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历史上，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主要是由儒道佛三教所支配、所决定的。今天，儒道佛依然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只不过，对不同社会领域和阶层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性质有所不同而已. 由于每个人的生活背景和文化程度不同，对这种影响的自觉程度及评价标准有所不同。
儒道佛三教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1、 儒道佛三教基本内涵。（1）儒教、儒学与儒家。早在孔子创立儒学之前，先秦社会就已
存在所谓“儒”的职业，主要从事礼仪、祭祀等宗教活动。这便是“儒教”的根源。但自孔子创立儒学后，所谓“儒教”，或“儒道佛”之“儒”，主要是指儒学，而非孔子之前的儒教。儒学是由孔子创立而为历代大儒所继承和发扬的一种人文学说，是一种“为己之学”，要求个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又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以《大学》中所讲的“三纲八目”为根本宗旨和途径。（2）道教、道学与道家。道教是宗教，是由先秦道家、黄老学、方仙道、黄老道演变发展而形成的，创建于东汉时期。道学是对道家、道教理论学说的总称。道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道家只指先秦道家，广义道家包括以先秦道家为源头和核心的一切学术流派，当然也包括道教。（3）佛教、佛学与佛家。佛教是宗教，佛学指佛教教义，佛家是佛门高僧与著名居士。佛教的基本精神是悟道成佛，解脱生死。它以缘起法则、因果报应、五蕴、四谛等理论看待宇宙人生，要求遵循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八正道等戒律，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从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而言，如何继承和发扬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以应对春秋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即是孔子当时所要处理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从文化角度而言，孔子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但文化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是孔子留给后人的历史遗憾！秦汉之际，如何继承和总结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以适应大一统之后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秦汉之际政治家、思想家们所要处理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他们先后做出了三次选择，即“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他们的得失成败也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两汉之际，佛法东渐。当时大概谁也没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从此别开生面。这个外来文化日后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过程竟经历了五、六百年之久！这期间三教的矛盾冲突与调和融合，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启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魏晋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某些方面佛教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儒道两教。因此，率先几乎完美地实现了三教合一的，不是儒家，也非道家，而是六祖慧能所创立的中国化佛教——禅宗，也就不足为奇了。但确实值得深思。入宋以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儒家文化角度而言，如何回应佛老，便是宋明新儒家所要处理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他们所建立的宋明理学可以说实现了文化的大综合、大创
造，把中国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内圣有余而事功不足，这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晚清以降，中国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个变局一直影响到今日。那时期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所提出和考虑的许多问题，直到今天仍不敢说，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其中，如何面对和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使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也即传统文化的现（近）代化问题，就是从那时提出，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的问题。当前，在所谓“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问题被更加严峻地提到日程上来。如何反省和体认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适应并引导当前的社会发展趋势，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我们从历史发展角度回顾和反省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目的在于从中获取有益的历史启示。当然，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和当今所面临的全球化过程远非古代佛法东渐那么单纯，其内涵与性质都要丰富而复杂得多。但两者总有一定的相同相通之处。我们应当而且能够从中获取宝贵的历史启示！
3、儒道佛的现代转化及其与现代教育的关系。现代教育取代传统教育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卓越成就。但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这些成就并不能掩盖现代教育日益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片面的科技化知识追求掩盖和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教育，以致造成教育本身内部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分裂、知识传授与人格培养的脱离，以及“成人”与“成才”的对立。教育理念在日益强劲的“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驱动下分化成了不完整的、片面的教育策略和办学方针，使得“德智双修”、“成人成才”的教育本质发生了严重的扭曲。而且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趋势下，教育正朝着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实用化的方向发展，在“人才市场”的压力下，教育也开始经济化、商品化。另一方面，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说教过于浓厚，不仅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反而让不少学生对“政治教育”、“道德说教”形成逆反心理。这种状况是值得忧虑的。毫无疑问，以儒道佛思想价值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教育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一定程度的矫正和纠偏作用。如果教导有方，学习得法，其作用自不限于“矫正和纠偏”，而应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更深的意义。2当然，这就要求儒道佛三教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实现自身创造性的转化，才能为现代人提供更有效、更具现实意义的精神教化资源。 1
21 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572页。 南怀瑾先生曾对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人大国学院应该培养真正的治国人才。因为，中国历代著名的大臣宰相都是“国学”培养出来的，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他们那个时代绝对是精英。纪校长赞同这一观点，说：“我们可以在国学专业教育中加入与时代相适应的内容，一样可以培养出将相之才。„„我想老先生这样讲，是在勉励我们，让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目标，亦即国学教育应当有培养经世济民之才。”见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国学——在“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中国思想史通讯》2006年第1辑，转引自“孔子2000网”。
但是，如何实现儒道佛三教自身创造性的转化？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和实践检验的重大问题。近百年来，现代新儒家的探索、“人间佛教”的实践，以及近年来“生活道教”的倡导，都体现了一种“人能弘道”的精神。无疑应该继续发扬。但值得注意，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不管怎样探索、回答这一问题，都只能说是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远非全部内容。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同的诸如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科学技术，乃至自由、人权、人格等价值观念，仍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当然，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也有它的局限性。就像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一样，容易为一时的、感性的利益所驱使，而缺乏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崇高的神圣感。民主制可以说是大众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民主制度，需要结合本国国情加以改进和完善。这里所谓“国情”，不仅指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还包括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只有深刻地领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辩正关系，才算完整地把握到了“中国国情”的基本内涵；只有创造性地把“传统”转化为对“现代”的一种积极的促进和提升的力量，才算无愧于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只有从“现代”着眼（包括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着眼和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着眼），才能激活“传统”资源，使“传统”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传统智慧在现代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3
由此可见，如要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那么，在国民中形成一种努力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共识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紧迫，因为文化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是该认真考虑“传统文化经典进课堂”的时候了！4
3 张立文先生所著《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即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该书有两个版本，分别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 参见彭永捷《漫谈“传统文化经典进课堂”》，载张晓华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8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5年版。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历史上，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主要是由儒道佛三教所支配、所决定的。今天，儒道佛依然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只不过，对不同社会领域和阶层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性质有所不同而已. 由于每个人的生活背景和文化程度不同，对这种影响的自觉程度及评价标准有所不同。
儒道佛三教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1、 儒道佛三教基本内涵。（1）儒教、儒学与儒家。早在孔子创立儒学之前，先秦社会就已
存在所谓“儒”的职业，主要从事礼仪、祭祀等宗教活动。这便是“儒教”的根源。但自孔子创立儒学后，所谓“儒教”，或“儒道佛”之“儒”，主要是指儒学，而非孔子之前的儒教。儒学是由孔子创立而为历代大儒所继承和发扬的一种人文学说，是一种“为己之学”，要求个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又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以《大学》中所讲的“三纲八目”为根本宗旨和途径。（2）道教、道学与道家。道教是宗教，是由先秦道家、黄老学、方仙道、黄老道演变发展而形成的，创建于东汉时期。道学是对道家、道教理论学说的总称。道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道家只指先秦道家，广义道家包括以先秦道家为源头和核心的一切学术流派，当然也包括道教。（3）佛教、佛学与佛家。佛教是宗教，佛学指佛教教义，佛家是佛门高僧与著名居士。佛教的基本精神是悟道成佛，解脱生死。它以缘起法则、因果报应、五蕴、四谛等理论看待宇宙人生，要求遵循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八正道等戒律，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从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而言，如何继承和发扬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以应对春秋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即是孔子当时所要处理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从文化角度而言，孔子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但文化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是孔子留给后人的历史遗憾！秦汉之际，如何继承和总结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以适应大一统之后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秦汉之际政治家、思想家们所要处理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他们先后做出了三次选择，即“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他们的得失成败也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两汉之际，佛法东渐。当时大概谁也没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从此别开生面。这个外来文化日后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过程竟经历了五、六百年之久！这期间三教的矛盾冲突与调和融合，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启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魏晋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某些方面佛教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儒道两教。因此，率先几乎完美地实现了三教合一的，不是儒家，也非道家，而是六祖慧能所创立的中国化佛教——禅宗，也就不足为奇了。但确实值得深思。入宋以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儒家文化角度而言，如何回应佛老，便是宋明新儒家所要处理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他们所建立的宋明理学可以说实现了文化的大综合、大创
造，把中国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内圣有余而事功不足，这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晚清以降，中国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个变局一直影响到今日。那时期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所提出和考虑的许多问题，直到今天仍不敢说，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其中，如何面对和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使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也即传统文化的现（近）代化问题，就是从那时提出，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的问题。当前，在所谓“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问题被更加严峻地提到日程上来。如何反省和体认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适应并引导当前的社会发展趋势，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我们从历史发展角度回顾和反省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目的在于从中获取有益的历史启示。当然，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和当今所面临的全球化过程远非古代佛法东渐那么单纯，其内涵与性质都要丰富而复杂得多。但两者总有一定的相同相通之处。我们应当而且能够从中获取宝贵的历史启示！
3、儒道佛的现代转化及其与现代教育的关系。现代教育取代传统教育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卓越成就。但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这些成就并不能掩盖现代教育日益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片面的科技化知识追求掩盖和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教育，以致造成教育本身内部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分裂、知识传授与人格培养的脱离，以及“成人”与“成才”的对立。教育理念在日益强劲的“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驱动下分化成了不完整的、片面的教育策略和办学方针，使得“德智双修”、“成人成才”的教育本质发生了严重的扭曲。而且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趋势下，教育正朝着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实用化的方向发展，在“人才市场”的压力下，教育也开始经济化、商品化。另一方面，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说教过于浓厚，不仅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反而让不少学生对“政治教育”、“道德说教”形成逆反心理。这种状况是值得忧虑的。毫无疑问，以儒道佛思想价值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教育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一定程度的矫正和纠偏作用。如果教导有方，学习得法，其作用自不限于“矫正和纠偏”，而应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更深的意义。2当然，这就要求儒道佛三教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实现自身创造性的转化，才能为现代人提供更有效、更具现实意义的精神教化资源。 1
21 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572页。 南怀瑾先生曾对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人大国学院应该培养真正的治国人才。因为，中国历代著名的大臣宰相都是“国学”培养出来的，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他们那个时代绝对是精英。纪校长赞同这一观点，说：“我们可以在国学专业教育中加入与时代相适应的内容，一样可以培养出将相之才。„„我想老先生这样讲，是在勉励我们，让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目标，亦即国学教育应当有培养经世济民之才。”见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国学——在“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中国思想史通讯》2006年第1辑，转引自“孔子2000网”。
但是，如何实现儒道佛三教自身创造性的转化？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和实践检验的重大问题。近百年来，现代新儒家的探索、“人间佛教”的实践，以及近年来“生活道教”的倡导，都体现了一种“人能弘道”的精神。无疑应该继续发扬。但值得注意，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不管怎样探索、回答这一问题，都只能说是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远非全部内容。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同的诸如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科学技术，乃至自由、人权、人格等价值观念，仍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当然，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也有它的局限性。就像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一样，容易为一时的、感性的利益所驱使，而缺乏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崇高的神圣感。民主制可以说是大众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民主制度，需要结合本国国情加以改进和完善。这里所谓“国情”，不仅指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还包括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只有深刻地领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辩正关系，才算完整地把握到了“中国国情”的基本内涵；只有创造性地把“传统”转化为对“现代”的一种积极的促进和提升的力量，才算无愧于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只有从“现代”着眼（包括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着眼和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着眼），才能激活“传统”资源，使“传统”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传统智慧在现代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3
由此可见，如要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那么，在国民中形成一种努力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共识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紧迫，因为文化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是该认真考虑“传统文化经典进课堂”的时候了！4
3 张立文先生所著《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即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该书有两个版本，分别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 参见彭永捷《漫谈“传统文化经典进课堂”》，载张晓华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8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