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海盐、海南万宁到江西赣县、湖北仙桃，再到天津蓟县，2016年垃圾焚烧项目所引发的群众抗议和群体性事件之密集，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一边是垃圾围城、垃圾下乡，一边是公众质疑、“邻避效应”，垃圾焚烧在我国遭遇需求之切和落地之难的尴尬。
接下来，让我们细数2016年垃圾焚烧那些事：
2016年4月12日，浙江海盐县政府发布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公示，20日选址周边部分群众在县政府集聚、封堵道路抗议该项目，21日晚海盐县宣布停止生活垃圾焚烧项目。
4月25日上午，海南省万宁市长丰镇一些群众因反对当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规划选址到万宁市委市政府聚集。
同期，江西赣州群众反对在赣州市赣县王母渡镇建立垃圾焚烧厂，并举报王母渡镇第二垃圾焚烧厂环评报告中公众参与部分存在弄虚作假。
6月份，湖北仙桃市的抵制垃圾焚烧厂风暴闹得沸沸扬扬。已经开工建设两年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即将试运行前遭到了市民的大规模抵制运动，短短几天内时间，仙桃市政府的态度也发生巨大转变，从教化民众到最终自己软化。6月26日上午，仙桃市人民政府官网连发两条消息，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先是“暂缓建设”，最后直接“决定停止该项目”。
无独有偶，6月27日湖南宁乡县也爆发了垃圾焚烧发电厂“反建”事件，6月28日，湖南宁乡县通告暂停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停止进行。
7月2日，广东肇庆市高要区政府通过“高要宣传”发布《关于对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停止征地的公告》。公告指出， 高要区委区政府于2016年7月1日在禄步镇召开全镇村民小组大会，会上宣布停止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在禄步镇江仔头村征地工作。
8月份，天津蓟县垃圾焚烧发电厂遭群众抵制。今年4月开始试运行的天津蓟县垃圾焚烧发电厂，于两年前获得天津市环保局的环评审批通过，环评报告称曾在周围10个村发放200份公众意见调查问卷，96.5%的被调查村民同意建设该项目。村民质疑该调查结果造假，并要求公开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调查的相关信息，而天津市环保局则以调查内容涉及公民隐私权和姓名权，表示不得公开。
每当一个地方要建垃圾焚烧厂，民众就会掀起一场抵制风暴，这几乎成了惯例，也让垃圾焚烧突然进入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让“邻避”同样成为了一时之间的热门关键词。
可是这此起彼伏的群众事件，真的是群众太敏感吗？我们用事实说话： 调查显示，231座垃圾焚烧企业中，只有不足50%的垃圾焚烧厂通过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平台公开信息；纳入在线监测的105座垃圾焚烧厂，除5座停产外，40座公开的污染物排放数据不完整、12座缺少自行监测案、35座无2015年年度监测报告、34座未依据新标准修改“污染物限值”、部分企业数据存造假空间。
就算是垃圾焚烧新国标实施后，企业超标依然严重。仅仅一季度，31家企业累计超新标高达4682次。二噁英公开情况差，差到什么程度？环保组织向全国33个市(区)级环保部门申请的64座垃圾焚烧厂的“2015年十项大气污染物1-3季度监测数据”中，仅获得6座垃圾焚烧厂的二噁英监测数据。
是假象和骗局，让民众的信任消耗殆尽。所以，站在民众的立场，对垃圾焚烧项目产生抵触心理，无可厚非，更不应该大加指责。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
当垃圾处理陷入困局，我们如何才能突破垃圾围城？
当垃圾焚烧出现问题，我们能做的只是口诛笔伐吗？
当垃圾处理技术更新，你还愿意做城市的摆渡人吗？
从浙江海盐、海南万宁到江西赣县、湖北仙桃，再到天津蓟县，2016年垃圾焚烧项目所引发的群众抗议和群体性事件之密集，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一边是垃圾围城、垃圾下乡，一边是公众质疑、“邻避效应”，垃圾焚烧在我国遭遇需求之切和落地之难的尴尬。
接下来，让我们细数2016年垃圾焚烧那些事：
2016年4月12日，浙江海盐县政府发布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公示，20日选址周边部分群众在县政府集聚、封堵道路抗议该项目，21日晚海盐县宣布停止生活垃圾焚烧项目。
4月25日上午，海南省万宁市长丰镇一些群众因反对当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规划选址到万宁市委市政府聚集。
同期，江西赣州群众反对在赣州市赣县王母渡镇建立垃圾焚烧厂，并举报王母渡镇第二垃圾焚烧厂环评报告中公众参与部分存在弄虚作假。
6月份，湖北仙桃市的抵制垃圾焚烧厂风暴闹得沸沸扬扬。已经开工建设两年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即将试运行前遭到了市民的大规模抵制运动，短短几天内时间，仙桃市政府的态度也发生巨大转变，从教化民众到最终自己软化。6月26日上午，仙桃市人民政府官网连发两条消息，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先是“暂缓建设”，最后直接“决定停止该项目”。
无独有偶，6月27日湖南宁乡县也爆发了垃圾焚烧发电厂“反建”事件，6月28日，湖南宁乡县通告暂停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停止进行。
7月2日，广东肇庆市高要区政府通过“高要宣传”发布《关于对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停止征地的公告》。公告指出， 高要区委区政府于2016年7月1日在禄步镇召开全镇村民小组大会，会上宣布停止肇庆市环保能源发电项目在禄步镇江仔头村征地工作。
8月份，天津蓟县垃圾焚烧发电厂遭群众抵制。今年4月开始试运行的天津蓟县垃圾焚烧发电厂，于两年前获得天津市环保局的环评审批通过，环评报告称曾在周围10个村发放200份公众意见调查问卷，96.5%的被调查村民同意建设该项目。村民质疑该调查结果造假，并要求公开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调查的相关信息，而天津市环保局则以调查内容涉及公民隐私权和姓名权，表示不得公开。
每当一个地方要建垃圾焚烧厂，民众就会掀起一场抵制风暴，这几乎成了惯例，也让垃圾焚烧突然进入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让“邻避”同样成为了一时之间的热门关键词。
可是这此起彼伏的群众事件，真的是群众太敏感吗？我们用事实说话： 调查显示，231座垃圾焚烧企业中，只有不足50%的垃圾焚烧厂通过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平台公开信息；纳入在线监测的105座垃圾焚烧厂，除5座停产外，40座公开的污染物排放数据不完整、12座缺少自行监测案、35座无2015年年度监测报告、34座未依据新标准修改“污染物限值”、部分企业数据存造假空间。
就算是垃圾焚烧新国标实施后，企业超标依然严重。仅仅一季度，31家企业累计超新标高达4682次。二噁英公开情况差，差到什么程度？环保组织向全国33个市(区)级环保部门申请的64座垃圾焚烧厂的“2015年十项大气污染物1-3季度监测数据”中，仅获得6座垃圾焚烧厂的二噁英监测数据。
是假象和骗局，让民众的信任消耗殆尽。所以，站在民众的立场，对垃圾焚烧项目产生抵触心理，无可厚非，更不应该大加指责。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
当垃圾处理陷入困局，我们如何才能突破垃圾围城？
当垃圾焚烧出现问题，我们能做的只是口诛笔伐吗？
当垃圾处理技术更新，你还愿意做城市的摆渡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