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中国采访中产阶级之前的最后一期“远观中国”专栏，我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医生也是医改受害者？》。此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有对医生表示同情的，也有对医生表示不满的。
不久，我就去了中国。在上海采访期间，我又收到了一封读者的电子邮件──
“魏城先生：
你好。能读到你的这篇文章的一切始因是，去年我打算转行了：先读MBA，然后从事金融或咨询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订阅了金融时报电子版，积累一些金融知识，因此这次有幸读到你的这篇文章。
我始终认为医疗行业是一个好行业，他是在人们最需要帮助，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最脆弱的时候，伸出援手。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个行业已经不适合我了。网上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实在太多了，我没有空暇去争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赶时间，要为明天去努力。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从上至下，从国务院到一个普通如我般的医生，都知道这个行业的问题在那里，唯一的问题是没有钱去解决这个问题。
再争论又有何用呢，不论是哪一方胜利了，又或这个行业取得了该有的进步，这个行业终究是要埋葬一代人的：不是埋葬了有良心的一代医生，就是埋葬了贫穷的一代中国百姓。我不想成为其中的任何一部分，所以在周围大多数人迷茫彷徨时，我顶住所有压力，毅然决定离开这个我为之付出十年青春的行业。
所有接触过我的人都说：‘你对这个行业有着一股从内至外的无法掩饰的热情，离开这个行业太可惜了！’
是啊！从我18岁开始学医，到我今年28岁，在我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我始终深处在这个行业中，而我现在离开了，不是我可惜了，是这个行业的可悲，因为不止一两个像我一样可以为这个行业做出贡献的人，对医学有着深邃理解的人，离开了……也正是这样的人才会离开，因为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才不想在糟蹋自己的同时糟蹋这个行业，也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有实力离开！
为我们自己可悲吧！因为明天我将病死，而无人医治。”
这位读者没有署名，也没有说明他在哪个城市。我抓紧时间，在约见一位上海律师之前，给他回了信，告诉他我此时正在中国采访，问他住在哪个城市，能否在我离开中国之前见一次面。
他很快做出了回应。他自称李飞（化名），巧的是，他也在上海工作，他在邮件中把他的工作地址、住址和手机号码告诉了我。通过电子邮件，我与他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但不巧的是，我们约了几次，都因为他工作太忙，而未能见成。
收入并不是一切
在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的“职业子系列”中，我已经写了老板、职业经理人和外企高级雇员，这一集则涉及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人士。顾名思义，专业人士是靠自己的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吃饭的人。专业人士有很多类别，我这里只写专业人士中的医生和律师。
在西方，谈及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便不能不提到两类职业：医生和律师。按照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和实践，医生和律师位于社会分层的高端。例如，英国自从2001年开始采用的“国家统计局社会经济阶层分类（NS-SEC）”中，医生和律师便被列入第一类分层中的“高级专业人士”之中。
西方中产阶级也像中国人一样，“望子成龙”。不过，他们心目中的“龙”，多数情况下不是“官”，而是医生或律师。
由于历史的阴差阳错，医生和律师在现代中国的地位，显然远远达不到西方同行的那种高度。不过，这两类职业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迁，似乎又不能等量齐观：“文革”期间，中国“消灭”了律师这种“资产阶级职业”，地位自然也无从谈起；医生职业无法“消灭”，而且特别凸现其重要性，当时整个医生职业都经历了或多或少的“赤脚医生化”过程：社会地位很高，但经济收入很低。经过近30年的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律师职业从无到有，社会地位逐渐改善，经济收入则如火箭般窜升；同样经过近30年的经济改革和近10年来市场化导向的医改，医生职业与“文革”时期相比，却经历了某种“反向移动”：某些医生和医院的经济收入如火箭般窜升，但社会地位和民间声望却如自由落体般直线下坠。
尽管如此，专门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仍然把这两类职业划入新兴的中国中产阶级。不过，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并不讳言，虽然医生和律师的经济收入近些年来大幅度提升，但其社会声望总体而言并不是很高。中国《社会学研究》杂志去年刊登的一项当代中国社会职业声望得分排行榜也显示，排在前三位的都是官员（市人大主任、市长、法院院长），律师排名第16位，还比不上机关科长，医生排名第29位，甚至低于机关科员。
这次在中国，我采访了几位律师，其中的上海律师田波和重庆律师邓亚岚，分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毕业的法律院系大学生，他们对各自毕业时同学们择业取向的叙述，凸现了时代变迁对律师地位微妙而又显著的影响。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邓亚岚的大学时代，是在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度过的。“我上中学时，看过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一个角色是律师，我觉得他挺牛的，所以选学了法律。但读了法律以后，我才发现，那时的律师，地位非常低。” 邓亚岚快人快语，言辞直率，“到了1989年，我毕业时，同学中没有什么人愿意当律师，只有那些成绩不好、也没有什么活动能力的学生，才去司法局当律师。”。
邓亚岚毕业时也没有选择当律师。她先去成都师专当了三年教师，然后调到了重庆一家检察院，一年之后，她又“下海”，先后在两家房地产公司从事房屋销售工作多年，到她最终转入律师这一行时，已经是九十年代下半叶了。
而那恰恰是田波考虑择业的时候。如今在上海海众律师事务所担任副主任的田波是山东人，1994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到1998年毕业时，田波和他的同学们的择业取向，已与邓亚岚毕业时的景观截然相反：“我们同学中大部分人都选择当律师，或者去外企，进机关或者去公检法的人大概只有10%。”
不到十年，法律专业学生择业取向为何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作律师，对个人能力的发挥更有利一些，而在公检法，也许受到的各种束缚更多一些；此外，作为留在上海的外地学生，干律师，走向成功的概率更高一些。”田波说。当然，律师收入在这不到十年中的大幅度提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收入方面，做律师最初可能很辛苦，也挣不了太多的钱，但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律师收入增长的加速度，肯定要比公检法快很多。”
这两个因素也是邓亚岚后来转行干律师的主要原因。如今，田波和邓亚岚都是颇为成功的律师：刚过30岁的田波当上了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半路出家当律师的邓亚岚也做到了“合伙人”这一步，前些年，她还入选英国政府出资的一个培训项目，被派往英国进修了一年。他们两人近些年来的平均年收入也都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
对邓亚岚来说，律师的政治地位也在近些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善：“2001年，我们律师事务所受重庆市人大委托，独立起草了《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律师直接参与立法，这还是中国法制史上的第一次，也算是中国律师参政议政的一个体现吧。” 邓亚岚回顾当年的那一段经历，至今的口吻中，似乎还带着一丝兴奋、一丝自豪。
但对田波来说，中国律师迄今为止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口碑仍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政治上也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律师的收入也差异悬殊：不仅地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即使同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顶尖律师和普通律师的收入也能差上数百倍、甚至数千倍。这也是他并不认同“中产阶级”的理由所在：“我们去法院办案，总是能够感受到某种歧视。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对律师总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
即使是邓亚岚也承认，律师的高收入并不一定为这一职业带来相应的尊重，“我丈夫也是学法律出身，他就不想当律师。他在法院干过，他知道律师在法院的遭遇。他说过，我受不了那份儿气！” 邓亚岚笑着说，但她的笑容掺杂着某种尴尬和苦涩。
离开上海的前一个晚上，我的一个作律师的老同学请我吃饭，为我践行。
席间，他讲了一个笑话：前些年，上海《新民晚报》曾经刊登过两幅漫画，一幅画的是，一位律师一边数钱一边说：“嘿嘿，这笔赚得真爽！”；另一幅画的是，一位律师遇上久违的朋友，朋友问：“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呢？”律师回答：“我现在不当厨师了，自行车也不修了，当律师啦！”
我的这位律师同学笑着对我说：“这两幅漫画在上海律师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还专门写信抗议呢！”他笑得倒很开心，好像他是局外人，不是干律师的。
良久，他才认真地说：“你这次来中国采访中产阶级，我倒觉着，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概念，并不是收入达到某个线的人就能划为中产阶级。律师在西方地位非常高，他们不仅收入丰厚，而且参与安邦治国，匡危救世，许多政治家都是律师出身。但在中国，律师收入虽然高了，但社会地位和口碑却不高，即使中国的律师个个收入上千万，如果你在民间的形象就像那幅漫画所描绘的那样，你也算不上什么中产阶级，你再抗议也没有用……”
不过，我没有听完他接下去讲的话，也顾不得喝完杯中之酒，便匆匆起身告辞。这位老同学不解，但待我说明原因后，他一点儿也没拦我。
原来，我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静安寺下沉式广场见，李飞。”
“这样的故事我听多了”
静安寺下沉式广场。我完全靠着不断打手机，找到了素未谋面的李飞。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李飞的长相，比他电子邮件中所说的28岁年轻得多，但他的言谈举止，却又比28岁成熟得多。
广场中的大部分店铺都已经收摊，我们挑了唯一一家仍在营业的饮料店，点了两瓶可乐，坐在铺外的椅子上，聊了起来。
李飞非常健谈，他似乎在努力为自己改行寻找“同盟军”：“我有很多同事都离开了医院，转而从事药物销售或医疗器材的销售，因为医生做得很累，身累，心更累，让人厌烦了这个行业，加上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所以他们会选择一个收入高一些、风险小一些的行业。”
“现在不是也有很多医生收入很高吗？”我仍然感到不解。
“的确，大医院里有些医生很有钱，患者都求着你，看你脸色，似乎很受崇拜。但我觉得，如果他是通过正当途径就不会很有钱，因为医生的技术是不值钱的，高收入的实现一定是通过其他途径才较为丰厚，那么患者对你的尊敬就不是真心的，表面上很客气，转身就骂你，医生就像是趁人之危，患者敢怒不敢言，如果是靠这种情况改善了个人生活，那我还是要选择离开这个行业。你知道吗？如今社会上有这么一句话：黑猫，白狼，四眼狗，指的就是趁人之危讹钱的三大职业：警察、医生、教师。”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我注意到，他手中的那瓶可乐一直没有开过盖儿。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也不知道对他的话，我是该摇头呢，还是点头。我就这样，被动地听他聊着，一直到这家饮料店的老板竖起铺板并开始收回我们附近的桌椅为止。
他与我握了握手，然后拿着那瓶原封未动的可乐，登上了通往地面的台阶……
第二天，我离开上海，去了北京。
在北京，我采访了许多人，各行各业的，但我一直还想采访一个医生：一个不想改行的医生。
终于，通过朋友，我找到了这样一个医生：北京朝阳医院急诊中心主任曾红。
在朝阳医院急诊中心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曾红。她是重庆人，在重庆上大学，毕业后在重庆当医生，1994年因工作出色，被调到北京工作。曾红秉性温和、安静，音量细细的，语速缓缓的，你很难想象她是这家三甲医院最繁忙的急诊中心的主任。
我对她讲了李飞的故事。她的神色依然是静静的，没有丝毫惊讶：“这样的故事我听多了。”她认为，追根求源，症结就在于市场化的医改，这种改革使医生收入的高低与向病人收费的多少挂上了钩，恶化了医患关系，背离了医疗事业“救死扶伤”的宗旨。她说，医生的收入和待遇应该提高，但应该主要通过国家税收和政府拨款的方式来实现。
曾红说，她从小就想当医生，至今也没有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过，但她承认，市场化的医改使她感到“非常困惑”，她一度深深怀疑过自己工作的价值，“能坚持下来的，都经历过某种内心挣扎，而最终决定留下来，也需要有某种奉献精神。但作为一个行业，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有这种精神。”她缓缓地说。
离开中国之前，我收到了李飞转给我的一则医生圈内流传的“手机短信” ──
“满腔热血把医学会，当了医生吃苦受罪。急难险重必须到位，病房门诊终日疲惫。从早到晚比牛还累，一日三餐时间不对。屁大点事不敢不对，逢年过节值班应对；一时一刻不敢离位，周末不休还要开会。迎接检查让人崩溃，天天学习不懂社会。病人告状回回都对，工资不高还要缴税。晋升职称回回都退，抛家舍业愧对长辈。回到家里还要惧内，囊中羞涩见人惭愧，百姓还说我们受贿，青春年华如此狼狈。仰望苍天欲哭无泪。哎，当医生真累。”
此文收笔之前，我给李飞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他是否介意我在文中使用他的真实姓名。他很快回了信──
“魏城先生：
我现在开始全力备考MBA考试了，已经辞去了医生工作。我很高兴听到最近新闻讲，国家准备加大对医药行业的补助力度，不再以药养医，我想这样还是能够留住一些人的。前一段时间看到新闻里有一个县上的急救中心医生全跑光了，打120急救电话根本不会有人来。估计是问题的严重性也得到了卫生管理部门的重视。不过我也从来没有为改行而感到后悔，因为毕竟当初我不是因为收入多少而离开这个行业的，一个在人们眼里不再崇高的职业，他的劳动价值用钱也无法再平衡了，工作中不再有成就感，也不会为此而感到自豪。
现在的我感觉很好，因为我不再是人们眼中的‘白狼’，在考前辅导班上我会经常给同学们做些口腔保健知识的普及工作，较之从前作为一个专门的口腔医生反而觉得更好，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帮助，不再掺杂那么多的金钱利益关系。我也尽我的可能告诉大家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做一个医生的难处，以及看病贵、看病难的原因和应该采取的正确解决方法在那里，希望能为医患矛盾的缓解尽我最后的一点微薄之力。
再见了，医疗行业，再见了，曾经的口腔医生。以后我将成为一个商人，用各种方法去赚取人们的金钱，却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羡慕，哈哈……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转变。
最后，我还是不署真名了，我也不想出名，只想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做一个低调、务实的商人。”
在去中国采访中产阶级之前的最后一期“远观中国”专栏，我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医生也是医改受害者？》。此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有对医生表示同情的，也有对医生表示不满的。
不久，我就去了中国。在上海采访期间，我又收到了一封读者的电子邮件──
“魏城先生：
你好。能读到你的这篇文章的一切始因是，去年我打算转行了：先读MBA，然后从事金融或咨询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订阅了金融时报电子版，积累一些金融知识，因此这次有幸读到你的这篇文章。
我始终认为医疗行业是一个好行业，他是在人们最需要帮助，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最脆弱的时候，伸出援手。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个行业已经不适合我了。网上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实在太多了，我没有空暇去争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赶时间，要为明天去努力。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从上至下，从国务院到一个普通如我般的医生，都知道这个行业的问题在那里，唯一的问题是没有钱去解决这个问题。
再争论又有何用呢，不论是哪一方胜利了，又或这个行业取得了该有的进步，这个行业终究是要埋葬一代人的：不是埋葬了有良心的一代医生，就是埋葬了贫穷的一代中国百姓。我不想成为其中的任何一部分，所以在周围大多数人迷茫彷徨时，我顶住所有压力，毅然决定离开这个我为之付出十年青春的行业。
所有接触过我的人都说：‘你对这个行业有着一股从内至外的无法掩饰的热情，离开这个行业太可惜了！’
是啊！从我18岁开始学医，到我今年28岁，在我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我始终深处在这个行业中，而我现在离开了，不是我可惜了，是这个行业的可悲，因为不止一两个像我一样可以为这个行业做出贡献的人，对医学有着深邃理解的人，离开了……也正是这样的人才会离开，因为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才不想在糟蹋自己的同时糟蹋这个行业，也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有实力离开！
为我们自己可悲吧！因为明天我将病死，而无人医治。”
这位读者没有署名，也没有说明他在哪个城市。我抓紧时间，在约见一位上海律师之前，给他回了信，告诉他我此时正在中国采访，问他住在哪个城市，能否在我离开中国之前见一次面。
他很快做出了回应。他自称李飞（化名），巧的是，他也在上海工作，他在邮件中把他的工作地址、住址和手机号码告诉了我。通过电子邮件，我与他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但不巧的是，我们约了几次，都因为他工作太忙，而未能见成。
收入并不是一切
在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的“职业子系列”中，我已经写了老板、职业经理人和外企高级雇员，这一集则涉及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人士。顾名思义，专业人士是靠自己的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吃饭的人。专业人士有很多类别，我这里只写专业人士中的医生和律师。
在西方，谈及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便不能不提到两类职业：医生和律师。按照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和实践，医生和律师位于社会分层的高端。例如，英国自从2001年开始采用的“国家统计局社会经济阶层分类（NS-SEC）”中，医生和律师便被列入第一类分层中的“高级专业人士”之中。
西方中产阶级也像中国人一样，“望子成龙”。不过，他们心目中的“龙”，多数情况下不是“官”，而是医生或律师。
由于历史的阴差阳错，医生和律师在现代中国的地位，显然远远达不到西方同行的那种高度。不过，这两类职业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迁，似乎又不能等量齐观：“文革”期间，中国“消灭”了律师这种“资产阶级职业”，地位自然也无从谈起；医生职业无法“消灭”，而且特别凸现其重要性，当时整个医生职业都经历了或多或少的“赤脚医生化”过程：社会地位很高，但经济收入很低。经过近30年的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律师职业从无到有，社会地位逐渐改善，经济收入则如火箭般窜升；同样经过近30年的经济改革和近10年来市场化导向的医改，医生职业与“文革”时期相比，却经历了某种“反向移动”：某些医生和医院的经济收入如火箭般窜升，但社会地位和民间声望却如自由落体般直线下坠。
尽管如此，专门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仍然把这两类职业划入新兴的中国中产阶级。不过，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并不讳言，虽然医生和律师的经济收入近些年来大幅度提升，但其社会声望总体而言并不是很高。中国《社会学研究》杂志去年刊登的一项当代中国社会职业声望得分排行榜也显示，排在前三位的都是官员（市人大主任、市长、法院院长），律师排名第16位，还比不上机关科长，医生排名第29位，甚至低于机关科员。
这次在中国，我采访了几位律师，其中的上海律师田波和重庆律师邓亚岚，分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毕业的法律院系大学生，他们对各自毕业时同学们择业取向的叙述，凸现了时代变迁对律师地位微妙而又显著的影响。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邓亚岚的大学时代，是在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度过的。“我上中学时，看过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一个角色是律师，我觉得他挺牛的，所以选学了法律。但读了法律以后，我才发现，那时的律师，地位非常低。” 邓亚岚快人快语，言辞直率，“到了1989年，我毕业时，同学中没有什么人愿意当律师，只有那些成绩不好、也没有什么活动能力的学生，才去司法局当律师。”。
邓亚岚毕业时也没有选择当律师。她先去成都师专当了三年教师，然后调到了重庆一家检察院，一年之后，她又“下海”，先后在两家房地产公司从事房屋销售工作多年，到她最终转入律师这一行时，已经是九十年代下半叶了。
而那恰恰是田波考虑择业的时候。如今在上海海众律师事务所担任副主任的田波是山东人，1994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到1998年毕业时，田波和他的同学们的择业取向，已与邓亚岚毕业时的景观截然相反：“我们同学中大部分人都选择当律师，或者去外企，进机关或者去公检法的人大概只有10%。”
不到十年，法律专业学生择业取向为何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作律师，对个人能力的发挥更有利一些，而在公检法，也许受到的各种束缚更多一些；此外，作为留在上海的外地学生，干律师，走向成功的概率更高一些。”田波说。当然，律师收入在这不到十年中的大幅度提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收入方面，做律师最初可能很辛苦，也挣不了太多的钱，但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律师收入增长的加速度，肯定要比公检法快很多。”
这两个因素也是邓亚岚后来转行干律师的主要原因。如今，田波和邓亚岚都是颇为成功的律师：刚过30岁的田波当上了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半路出家当律师的邓亚岚也做到了“合伙人”这一步，前些年，她还入选英国政府出资的一个培训项目，被派往英国进修了一年。他们两人近些年来的平均年收入也都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
对邓亚岚来说，律师的政治地位也在近些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善：“2001年，我们律师事务所受重庆市人大委托，独立起草了《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律师直接参与立法，这还是中国法制史上的第一次，也算是中国律师参政议政的一个体现吧。” 邓亚岚回顾当年的那一段经历，至今的口吻中，似乎还带着一丝兴奋、一丝自豪。
但对田波来说，中国律师迄今为止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口碑仍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政治上也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律师的收入也差异悬殊：不仅地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即使同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顶尖律师和普通律师的收入也能差上数百倍、甚至数千倍。这也是他并不认同“中产阶级”的理由所在：“我们去法院办案，总是能够感受到某种歧视。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对律师总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
即使是邓亚岚也承认，律师的高收入并不一定为这一职业带来相应的尊重，“我丈夫也是学法律出身，他就不想当律师。他在法院干过，他知道律师在法院的遭遇。他说过，我受不了那份儿气！” 邓亚岚笑着说，但她的笑容掺杂着某种尴尬和苦涩。
离开上海的前一个晚上，我的一个作律师的老同学请我吃饭，为我践行。
席间，他讲了一个笑话：前些年，上海《新民晚报》曾经刊登过两幅漫画，一幅画的是，一位律师一边数钱一边说：“嘿嘿，这笔赚得真爽！”；另一幅画的是，一位律师遇上久违的朋友，朋友问：“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呢？”律师回答：“我现在不当厨师了，自行车也不修了，当律师啦！”
我的这位律师同学笑着对我说：“这两幅漫画在上海律师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还专门写信抗议呢！”他笑得倒很开心，好像他是局外人，不是干律师的。
良久，他才认真地说：“你这次来中国采访中产阶级，我倒觉着，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概念，并不是收入达到某个线的人就能划为中产阶级。律师在西方地位非常高，他们不仅收入丰厚，而且参与安邦治国，匡危救世，许多政治家都是律师出身。但在中国，律师收入虽然高了，但社会地位和口碑却不高，即使中国的律师个个收入上千万，如果你在民间的形象就像那幅漫画所描绘的那样，你也算不上什么中产阶级，你再抗议也没有用……”
不过，我没有听完他接下去讲的话，也顾不得喝完杯中之酒，便匆匆起身告辞。这位老同学不解，但待我说明原因后，他一点儿也没拦我。
原来，我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静安寺下沉式广场见，李飞。”
“这样的故事我听多了”
静安寺下沉式广场。我完全靠着不断打手机，找到了素未谋面的李飞。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李飞的长相，比他电子邮件中所说的28岁年轻得多，但他的言谈举止，却又比28岁成熟得多。
广场中的大部分店铺都已经收摊，我们挑了唯一一家仍在营业的饮料店，点了两瓶可乐，坐在铺外的椅子上，聊了起来。
李飞非常健谈，他似乎在努力为自己改行寻找“同盟军”：“我有很多同事都离开了医院，转而从事药物销售或医疗器材的销售，因为医生做得很累，身累，心更累，让人厌烦了这个行业，加上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所以他们会选择一个收入高一些、风险小一些的行业。”
“现在不是也有很多医生收入很高吗？”我仍然感到不解。
“的确，大医院里有些医生很有钱，患者都求着你，看你脸色，似乎很受崇拜。但我觉得，如果他是通过正当途径就不会很有钱，因为医生的技术是不值钱的，高收入的实现一定是通过其他途径才较为丰厚，那么患者对你的尊敬就不是真心的，表面上很客气，转身就骂你，医生就像是趁人之危，患者敢怒不敢言，如果是靠这种情况改善了个人生活，那我还是要选择离开这个行业。你知道吗？如今社会上有这么一句话：黑猫，白狼，四眼狗，指的就是趁人之危讹钱的三大职业：警察、医生、教师。”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我注意到，他手中的那瓶可乐一直没有开过盖儿。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也不知道对他的话，我是该摇头呢，还是点头。我就这样，被动地听他聊着，一直到这家饮料店的老板竖起铺板并开始收回我们附近的桌椅为止。
他与我握了握手，然后拿着那瓶原封未动的可乐，登上了通往地面的台阶……
第二天，我离开上海，去了北京。
在北京，我采访了许多人，各行各业的，但我一直还想采访一个医生：一个不想改行的医生。
终于，通过朋友，我找到了这样一个医生：北京朝阳医院急诊中心主任曾红。
在朝阳医院急诊中心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曾红。她是重庆人，在重庆上大学，毕业后在重庆当医生，1994年因工作出色，被调到北京工作。曾红秉性温和、安静，音量细细的，语速缓缓的，你很难想象她是这家三甲医院最繁忙的急诊中心的主任。
我对她讲了李飞的故事。她的神色依然是静静的，没有丝毫惊讶：“这样的故事我听多了。”她认为，追根求源，症结就在于市场化的医改，这种改革使医生收入的高低与向病人收费的多少挂上了钩，恶化了医患关系，背离了医疗事业“救死扶伤”的宗旨。她说，医生的收入和待遇应该提高，但应该主要通过国家税收和政府拨款的方式来实现。
曾红说，她从小就想当医生，至今也没有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过，但她承认，市场化的医改使她感到“非常困惑”，她一度深深怀疑过自己工作的价值，“能坚持下来的，都经历过某种内心挣扎，而最终决定留下来，也需要有某种奉献精神。但作为一个行业，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有这种精神。”她缓缓地说。
离开中国之前，我收到了李飞转给我的一则医生圈内流传的“手机短信” ──
“满腔热血把医学会，当了医生吃苦受罪。急难险重必须到位，病房门诊终日疲惫。从早到晚比牛还累，一日三餐时间不对。屁大点事不敢不对，逢年过节值班应对；一时一刻不敢离位，周末不休还要开会。迎接检查让人崩溃，天天学习不懂社会。病人告状回回都对，工资不高还要缴税。晋升职称回回都退，抛家舍业愧对长辈。回到家里还要惧内，囊中羞涩见人惭愧，百姓还说我们受贿，青春年华如此狼狈。仰望苍天欲哭无泪。哎，当医生真累。”
此文收笔之前，我给李飞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他是否介意我在文中使用他的真实姓名。他很快回了信──
“魏城先生：
我现在开始全力备考MBA考试了，已经辞去了医生工作。我很高兴听到最近新闻讲，国家准备加大对医药行业的补助力度，不再以药养医，我想这样还是能够留住一些人的。前一段时间看到新闻里有一个县上的急救中心医生全跑光了，打120急救电话根本不会有人来。估计是问题的严重性也得到了卫生管理部门的重视。不过我也从来没有为改行而感到后悔，因为毕竟当初我不是因为收入多少而离开这个行业的，一个在人们眼里不再崇高的职业，他的劳动价值用钱也无法再平衡了，工作中不再有成就感，也不会为此而感到自豪。
现在的我感觉很好，因为我不再是人们眼中的‘白狼’，在考前辅导班上我会经常给同学们做些口腔保健知识的普及工作，较之从前作为一个专门的口腔医生反而觉得更好，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帮助，不再掺杂那么多的金钱利益关系。我也尽我的可能告诉大家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做一个医生的难处，以及看病贵、看病难的原因和应该采取的正确解决方法在那里，希望能为医患矛盾的缓解尽我最后的一点微薄之力。
再见了，医疗行业，再见了，曾经的口腔医生。以后我将成为一个商人，用各种方法去赚取人们的金钱，却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羡慕，哈哈……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转变。
最后，我还是不署真名了，我也不想出名，只想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做一个低调、务实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