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刘少文（1905-1987），原名刘国章，曾化名张明，河南信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历任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翻译、中共中央翻译科科长、中央巡视员、中革军委秘书兼《革命与战争》军事杂志编辑、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中共中央交通处香港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南方局交通处处长，参与领导和组织了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营救800余名各方面人士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工委副书记、上海局委员，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第四部副部长、代部长、总参谋部第二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意外暴露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年代，站在前台唱主角的往往是那些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铁血将士，却很少有人会知晓战斗在秘密战线上的地下工作者。这些地下工作者凭借着过人的胆略和智慧，冒着生命危险，在秘密战线上与敌人进行着巧妙的周旋与激烈的较量，给我党我军的许多重大决策和行动提供了大量极为重要的情报资料，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及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和极强的保密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长期“隐蔽”在历史精彩的篇章里，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作为我军秘密战线上的先驱者之一，功勋卓著而又默默无闻的开国中将刘少文就是这样一个人。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在原来南方局基础上成立的中共代表团奉命转入地下工作，并改组为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刘少文出任副书记，全面负责上海周边及港澳地区的统战、宣传和情报工作。在他的参与领导下，上海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第二条反蒋战线斗争（即秘密战线斗争），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可未曾想两年后他便遇到了从事秘密工作以来的最大危险。 危险缘于刘少文的秘书赵平回家乡买粮一事。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党员、老地下工作者，赵平一直是刘少文的得力助手，他不仅掌握着上海工委与中央军委联系的电台，而且好多重要的交通情报工作，都是赵平代替刘少文接头处理的。赵平的公开身份是“天兴粮食行”老板，为了维持粮行的正常运转，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四处购粮。渐渐地，赵平萌生了携妻子沙平回老家浙江余姚购粮的想法。一则因为余姚是著名的产粮区，到那里，轻轻松松就能购得百十吨粮食；二则因为赵平阔别家乡20余载，很想回乡探望一下寡居多年的老母亲，再给过世的父亲扫扫墓。虽然赵平的想法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但他毕竟是处于关键岗位的地下工作者，作为上级的刘少文考虑了很久，在反复强调要他注意隐蔽并约定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后，同意了赵平赴浙购粮。 1948年5月，赵平夫妇离开上海到了余姚，很快就完成了粮食采购任务。接着，赵平看望了老母亲，又带着妻子四处拜访亲友。赵平如此“张扬”，并不是有意将刘少文的嘱咐当做耳旁风，而是他觉得如今距离自己当年在家乡闹革命已有20年之久，时下，年老的大都忘得差不多了，年轻的肯定又不知道，况且自己又是以粮商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的，肯定不会出事。谁知正是赵平的这种想法让他栽了跟头。他到老家没几天，就有人向特务告发赵平当年带领农民暴动的“罪行”。这天，赵平夫妇扫墓回来，刚走到余姚城门口的石桥边，几个凶神恶煞的特务便不由分说地把他们二人押上了车。 在押往杭州审讯的途中，赵平瞅着押送特务打盹儿的时机，小声叮嘱妻子：“千万不要乱讲！”然而，沙平除了惶恐地拼命点头外什么也说不出来。赵平在受审时一口咬定：“我的确年轻时闹过革命，但早就不干了，现在我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特务们见从他这儿捞不到有价值的东西，就转而严刑拷打起沙平来。沙平虽然也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但她的主要任务是以家属身份掩护赵平，从未经受过做情报工作的严格训练与考验，加之她性格偏于软弱，很快，她就承认他们夫妻俩都是共产党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不仅如此，沙平还供出了领导赵平的是一个叫做“张明”的商人，他经常穿着西装或长袍大褂去威海卫路上的“福民食品店”找人。 千钧一发 平心而论，沙平的确不知道赵平工作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张明”就是刘少文，但她的招供对我地下工作的威胁却是致命的。因为福民食品店虽然看上去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粤菜馆，但它却是刘少文领导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交通站，上海附近的地下党组织、海外回来的同志都是在这里接头的。沙平的供述，使国民党特务如获至宝，他们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 刘少文对发生在赵平夫妇身上的事情毫不知情，他在苦苦等了一个半月不见二人踪影后，隐约感觉到赵平可能出事了，便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刘少文决定首先疏散与赵平有联系的熊志华、郑才等地下交通员，但疏散需要一大笔钱，而钱只有到福民食品店交给熊志华、郑才他们俩才最安全。于是，6月30 日这天晚上，刘少文冒着绵绵细雨来到了福民食品店。此时，凶险的敌特也正饿虎扑食般朝食品店扑来。刘少文走到店门口，四下观察了很久，没发现什么可疑迹象，方才走进店里，掏出钱来，果断地命令熊志华、郑才道：“马上撤退到香港！” 正当刘少文打算离开时，熊志华向他报告说：“老唐来了，在楼上。”老唐是个在一艘美国邮船上工作的中国海员，是刘少文领导的一个负责搜集国外情报的交通员。老唐每次来都会带来一些极具价值的重要情报。刘少文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便毫不犹豫地走上楼去。 福民食品店位于威海卫路沿街的一幢门面房内，其构造与现如今许多连家店铺相似，就是一楼是店铺，二楼以上住人，上楼的楼梯就在店内。刘少文上楼见到了老唐，正当他准备展开看老唐带来的情报密件时，一伙儿荷枪实弹的不速之客已冲进了食品店。“能拖一分是一分，尽量让上级领导和海外交通员得以脱险。”想到这儿，熊志华和郑才急忙上前和国民党特务大声争吵了起来。 刘少文听到楼下的吵闹声，知道情况有变，急忙把密件揉碎，还没等想好处理的办法，两个特务就已冲上楼来。特务们一心想着“张明”是个穿西装或长衫的阔老板，可眼前的两个人却是一副标准的工人打扮。原来，刘少文并不确定赵平是否出事了，便留了一手，一改平日去接头时的阔商装扮，特地换了一身旧蓝布工装，还带了个帆布工具袋，活脱脱一个水管工。两个特务心中很是疑惑，当下便有一个特务冲到三楼去搜查人去了，另一个则堵在二楼门口大声盘问：“干什么的？”老唐冷静地用广东话答道：“我是郑老板的同乡。”而刘少文则镇定地举起手里的工具袋：“老板说水管坏了，叫我来修的。” 还没等问话的特务反应过来，三楼的特务便叫嚷了起来，问话的特务以为三楼发现了目标，撇下两个“工人”就往三楼奔去。原来，为了麻痹敌人，刘少文特地让郑才他们把三楼空房租给了一个国民党空军军官，没想到这一招儿现在真派上用场了，这个平素不怎么在家的空军军官这天正好穿着一身考究的便服坐在家里，特务们以为他就是沙平招认的“张明”，遂死死盘问了起来。 机智脱险 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刘少文立即跑到后窗向外一看，弄堂里没有一个人。刘少文要老唐先跳下去逃走，老唐却拒绝了，说：“你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快跑！我会有办法的。” 来不及推让了，刘少文动情地冲老唐点点头，一个闪身，便从后窗跳了下去。三楼的两个特务在被国民党的空军军官各打了两个大耳光后，才发现他不是他们要猎获的对象，悻悻地回到了二楼，见只剩下一个工人，也没心情问个究竟了，便下楼与大队人马会合，将老唐和熊志华、郑才一起抓走了。 刘少文跳窗后，脚踝严重摔伤，他顾不上剧烈的疼痛，往弄堂外疾走。刚走到弄堂口，一个看门的老头儿想要拦住他问话，刘少文急中生智，装出一脸凶相，用上海话大声骂道：“侬眼乌珠瞎脱啦（上海方言，即有眼无珠、不知好歹的意思），少管闲事！”老头儿被吓得愣住了，刘少文立即冲出了弄堂，跑到路口，挥手拦了一辆三轮车。 坐在三轮车上，刘少文频频回头，虽没见有人追来，但他还是不放心，便在黄陂路路口换了一辆三轮车朝相反方向驶去。三轮车跑过西摩路时，刘少文又换了一辆三轮车继续兜起了圈子。辗转许久，才到了绍兴路附近的家门口。车停下时，刘少文因脚伤已不能走动了，只好让车夫去叫门，才由妻子罗晓虹扶着他进了家。 刘少文回到家后，忍住剧痛，清醒地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赵平肯定出事了，整个情报交通系统和他本人已毫无疑问地处在了危险之中。虽然不能肯定赵平是否叛变，但赵平知道刘少文家里的电话号码，一旦他说出来，特务必定会找上门来，家里不能再待了。想到这儿，他让罗晓虹连夜去另一名交通员蔡叔厚家通报情况，第二天一早，刘少文和罗晓虹便被接到了蔡叔厚独住的三层楼房里。 在医治脚伤的同时，刘少文又给了罗晓虹一个电话号码，并教了她如何打电话。罗晓虹按照丈夫的嘱咐，平静地在电话里说道：“请告诉一声王先生，张先生生了病，住进医院了！”于是，上海局书记刘晓和党中央这才得知：刘少文在上海出事了！ 中央对刘少文的安危很是忧虑，不过刘少文并没让中央失望，他仅在蔡叔厚家住了20多天，就带着妻子和女儿妞妞秘密搬到了南京东路汉弥尔顿大厦13层楼顶上的一个房间里，安全地待到了9月上旬，从上海乘船到了天津。不久，刘少文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的河北省平山县，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协助享有“红色情报王”美誉的李克农，继续负责统战和情报工作，积极争取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责编雷蕾）
开国中将刘少文（1905-1987），原名刘国章，曾化名张明，河南信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历任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翻译、中共中央翻译科科长、中央巡视员、中革军委秘书兼《革命与战争》军事杂志编辑、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中共中央交通处香港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南方局交通处处长，参与领导和组织了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营救800余名各方面人士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工委副书记、上海局委员，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第四部副部长、代部长、总参谋部第二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意外暴露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年代，站在前台唱主角的往往是那些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铁血将士，却很少有人会知晓战斗在秘密战线上的地下工作者。这些地下工作者凭借着过人的胆略和智慧，冒着生命危险，在秘密战线上与敌人进行着巧妙的周旋与激烈的较量，给我党我军的许多重大决策和行动提供了大量极为重要的情报资料，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及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和极强的保密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长期“隐蔽”在历史精彩的篇章里，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作为我军秘密战线上的先驱者之一，功勋卓著而又默默无闻的开国中将刘少文就是这样一个人。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在原来南方局基础上成立的中共代表团奉命转入地下工作，并改组为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刘少文出任副书记，全面负责上海周边及港澳地区的统战、宣传和情报工作。在他的参与领导下，上海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第二条反蒋战线斗争（即秘密战线斗争），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可未曾想两年后他便遇到了从事秘密工作以来的最大危险。 危险缘于刘少文的秘书赵平回家乡买粮一事。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党员、老地下工作者，赵平一直是刘少文的得力助手，他不仅掌握着上海工委与中央军委联系的电台，而且好多重要的交通情报工作，都是赵平代替刘少文接头处理的。赵平的公开身份是“天兴粮食行”老板，为了维持粮行的正常运转，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四处购粮。渐渐地，赵平萌生了携妻子沙平回老家浙江余姚购粮的想法。一则因为余姚是著名的产粮区，到那里，轻轻松松就能购得百十吨粮食；二则因为赵平阔别家乡20余载，很想回乡探望一下寡居多年的老母亲，再给过世的父亲扫扫墓。虽然赵平的想法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但他毕竟是处于关键岗位的地下工作者，作为上级的刘少文考虑了很久，在反复强调要他注意隐蔽并约定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后，同意了赵平赴浙购粮。 1948年5月，赵平夫妇离开上海到了余姚，很快就完成了粮食采购任务。接着，赵平看望了老母亲，又带着妻子四处拜访亲友。赵平如此“张扬”，并不是有意将刘少文的嘱咐当做耳旁风，而是他觉得如今距离自己当年在家乡闹革命已有20年之久，时下，年老的大都忘得差不多了，年轻的肯定又不知道，况且自己又是以粮商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的，肯定不会出事。谁知正是赵平的这种想法让他栽了跟头。他到老家没几天，就有人向特务告发赵平当年带领农民暴动的“罪行”。这天，赵平夫妇扫墓回来，刚走到余姚城门口的石桥边，几个凶神恶煞的特务便不由分说地把他们二人押上了车。 在押往杭州审讯的途中，赵平瞅着押送特务打盹儿的时机，小声叮嘱妻子：“千万不要乱讲！”然而，沙平除了惶恐地拼命点头外什么也说不出来。赵平在受审时一口咬定：“我的确年轻时闹过革命，但早就不干了，现在我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特务们见从他这儿捞不到有价值的东西，就转而严刑拷打起沙平来。沙平虽然也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但她的主要任务是以家属身份掩护赵平，从未经受过做情报工作的严格训练与考验，加之她性格偏于软弱，很快，她就承认他们夫妻俩都是共产党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不仅如此，沙平还供出了领导赵平的是一个叫做“张明”的商人，他经常穿着西装或长袍大褂去威海卫路上的“福民食品店”找人。 千钧一发 平心而论，沙平的确不知道赵平工作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张明”就是刘少文，但她的招供对我地下工作的威胁却是致命的。因为福民食品店虽然看上去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粤菜馆，但它却是刘少文领导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交通站，上海附近的地下党组织、海外回来的同志都是在这里接头的。沙平的供述，使国民党特务如获至宝，他们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 刘少文对发生在赵平夫妇身上的事情毫不知情，他在苦苦等了一个半月不见二人踪影后，隐约感觉到赵平可能出事了，便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刘少文决定首先疏散与赵平有联系的熊志华、郑才等地下交通员，但疏散需要一大笔钱，而钱只有到福民食品店交给熊志华、郑才他们俩才最安全。于是，6月30 日这天晚上，刘少文冒着绵绵细雨来到了福民食品店。此时，凶险的敌特也正饿虎扑食般朝食品店扑来。刘少文走到店门口，四下观察了很久，没发现什么可疑迹象，方才走进店里，掏出钱来，果断地命令熊志华、郑才道：“马上撤退到香港！” 正当刘少文打算离开时，熊志华向他报告说：“老唐来了，在楼上。”老唐是个在一艘美国邮船上工作的中国海员，是刘少文领导的一个负责搜集国外情报的交通员。老唐每次来都会带来一些极具价值的重要情报。刘少文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便毫不犹豫地走上楼去。 福民食品店位于威海卫路沿街的一幢门面房内，其构造与现如今许多连家店铺相似，就是一楼是店铺，二楼以上住人，上楼的楼梯就在店内。刘少文上楼见到了老唐，正当他准备展开看老唐带来的情报密件时，一伙儿荷枪实弹的不速之客已冲进了食品店。“能拖一分是一分，尽量让上级领导和海外交通员得以脱险。”想到这儿，熊志华和郑才急忙上前和国民党特务大声争吵了起来。 刘少文听到楼下的吵闹声，知道情况有变，急忙把密件揉碎，还没等想好处理的办法，两个特务就已冲上楼来。特务们一心想着“张明”是个穿西装或长衫的阔老板，可眼前的两个人却是一副标准的工人打扮。原来，刘少文并不确定赵平是否出事了，便留了一手，一改平日去接头时的阔商装扮，特地换了一身旧蓝布工装，还带了个帆布工具袋，活脱脱一个水管工。两个特务心中很是疑惑，当下便有一个特务冲到三楼去搜查人去了，另一个则堵在二楼门口大声盘问：“干什么的？”老唐冷静地用广东话答道：“我是郑老板的同乡。”而刘少文则镇定地举起手里的工具袋：“老板说水管坏了，叫我来修的。” 还没等问话的特务反应过来，三楼的特务便叫嚷了起来，问话的特务以为三楼发现了目标，撇下两个“工人”就往三楼奔去。原来，为了麻痹敌人，刘少文特地让郑才他们把三楼空房租给了一个国民党空军军官，没想到这一招儿现在真派上用场了，这个平素不怎么在家的空军军官这天正好穿着一身考究的便服坐在家里，特务们以为他就是沙平招认的“张明”，遂死死盘问了起来。 机智脱险 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刘少文立即跑到后窗向外一看，弄堂里没有一个人。刘少文要老唐先跳下去逃走，老唐却拒绝了，说：“你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快跑！我会有办法的。” 来不及推让了，刘少文动情地冲老唐点点头，一个闪身，便从后窗跳了下去。三楼的两个特务在被国民党的空军军官各打了两个大耳光后，才发现他不是他们要猎获的对象，悻悻地回到了二楼，见只剩下一个工人，也没心情问个究竟了，便下楼与大队人马会合，将老唐和熊志华、郑才一起抓走了。 刘少文跳窗后，脚踝严重摔伤，他顾不上剧烈的疼痛，往弄堂外疾走。刚走到弄堂口，一个看门的老头儿想要拦住他问话，刘少文急中生智，装出一脸凶相，用上海话大声骂道：“侬眼乌珠瞎脱啦（上海方言，即有眼无珠、不知好歹的意思），少管闲事！”老头儿被吓得愣住了，刘少文立即冲出了弄堂，跑到路口，挥手拦了一辆三轮车。 坐在三轮车上，刘少文频频回头，虽没见有人追来，但他还是不放心，便在黄陂路路口换了一辆三轮车朝相反方向驶去。三轮车跑过西摩路时，刘少文又换了一辆三轮车继续兜起了圈子。辗转许久，才到了绍兴路附近的家门口。车停下时，刘少文因脚伤已不能走动了，只好让车夫去叫门，才由妻子罗晓虹扶着他进了家。 刘少文回到家后，忍住剧痛，清醒地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赵平肯定出事了，整个情报交通系统和他本人已毫无疑问地处在了危险之中。虽然不能肯定赵平是否叛变，但赵平知道刘少文家里的电话号码，一旦他说出来，特务必定会找上门来，家里不能再待了。想到这儿，他让罗晓虹连夜去另一名交通员蔡叔厚家通报情况，第二天一早，刘少文和罗晓虹便被接到了蔡叔厚独住的三层楼房里。 在医治脚伤的同时，刘少文又给了罗晓虹一个电话号码，并教了她如何打电话。罗晓虹按照丈夫的嘱咐，平静地在电话里说道：“请告诉一声王先生，张先生生了病，住进医院了！”于是，上海局书记刘晓和党中央这才得知：刘少文在上海出事了！ 中央对刘少文的安危很是忧虑，不过刘少文并没让中央失望，他仅在蔡叔厚家住了20多天，就带着妻子和女儿妞妞秘密搬到了南京东路汉弥尔顿大厦13层楼顶上的一个房间里，安全地待到了9月上旬，从上海乘船到了天津。不久，刘少文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的河北省平山县，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协助享有“红色情报王”美誉的李克农，继续负责统战和情报工作，积极争取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责编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