之于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对“南方谈话”到中共十六大期间，中共关于私营经济制度的建构历程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采纳实证分析的方法检视了1992年至2002年间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变迁历程。樊秋莹则以深圳私营经济的发展为考察中心，探析了“南方谈话”精神之于深圳私营经济可喜发展的积极影响和作用。这种研究提供了一种启示，在考察“南方谈话”现实意义的时候，除了着眼于其宏观影响的思考外，考察谈话影响下某个领域的变化发展，不失为一个好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