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何谓度量问题？
度量问题与经济组织
为什么各国政府官员都喜欢搞一些大工程？为什么中国的社会科学至今没有推行院士制？为什么人力资源的报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推而广之，为什么在现代经济社会里，存在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本文将显示，这些看似不相干的问题，背后其实都是一个共同的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度量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中最早讨论度量问题的是关于效用的研究。由于效用是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因而必须得到比较完备的解说。效用是什么？它如何度量？这些问题都必须回答。从早期的弗瑞希，到后来的冯。诺伊曼与摩根斯坦，再到后来的阿尔钦，都探讨过这个问题。那么，属于主观性质的效用是否可以度量呢？一些人认为是可以的。这里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那就是“女性美是否可以度量”？不同的时空对女性美的认定固然不同：汉代仕女或许讲究如赵飞燕袅娜纤腰的风姿；唐代仕女则追求杨贵妃雍容华贵的丰艳；当代仕女则追求林青霞的清新、王祖贤的幽怨，等等。这些我们都没法比较，不能够判断哪一个朝代的标准更为合理。问题是，在同一个时代是否可能性得出一个共同的度量标准呢？
张潮在《幽梦影》中试图给女性美一个判断标准：“以花为貌，以月为神，以鸟为声，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这种定义给人以不同的解释空间。相比之下，当代西方却把女性美的标准数量化了，即通过度量女性的三围来判断其是否美丽。在这种标准里，女性美都用数字度量了。现在的选美则通过打分，将美丽的不同程度更细致地度量了，如有的打85分，有的打90分，人们可以认为打90分者比打85分者更美丽。但是，尽管有了这种分数，能不能说得100分的佳丽比得80分的佳丽美20%呢？从数字来说是这样，但实际上我们却不这样认为。因此，这种度量虽然有具体的数字，但也是主观的和相对的。
再看生命的例子。一条生命价值几何？曼昆在《经济学》（第235-36页）中这样认为，从表面来看，生命是无价的，因为不管出多少钱，都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但实际上，生命却是有价的。请看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小镇要决定是否花1万美元在某个十字路口建立并经营一个红绿灯。红绿灯的收益是增加安全。工程师根据类似十字路口的数据估算，在整个红绿灯使用期间可以使死亡于车祸的危险从1。6%降低到1。1%，你应该花钱修这个新红绿灯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成本---收益方法分析，但马上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要使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有意义，就必须用同一种单位来衡量成本与收益。成本可以用美元来衡量，但收益---拯救一个人生命的可能性---却不能直接用货币来衡量。为了作出决策，你不得不用美元来评价人的生命。开始，你可能得出结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因为无论给你多少钱，你都不会自愿放弃你的生命或你所爱的人的生命。这似乎表明，人的生命具有无限的美元价值。但是，对于成本---收益分析来说，这个回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那我们就应该在每一个街角处都安上红绿灯。同样，我们应该要求每一个都开有全套最新安全设备的大型车，而不开没有什么安全设备的小型车。但并不是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而且人们有时选择购买没有防撞气囊或防抱死刹车的小型汽车。无论在私人还是公共决策中，我们都愿意为了节约一些钱而用自己的生命来冒险。一旦我们认为生命是有价的，我们就要确定这种价值到底是多少。有一种法院在判决过失致死赔偿案时所使用的方法，那就是考察一个人如果活着能赚到的总钱数。经济学家们经常批评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含义：退休者和残疾人的生命没有价值。
评价生命价值的一种较好方法是，观察要给一个人多少钱他才愿意从事有生命危险的
工作。例如，不同职业的死亡率是不同的。高楼大厦上的建筑工人面临的死亡率就大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过比较职业风险、受教育的程度、经验不同的工资和其他工资决定因素，经济学家可以得出人们对自己生命评价的某些含义。用这种方法研究的结论是，一个人生命的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
现在回到原来的例子。红绿灯减少的车祸死亡率危险为0.5%，因此，安装红绿灯的预期收益是0.005*1000万美元，或5万美元，这种收益估算大于成本1万美元，所以应该安装红绿灯！
上述例子可以看作是估计生命价值一个尝试。但这种尝试只说明了某种状态下的情况。在实践中，一条人命的价值到底几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五花八门的。飞机失事后的赔偿和医疗事故的赔偿是各不相同的，但更离奇的是因公旬职，政府所给抚恤金，买凶杀人时雇主支付的报酬；死刑犯买通法官而得以免死的贿赂；绑匪勒索的赎金。等等，实际上都对生命标出了价格。这说明，同样对于生命，在不同的情况下价值是不同的，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们用以度量的标准，具有不同的参照物。最近又有一种给生命定价的办法，是把人体的各个器官分拆开来计算价值。西班牙《世界报》2003年7月21日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你的身体值多少钱？（作者：豪尔赫。埃斯科奥塔多）文章这样写到：
大多数人可能从来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无论春风得意或是穷困淹倒，我们都有拥有一个上天赐予的身体。而这个身体至少价值4500万欧元。当然，我们的这笔财富无法随意折换成现金。
据美国《有线》杂志的统计数字，美国公开市场上的价格，一克骨髓价值2。3万欧元；一个肺价值11.64万欧元；一颗心脏价值5.7万欧元……等等。这张清单一直列到卵子和精液，每一件器官和组织都有它的价格。虽然目前在市场上交易量最大的是各种活体器官，但价格最高的却是骨髓细胞。
我们不能将自己的身体零敲碎打地去卖钱，但是这至少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目前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随着医生经验的日益丰富，以及医学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体对外来器官的排斥正逐渐被克服。
另外，随着医学的发展，在实验室中培植人体器官也不再是一种梦想。目前在美国的一些实验室中，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地用干细胞培养出了皮肤、肌肉以及软骨等组织。如果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发展，不久我们就能够利用干细胞培植出各种器官。届时，《有线》杂志的价目表就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各种器官的价格可能大幅度下降。（转引自《参考消息》2003-8-6）。
再看另一个例子。巴西《这就是》周刊7月17日文章：世界杯冠军价值几何？
罗纳尔多在20亿电视观众面前微笑着挥舞着他的食指的价值是多少？从墨西哥城到新德里，成千上万的孩子排队等着理一个罗纳尔多式的发型又能价值多少？巴西队出现在全世界所有报纸的头条，被用英语、汉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等各种语言宣传介绍又能价值多少？当然，这一切是无法估计的。不过，在这个全球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巴西第五次夺冠也能估算出一个价值：100亿美元，这是在计算了这次胜利给巴西经济的各个方面带来的影响之后得出的数字。它来自于广告、投资、出口以及国内消费。而且，第五次夺冠或许能中止巴西近20年来低下的经济增长率和国民自信心。
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巴西队出现在各大媒体的胜利形象就值30万美元。巴西在决赛中的出现则价值40亿美元。美国在超级碗球场举行的橄榄球决赛通常有1亿观众，比赛中插播30秒广告的价格是240万美元。而世界杯决赛的观众是20亿，巴西队在电视转播中出现了将近两个小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巴西队的这一形象转化为商业利益。毕竟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巴西是一个能够出口汽车的国家。”阿马拉尔说。在巴西队夺冠后的一个星期，国内对商业促销活动，包括各种广告的投资就增加了1.73亿美元。“各个企业都
明白，在巴西队夺冠后，消费者将有更强的消费欲望。”巴西广告协会主席塞尔吉奥。阿马多说。圣保罗商会的经济学家说，在巴西队夺冠之后，“我们注意到食品、饮料和家用电器的销售都有显著的增长。”如果因消费者信心增强带来的消费增加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5%，就意味着巴西经济将有60亿美元的增长。
在巴西第五次夺冠的推动下，巴西政府决定开展“巴西品牌”活动，将巴西的出口产品与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不久前，150位来自政府、企业和广告业的要人举行会议，商议如何将巴西出口从580亿美元提高到1000亿美元。特别是要推动巴西产品在韩国、日本和德国市场上的销售。
那些将自己的品牌和巴西队联系在一起的企业也获益良多。巴西队的赞助商之一----Ambev公司在巴西队夺冠后，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瓜拉娜饮料在葡萄牙占领了50%的市场，在西班牙和波多黎各占领了25%的市场，在新开发的日本市场销路也很好。耐克公司生产的体育用品在巴西的销量有望增加30%，在成为巴西队的赞助商之后，耐克公司足球产品的销量从400万美元增加到了5亿美元。
跟随着巴西队的第五次夺冠的脚步，巴西体育和旅游部长卡约。卡瓦略表示，政府将推出一个宣传巴西旅游的活动，预计在近期内，巴西旅游收入能够增加7亿美元。事实上，巴西队在世界杯决赛中战胜德国队，就象一个乌托邦神话变成了现实。这是一场天才和想象力战胜了纪律和效率的比赛。它让世界相信巴西是一个有着美好未来的国家。没有一场广告宣传活动能象世界杯决赛那样，为巴西树立一个这样的有利形象。
冠军杯对巴西的价值可以按上述办法近似地计算。这种计算当然并不是准确的，同时，当中国或其他国家获得这个冠军杯时，其价值是否也相等？当然不可能相等。
又如：品牌的价值：世界最有价值品牌前10名
排名 品牌 2003年品牌价值（亿美元）
1 可口可乐 704。5
2 微软 651。7
3 IBM 517。7
4 通用电气 423。4
5． 英特尔 311。1
6 诺基亚 294。4
7 迪斯尼 280。4
8 麦当劳 247。0
9 万宝路 221。8
10 梅德塞斯 213。7
载美国《商业周刊》2003年8月4日
美经济丑闻代价：350亿美元（参考消息，2002年9月12日）。
英国《金融时势报》9月5日报道：昨天公布的研究显示，一连串的企业管理丑闻将给美国造成350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每桶石油的价格上涨10美元。
布鲁金斯的经济学家说，根据他们的保守估计，这些丑闻将导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缩水0。34%，这相当于政府一年的国土完全费。报告还说，如果今年股价下跌的局而得不到扭转的话，丑闻可能导致今后十年的经济缩水1%到2。5%。
行道树价值几何？
美国《纽约时报》2003年5月12日，题：为那棵橡树算笔帐，作者：科里。基尔甘农 假如树木也有鸡尾酒会，那棵生长在纽约曼哈顿里漫顿街上的40岁的梨完全可以开个自己的鸡尾酒会。
它可以这样自我介绍：学名豆梨，树干直径25。4英寸，树高达24英尺，树冠浓密有
如华盖。假如要问“你挣多少钱”这样俗气的问题，这棵豆梨可以证明它净值1192美元，并告诉你它的一部分收入来自每年它促人免于吸入肺部的527。67克污染物。
实际上，树木的这些成就是人所共知的。最近，社区和研究机构对纽约322棵行道树进行了调查，这棵豆梨就是其中的一棵。调查认为，322棵行道树平均每棵价值3225美元，总值1038458美元。身价最高的是一棵位于菲尔莫尔街、树龄214年的鹅掌楸，价值23069美元。亨茨波因特大街上一棵6龄银杏树殿后，价值54美元。
调查对树木在自然呼吸中所起的清洁污染、净化空气的作用作了货币化估算。例如，那棵鹅掌楸每年消除空气中的污染物价值34。33美元。研究人员认为，纽约城里的所有树木每年清除污染价值814000美元。相当于阻止143吨污染物进入纽约人的肺部。
目前，纽约给其约500万棵行道树估价为平均每棵1000美元左右，并认为它们在处理污染方面的价值每年达到950万美元。可是，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树木在这座城市特有的压力下遭到破坏，比如污染的持续侵袭，故意损坏，狗的排泄物，拥挤空间的恶劣土壤，缺乏水和阳光以及车辆的撞击，等等。
然而，一棵树的经济价值是不容易量化的。环境问题专家长期以来一地坚持认为树木的价值非常之大，以至难以估量。它们使城市降温，从而节省了数百万美元的空调费用。它们缓冲暴风雨，从而免却建造规模更大、造价更高的暴雨排泄系统的需要。它们树繁叶茂，浓荫遮蔽，不仅提升房地产价格，而且也吸引购物者前往商业区。此外，还有无形的审美价值。试问，鸟儿的婉转鸣唱能作价几何？
美国农业部专家戴维。诺瓦克指出，一棵健康生长的树实际上是一个污染处理器和一个小型空调器。生长的树在呼吸时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它储存碳，吸收或吸附其他造成污染的气体或颗粒物，包括汽车尾气排放一氧化碳以及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臭氧。 此外，我们还可以有环境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权力的价值等。实际上，如果必要，我们几乎可以给每一种现象或事物评估价值。 以上的例子实际上说明，任何一种现象、资源财产或权利，我们都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度量，以排列它们的相对顺序或比较它们的相对大小。但在不同条件下，我们是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度量的。而进行这种度量的，除了各种各样的市场以外，就是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
二、正式分析：产品的各种度量安排
度量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属性通常比度量其价格具有更高的成本。正是因为如此，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市场做法，这些市场做法旨在降低这些度量成本，极小化消费者最后付出的价格。在许多情况下，市场做法是对国家设置交换限制的反应。
纳尔逊1970年在《信息与消费者行为》一文中区别了搜寻商品（search goods）与经历商品（experience goods），前者在购买前通过检视就可以确定其质量，后者只有在使用时才能知道其质量。罐装金银鱼是经历商品，女装是搜寻商品。实际上，消费者通过搜寻或使用可以知道大多数商品的质量，但最好的方式取决于各种度量方法的相对成本。当质量易变时，质量的度量对买者和卖者都有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买者和卖者的相对度量成本就是解释市场组织的重要因素。
经历商品的概念表明，供给高质量经历商品的激励在卖者投资声誉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市场里是缺乏的，因此，低质量的产品将驱逐高质量的产品，Klein和Leffler（1981）说明了这个问题。
假定商品X的质量存在一个区间：高质量和低质量。高质量商品的生产成本高于低质量商品的生产成本。其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如下图所示。如果不考虑度量成本，则很容易确定各种产品的均衡价格和产量。
|价格、成本 MCqh
| Acqh
p1|---------------------------------------A---------
| Acql
p0|------------------------------------------------
|
|----------------------------------------------------- 产出
Q0 Q1 Q2
经历商品：低质量如何驱逐高质量
在一个自由进入的竞争性行业中，当价格为P0时，生产低质量商品X的代表性企业的均衡产量为Q0，当价格为P1时，低质量商品的产量为Q2。
相应地，价格为P0时，高质量商品在长期均衡时无法生产，当价格为P1时，高质量商品的产量为Q1。
由于度量质量存在成本，结果就不同于上述新古典分析了。假若买者在购买和消费之间度量质量的成本很高，但在消费时却可以无成本地确定质量，同时生产者可以无成本地控制质量，即买卖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由此导致道德风险，则生产者就可以将低质量的产当作高质量的产品出售。
假冒生产者的利润极大化产出水平为：高质量商品Q2，每单位价格为P1，则纯利为Q2（A--B）。但这种状况只有短期才存在。消费者不久就会知道产品的真实质量，他会拒绝支付P1的价格购买X，结果高质量的产品将从市场上消失。
高质量产品从市场上消失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设计合约安排和市场做法以保证高质量商品被销售的激励。例如，卖者可以进行只要遵守他们在同买者的合同中规定的质量条件就得到报酬的专项投资。这种安排要起作用，买者必须注意到这种承诺，这意味着买者度量这种专项投资的成本低于预期的收益。如果企业欺骗的话，用作担保品的资本一定失去价值。这种支出不一定给消费者带来直接效应，但当情况允许时，竞争过程迫使企业专项资本投资采取给消费者提供最大直接服务价值的资产形式。
纳尔逊（1974）指出，经历商品的广告对买者来说有两个功能，但这两个功能都不是提供关于经历质量的直接信息。第一个功能是“联系牌子与功能”，提供产品基本用途的信息。在不受调控的市场中，激励通常保证这类信息是相对无偏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与商品的搜寻质量有关。消费者很容易知道产品的用途，故在这一点上作假是不明智的。
第二个功能表明，卖者承诺投资的程度，这与经历商品的质量有关。纳尔逊认为，对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广告所说的质量问题，而是牌子的宣传和担保品的投资。如果广告并不能改变人们的嗜好的话，大量的广告一定是想表明生产者对质量作出的承诺，故产品质量高的企业更有激励宣传经历品。
就搜寻品而言，消费者可以很容易确定其质量，故其广告中关于质量的信息更为可信。现在卖者的行为受到买者能够在购买之前就确定产品质量的能力的限制。纳尔逊用模型来推测不同行业广告/销售比率不同的方式，以及广告媒介的选择怎样随着行业的不同而改变。
大体上说，关于声誉、品牌和诚意的投资都是一种抵押。关于质量品牌生产的人力与物质专项投资也是如此。这种投资可以抑制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
市场做法不仅受度量经历商品质量的成本的影响，而且受到度量搜寻品质量的成本的影响。只有那些极小化买者实际支付价格，包括度量质量成本的市场做法才能留存下来。从理论上来说，买者购商品的总成本可分为度量成本和生产成本，但从实际来说，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分不开。在整个生产和分配过程中，都有度量成本的踪影。例如，生产者为了降低度量
成本，可能投资生产标准化产品；一种技术尽管效率很高，但如果生产的产品具有高度量成本，也不会被使用。
巴泽尔说明了度量成本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他认为，当质量可变的商品被交换时，度量成本可能巨大，卖者需要确定产品的质量等级以定出价格，买者需要度量产品以证实质量是否属实。生存假说表明，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只有极小化度量成本安排才可能通过竞争的筛选。
巴泽尔认为，各种市场做法和社会制度因为它们抑制了欺骗和搭便车而产生，使从买者和卖者个人角度来看最优的是避免过度的度量和接受导致较低实际买入价格的安排。这些做法和制度包括保证、专业认证、分成合约等。
在异质品的交易中，如苹果，卖者进行度量和分类往往比买者更有效率。卖者在度量中可能享有规模经济，在一个卖者多个买者的情况下，卖者可能对每件商品只作一次分类。因此，如果由买者进行分类就会导致过多的度量。考虑一下下面这种避免过度的安排：商人把苹果分成几类，每一类根据质量定一个价格，但在每一类中都是质量不等的苹果，因此，一些苹果的价值高于价格，另一些苹果的价值低于价格。买者的选择受到限制：买者只能选择哪一类，不能在这一类中再进行挑选。最后，分类达到这种程度：这种安排向消费者提供最可能达到的最低价格的各种平均质量水平的苹果。再作进一步分类的成本将会大于其带来的满足。其他市场做法都不能通过市场的生存竞争的检验，故这种分类就是最好的。
当然，商品并不总是放在密封的容器中出售，单个消费者发现他们有优势搭便车。当异质商品以单一价格出售时，他们试图挑选高价值的产品，抢购或排队购买估价过低的商品，导致价值消散，如剧院的座位，饭店的桌子或酒店的房间，都是单一价格，但质量各异。在极端情况下，高分类成本和无限制的分类使商品不能销售。在另一些情况下，社会的净产量由于限制了买者的选择而增加。
度量有时是由买者进行的，如在耐用品情况下，度量是使用的免费副产品，保证书的使用是均衡的度量方法，保证书保证买者最低质量，以便不在交换时进行度量。当卖者发现保证书持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较高时，它们就不再是一种竞争性市场的做法，相反，结果取决于其他度量形式的成本。
当市场不能度量商品的某种价值属性，生产者就会偷懒，生产者只追求可度量价值属性的结果是，其他未被度量的价值属性在生产中被忽略，由此出现无效率的现象，下面的例子较好地说明了这种情况。
例：食品的味道为何大不如前。
现在的西红柿几乎失去了15%的味道，而柑橘失去了10%的维生素C。鸡肉吃起来令人乏味，而羊里脊则像是一泡水。确实，现在食品的硬度比过去大了，而且有着更高的卫生检测标准，但是它们需要在厨房中进行更多的处理。专家对畜牧业的疯狂发展，改变蔬菜的基因、温室种植以及使用杀虫剂和抗生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现在的西红柿、土豆、柿子椒、里脊肉和螃蟹等等，似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们从美学上讲都变得更好看了，但是它们都失去其原本的特点，即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味道了。这些食品虽然好看，但吃起来没有味道，甚至就连鼻子也蒙骗不过去。这种说法不是没有依据的。巴伦西亚理工大学农业多样化保护和改良中心已经得出证据，现在西红柿的味道指数（即酸甜度）是2.77，而过去是3.24，损失了近15%。维生素C的含量也下降了，比30年前降低了17毫克，而糖的含量也有所降低，从原来的5.29%降到了4.95%。相反，西红柿的硬度比过去大了，从过去的6.86上升到12.10。
据马德里大学营养学教授、味道与健康文件的起草者蒙塔娜。卡马拉说，当蔬菜和水果的产量提高时，其特点即可感结构（气味与味道）就会受到影响。可什么是味道？蔬菜和水果就有一个酸甜度的含量指数。而如何测量鱼肉的味道呢？这就需要专家通过检测才能知
道，就像检测葡萄酒或奶酪一样。
绿色畜牧业发展协会主席伊尔德方索。卡瓦列罗说，现在已经生产出了一种“电子鼻”，它能模仿人类，有32种嗅觉功能。他认为，现在盛行的这种疯狂生产（即产量第一，质量第二）情况将在今后5或10年发生彻底的变化。一切将根据消费者的要求变化。农业生产者将会按照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因为现在市场上要求提供更多的健康食品。
蔬菜的问题产为突出，现在的蔬菜越来越好看，但是味道越来越不如以前。
这里存在着一个选择问题，是选择疯狂的生产，还是选择传统的（即生物的）生产方式。一种是外观好看、价格高而且硬度大，另外一种是有味道并且保持着原有的品质。我们吃的98%的产品几乎都来自疯狂生产。它们的种植方式都会降低产品的味道。
耐存放的西红柿。据农业专家豪梅。普罗恩斯说，现在生产的西红柿存放时间相当长，把它们放在冷藏室里一个月都不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它们都含有一种特殊的基因，而过去的西红柿放上3天就会变软。但是后果会是怎样呢？这种西红柿硬度高了，而味道却没有了。疯狂生产的另外一种表现是温室种植，这种种植方法控制植物的生长环境，让它们提前或推迟成熟。以西红柿为例，其味道总是不那么完美。
远道而来的生菜。30年前，离我们居住的地方几十公里外就可以看到种植的生菜。但是今天的生菜则来自其它大陆。为了让生菜在运输的路上不至于腐烂，生产者都选用了耐存放的转基因种子。另外一种技巧是在成熟期15天之前就采收。这样就可以延存放期，但是味道会有所损失。绿色生菜或用传统方法种植的生菜比现在我们吃到的生菜口感要好上30%，也就是说其蛋白质、纤维和矿物质含量都高。蔬菜味道的好坏与种植地的远近有很大关系，本地种植的生菜味道就比来自摩洛哥农村的生菜要好吃许多。
柑橘中的维生素C含量少。如果通过化肥或利用一种高产品种强行让一棵植物比正常情况多生产果实，那么它从土壤中吸收到的所有养分就会分散到所有的果实之中，因此每个果实中所含的养分水平就会降低。以柑橘为例，据西班牙生物农业协会专家戴维。托马斯说，疯狂种植会使柑橘的维生素含量降低10%。他在研究中还发现，钙和碘的含量将会减少一半，而铁和铜的含量甚至会减少75%。
多汁梨子。几年前，一棵梨树只可生产70公斤梨。而今天由于使用了化肥，一棵梨树可以生产190公斤梨。生态农业专家蒙特塞拉特。埃斯库蒂亚说，混合化肥的使用使得梨树生长加快，不仅能够多产水果，而且也能增大水果的体积。这种大梨虽然比正常的水分含量大，但是不比小个梨的口感好，因为小个梨中的纤维素、矿物质、维生素和糖分的含量更高。那些生长速度快的蔬菜和那些高产果树结出的果实，由于达不到生产的日期和缺少各种矿物成分，其原有味道都会降低。
没有成熟就被采摘下来的柑橘。全欧洲消费的柑橘中有70%是西班牙生产的。今天我们可以在一年的6个月中享受到这种水果，而在40年前，只有要每年的1月至2月才能在市场上看到它们。这是因为有许多果农都在培育早熟和晚熟品种，以便同摩洛哥和以色利供应的品种错开时间。不仅如此，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无核蜜桔品种上市。但是情况并不令人乐观。据戴维。托马斯专家进行的化验表明，在这种果品中，锌的含量已经减少50%，而这种矿物质对人体的免疫系统是极其重要的。不仅如此，它们的口感也不如以前了，这是因为甜的水果不可能在离开果树之后成熟。由于考虑运输问题，水果在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被采摘下来。所以摆到餐桌上的水果不会有同样的甜度。
在欧洲，生态果品只占3%，而在西班牙人这种果品的比例仅为0。2%。
再来看看肉类食品。我们西班牙人所吃的肉类中有50%是猪肉，禽类占25%，其他肉占25%。人均肉类食品年消费量为66公斤。
高产猪的肉质轻且没有味道。疯狂畜牧业生产出体积大、但身体虚弱的猪。牧业主为了防止猪生病，就为它们注射抗生素。这种做法在瑞典和丹麦已被禁止。尽管这种做法不会影
响肉的味道，但是长期食用这种肉对人的身体健康将是有害的。
超大肉鸡。过量和集中投放饲料，可以使鸡加快生长和增加体重。现在的鸡出生后45天就送去宰杀，而过去则生长3个月。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餐桌上的鸡肉口味降低，因为这些鸡还没有达到成熟期。
鸡蛋蛋黄少。现在的鸡蛋蛋清多，蛋黄少，而且由于在饲料中添加了色素，所以蛋黄变得更黄。在疯狂养殖中，有的鸡每天能下两个蛋。
除了上述产品，还有许多食品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人们在选择食品时，需要更加讲究科学。
原载西班牙《世界报》2004年5月23日文章“为什么吃的东西不如以前有味道？
三、度量成本与劳动市场的组织：强迫劳动
劳动服务的所有者与其他人力资本是不可分的。应该承认，所有市场都存在偷懒、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但这些问题在劳动市场上尤其严重。任何一种物质资产的所有者在出租其物质资产时都很关心物质资产应用的条件，因为这会影响到资产的价值。人们在将自己劳动的使用权转让给其他人时更注意工作条件，即使条件好坏并不影响其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也是如此。
从工人的观点看，雇佣合同应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应包括劳动的价格（即工资的形式与多少），而且包括工作条件、工作地点和其他因素。最大化的个人同时决定劳动供给、商品与闲暇的消费和工作条件。而且，劳动的供给也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如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和工作努力的质量。所有这些都表明，劳动合约的度量成本和执行成本非常高，劳动市场合约的结构是资源配置效果的重要决定因素。这里，我们以奴隶制为例，说明交易成本不为零的含义，以及劳动市场组织的度量问题。
根据科斯定理，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和法律方面的障碍，任何资源的所有者都将会将资源运用到最价值最大的地方。那么，人力资源的所有者也会这样做吗？如果一个集团的成员对另一个集团的成员具有完全的产权（即奴隶制），这种安排在长期内是稳定的吗？后者会购买他们的人力资本产权吗？
基本的经济推理表明，奴隶制在经济上是没有生命力的，理由如下：拥有一个奴隶的经济价值，即他的市场价格是用奴隶生产量的现值减去维持该奴隶的成本（即生产性消费）来衡量的。由于奴隶只得到自己边际产品的一部分，他就比能够完全得到自己全部边际产品的自由人具有更少的激励去努力工作。因此，可以赎回自己自由的奴隶能够通过努力工作支付其身价，也可以将自己的消费提高到最低限度需要的水平之上。这个论点假定：（1）高昂的代理成本使奴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将工作努力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2）高昂的签约成本如执行成本并没有妨碍奴隶就他们的自由问题进行协商；（3）摆脱奴隶身份后可以找到报酬直接取决于工作努力程度的工作。
但我们必须考虑下列事实：主人可以不考虑奴隶对闲暇的思考，强迫他们比自由人工作更长时间。为了补偿以前的主人并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自由人必须象奴隶工作一样长的时间或者工作更长时间。
现在来考虑一下引入零监督成本后的情况，这意味着奴隶不可能在工作中偷懒。奴隶主现在可以不顾奴隶对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的偏好。奴隶仍然有能力赎回自己的自由，但他现在必须工作更长时间且强度更大，同时只保留一小部分产量，或足够维持生产性消费就行了。成为自由人的净收益是自由后的满足感，但他的消费和工作努力程度同奴隶时一样。但获得自由显然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时只有解放奴隶时具有高昂的签约成本才能够在短期内保护奴隶制。在长期内，市场安排往往会消除签约成本。
芬诺蒂（Fenoaltea，1984)指出，上述分析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痛苦激励（pain incentives）可以激发出更高的生产率（即奴隶主的鞭子可能使奴隶发挥出更高的生产率）。
当肉体直接受到威胁时，可以使奴隶发挥出超常的生产力。如果是这样的话（即奴隶比自由人具有更高的生产力），那么，市场交换就无法使奴隶变成一个自由人。奴隶制从长期来看也是一种帕累托均衡。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雇用自由劳动的企业如果工作条件特差就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才能吸引到工人，但雇用奴隶劳动的企业却不必因为条件差而支付更高的工资，结果后者将使前者破产。
然而，恶劣的工作条件并没有使奴隶制要长期内成为帕累托稳态组织，除非由于痛苦激励而使奴隶与自由人的生产率相差悬殊。如果自由人与奴隶的生产率一样高，那么，奴隶就能够并愿意赎回自由。在这种条件下，奴隶获得自由，但生活水平没有变化。
最后，如果我们假定监督奴隶劳动的成本为零，产权的一定限制就可以使奴隶制在经济上有存在理由。例如，严格禁止解决奴隶就使企业雇用奴隶劳动获得一种竞争优势，因为雇用奴隶劳动的成本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痛苦激励理论，也可以解释奴隶制的存在。
现在我们来讨论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结论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往往降低了奴隶制有相对优势，因为各种各样的代理问题和有关的成本在奴隶制下不是特别严重，就是独一无二。例如，奴隶制至少在下列方面存在高成本：
（1）控制奴隶因为极大化生产率的目的而进行消费的成本，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奴隶也可能喜欢饮酒这类损害生产力的消 费。
（2）与装病和自残有关的成本，防止这类行为的成本，这类行为是想减轻劳动负担；
（3）防止奴隶搞破坏的成本；
（4）监督奴隶行为和执行奴隶条件的成本，以防止奴隶起义和骚乱。
奴隶制中存在的代理问题消耗了资源，降低了奴隶主获得的净产品。各种监督成本的存在也抵消了与痛苦激励有关的生产率提高。而奴隶之间的合作也需要很高的代价，这些都降低了奴隶主拥有奴隶的收益。
芬诺蒂（Fenoaltea，1984）认为，奴隶制只有立足于痛苦激励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劳动组织形式；而痛苦激励只有在一些活动中才能提高生产力，它可以制造残酷努力（brute effort），但也降低了工作质量，因为受折磨的工人是笨拙的、没有想象力的和意志薄弱的。此外，生产技术随着努力和细心程度（care intensity）而变化，细心密集型的活动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努力密集型的活动是土地---自然资源密集型的。结果，强迫劳动的比较优势可以在努力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的活动中存在，在这些活动中，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来组织奴隶的工作。芬诺蒂（Fenoaltea，1984）认为，这些条件存在于各种农业、采矿、凿石和公共活动等使用原始技术的工作中。美国南部的奴隶种植园从事的就是棉花、谷物和种植工作，某一年的粗心大意不会影响下一年的收成。但在古罗马，情况却完全不同，奴隶种植园种植的葡萄和橄榄树却是细心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奴隶制在古代自动地消失了，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使历史学家们迷惑不解和备受折磨。芬诺蒂（Fenoaltea，1984)对此提供了一个解释，那就是，罗马种植园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和细心密集型的，在这种背景下，痛苦激励是相对无效率的，因此奴隶制不是一种帕累托稳态组织。
在现实生活中，为解放奴隶而签订合约的成本往往很高，因为资本市场存在约束。还有一个普遍情况是，自由人所面临的经济机会相对受到习惯和法律的限制，这些退出障碍的存在同打胜仗后奴隶的大量供给与低价格结合起来，奴隶往往进入细心密集型活动，但在这种活动中，这种组织形式却没有任何经济优势，因此，芬诺蒂对奴隶制的演进作出了下列假设：
（1）奴隶制将在适合于痛苦激励的努力密集型活动中首先出现，并在这一部门最后消失；
（2）当奴隶制进入细心和资本密集型部门时，就依赖于日常的报酬来缓解代理问题。特别是，待遇的严厉程度与活动的细心和资本密集的程度呈反方向变化。
（3）奴隶解放与其从事的活动有关，在最细心和最资本密集型的活动中发生的频率最
高。
当然，各个社会面临的约束条件不一样，其奴隶制的经历也是一样。适当的产权结构几乎可以使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都能存在。芬诺蒂也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罗马法对合法的代理关系严格限制，这给需要同佃农签约的大地主造成了困难。但其中有一个漏洞：罗马法中，奴隶不是人，而是主人的延伸。因此，财产人使用奴隶作为其代理人是合法的，这就使奴隶代理人得以监督自由的佃农。换言之，由于产权结构有效地限制了代理权，“在人类的非人（奴隶）中可以看到对人类的个人（企业）的实际替代或法律上的代理人，他们是法律上的非人，但却是主人的工具。”
在讨论奴隶制时还要提到的是多马（Domar,1970）的著名论文《关于奴隶制和农奴制原因的一个假说》。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生产中使用奴隶的必要条件是其边际产品大于生产性消费（即奴隶的生存费用）。在农业社会，这意味着土地与劳动之比很高，人口增长并没有对有限的资源造成太大的压力。他进一步论证说，在构成农业结构的三个因素---自由土地、自由农民和不劳动的土地所有者---中，任何两个因素但决不是这三个因素可以同时存在。当然，从历史上看，自由土地并不总是导致奴隶制，相反它常常给劳动者一个特殊的优势。多马认识到，现实中看到的农业结构取决于他模型中没有考虑的一些变量，即政治变量。自由土地既不是奴隶制存在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当一种组织的代理成本不合理地高于另一种组织时，交易成本方法建议我们考察其具体的约束条件和某种未预期的边际上的补偿利益。正如分开公司一样，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的竞争限制了其潜在的高代理成本，而且这种公司形式提供了大规模聚集资本的特殊优势。在这里，奴隶制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其严重的抑制和度量问题被痛苦激励下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利益所抵消。
四、交易成本与工资合约的决定
为什么人力资源的报酬或工资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怎样设计人力资源的报酬合约（即工资合约）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这里所讲的工资是广义的工资，它不仅是指简单劳动者（工人）所取得的收入，而且包括专业人员和经理的各种酬劳，换言之，所有依靠人力资源而取得的报酬都可称为工资。在这种定义下，工资的具体形式有多种多样：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固定工资、浮动工资、奖金、销售提成、利润提成、股票期权等等。工资既是对人力资源努力的报酬，也是社会收入分配的一种形式。因此，从社会的角度看，只有工资等于人力资源在生产中的贡献，才是公平合理的，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问题是，怎样才能准确地度量人力资源在生产中的贡献，并据此支付报酬的呢？以往的经济学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办法。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成本的概念出发，试图根据观察到的各种工资现象进行分析，以寻找一些可检验的含义。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实际上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来解决人力资源贡献的度量问题的，但由于这种度量存在着交易成本，故社会并不能总是使人力资源的报酬等于其在生产中的贡献，由此分配不公的问题时常产生。整个分配制度的演进过程，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源贡献的度量不断深化的过程。从理论上说，有效的分配制度就是那种能够准确度量生产要素的相对贡献、从而能够最好地提供人力资源努力激励的制度。
1．生产函数及传统理论在讨论分配问题上的局限
在经济学中，生产函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表示生产要素投入量与其最大产出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用Q表示一种经济活动的产出量，用X1，X2，。。。，Xn表示生产该产出量所需要使用的生产要素，则生产函数可表达为：
Q=f（X1，X2，。。。，Xn）
这是生产函数的一般表达式。值得注意的是，对不同的生产过程来说，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是不同的。此外，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经济学家也会假定不同形式的生产函数。不过，战后的经济学家们对生产函数的关注似乎主要在于其数学属性，而不是其经济意义。这里我
们更关心其经济意义。生产函数的经济意义表示，在生产过程中，随着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产出量也会增加；随着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减少，其产出量也会减少。其前提当然是技术不变，各种生产要素都被充分利用。
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是可以观察到的，产出量也是可以观察到的。在生产过程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各种生产要素被结合在一起，进行协作生产。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各司其职，它们相互作用，有时还相互替代。这说明，对一种产品的生产而言，每种生产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它们的共同作用造就了该产出。然而，如果要我们指出在总产出中，每种生产要素的贡献有多大，我们却不能办到。这就是说，我们既知道Q来自X1，X2，……，Xn的共同作用，也知道Q，以及X1，X2，……，Xn的数量，还知道Q=Q1+Q2+……+Qn（这里Q1，Q2，……，Qn为X1，X2，……，Xn的产出贡献），但是我们不知道Q1，Q2，……，Qn到底是多少。问题是，在分配时，我们必须知道Q1，Q2，……，Qn是多少，以便决定每种生产要素应该得到多少，因为只有X1得到Q1，X2得到Q2，……，Xn得到Qn，分配才是公平合理的。设每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报酬分别是W1，W2，……，Wn，则只有下列等式成立，分配才是公平合理的：
W1=Q1
W2=Q2
…….
Wn=Qn
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分配问题，分配理论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但从生产函数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告诉我们Q1，Q2，……，Qn是多少，以及如何才能使W1=Q1，W2=Q2，……，Wn=Qn。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者们进行了长达几百年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和均衡价格分配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1826）、英国经济学家威克斯蒂德（1894）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1899）。其主要观点是，每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应等于其边际产量。所谓边际产量系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独增加使用一单位某种要素所获得的总产量的增加量。用数学符号来表示就是：dQ/dX。由于这种增加量发生在其他要素使用量不变情况下，故可以看作是增加的这一单位要素对总产出量的贡献。因此，在分配时，这一单位增加的要素也就应该获得这一边际产量。不仅如此，其他单位的该种要素也应该按这一边际产量来获取报酬。由此，每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报酬就等于它所创造的产出，即X1获得Q1（=dQ/dX1），X2获得Q2（=dQ/dX2），……，Xn获得Qn（=dQ/dXn）。如果一个社会按这种原则来分配收入，该社会的收入分配就会达到公平合理的状态。
这一理论表面上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如果仔细推敲，却存在很多的问题。首先，边际产量是一个理论概念，在实际中往往并不知道，即使通过实验得出来，这种实验的代价也很大。由于其中涉及的因素很多，一般并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比如，有些生产过程属于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不能单独增加某种要素，也不能单独减少某种要素，在这种情况下，要素的边际产量就求不出来。在运输业中司机与卡车的组合比例是固定的，一辆车不能多一个司机，也不能少一个司机，故司机的边际产量是不知道的。在企业管理中，如果我们要了解企业家对企业产出的贡献，必须严格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然后考察增加或减少一个企业家对总产出的影响。但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其他许多条件并不能控制不变，如其他要素的利用程度，市场行情，宏观经济形势等，都不是以实验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一个企业也不能随意增加或减少一个企业家，这就使用我几乎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企业家的边际产量。
其次，即使我们知道了一种要素的边际产量，我们也不能根据边际产量来确定该种要素的报酬，因为如果边际产量是递增的，则按边际产量分配就会使总产量不够分配，即
W1+W2+……+Wn>Q；而如果边际产量是递减的，则各种要素分配以后尚有剩余，即W1+W2+……+Wn
最后，即使边际产量不变且已知，按边际产量来确定每种要素的分配仍然是不合理的，因此边际产量，因为边际产量只是边际要素的产出贡献，而不是所有要素的产出贡献，用它来决定边际要素的报酬是合理的，但用它来决定所有要素的报酬就不合理了。
既然边际产量不能作为决定要素的报酬，那么，可否用平均产量来代替呢？从理论上来说，用平均产量来决定要素的报酬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众要素的平均产量在协作生产的情况下是无法得出的，因为参加协作生产的各种要素是不同质的。不能直接加总起来求平均产量；二是假若扣除其他异质要素的贡献而求得某种要素的平均产量，那么，根据什么原则扣除才能准确地反映其他要素的贡献呢？显然并不存在进行准确扣除的原则。即使能够进行准确的扣除，如此求出来的某种要素的平均产量只说明该种要素的平均贡献，并不能说明其中每个个体的贡献，由此来决定每个个体的报酬就不合理了。最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报酬一般并不是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而是产品或服务出售后的价值。这就需要把平均产量通过市场转换成平均产值。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价格如何决定以及价格的高低显然影响到转换后的平均产值。如果转换的价格过高，企业就会得到额外的好处；如果转换的价格过低，企业就会受到损失。这两种情况都会使生产要素所得到的不等于其创造的。这种转换问题在要素报酬不是按实物，而是按价值分配时都会存在，这是由于市场的介入而使生产要素所得到的与其所创造的价值发生背离。
尽管按平均产量付酬存在这些问题，但从实践来看，要素的报酬在很多情况下却是根据平均产量来分配的。比如，几个人合伙做生意，赚了钱大家平分（在扣除成本后）；在许多协作劳动中，工人们都得到一样的工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劳动者得到的基本上都是平均工资；在现代股份公司中，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每股都分得相同的股利，等等。当然，按平均产量付酬并不意味着所有不同质的要素都得到相同的报酬，而是说某种要素按其平均产量付酬，并大致根据其努力程度对一些个体进行调整。这样做首先要扣除其他要素的贡献。这种扣除一般是根据某种习惯或其他要素的市场报酬来进行的。这种扣除是否反映了这些要素的真实贡献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按平均产量付酬会产生要素的偷懒和监督问题，因为既然要素按平均产量付酬而不是按其贡献付酬，那么，单个要素就存在偷懒的激励，除非其活动受到监督。但真正要解释的问题还是，为什么按平均产量付酬这一明显具有很多缺陷的安排在实际中会存在呢？除了这种按平均产量付酬的分配方式以外，还存在哪些分配方式？那些分配方式为什么会存在？
一个明显的解释是由于度量要素贡献的成本很大，如上所述，在许多场合，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单个要素的真正贡献，而平均产量一般是可以知道的，因而用平均产量决定报酬是相对简单的办法，可以降低度量贡献的成本。
另一种有代表性的分配理论是均衡价格理论。均衡价格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A·马歇尔（1890）。该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报酬取决于其市场价格，而要素的市场价格则由该种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决定。这就是说，生产要素的报酬与其供求有关。即使一种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其供求关系发生变动，其所得报酬也将变动。由此，生产要素的报酬就与其生产力没有直接关系（除非要素的生产力影响到要素的供求），而与其相对稀缺程度有关。显然，这种理论完全脱离了要素的生产力来说明要素的报酬（虽然要素供求的背后可以纳入要素生产力的分析），因此它没有任何动机去度量生产要素的贡献。但这种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报酬的原则似乎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些例子，比如，在经济景气时，劳动的需求增加，工资随之上涨；而当经济衰退时，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工资随之下降。这种报
酬决定原则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的雇用是通过要素市场来进行的，其报酬也就根据市场竞争的情况来决定：企业根据要素的生产力和其市价来确定它对要素的需求；相应地，要素所有者根据报酬的高低来确定要素的供给。这种报酬决定机制的优势在于，各种要素可以在一个市场上公平竞争，由竞争力量而不是主观力量来决定要素的报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有利于各种要素通过流动，按其稀缺程度实现合理配置。故它是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结合起来的一个途径。但这种报酬决定机制的缺陷在于，稀缺要素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丰裕要素只能得到较低的报酬，分配不公由此产生。此外，要素供求决定论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它并没有说明在实际生活中为什么存在各种各样具体的报酬形式，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即使一种要素供给严重过剩，其报酬也不会下降到零（如劳动力）；反之，一种要素即使严重供不应求，其报酬也不会无限上涨（如土地）。显然，要说明具体的报酬决定机制及其表现形式，只考虑要素的供求是不够的。
总之，生产函数虽然使我们能够求出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数学意义上的），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协作生产的情况下各个要素对总产出的贡献具体是多少，以及总产量应该如何在各个要素之间分配。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和均衡价格分配论也没有对各种要素的报酬决定及其表现形式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2．工资的形式与交易成本
那么，社会怎样才能准确地度量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贡献，并据此支付报酬呢？实际上，市场经济经过长期的演变，已发展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各种间接的形式来度量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相对而言，其他资源的报酬形式比较简单，而人力资源的报酬制度民已变得非常复杂和精巧，因此，这里我们将重点讨论人力资源的报酬制度。
由于公平是人类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而效率是社会能够进步的保证，因而，任何一种报酬制度只有兼顾公平与效率，才能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而达到公平与效率的途径，就是要能够做到每种要素所得到的报酬等于其在生产中所创造的产出。从本质上来说，人力资源的报酬制度就是为了度量人力资源的贡献而设计的，以便能够做到劳动者的报酬与其贡献成比例。由于生产过程使用的人力资源既包括简单劳动，也包括复杂劳动；既包括同质劳动，也包括异质劳动，其种类和内容可谓千差万别，故度量人力资源的贡献特别困难。为了能够比较准确地度量，必须使用不同的方法，因此发展起来的制度安排就特别复杂。就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来看，人力资源报酬的形式是最为多样化的。比如，工人一般按工作时间、取得的业绩或其他指标来付报酬，有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办公室人员取得薪水；销售人员则根据销售量或销售收入或利润来提成，这些人员的奖金也是根据一些业绩指标来决定；对于研究开发人员，其奖金则是根据申请的专利、开发的新产品或根据整个研究小组对公司总利润的贡献来决定。各种专业人员（如教师、律师、医生等）则是固定工资加上业绩报酬；政府公务员一般是取得固定工资；而执行经理的报酬要更复杂一些，除了采取普通员工的那些报酬形式外，更多地表现为一些实物，如专用餐厅和洗手间、公司专机、各种俱乐部和协会的会员资格、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退休后还可能作顾问等等。
因此，报酬既可以采取现金形式，也可以采取非现金形式。非现金形式如提高雇员的购买力，其作用也同增加报酬一样。非现金形式的例子有，企业将自己生产的产品打折卖给职工，公司让职工低价购买自己的普通股，或者直接把一部分股份送给职工；企业还可能向职工提供医疗保险、人寿保险、伤残保险、公车、电脑、各种会员证等福利。报酬也可能没有立即兑现，而是采取提高基本工资、晋升等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当前业绩的报酬变成了以后的收入流。
这些报酬形式看起来五花八门，实则都是为了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度量人力资源的贡献，并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资源的工作积极性，因为，如果我们不从这一角度来解释，我们就不能理解报酬制度为什么要采取这么多的形式。让我们首先从简单劳动者开始考察。
简单劳动者：简单劳动者一般是指那些体力劳动者，如工厂里的工人，农场里的农民等等。简单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直接体现在劳动产品上，故对劳动产品的数量直接进行计算就可以确定劳动者的报酬。当劳动者提供的产品类型比较稳定，并且可以计算时，采取计件工资（piece-rate）是最合理的。计件工资就是按劳动者提供的产品件数支付报酬的一种报酬形式。由于这种工资度量的是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本身，故将业绩贡献与报酬直接联系起来了。在计件工资下，劳动者的每一努力都通过产品的件数而得到了报酬，劳动者不具有偷懒的激励，或者至少会以不同的方式偷懒（如在质量不易确定的情况下降低产品的质量等）。计件工资的优点是度量贡献的标准简单明确，劳动者多劳多得，有利于劳动者发挥其潜能，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用计件来评价业绩的方法相对客观，较少被人为操控、左右或偏袒。但计件工资的局限性在于：第一，在有些情况下计件容易被操控。如田间除草；有的田间的草长得多，有的长得少，若以除草的面积计酬，就有可能使业绩失真（当然这时计时可能也不可取）。第二，计件工资使大量的随机因素影响工人的收入，如机器发生故障、原料供应不济、材料质量低劣等都将影响工人的工资；第三，适合于单个人的计件工资在传统的生产线上并不能提供激励，因为在传统的生产线上，一个人不能单独增加产出，他的产出依赖于其他人，一个人加快速度是没有用的；第四，只对产出付酬，会鼓励工人忽视其他有价值的活动，如计件工人往往不注意产品的质量，而只注重可度量的数量；他们不会去帮助其他工人，也不关心原材料是否被合理地利用，除非使用原材料要付费；除非他们使用自己拥有的设备，否则不会妥善地维护和运用它们。产品质量可以抽查，但这样做是有成本的。所以，即使在单个工人的产量可以很好地度量的地方，许多工种也采取了基薪加计件工资的做法，这两者都根据情况的变化而适时调整。激励密度原则表明，从额外努力中得到的额外利润越高，计件工资也应该越高。工人一般希望计件标准定得低一些，并夸大工作的困难，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即使计件工资的标准已经规定清楚了，工人也可能并不努力工作，因为担心经理会提高标准。计件工资的另一个困难是，当新产品引进或设备更新后，计件标准必须变化，这时，制定新的合理的计件工资可能要花很大的成本，故计件工资一般只适合于已成熟且工艺相对稳定的工种。而那些不断更新的产品、式样不规则、质量难以检测的产品，是不太适合于实行计件工资的。
在不适合于计件工资的地方，计时工资（wage）就成了另一个选择。所谓计时工资，就是按劳动者工作的小时数来支付报酬。但劳动的小时数并不是劳动者贡献的直接表现，而是一种代表物（proxy），它表示劳动者工作的时间长度，却并不直接表示劳动者贡献的产出量。假若劳动者在劳动时间内都是同等程度地努力工作，那么，工作的小时数越多，劳动者的产出贡献就越大；但假若劳动者并不是努力地工作，那么，工作时间的长短就与产出量的多少没有直接关系。显然，这种工资制度之所以采用，一定是因为不能用统一的标准直接度量劳动的产品，比如，劳动的内容在不断地变换，产出的类型千差万别。典型的例子是办公室的职员，他们每天要处理大量不同的事务，工作的内容在不断地变换。如果对每一工作进行度量，并分别支付报酬，其成本一定高不可攀。试问：接待一位来访客人应支付多少报酬？接听一次电话又应该付多少报酬呢？故这时最好是对其代表物进行度量，而最简单的代表物就是工作时间。因此，计时工资就是通过对工作时间的度量来度量劳动的贡献，并对工作时间长的职员，支付更多的报酬；或者在统一的报酬制度下规定职员的工作时间。但是，根据度量的工作时间来支付报酬，意味着劳动者只要保证工作时间就足够了，至于在工作时间内是否努力工作则不重要，故在计时工资下劳动者偷懒（shirking）或“磨洋工”的动机非常强烈。为了防止偷懒，管理者必须进行监督，否则计时工资就会由于偷懒而变得无效率。因此，计时工资一方面降低了直接度量劳动贡献的成本，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监督成本。当度量成本的降低超过了监督成本的增加时，选择计时工资成为必然；当监督成本的提高超过了度量成本的降低时，计时工资将被放弃。
由于这两种工资制度都有缺陷，因而对于简单劳动者有时交叉使用这两种工资，有时则加上其他报酬形式。前者的例子是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对农民的考核有时是计时，有时是计件，如田间除草一般是计时，积肥和插秧一般是计件（积肥按重量，插秧按面积计算报酬）。后者的例子则是各种形式的奖励。在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下都可能存在现金或非现金的奖励，目的是为了激励劳动者更加努力地工作或提高产出的质量。对计时工资下表现良好的员工进行奖励，目的是为了减少偷懒，以降低监督成本；而对计件工资下的员工进行奖励，则是为了提高设备的效率，降低固定成本。故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和奖励就成了简单劳动者报酬的基本形式，它们以较低的成本度量了劳动者的贡献，并提供了适当的激励。
其次是推销人员的报酬。各种推销员一般是以佣金（commission）的形式取得报酬。推销员的工作就是推销产品，其工作业绩直接体现在推销的产品数量上。这决定了推销员的报酬采用计时工资不太适合：一则可以对推销的产品数量直接进行度量，而不必寻找代表物来进行度量；二则推销员的工作一般并不在公司内进行，而是需要四处奔波游说，如果实行计时工资，则对其活动进行监督的成本就高不可攀。另一方面，推销员的工作也不能实行简单的计件工资，因为推销员推销的产品一般有多种且在不断变换，要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计件标准，成本太高。比如，房产推销员在推销房屋时常常发现，不同位置、不同楼层、不同面积和不同设计的房屋推销起来绝对需要不同的努力，若按推销的面积或成交金额实行计件工资，就不能如实地反映推销者的工作业绩。较好的办法是按销售量计酬，但销售量依然不是一个确切的业绩指标。所以，推销员的报酬一般是较低的基本工资加上较高的佣金（或业绩提成）和随情况而变化的奖金。其中佣金是主要部分。销售额越大，佣金也就越多，这就激励他们努力推销。这种报酬形式只看结果，不看过程。这种报酬形式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计件工资（这在保险推销中更明显，保险推销员的报酬是直接按推销的保险份数计算的）。由于推销员的努力程度和运气在推销额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故佣金制同计件工资一样，雇员的收入不完全随工作努力程度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各种影响销售量的随机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对于风险回避型的推销员来说，佣金必须定得更高才能起到激励作用。从应用范围来说，销售佣金只适合于风险相对小的商品销售，如零售商店、批发杂货，或标准的工业品与原材料。风险较大且不常见的物品，如建核电站的亿万美元合同，根据销售量来提成就使雇员的收入变得极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可行的办法是寻找特别能够承受风险的推销员或者采取只付基本工资，用其他方法来提供激励。佣金制的一个困难是，它使销售员忽视对企业有好处的其他工作，如推销工作或许是企业收集顾客需求和竞争对手信息的主要来源，但在佣金制下，推销员是不会主动收集这些信息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对收集的信息额外付钱，但这种信息费是很难定价的。同样的问题是，如果要教育顾客或提供售后服务，则推销员为了增加以后的销售额，可能会在这方面作出一定的努力。但如果推销的产品更新很快，或者售后服务极为重要，佣金制就不能提供足够的激励了。佣金制的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针对不同的商品销售制定不同的佣金率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其中可能涉及较大的成本。故佣金制并不总是推销工作的最好报酬形式，更不是唯一的报酬形式，它的采行与否完全取决于各种成本的比较。
第三是各类专业人员。薪金（salary）是各类专业人员的报酬。象教师、医生、律师这类专业人员，既不能实行计时工资，也不能实行计时工资，因为他们的产出件数因不同质而无法加总，或者根本就没有“件数”的概念；他们的工作时间无法确定，或者根本就没有时间的概念。比如医生的工作，不能用医治的病人数量来计酬，因为不同病人的病情可能天壤之别。每个病人可能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故要对每一个病人进行定价，其成本就高不可攀。另一方面，医生的工作也不能用时间来计酬，因为医生的工作是没有时间性的，在工作时间内他们可能没有病人；但如遇紧急情况，也可能要连续工作几天几夜。而且，用时间来计酬也不能准确地反映其贡献，因为医生在工作时间内从事的或许不是同样的工作，其处理的可
能是一些复杂程度完全不同的病情，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工作内容在不断变换。又如教师的工作，也是既不能用工作时间来计酬，又不能用产出“件数”来计酬。这是因为教师的工作时间是弹性的，除了正常工作时间以外，下班以后和节假日也可能仍在做研究；但若采取计件工资，则计件的标准又无法确定。例如，是按发表的论文数量，还是按教授的学生数量计算“件数”？实际上，这两种计算标准都不合理，因为这两种计算方法都存在无法确定质量的问题。以发表的论文为例，一篇真正有创新的论文，其贡献要超过无数的平谈之作，这意味着，论文的数量并不能反映作者的工作业绩，而论文的质量是更重要的业绩指标。但问题是，论文的质量一般是不容易判断的，尤其是真正的创新之作，其价值往往一开始不为人们所认识，可能要过若干年才会逐渐被人们发现。换言之，单独以论文来确定教师的业绩是不行的。
既不能计时，也不能计件，那么，以什么办法来确定专业人员的报酬呢？这就要看专业人员工作的本质特征了。大家知道，专业人员所从事的是专业工作，而要从事专业工作，必须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准，故根据专业人员达到的专业水准来支付报酬是更可取的标准。但是，怎样确定专业人员的专业水准呢？一个标准是根据专业人员接受相应专业训练的程度来鉴定（各种文凭和专业资格证书），第二个标准是根据专业人员从事专业工作的表现（如医生处理疑难病征的能力和教师从事教学与科研的能力）来鉴定。将这两个标准结合起来，就可以判断专业人员的专业水平。根据专业水平对专业人员进行分级（评定技术等级如职称），然后根据不同的等级来确定不同的薪酬，就能更好地体现专业工作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专业人员都评定了等级（技术职称），每一等级都得到相应的报酬。但这样做还是不够的，因为技术等级只代表了达到的技术水准，并不代表实际的工作业绩，而且确定技术等级的标准也可能并不科学。这都会使决定专业人员报酬的技术等级与其实际工作业绩发生背离。同时，专业人员在获得一定的技术职称以前可能努力工作，一旦获得较高的技术职称以后，可能就不努力工作了。这些都说明，评定技术等级作为确定专业人员报酬的一种方法，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故必须加上其他的激励手段或约束机制。各种奖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矫正作用；一定范围内的计件工资也是常用的手段。如医生按开出的处方金额来支付报酬，教师按授课小时数和指导的学生数来支付报酬等。由此，基本薪酬加上其他奖励，就成为专业人员的主要报酬形式，既达到了以最小成本度量专业人员工作业绩的目的，也起到了激励作用。
第四是企业家。企业家的报酬是最复杂的，原因在于人们很难用一个指标对企业家的贡献进行度量。从本质上来说，企业家是从事协调、组织、指挥和承担风险的人,虽然企业家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但企业家的劳动成果一般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整地、客观地反映出来，总要在一个年度以后或更长时间以后才能有一个初步的体现，而且最后体现出来的也似乎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努力、再加上一定的偶然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比如，一个运气很好的企业家，可能不怎么努力，但却取得了不错的利润；而一个努力工作的企业家在行业不景气时却可能使企业亏损等等。这些都给度量企业家的贡献增加了困难。如果企业家的报酬立足于经营业绩，那么，其经营业绩如何度量呢？如果企业的盈利能力是企业家业绩的一个标准，那么，赢利能力又如何度量呢？用会计利润作为盈利标准，就会导致企业家操纵会计报表；或者使企业家只注重短期的盈利，而不考虑长期的发展。如果以销售额来定报酬，则企业家可能做大销售额而不顾实际的赢利。这些都说明，试图根据企业家的实际贡献来向企业家支付报酬是非常困难的。为此，国外一些大的公司都成立了专门的薪酬委员会来研究企业家的报酬问题。
或许是由于企业家的贡献度量非常困难，因此，当代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如何激励企业家的问题。
然而，不论企业家的贡献如何难以度量，社会终究要进行这种度量，并根据这种度量向企业家支付报酬。从实践来说，企业家的报酬形式更为复杂多样。例如，最初级的报酬形式
是基本工资加奖金；随后是利润分成加上津贴；再后是年薪制；发展到现在则是股票期权。在计划经济中，企业领导人的报酬也采取了晋升为更高一级政府官员的形式。这些形式各有利弊。以股票期权为例，企业家在基本薪酬之外，根据其经营业绩授予一定的股票期权，股票期权到一定时期后才能兑现，这就较好地解决了企业家的短期行为问题，因而使企业家更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和企业价值的提升。同时，这种报酬方式实际上是让广大投资者来评价企业家的业绩，这就比企业内部的少数人或少数所有者来评价更为客观。当投资者对企业家的经营感到满意时，他们会购买该公司的股票，从而使股票价格上升，而股价的上升又使企业家通过股票期权的兑现获得更多的报酬。假如投资者对企业经营不满意，他们用脚投票，结果企业家也会因股价的下跌而得不到报酬或只能得到较少的报酬。然而，这种报酬形式也有其不利之处。最明显的一个不利之处是，股票价格受更多的因素影响而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的价值和企业家的经营业绩。股票市场的整体状况是股票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在股市高涨的时候，大多数股票都会跟着上涨，尽管其业绩并没有提升；而当股市下跌的时候，大多数股票会跟着下跌，尽管其业绩并没有下降。这就使得股市的涨跌成为企业家报酬的决定因素。因此，如果一个企业家在股市高涨时兑现其股票期权，他就会得到额外的报酬，这种额外报酬显然是由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来买单的；反之，如果一个企业家在股市低迷时兑现股票期权，他就得不到他应得的全部报酬。这说明，股票期权并不总是能够使企业家的贡献与其报酬一致。另一个不利之处是诱使企业家造假和操纵股市。既然企业家的报酬取决于股票价格，那么，企业家只要通过一些活动来提高股票的价格，就可以提高自己的收益，例如，企业家可以通过造假（象安然公司那样）来提升企业的价值和股票价格，或者与证券公司勾结起来（如中国的某些上市公司）拉抬股票的价格。三是不适合于高风险的行业和夕阳产业。在高风险的行业，企业投资失败的概率非常大，当投资失败时，企业家的股票期权将变得一钱不值，这意味着企业家的劳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而投资一旦成功时，股票价格的飚升将给企业家带来超高的报酬。在这两种情况下，企业家的报酬都将与其努力脱节。在夕阳产业，由于投资者对其前景是看淡的，故其股票价格往往有低估的倾向。当企业家持有这种行业的股票期权时，他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报酬或者没有相应的激励。
3．其他两个几个相关的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在不同的报酬制度下，劳动者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在计件工资制度下，劳动者追求的是件数，在计时工资下，劳动者追求的是工作时间；在佣金制下，劳动者追求的是销售额；在专业人员的薪酬制度下，劳动者追求的是专业等级；在企业家的报酬制度，企业家会根据不同的报酬标准来采取不同的行动。。。这些都说明，劳动者会根据不同的报酬标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酬制度对经济效率具有重要含义。当一种报酬制度能够根据工作的特点来准确地度量劳动贡献，使劳动者的劳动符合雇主的要求时，这种报酬制度就将取得高的效率；而当一种报酬制度不能准确地度量劳动者的贡献，或者只度量了雇主所需要的部分贡献时，这种报酬制度就会导致一些效率的损失。在前述的计时工资下，劳动者的偷懒和由此引起的监督成本就构成了效率损失。显然，与报酬制度有关的交易成本，除了上述度量成本以外，还包括这种效率损失的成本。这意味着一种报酬制度的效率损失越大，其相关的交易成本越大，反之，其交易成本越小。
与报酬制度有关的另一种交易成本是所谓制度形成成本。劳动者的报酬究竟采取什么形式，以及报酬的多寡，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利益的角逐。例如，在工厂里，工人的工资采取什么形式，以及在计时工资下，每小时工资的数量为多少，在计件工资下，每件产品的酬劳是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劳资的力量对比。这种报酬标准的确立过程是有成本的，。另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企业家的报酬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往往由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利益斗争来决定。在现代社会，经理作为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在斗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而经理的报酬制度往往采取了更有利于经理的形式。这就可以解释，在当代美国，近几十
年来，经理报酬的提高速度超过了一般工人工资的提高速度和经济的增长速度。
五、小结
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能够较好地度量各个成员的相对贡献，并据此支付报酬。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企业也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总是希望自己的贡献能够得到较好的度量。他们不会从事因不易度量而得不到报酬的活动。因此，当一种活动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度量时，要么是一些权势人士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强加于人或者是长期的习惯使然，要么根本就不会存在。官员们之所有热衷于一些大项目，是因为大项目最容易度量他们的成就；社会科学之所以现在还没有推行院士制，是因为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没有多大争议的标准来度量社会科学家的成就。学生学习成绩既可以用百分制，也可以用五级制来评判，是因为我们只要排出各个学生的相对顺序就够了。。。。
习题：
1 度量成本的存在如何导致市场中低质量产品驱逐高质量产品现象的出现？
2 影响人力资源报酬制度效率的因素有哪些？
第四讲 何谓度量问题？
度量问题与经济组织
为什么各国政府官员都喜欢搞一些大工程？为什么中国的社会科学至今没有推行院士制？为什么人力资源的报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推而广之，为什么在现代经济社会里，存在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本文将显示，这些看似不相干的问题，背后其实都是一个共同的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度量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中最早讨论度量问题的是关于效用的研究。由于效用是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因而必须得到比较完备的解说。效用是什么？它如何度量？这些问题都必须回答。从早期的弗瑞希，到后来的冯。诺伊曼与摩根斯坦，再到后来的阿尔钦，都探讨过这个问题。那么，属于主观性质的效用是否可以度量呢？一些人认为是可以的。这里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那就是“女性美是否可以度量”？不同的时空对女性美的认定固然不同：汉代仕女或许讲究如赵飞燕袅娜纤腰的风姿；唐代仕女则追求杨贵妃雍容华贵的丰艳；当代仕女则追求林青霞的清新、王祖贤的幽怨，等等。这些我们都没法比较，不能够判断哪一个朝代的标准更为合理。问题是，在同一个时代是否可能性得出一个共同的度量标准呢？
张潮在《幽梦影》中试图给女性美一个判断标准：“以花为貌，以月为神，以鸟为声，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这种定义给人以不同的解释空间。相比之下，当代西方却把女性美的标准数量化了，即通过度量女性的三围来判断其是否美丽。在这种标准里，女性美都用数字度量了。现在的选美则通过打分，将美丽的不同程度更细致地度量了，如有的打85分，有的打90分，人们可以认为打90分者比打85分者更美丽。但是，尽管有了这种分数，能不能说得100分的佳丽比得80分的佳丽美20%呢？从数字来说是这样，但实际上我们却不这样认为。因此，这种度量虽然有具体的数字，但也是主观的和相对的。
再看生命的例子。一条生命价值几何？曼昆在《经济学》（第235-36页）中这样认为，从表面来看，生命是无价的，因为不管出多少钱，都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但实际上，生命却是有价的。请看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小镇要决定是否花1万美元在某个十字路口建立并经营一个红绿灯。红绿灯的收益是增加安全。工程师根据类似十字路口的数据估算，在整个红绿灯使用期间可以使死亡于车祸的危险从1。6%降低到1。1%，你应该花钱修这个新红绿灯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成本---收益方法分析，但马上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要使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有意义，就必须用同一种单位来衡量成本与收益。成本可以用美元来衡量，但收益---拯救一个人生命的可能性---却不能直接用货币来衡量。为了作出决策，你不得不用美元来评价人的生命。开始，你可能得出结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因为无论给你多少钱，你都不会自愿放弃你的生命或你所爱的人的生命。这似乎表明，人的生命具有无限的美元价值。但是，对于成本---收益分析来说，这个回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那我们就应该在每一个街角处都安上红绿灯。同样，我们应该要求每一个都开有全套最新安全设备的大型车，而不开没有什么安全设备的小型车。但并不是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而且人们有时选择购买没有防撞气囊或防抱死刹车的小型汽车。无论在私人还是公共决策中，我们都愿意为了节约一些钱而用自己的生命来冒险。一旦我们认为生命是有价的，我们就要确定这种价值到底是多少。有一种法院在判决过失致死赔偿案时所使用的方法，那就是考察一个人如果活着能赚到的总钱数。经济学家们经常批评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含义：退休者和残疾人的生命没有价值。
评价生命价值的一种较好方法是，观察要给一个人多少钱他才愿意从事有生命危险的
工作。例如，不同职业的死亡率是不同的。高楼大厦上的建筑工人面临的死亡率就大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过比较职业风险、受教育的程度、经验不同的工资和其他工资决定因素，经济学家可以得出人们对自己生命评价的某些含义。用这种方法研究的结论是，一个人生命的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
现在回到原来的例子。红绿灯减少的车祸死亡率危险为0.5%，因此，安装红绿灯的预期收益是0.005*1000万美元，或5万美元，这种收益估算大于成本1万美元，所以应该安装红绿灯！
上述例子可以看作是估计生命价值一个尝试。但这种尝试只说明了某种状态下的情况。在实践中，一条人命的价值到底几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五花八门的。飞机失事后的赔偿和医疗事故的赔偿是各不相同的，但更离奇的是因公旬职，政府所给抚恤金，买凶杀人时雇主支付的报酬；死刑犯买通法官而得以免死的贿赂；绑匪勒索的赎金。等等，实际上都对生命标出了价格。这说明，同样对于生命，在不同的情况下价值是不同的，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们用以度量的标准，具有不同的参照物。最近又有一种给生命定价的办法，是把人体的各个器官分拆开来计算价值。西班牙《世界报》2003年7月21日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你的身体值多少钱？（作者：豪尔赫。埃斯科奥塔多）文章这样写到：
大多数人可能从来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无论春风得意或是穷困淹倒，我们都有拥有一个上天赐予的身体。而这个身体至少价值4500万欧元。当然，我们的这笔财富无法随意折换成现金。
据美国《有线》杂志的统计数字，美国公开市场上的价格，一克骨髓价值2。3万欧元；一个肺价值11.64万欧元；一颗心脏价值5.7万欧元……等等。这张清单一直列到卵子和精液，每一件器官和组织都有它的价格。虽然目前在市场上交易量最大的是各种活体器官，但价格最高的却是骨髓细胞。
我们不能将自己的身体零敲碎打地去卖钱，但是这至少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目前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随着医生经验的日益丰富，以及医学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体对外来器官的排斥正逐渐被克服。
另外，随着医学的发展，在实验室中培植人体器官也不再是一种梦想。目前在美国的一些实验室中，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地用干细胞培养出了皮肤、肌肉以及软骨等组织。如果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发展，不久我们就能够利用干细胞培植出各种器官。届时，《有线》杂志的价目表就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各种器官的价格可能大幅度下降。（转引自《参考消息》2003-8-6）。
再看另一个例子。巴西《这就是》周刊7月17日文章：世界杯冠军价值几何？
罗纳尔多在20亿电视观众面前微笑着挥舞着他的食指的价值是多少？从墨西哥城到新德里，成千上万的孩子排队等着理一个罗纳尔多式的发型又能价值多少？巴西队出现在全世界所有报纸的头条，被用英语、汉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等各种语言宣传介绍又能价值多少？当然，这一切是无法估计的。不过，在这个全球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巴西第五次夺冠也能估算出一个价值：100亿美元，这是在计算了这次胜利给巴西经济的各个方面带来的影响之后得出的数字。它来自于广告、投资、出口以及国内消费。而且，第五次夺冠或许能中止巴西近20年来低下的经济增长率和国民自信心。
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巴西队出现在各大媒体的胜利形象就值30万美元。巴西在决赛中的出现则价值40亿美元。美国在超级碗球场举行的橄榄球决赛通常有1亿观众，比赛中插播30秒广告的价格是240万美元。而世界杯决赛的观众是20亿，巴西队在电视转播中出现了将近两个小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巴西队的这一形象转化为商业利益。毕竟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巴西是一个能够出口汽车的国家。”阿马拉尔说。在巴西队夺冠后的一个星期，国内对商业促销活动，包括各种广告的投资就增加了1.73亿美元。“各个企业都
明白，在巴西队夺冠后，消费者将有更强的消费欲望。”巴西广告协会主席塞尔吉奥。阿马多说。圣保罗商会的经济学家说，在巴西队夺冠之后，“我们注意到食品、饮料和家用电器的销售都有显著的增长。”如果因消费者信心增强带来的消费增加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5%，就意味着巴西经济将有60亿美元的增长。
在巴西第五次夺冠的推动下，巴西政府决定开展“巴西品牌”活动，将巴西的出口产品与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不久前，150位来自政府、企业和广告业的要人举行会议，商议如何将巴西出口从580亿美元提高到1000亿美元。特别是要推动巴西产品在韩国、日本和德国市场上的销售。
那些将自己的品牌和巴西队联系在一起的企业也获益良多。巴西队的赞助商之一----Ambev公司在巴西队夺冠后，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瓜拉娜饮料在葡萄牙占领了50%的市场，在西班牙和波多黎各占领了25%的市场，在新开发的日本市场销路也很好。耐克公司生产的体育用品在巴西的销量有望增加30%，在成为巴西队的赞助商之后，耐克公司足球产品的销量从400万美元增加到了5亿美元。
跟随着巴西队的第五次夺冠的脚步，巴西体育和旅游部长卡约。卡瓦略表示，政府将推出一个宣传巴西旅游的活动，预计在近期内，巴西旅游收入能够增加7亿美元。事实上，巴西队在世界杯决赛中战胜德国队，就象一个乌托邦神话变成了现实。这是一场天才和想象力战胜了纪律和效率的比赛。它让世界相信巴西是一个有着美好未来的国家。没有一场广告宣传活动能象世界杯决赛那样，为巴西树立一个这样的有利形象。
冠军杯对巴西的价值可以按上述办法近似地计算。这种计算当然并不是准确的，同时，当中国或其他国家获得这个冠军杯时，其价值是否也相等？当然不可能相等。
又如：品牌的价值：世界最有价值品牌前10名
排名 品牌 2003年品牌价值（亿美元）
1 可口可乐 704。5
2 微软 651。7
3 IBM 517。7
4 通用电气 423。4
5． 英特尔 311。1
6 诺基亚 294。4
7 迪斯尼 280。4
8 麦当劳 247。0
9 万宝路 221。8
10 梅德塞斯 213。7
载美国《商业周刊》2003年8月4日
美经济丑闻代价：350亿美元（参考消息，2002年9月12日）。
英国《金融时势报》9月5日报道：昨天公布的研究显示，一连串的企业管理丑闻将给美国造成350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每桶石油的价格上涨10美元。
布鲁金斯的经济学家说，根据他们的保守估计，这些丑闻将导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缩水0。34%，这相当于政府一年的国土完全费。报告还说，如果今年股价下跌的局而得不到扭转的话，丑闻可能导致今后十年的经济缩水1%到2。5%。
行道树价值几何？
美国《纽约时报》2003年5月12日，题：为那棵橡树算笔帐，作者：科里。基尔甘农 假如树木也有鸡尾酒会，那棵生长在纽约曼哈顿里漫顿街上的40岁的梨完全可以开个自己的鸡尾酒会。
它可以这样自我介绍：学名豆梨，树干直径25。4英寸，树高达24英尺，树冠浓密有
如华盖。假如要问“你挣多少钱”这样俗气的问题，这棵豆梨可以证明它净值1192美元，并告诉你它的一部分收入来自每年它促人免于吸入肺部的527。67克污染物。
实际上，树木的这些成就是人所共知的。最近，社区和研究机构对纽约322棵行道树进行了调查，这棵豆梨就是其中的一棵。调查认为，322棵行道树平均每棵价值3225美元，总值1038458美元。身价最高的是一棵位于菲尔莫尔街、树龄214年的鹅掌楸，价值23069美元。亨茨波因特大街上一棵6龄银杏树殿后，价值54美元。
调查对树木在自然呼吸中所起的清洁污染、净化空气的作用作了货币化估算。例如，那棵鹅掌楸每年消除空气中的污染物价值34。33美元。研究人员认为，纽约城里的所有树木每年清除污染价值814000美元。相当于阻止143吨污染物进入纽约人的肺部。
目前，纽约给其约500万棵行道树估价为平均每棵1000美元左右，并认为它们在处理污染方面的价值每年达到950万美元。可是，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树木在这座城市特有的压力下遭到破坏，比如污染的持续侵袭，故意损坏，狗的排泄物，拥挤空间的恶劣土壤，缺乏水和阳光以及车辆的撞击，等等。
然而，一棵树的经济价值是不容易量化的。环境问题专家长期以来一地坚持认为树木的价值非常之大，以至难以估量。它们使城市降温，从而节省了数百万美元的空调费用。它们缓冲暴风雨，从而免却建造规模更大、造价更高的暴雨排泄系统的需要。它们树繁叶茂，浓荫遮蔽，不仅提升房地产价格，而且也吸引购物者前往商业区。此外，还有无形的审美价值。试问，鸟儿的婉转鸣唱能作价几何？
美国农业部专家戴维。诺瓦克指出，一棵健康生长的树实际上是一个污染处理器和一个小型空调器。生长的树在呼吸时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它储存碳，吸收或吸附其他造成污染的气体或颗粒物，包括汽车尾气排放一氧化碳以及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臭氧。 此外，我们还可以有环境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权力的价值等。实际上，如果必要，我们几乎可以给每一种现象或事物评估价值。 以上的例子实际上说明，任何一种现象、资源财产或权利，我们都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度量，以排列它们的相对顺序或比较它们的相对大小。但在不同条件下，我们是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度量的。而进行这种度量的，除了各种各样的市场以外，就是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
二、正式分析：产品的各种度量安排
度量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属性通常比度量其价格具有更高的成本。正是因为如此，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市场做法，这些市场做法旨在降低这些度量成本，极小化消费者最后付出的价格。在许多情况下，市场做法是对国家设置交换限制的反应。
纳尔逊1970年在《信息与消费者行为》一文中区别了搜寻商品（search goods）与经历商品（experience goods），前者在购买前通过检视就可以确定其质量，后者只有在使用时才能知道其质量。罐装金银鱼是经历商品，女装是搜寻商品。实际上，消费者通过搜寻或使用可以知道大多数商品的质量，但最好的方式取决于各种度量方法的相对成本。当质量易变时，质量的度量对买者和卖者都有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买者和卖者的相对度量成本就是解释市场组织的重要因素。
经历商品的概念表明，供给高质量经历商品的激励在卖者投资声誉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市场里是缺乏的，因此，低质量的产品将驱逐高质量的产品，Klein和Leffler（1981）说明了这个问题。
假定商品X的质量存在一个区间：高质量和低质量。高质量商品的生产成本高于低质量商品的生产成本。其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如下图所示。如果不考虑度量成本，则很容易确定各种产品的均衡价格和产量。
|价格、成本 MCqh
| Acqh
p1|---------------------------------------A---------
| Acql
p0|------------------------------------------------
|
|----------------------------------------------------- 产出
Q0 Q1 Q2
经历商品：低质量如何驱逐高质量
在一个自由进入的竞争性行业中，当价格为P0时，生产低质量商品X的代表性企业的均衡产量为Q0，当价格为P1时，低质量商品的产量为Q2。
相应地，价格为P0时，高质量商品在长期均衡时无法生产，当价格为P1时，高质量商品的产量为Q1。
由于度量质量存在成本，结果就不同于上述新古典分析了。假若买者在购买和消费之间度量质量的成本很高，但在消费时却可以无成本地确定质量，同时生产者可以无成本地控制质量，即买卖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由此导致道德风险，则生产者就可以将低质量的产当作高质量的产品出售。
假冒生产者的利润极大化产出水平为：高质量商品Q2，每单位价格为P1，则纯利为Q2（A--B）。但这种状况只有短期才存在。消费者不久就会知道产品的真实质量，他会拒绝支付P1的价格购买X，结果高质量的产品将从市场上消失。
高质量产品从市场上消失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设计合约安排和市场做法以保证高质量商品被销售的激励。例如，卖者可以进行只要遵守他们在同买者的合同中规定的质量条件就得到报酬的专项投资。这种安排要起作用，买者必须注意到这种承诺，这意味着买者度量这种专项投资的成本低于预期的收益。如果企业欺骗的话，用作担保品的资本一定失去价值。这种支出不一定给消费者带来直接效应，但当情况允许时，竞争过程迫使企业专项资本投资采取给消费者提供最大直接服务价值的资产形式。
纳尔逊（1974）指出，经历商品的广告对买者来说有两个功能，但这两个功能都不是提供关于经历质量的直接信息。第一个功能是“联系牌子与功能”，提供产品基本用途的信息。在不受调控的市场中，激励通常保证这类信息是相对无偏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与商品的搜寻质量有关。消费者很容易知道产品的用途，故在这一点上作假是不明智的。
第二个功能表明，卖者承诺投资的程度，这与经历商品的质量有关。纳尔逊认为，对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广告所说的质量问题，而是牌子的宣传和担保品的投资。如果广告并不能改变人们的嗜好的话，大量的广告一定是想表明生产者对质量作出的承诺，故产品质量高的企业更有激励宣传经历品。
就搜寻品而言，消费者可以很容易确定其质量，故其广告中关于质量的信息更为可信。现在卖者的行为受到买者能够在购买之前就确定产品质量的能力的限制。纳尔逊用模型来推测不同行业广告/销售比率不同的方式，以及广告媒介的选择怎样随着行业的不同而改变。
大体上说，关于声誉、品牌和诚意的投资都是一种抵押。关于质量品牌生产的人力与物质专项投资也是如此。这种投资可以抑制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
市场做法不仅受度量经历商品质量的成本的影响，而且受到度量搜寻品质量的成本的影响。只有那些极小化买者实际支付价格，包括度量质量成本的市场做法才能留存下来。从理论上来说，买者购商品的总成本可分为度量成本和生产成本，但从实际来说，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分不开。在整个生产和分配过程中，都有度量成本的踪影。例如，生产者为了降低度量
成本，可能投资生产标准化产品；一种技术尽管效率很高，但如果生产的产品具有高度量成本，也不会被使用。
巴泽尔说明了度量成本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他认为，当质量可变的商品被交换时，度量成本可能巨大，卖者需要确定产品的质量等级以定出价格，买者需要度量产品以证实质量是否属实。生存假说表明，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只有极小化度量成本安排才可能通过竞争的筛选。
巴泽尔认为，各种市场做法和社会制度因为它们抑制了欺骗和搭便车而产生，使从买者和卖者个人角度来看最优的是避免过度的度量和接受导致较低实际买入价格的安排。这些做法和制度包括保证、专业认证、分成合约等。
在异质品的交易中，如苹果，卖者进行度量和分类往往比买者更有效率。卖者在度量中可能享有规模经济，在一个卖者多个买者的情况下，卖者可能对每件商品只作一次分类。因此，如果由买者进行分类就会导致过多的度量。考虑一下下面这种避免过度的安排：商人把苹果分成几类，每一类根据质量定一个价格，但在每一类中都是质量不等的苹果，因此，一些苹果的价值高于价格，另一些苹果的价值低于价格。买者的选择受到限制：买者只能选择哪一类，不能在这一类中再进行挑选。最后，分类达到这种程度：这种安排向消费者提供最可能达到的最低价格的各种平均质量水平的苹果。再作进一步分类的成本将会大于其带来的满足。其他市场做法都不能通过市场的生存竞争的检验，故这种分类就是最好的。
当然，商品并不总是放在密封的容器中出售，单个消费者发现他们有优势搭便车。当异质商品以单一价格出售时，他们试图挑选高价值的产品，抢购或排队购买估价过低的商品，导致价值消散，如剧院的座位，饭店的桌子或酒店的房间，都是单一价格，但质量各异。在极端情况下，高分类成本和无限制的分类使商品不能销售。在另一些情况下，社会的净产量由于限制了买者的选择而增加。
度量有时是由买者进行的，如在耐用品情况下，度量是使用的免费副产品，保证书的使用是均衡的度量方法，保证书保证买者最低质量，以便不在交换时进行度量。当卖者发现保证书持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较高时，它们就不再是一种竞争性市场的做法，相反，结果取决于其他度量形式的成本。
当市场不能度量商品的某种价值属性，生产者就会偷懒，生产者只追求可度量价值属性的结果是，其他未被度量的价值属性在生产中被忽略，由此出现无效率的现象，下面的例子较好地说明了这种情况。
例：食品的味道为何大不如前。
现在的西红柿几乎失去了15%的味道，而柑橘失去了10%的维生素C。鸡肉吃起来令人乏味，而羊里脊则像是一泡水。确实，现在食品的硬度比过去大了，而且有着更高的卫生检测标准，但是它们需要在厨房中进行更多的处理。专家对畜牧业的疯狂发展，改变蔬菜的基因、温室种植以及使用杀虫剂和抗生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现在的西红柿、土豆、柿子椒、里脊肉和螃蟹等等，似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们从美学上讲都变得更好看了，但是它们都失去其原本的特点，即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味道了。这些食品虽然好看，但吃起来没有味道，甚至就连鼻子也蒙骗不过去。这种说法不是没有依据的。巴伦西亚理工大学农业多样化保护和改良中心已经得出证据，现在西红柿的味道指数（即酸甜度）是2.77，而过去是3.24，损失了近15%。维生素C的含量也下降了，比30年前降低了17毫克，而糖的含量也有所降低，从原来的5.29%降到了4.95%。相反，西红柿的硬度比过去大了，从过去的6.86上升到12.10。
据马德里大学营养学教授、味道与健康文件的起草者蒙塔娜。卡马拉说，当蔬菜和水果的产量提高时，其特点即可感结构（气味与味道）就会受到影响。可什么是味道？蔬菜和水果就有一个酸甜度的含量指数。而如何测量鱼肉的味道呢？这就需要专家通过检测才能知
道，就像检测葡萄酒或奶酪一样。
绿色畜牧业发展协会主席伊尔德方索。卡瓦列罗说，现在已经生产出了一种“电子鼻”，它能模仿人类，有32种嗅觉功能。他认为，现在盛行的这种疯狂生产（即产量第一，质量第二）情况将在今后5或10年发生彻底的变化。一切将根据消费者的要求变化。农业生产者将会按照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因为现在市场上要求提供更多的健康食品。
蔬菜的问题产为突出，现在的蔬菜越来越好看，但是味道越来越不如以前。
这里存在着一个选择问题，是选择疯狂的生产，还是选择传统的（即生物的）生产方式。一种是外观好看、价格高而且硬度大，另外一种是有味道并且保持着原有的品质。我们吃的98%的产品几乎都来自疯狂生产。它们的种植方式都会降低产品的味道。
耐存放的西红柿。据农业专家豪梅。普罗恩斯说，现在生产的西红柿存放时间相当长，把它们放在冷藏室里一个月都不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它们都含有一种特殊的基因，而过去的西红柿放上3天就会变软。但是后果会是怎样呢？这种西红柿硬度高了，而味道却没有了。疯狂生产的另外一种表现是温室种植，这种种植方法控制植物的生长环境，让它们提前或推迟成熟。以西红柿为例，其味道总是不那么完美。
远道而来的生菜。30年前，离我们居住的地方几十公里外就可以看到种植的生菜。但是今天的生菜则来自其它大陆。为了让生菜在运输的路上不至于腐烂，生产者都选用了耐存放的转基因种子。另外一种技巧是在成熟期15天之前就采收。这样就可以延存放期，但是味道会有所损失。绿色生菜或用传统方法种植的生菜比现在我们吃到的生菜口感要好上30%，也就是说其蛋白质、纤维和矿物质含量都高。蔬菜味道的好坏与种植地的远近有很大关系，本地种植的生菜味道就比来自摩洛哥农村的生菜要好吃许多。
柑橘中的维生素C含量少。如果通过化肥或利用一种高产品种强行让一棵植物比正常情况多生产果实，那么它从土壤中吸收到的所有养分就会分散到所有的果实之中，因此每个果实中所含的养分水平就会降低。以柑橘为例，据西班牙生物农业协会专家戴维。托马斯说，疯狂种植会使柑橘的维生素含量降低10%。他在研究中还发现，钙和碘的含量将会减少一半，而铁和铜的含量甚至会减少75%。
多汁梨子。几年前，一棵梨树只可生产70公斤梨。而今天由于使用了化肥，一棵梨树可以生产190公斤梨。生态农业专家蒙特塞拉特。埃斯库蒂亚说，混合化肥的使用使得梨树生长加快，不仅能够多产水果，而且也能增大水果的体积。这种大梨虽然比正常的水分含量大，但是不比小个梨的口感好，因为小个梨中的纤维素、矿物质、维生素和糖分的含量更高。那些生长速度快的蔬菜和那些高产果树结出的果实，由于达不到生产的日期和缺少各种矿物成分，其原有味道都会降低。
没有成熟就被采摘下来的柑橘。全欧洲消费的柑橘中有70%是西班牙生产的。今天我们可以在一年的6个月中享受到这种水果，而在40年前，只有要每年的1月至2月才能在市场上看到它们。这是因为有许多果农都在培育早熟和晚熟品种，以便同摩洛哥和以色利供应的品种错开时间。不仅如此，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无核蜜桔品种上市。但是情况并不令人乐观。据戴维。托马斯专家进行的化验表明，在这种果品中，锌的含量已经减少50%，而这种矿物质对人体的免疫系统是极其重要的。不仅如此，它们的口感也不如以前了，这是因为甜的水果不可能在离开果树之后成熟。由于考虑运输问题，水果在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被采摘下来。所以摆到餐桌上的水果不会有同样的甜度。
在欧洲，生态果品只占3%，而在西班牙人这种果品的比例仅为0。2%。
再来看看肉类食品。我们西班牙人所吃的肉类中有50%是猪肉，禽类占25%，其他肉占25%。人均肉类食品年消费量为66公斤。
高产猪的肉质轻且没有味道。疯狂畜牧业生产出体积大、但身体虚弱的猪。牧业主为了防止猪生病，就为它们注射抗生素。这种做法在瑞典和丹麦已被禁止。尽管这种做法不会影
响肉的味道，但是长期食用这种肉对人的身体健康将是有害的。
超大肉鸡。过量和集中投放饲料，可以使鸡加快生长和增加体重。现在的鸡出生后45天就送去宰杀，而过去则生长3个月。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餐桌上的鸡肉口味降低，因为这些鸡还没有达到成熟期。
鸡蛋蛋黄少。现在的鸡蛋蛋清多，蛋黄少，而且由于在饲料中添加了色素，所以蛋黄变得更黄。在疯狂养殖中，有的鸡每天能下两个蛋。
除了上述产品，还有许多食品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人们在选择食品时，需要更加讲究科学。
原载西班牙《世界报》2004年5月23日文章“为什么吃的东西不如以前有味道？
三、度量成本与劳动市场的组织：强迫劳动
劳动服务的所有者与其他人力资本是不可分的。应该承认，所有市场都存在偷懒、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但这些问题在劳动市场上尤其严重。任何一种物质资产的所有者在出租其物质资产时都很关心物质资产应用的条件，因为这会影响到资产的价值。人们在将自己劳动的使用权转让给其他人时更注意工作条件，即使条件好坏并不影响其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也是如此。
从工人的观点看，雇佣合同应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应包括劳动的价格（即工资的形式与多少），而且包括工作条件、工作地点和其他因素。最大化的个人同时决定劳动供给、商品与闲暇的消费和工作条件。而且，劳动的供给也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如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和工作努力的质量。所有这些都表明，劳动合约的度量成本和执行成本非常高，劳动市场合约的结构是资源配置效果的重要决定因素。这里，我们以奴隶制为例，说明交易成本不为零的含义，以及劳动市场组织的度量问题。
根据科斯定理，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和法律方面的障碍，任何资源的所有者都将会将资源运用到最价值最大的地方。那么，人力资源的所有者也会这样做吗？如果一个集团的成员对另一个集团的成员具有完全的产权（即奴隶制），这种安排在长期内是稳定的吗？后者会购买他们的人力资本产权吗？
基本的经济推理表明，奴隶制在经济上是没有生命力的，理由如下：拥有一个奴隶的经济价值，即他的市场价格是用奴隶生产量的现值减去维持该奴隶的成本（即生产性消费）来衡量的。由于奴隶只得到自己边际产品的一部分，他就比能够完全得到自己全部边际产品的自由人具有更少的激励去努力工作。因此，可以赎回自己自由的奴隶能够通过努力工作支付其身价，也可以将自己的消费提高到最低限度需要的水平之上。这个论点假定：（1）高昂的代理成本使奴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将工作努力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2）高昂的签约成本如执行成本并没有妨碍奴隶就他们的自由问题进行协商；（3）摆脱奴隶身份后可以找到报酬直接取决于工作努力程度的工作。
但我们必须考虑下列事实：主人可以不考虑奴隶对闲暇的思考，强迫他们比自由人工作更长时间。为了补偿以前的主人并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自由人必须象奴隶工作一样长的时间或者工作更长时间。
现在来考虑一下引入零监督成本后的情况，这意味着奴隶不可能在工作中偷懒。奴隶主现在可以不顾奴隶对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的偏好。奴隶仍然有能力赎回自己的自由，但他现在必须工作更长时间且强度更大，同时只保留一小部分产量，或足够维持生产性消费就行了。成为自由人的净收益是自由后的满足感，但他的消费和工作努力程度同奴隶时一样。但获得自由显然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时只有解放奴隶时具有高昂的签约成本才能够在短期内保护奴隶制。在长期内，市场安排往往会消除签约成本。
芬诺蒂（Fenoaltea，1984)指出，上述分析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痛苦激励（pain incentives）可以激发出更高的生产率（即奴隶主的鞭子可能使奴隶发挥出更高的生产率）。
当肉体直接受到威胁时，可以使奴隶发挥出超常的生产力。如果是这样的话（即奴隶比自由人具有更高的生产力），那么，市场交换就无法使奴隶变成一个自由人。奴隶制从长期来看也是一种帕累托均衡。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雇用自由劳动的企业如果工作条件特差就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才能吸引到工人，但雇用奴隶劳动的企业却不必因为条件差而支付更高的工资，结果后者将使前者破产。
然而，恶劣的工作条件并没有使奴隶制要长期内成为帕累托稳态组织，除非由于痛苦激励而使奴隶与自由人的生产率相差悬殊。如果自由人与奴隶的生产率一样高，那么，奴隶就能够并愿意赎回自由。在这种条件下，奴隶获得自由，但生活水平没有变化。
最后，如果我们假定监督奴隶劳动的成本为零，产权的一定限制就可以使奴隶制在经济上有存在理由。例如，严格禁止解决奴隶就使企业雇用奴隶劳动获得一种竞争优势，因为雇用奴隶劳动的成本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痛苦激励理论，也可以解释奴隶制的存在。
现在我们来讨论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结论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往往降低了奴隶制有相对优势，因为各种各样的代理问题和有关的成本在奴隶制下不是特别严重，就是独一无二。例如，奴隶制至少在下列方面存在高成本：
（1）控制奴隶因为极大化生产率的目的而进行消费的成本，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奴隶也可能喜欢饮酒这类损害生产力的消 费。
（2）与装病和自残有关的成本，防止这类行为的成本，这类行为是想减轻劳动负担；
（3）防止奴隶搞破坏的成本；
（4）监督奴隶行为和执行奴隶条件的成本，以防止奴隶起义和骚乱。
奴隶制中存在的代理问题消耗了资源，降低了奴隶主获得的净产品。各种监督成本的存在也抵消了与痛苦激励有关的生产率提高。而奴隶之间的合作也需要很高的代价，这些都降低了奴隶主拥有奴隶的收益。
芬诺蒂（Fenoaltea，1984）认为，奴隶制只有立足于痛苦激励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劳动组织形式；而痛苦激励只有在一些活动中才能提高生产力，它可以制造残酷努力（brute effort），但也降低了工作质量，因为受折磨的工人是笨拙的、没有想象力的和意志薄弱的。此外，生产技术随着努力和细心程度（care intensity）而变化，细心密集型的活动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努力密集型的活动是土地---自然资源密集型的。结果，强迫劳动的比较优势可以在努力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的活动中存在，在这些活动中，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来组织奴隶的工作。芬诺蒂（Fenoaltea，1984）认为，这些条件存在于各种农业、采矿、凿石和公共活动等使用原始技术的工作中。美国南部的奴隶种植园从事的就是棉花、谷物和种植工作，某一年的粗心大意不会影响下一年的收成。但在古罗马，情况却完全不同，奴隶种植园种植的葡萄和橄榄树却是细心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奴隶制在古代自动地消失了，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使历史学家们迷惑不解和备受折磨。芬诺蒂（Fenoaltea，1984)对此提供了一个解释，那就是，罗马种植园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和细心密集型的，在这种背景下，痛苦激励是相对无效率的，因此奴隶制不是一种帕累托稳态组织。
在现实生活中，为解放奴隶而签订合约的成本往往很高，因为资本市场存在约束。还有一个普遍情况是，自由人所面临的经济机会相对受到习惯和法律的限制，这些退出障碍的存在同打胜仗后奴隶的大量供给与低价格结合起来，奴隶往往进入细心密集型活动，但在这种活动中，这种组织形式却没有任何经济优势，因此，芬诺蒂对奴隶制的演进作出了下列假设：
（1）奴隶制将在适合于痛苦激励的努力密集型活动中首先出现，并在这一部门最后消失；
（2）当奴隶制进入细心和资本密集型部门时，就依赖于日常的报酬来缓解代理问题。特别是，待遇的严厉程度与活动的细心和资本密集的程度呈反方向变化。
（3）奴隶解放与其从事的活动有关，在最细心和最资本密集型的活动中发生的频率最
高。
当然，各个社会面临的约束条件不一样，其奴隶制的经历也是一样。适当的产权结构几乎可以使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都能存在。芬诺蒂也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罗马法对合法的代理关系严格限制，这给需要同佃农签约的大地主造成了困难。但其中有一个漏洞：罗马法中，奴隶不是人，而是主人的延伸。因此，财产人使用奴隶作为其代理人是合法的，这就使奴隶代理人得以监督自由的佃农。换言之，由于产权结构有效地限制了代理权，“在人类的非人（奴隶）中可以看到对人类的个人（企业）的实际替代或法律上的代理人，他们是法律上的非人，但却是主人的工具。”
在讨论奴隶制时还要提到的是多马（Domar,1970）的著名论文《关于奴隶制和农奴制原因的一个假说》。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生产中使用奴隶的必要条件是其边际产品大于生产性消费（即奴隶的生存费用）。在农业社会，这意味着土地与劳动之比很高，人口增长并没有对有限的资源造成太大的压力。他进一步论证说，在构成农业结构的三个因素---自由土地、自由农民和不劳动的土地所有者---中，任何两个因素但决不是这三个因素可以同时存在。当然，从历史上看，自由土地并不总是导致奴隶制，相反它常常给劳动者一个特殊的优势。多马认识到，现实中看到的农业结构取决于他模型中没有考虑的一些变量，即政治变量。自由土地既不是奴隶制存在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当一种组织的代理成本不合理地高于另一种组织时，交易成本方法建议我们考察其具体的约束条件和某种未预期的边际上的补偿利益。正如分开公司一样，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的竞争限制了其潜在的高代理成本，而且这种公司形式提供了大规模聚集资本的特殊优势。在这里，奴隶制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其严重的抑制和度量问题被痛苦激励下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利益所抵消。
四、交易成本与工资合约的决定
为什么人力资源的报酬或工资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怎样设计人力资源的报酬合约（即工资合约）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这里所讲的工资是广义的工资，它不仅是指简单劳动者（工人）所取得的收入，而且包括专业人员和经理的各种酬劳，换言之，所有依靠人力资源而取得的报酬都可称为工资。在这种定义下，工资的具体形式有多种多样：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固定工资、浮动工资、奖金、销售提成、利润提成、股票期权等等。工资既是对人力资源努力的报酬，也是社会收入分配的一种形式。因此，从社会的角度看，只有工资等于人力资源在生产中的贡献，才是公平合理的，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问题是，怎样才能准确地度量人力资源在生产中的贡献，并据此支付报酬的呢？以往的经济学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办法。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成本的概念出发，试图根据观察到的各种工资现象进行分析，以寻找一些可检验的含义。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实际上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来解决人力资源贡献的度量问题的，但由于这种度量存在着交易成本，故社会并不能总是使人力资源的报酬等于其在生产中的贡献，由此分配不公的问题时常产生。整个分配制度的演进过程，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源贡献的度量不断深化的过程。从理论上说，有效的分配制度就是那种能够准确度量生产要素的相对贡献、从而能够最好地提供人力资源努力激励的制度。
1．生产函数及传统理论在讨论分配问题上的局限
在经济学中，生产函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表示生产要素投入量与其最大产出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用Q表示一种经济活动的产出量，用X1，X2，。。。，Xn表示生产该产出量所需要使用的生产要素，则生产函数可表达为：
Q=f（X1，X2，。。。，Xn）
这是生产函数的一般表达式。值得注意的是，对不同的生产过程来说，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是不同的。此外，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经济学家也会假定不同形式的生产函数。不过，战后的经济学家们对生产函数的关注似乎主要在于其数学属性，而不是其经济意义。这里我
们更关心其经济意义。生产函数的经济意义表示，在生产过程中，随着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产出量也会增加；随着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减少，其产出量也会减少。其前提当然是技术不变，各种生产要素都被充分利用。
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是可以观察到的，产出量也是可以观察到的。在生产过程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各种生产要素被结合在一起，进行协作生产。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各司其职，它们相互作用，有时还相互替代。这说明，对一种产品的生产而言，每种生产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它们的共同作用造就了该产出。然而，如果要我们指出在总产出中，每种生产要素的贡献有多大，我们却不能办到。这就是说，我们既知道Q来自X1，X2，……，Xn的共同作用，也知道Q，以及X1，X2，……，Xn的数量，还知道Q=Q1+Q2+……+Qn（这里Q1，Q2，……，Qn为X1，X2，……，Xn的产出贡献），但是我们不知道Q1，Q2，……，Qn到底是多少。问题是，在分配时，我们必须知道Q1，Q2，……，Qn是多少，以便决定每种生产要素应该得到多少，因为只有X1得到Q1，X2得到Q2，……，Xn得到Qn，分配才是公平合理的。设每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报酬分别是W1，W2，……，Wn，则只有下列等式成立，分配才是公平合理的：
W1=Q1
W2=Q2
…….
Wn=Qn
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分配问题，分配理论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但从生产函数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告诉我们Q1，Q2，……，Qn是多少，以及如何才能使W1=Q1，W2=Q2，……，Wn=Qn。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者们进行了长达几百年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和均衡价格分配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1826）、英国经济学家威克斯蒂德（1894）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1899）。其主要观点是，每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应等于其边际产量。所谓边际产量系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独增加使用一单位某种要素所获得的总产量的增加量。用数学符号来表示就是：dQ/dX。由于这种增加量发生在其他要素使用量不变情况下，故可以看作是增加的这一单位要素对总产出量的贡献。因此，在分配时，这一单位增加的要素也就应该获得这一边际产量。不仅如此，其他单位的该种要素也应该按这一边际产量来获取报酬。由此，每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报酬就等于它所创造的产出，即X1获得Q1（=dQ/dX1），X2获得Q2（=dQ/dX2），……，Xn获得Qn（=dQ/dXn）。如果一个社会按这种原则来分配收入，该社会的收入分配就会达到公平合理的状态。
这一理论表面上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如果仔细推敲，却存在很多的问题。首先，边际产量是一个理论概念，在实际中往往并不知道，即使通过实验得出来，这种实验的代价也很大。由于其中涉及的因素很多，一般并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比如，有些生产过程属于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不能单独增加某种要素，也不能单独减少某种要素，在这种情况下，要素的边际产量就求不出来。在运输业中司机与卡车的组合比例是固定的，一辆车不能多一个司机，也不能少一个司机，故司机的边际产量是不知道的。在企业管理中，如果我们要了解企业家对企业产出的贡献，必须严格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然后考察增加或减少一个企业家对总产出的影响。但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其他许多条件并不能控制不变，如其他要素的利用程度，市场行情，宏观经济形势等，都不是以实验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一个企业也不能随意增加或减少一个企业家，这就使用我几乎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企业家的边际产量。
其次，即使我们知道了一种要素的边际产量，我们也不能根据边际产量来确定该种要素的报酬，因为如果边际产量是递增的，则按边际产量分配就会使总产量不够分配，即
W1+W2+……+Wn>Q；而如果边际产量是递减的，则各种要素分配以后尚有剩余，即W1+W2+……+Wn
最后，即使边际产量不变且已知，按边际产量来确定每种要素的分配仍然是不合理的，因此边际产量，因为边际产量只是边际要素的产出贡献，而不是所有要素的产出贡献，用它来决定边际要素的报酬是合理的，但用它来决定所有要素的报酬就不合理了。
既然边际产量不能作为决定要素的报酬，那么，可否用平均产量来代替呢？从理论上来说，用平均产量来决定要素的报酬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众要素的平均产量在协作生产的情况下是无法得出的，因为参加协作生产的各种要素是不同质的。不能直接加总起来求平均产量；二是假若扣除其他异质要素的贡献而求得某种要素的平均产量，那么，根据什么原则扣除才能准确地反映其他要素的贡献呢？显然并不存在进行准确扣除的原则。即使能够进行准确的扣除，如此求出来的某种要素的平均产量只说明该种要素的平均贡献，并不能说明其中每个个体的贡献，由此来决定每个个体的报酬就不合理了。最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报酬一般并不是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而是产品或服务出售后的价值。这就需要把平均产量通过市场转换成平均产值。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价格如何决定以及价格的高低显然影响到转换后的平均产值。如果转换的价格过高，企业就会得到额外的好处；如果转换的价格过低，企业就会受到损失。这两种情况都会使生产要素所得到的不等于其创造的。这种转换问题在要素报酬不是按实物，而是按价值分配时都会存在，这是由于市场的介入而使生产要素所得到的与其所创造的价值发生背离。
尽管按平均产量付酬存在这些问题，但从实践来看，要素的报酬在很多情况下却是根据平均产量来分配的。比如，几个人合伙做生意，赚了钱大家平分（在扣除成本后）；在许多协作劳动中，工人们都得到一样的工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劳动者得到的基本上都是平均工资；在现代股份公司中，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每股都分得相同的股利，等等。当然，按平均产量付酬并不意味着所有不同质的要素都得到相同的报酬，而是说某种要素按其平均产量付酬，并大致根据其努力程度对一些个体进行调整。这样做首先要扣除其他要素的贡献。这种扣除一般是根据某种习惯或其他要素的市场报酬来进行的。这种扣除是否反映了这些要素的真实贡献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按平均产量付酬会产生要素的偷懒和监督问题，因为既然要素按平均产量付酬而不是按其贡献付酬，那么，单个要素就存在偷懒的激励，除非其活动受到监督。但真正要解释的问题还是，为什么按平均产量付酬这一明显具有很多缺陷的安排在实际中会存在呢？除了这种按平均产量付酬的分配方式以外，还存在哪些分配方式？那些分配方式为什么会存在？
一个明显的解释是由于度量要素贡献的成本很大，如上所述，在许多场合，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单个要素的真正贡献，而平均产量一般是可以知道的，因而用平均产量决定报酬是相对简单的办法，可以降低度量贡献的成本。
另一种有代表性的分配理论是均衡价格理论。均衡价格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A·马歇尔（1890）。该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报酬取决于其市场价格，而要素的市场价格则由该种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决定。这就是说，生产要素的报酬与其供求有关。即使一种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其供求关系发生变动，其所得报酬也将变动。由此，生产要素的报酬就与其生产力没有直接关系（除非要素的生产力影响到要素的供求），而与其相对稀缺程度有关。显然，这种理论完全脱离了要素的生产力来说明要素的报酬（虽然要素供求的背后可以纳入要素生产力的分析），因此它没有任何动机去度量生产要素的贡献。但这种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报酬的原则似乎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些例子，比如，在经济景气时，劳动的需求增加，工资随之上涨；而当经济衰退时，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工资随之下降。这种报
酬决定原则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的雇用是通过要素市场来进行的，其报酬也就根据市场竞争的情况来决定：企业根据要素的生产力和其市价来确定它对要素的需求；相应地，要素所有者根据报酬的高低来确定要素的供给。这种报酬决定机制的优势在于，各种要素可以在一个市场上公平竞争，由竞争力量而不是主观力量来决定要素的报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有利于各种要素通过流动，按其稀缺程度实现合理配置。故它是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结合起来的一个途径。但这种报酬决定机制的缺陷在于，稀缺要素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丰裕要素只能得到较低的报酬，分配不公由此产生。此外，要素供求决定论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它并没有说明在实际生活中为什么存在各种各样具体的报酬形式，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即使一种要素供给严重过剩，其报酬也不会下降到零（如劳动力）；反之，一种要素即使严重供不应求，其报酬也不会无限上涨（如土地）。显然，要说明具体的报酬决定机制及其表现形式，只考虑要素的供求是不够的。
总之，生产函数虽然使我们能够求出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数学意义上的），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协作生产的情况下各个要素对总产出的贡献具体是多少，以及总产量应该如何在各个要素之间分配。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和均衡价格分配论也没有对各种要素的报酬决定及其表现形式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2．工资的形式与交易成本
那么，社会怎样才能准确地度量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贡献，并据此支付报酬呢？实际上，市场经济经过长期的演变，已发展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各种间接的形式来度量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相对而言，其他资源的报酬形式比较简单，而人力资源的报酬制度民已变得非常复杂和精巧，因此，这里我们将重点讨论人力资源的报酬制度。
由于公平是人类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而效率是社会能够进步的保证，因而，任何一种报酬制度只有兼顾公平与效率，才能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而达到公平与效率的途径，就是要能够做到每种要素所得到的报酬等于其在生产中所创造的产出。从本质上来说，人力资源的报酬制度就是为了度量人力资源的贡献而设计的，以便能够做到劳动者的报酬与其贡献成比例。由于生产过程使用的人力资源既包括简单劳动，也包括复杂劳动；既包括同质劳动，也包括异质劳动，其种类和内容可谓千差万别，故度量人力资源的贡献特别困难。为了能够比较准确地度量，必须使用不同的方法，因此发展起来的制度安排就特别复杂。就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来看，人力资源报酬的形式是最为多样化的。比如，工人一般按工作时间、取得的业绩或其他指标来付报酬，有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办公室人员取得薪水；销售人员则根据销售量或销售收入或利润来提成，这些人员的奖金也是根据一些业绩指标来决定；对于研究开发人员，其奖金则是根据申请的专利、开发的新产品或根据整个研究小组对公司总利润的贡献来决定。各种专业人员（如教师、律师、医生等）则是固定工资加上业绩报酬；政府公务员一般是取得固定工资；而执行经理的报酬要更复杂一些，除了采取普通员工的那些报酬形式外，更多地表现为一些实物，如专用餐厅和洗手间、公司专机、各种俱乐部和协会的会员资格、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退休后还可能作顾问等等。
因此，报酬既可以采取现金形式，也可以采取非现金形式。非现金形式如提高雇员的购买力，其作用也同增加报酬一样。非现金形式的例子有，企业将自己生产的产品打折卖给职工，公司让职工低价购买自己的普通股，或者直接把一部分股份送给职工；企业还可能向职工提供医疗保险、人寿保险、伤残保险、公车、电脑、各种会员证等福利。报酬也可能没有立即兑现，而是采取提高基本工资、晋升等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当前业绩的报酬变成了以后的收入流。
这些报酬形式看起来五花八门，实则都是为了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度量人力资源的贡献，并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资源的工作积极性，因为，如果我们不从这一角度来解释，我们就不能理解报酬制度为什么要采取这么多的形式。让我们首先从简单劳动者开始考察。
简单劳动者：简单劳动者一般是指那些体力劳动者，如工厂里的工人，农场里的农民等等。简单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直接体现在劳动产品上，故对劳动产品的数量直接进行计算就可以确定劳动者的报酬。当劳动者提供的产品类型比较稳定，并且可以计算时，采取计件工资（piece-rate）是最合理的。计件工资就是按劳动者提供的产品件数支付报酬的一种报酬形式。由于这种工资度量的是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本身，故将业绩贡献与报酬直接联系起来了。在计件工资下，劳动者的每一努力都通过产品的件数而得到了报酬，劳动者不具有偷懒的激励，或者至少会以不同的方式偷懒（如在质量不易确定的情况下降低产品的质量等）。计件工资的优点是度量贡献的标准简单明确，劳动者多劳多得，有利于劳动者发挥其潜能，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用计件来评价业绩的方法相对客观，较少被人为操控、左右或偏袒。但计件工资的局限性在于：第一，在有些情况下计件容易被操控。如田间除草；有的田间的草长得多，有的长得少，若以除草的面积计酬，就有可能使业绩失真（当然这时计时可能也不可取）。第二，计件工资使大量的随机因素影响工人的收入，如机器发生故障、原料供应不济、材料质量低劣等都将影响工人的工资；第三，适合于单个人的计件工资在传统的生产线上并不能提供激励，因为在传统的生产线上，一个人不能单独增加产出，他的产出依赖于其他人，一个人加快速度是没有用的；第四，只对产出付酬，会鼓励工人忽视其他有价值的活动，如计件工人往往不注意产品的质量，而只注重可度量的数量；他们不会去帮助其他工人，也不关心原材料是否被合理地利用，除非使用原材料要付费；除非他们使用自己拥有的设备，否则不会妥善地维护和运用它们。产品质量可以抽查，但这样做是有成本的。所以，即使在单个工人的产量可以很好地度量的地方，许多工种也采取了基薪加计件工资的做法，这两者都根据情况的变化而适时调整。激励密度原则表明，从额外努力中得到的额外利润越高，计件工资也应该越高。工人一般希望计件标准定得低一些，并夸大工作的困难，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即使计件工资的标准已经规定清楚了，工人也可能并不努力工作，因为担心经理会提高标准。计件工资的另一个困难是，当新产品引进或设备更新后，计件标准必须变化，这时，制定新的合理的计件工资可能要花很大的成本，故计件工资一般只适合于已成熟且工艺相对稳定的工种。而那些不断更新的产品、式样不规则、质量难以检测的产品，是不太适合于实行计件工资的。
在不适合于计件工资的地方，计时工资（wage）就成了另一个选择。所谓计时工资，就是按劳动者工作的小时数来支付报酬。但劳动的小时数并不是劳动者贡献的直接表现，而是一种代表物（proxy），它表示劳动者工作的时间长度，却并不直接表示劳动者贡献的产出量。假若劳动者在劳动时间内都是同等程度地努力工作，那么，工作的小时数越多，劳动者的产出贡献就越大；但假若劳动者并不是努力地工作，那么，工作时间的长短就与产出量的多少没有直接关系。显然，这种工资制度之所以采用，一定是因为不能用统一的标准直接度量劳动的产品，比如，劳动的内容在不断地变换，产出的类型千差万别。典型的例子是办公室的职员，他们每天要处理大量不同的事务，工作的内容在不断地变换。如果对每一工作进行度量，并分别支付报酬，其成本一定高不可攀。试问：接待一位来访客人应支付多少报酬？接听一次电话又应该付多少报酬呢？故这时最好是对其代表物进行度量，而最简单的代表物就是工作时间。因此，计时工资就是通过对工作时间的度量来度量劳动的贡献，并对工作时间长的职员，支付更多的报酬；或者在统一的报酬制度下规定职员的工作时间。但是，根据度量的工作时间来支付报酬，意味着劳动者只要保证工作时间就足够了，至于在工作时间内是否努力工作则不重要，故在计时工资下劳动者偷懒（shirking）或“磨洋工”的动机非常强烈。为了防止偷懒，管理者必须进行监督，否则计时工资就会由于偷懒而变得无效率。因此，计时工资一方面降低了直接度量劳动贡献的成本，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监督成本。当度量成本的降低超过了监督成本的增加时，选择计时工资成为必然；当监督成本的提高超过了度量成本的降低时，计时工资将被放弃。
由于这两种工资制度都有缺陷，因而对于简单劳动者有时交叉使用这两种工资，有时则加上其他报酬形式。前者的例子是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对农民的考核有时是计时，有时是计件，如田间除草一般是计时，积肥和插秧一般是计件（积肥按重量，插秧按面积计算报酬）。后者的例子则是各种形式的奖励。在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下都可能存在现金或非现金的奖励，目的是为了激励劳动者更加努力地工作或提高产出的质量。对计时工资下表现良好的员工进行奖励，目的是为了减少偷懒，以降低监督成本；而对计件工资下的员工进行奖励，则是为了提高设备的效率，降低固定成本。故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和奖励就成了简单劳动者报酬的基本形式，它们以较低的成本度量了劳动者的贡献，并提供了适当的激励。
其次是推销人员的报酬。各种推销员一般是以佣金（commission）的形式取得报酬。推销员的工作就是推销产品，其工作业绩直接体现在推销的产品数量上。这决定了推销员的报酬采用计时工资不太适合：一则可以对推销的产品数量直接进行度量，而不必寻找代表物来进行度量；二则推销员的工作一般并不在公司内进行，而是需要四处奔波游说，如果实行计时工资，则对其活动进行监督的成本就高不可攀。另一方面，推销员的工作也不能实行简单的计件工资，因为推销员推销的产品一般有多种且在不断变换，要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计件标准，成本太高。比如，房产推销员在推销房屋时常常发现，不同位置、不同楼层、不同面积和不同设计的房屋推销起来绝对需要不同的努力，若按推销的面积或成交金额实行计件工资，就不能如实地反映推销者的工作业绩。较好的办法是按销售量计酬，但销售量依然不是一个确切的业绩指标。所以，推销员的报酬一般是较低的基本工资加上较高的佣金（或业绩提成）和随情况而变化的奖金。其中佣金是主要部分。销售额越大，佣金也就越多，这就激励他们努力推销。这种报酬形式只看结果，不看过程。这种报酬形式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计件工资（这在保险推销中更明显，保险推销员的报酬是直接按推销的保险份数计算的）。由于推销员的努力程度和运气在推销额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故佣金制同计件工资一样，雇员的收入不完全随工作努力程度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各种影响销售量的随机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对于风险回避型的推销员来说，佣金必须定得更高才能起到激励作用。从应用范围来说，销售佣金只适合于风险相对小的商品销售，如零售商店、批发杂货，或标准的工业品与原材料。风险较大且不常见的物品，如建核电站的亿万美元合同，根据销售量来提成就使雇员的收入变得极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可行的办法是寻找特别能够承受风险的推销员或者采取只付基本工资，用其他方法来提供激励。佣金制的一个困难是，它使销售员忽视对企业有好处的其他工作，如推销工作或许是企业收集顾客需求和竞争对手信息的主要来源，但在佣金制下，推销员是不会主动收集这些信息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对收集的信息额外付钱，但这种信息费是很难定价的。同样的问题是，如果要教育顾客或提供售后服务，则推销员为了增加以后的销售额，可能会在这方面作出一定的努力。但如果推销的产品更新很快，或者售后服务极为重要，佣金制就不能提供足够的激励了。佣金制的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针对不同的商品销售制定不同的佣金率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其中可能涉及较大的成本。故佣金制并不总是推销工作的最好报酬形式，更不是唯一的报酬形式，它的采行与否完全取决于各种成本的比较。
第三是各类专业人员。薪金（salary）是各类专业人员的报酬。象教师、医生、律师这类专业人员，既不能实行计时工资，也不能实行计时工资，因为他们的产出件数因不同质而无法加总，或者根本就没有“件数”的概念；他们的工作时间无法确定，或者根本就没有时间的概念。比如医生的工作，不能用医治的病人数量来计酬，因为不同病人的病情可能天壤之别。每个病人可能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故要对每一个病人进行定价，其成本就高不可攀。另一方面，医生的工作也不能用时间来计酬，因为医生的工作是没有时间性的，在工作时间内他们可能没有病人；但如遇紧急情况，也可能要连续工作几天几夜。而且，用时间来计酬也不能准确地反映其贡献，因为医生在工作时间内从事的或许不是同样的工作，其处理的可
能是一些复杂程度完全不同的病情，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工作内容在不断变换。又如教师的工作，也是既不能用工作时间来计酬，又不能用产出“件数”来计酬。这是因为教师的工作时间是弹性的，除了正常工作时间以外，下班以后和节假日也可能仍在做研究；但若采取计件工资，则计件的标准又无法确定。例如，是按发表的论文数量，还是按教授的学生数量计算“件数”？实际上，这两种计算标准都不合理，因为这两种计算方法都存在无法确定质量的问题。以发表的论文为例，一篇真正有创新的论文，其贡献要超过无数的平谈之作，这意味着，论文的数量并不能反映作者的工作业绩，而论文的质量是更重要的业绩指标。但问题是，论文的质量一般是不容易判断的，尤其是真正的创新之作，其价值往往一开始不为人们所认识，可能要过若干年才会逐渐被人们发现。换言之，单独以论文来确定教师的业绩是不行的。
既不能计时，也不能计件，那么，以什么办法来确定专业人员的报酬呢？这就要看专业人员工作的本质特征了。大家知道，专业人员所从事的是专业工作，而要从事专业工作，必须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准，故根据专业人员达到的专业水准来支付报酬是更可取的标准。但是，怎样确定专业人员的专业水准呢？一个标准是根据专业人员接受相应专业训练的程度来鉴定（各种文凭和专业资格证书），第二个标准是根据专业人员从事专业工作的表现（如医生处理疑难病征的能力和教师从事教学与科研的能力）来鉴定。将这两个标准结合起来，就可以判断专业人员的专业水平。根据专业水平对专业人员进行分级（评定技术等级如职称），然后根据不同的等级来确定不同的薪酬，就能更好地体现专业工作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专业人员都评定了等级（技术职称），每一等级都得到相应的报酬。但这样做还是不够的，因为技术等级只代表了达到的技术水准，并不代表实际的工作业绩，而且确定技术等级的标准也可能并不科学。这都会使决定专业人员报酬的技术等级与其实际工作业绩发生背离。同时，专业人员在获得一定的技术职称以前可能努力工作，一旦获得较高的技术职称以后，可能就不努力工作了。这些都说明，评定技术等级作为确定专业人员报酬的一种方法，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故必须加上其他的激励手段或约束机制。各种奖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矫正作用；一定范围内的计件工资也是常用的手段。如医生按开出的处方金额来支付报酬，教师按授课小时数和指导的学生数来支付报酬等。由此，基本薪酬加上其他奖励，就成为专业人员的主要报酬形式，既达到了以最小成本度量专业人员工作业绩的目的，也起到了激励作用。
第四是企业家。企业家的报酬是最复杂的，原因在于人们很难用一个指标对企业家的贡献进行度量。从本质上来说，企业家是从事协调、组织、指挥和承担风险的人,虽然企业家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但企业家的劳动成果一般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整地、客观地反映出来，总要在一个年度以后或更长时间以后才能有一个初步的体现，而且最后体现出来的也似乎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努力、再加上一定的偶然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比如，一个运气很好的企业家，可能不怎么努力，但却取得了不错的利润；而一个努力工作的企业家在行业不景气时却可能使企业亏损等等。这些都给度量企业家的贡献增加了困难。如果企业家的报酬立足于经营业绩，那么，其经营业绩如何度量呢？如果企业的盈利能力是企业家业绩的一个标准，那么，赢利能力又如何度量呢？用会计利润作为盈利标准，就会导致企业家操纵会计报表；或者使企业家只注重短期的盈利，而不考虑长期的发展。如果以销售额来定报酬，则企业家可能做大销售额而不顾实际的赢利。这些都说明，试图根据企业家的实际贡献来向企业家支付报酬是非常困难的。为此，国外一些大的公司都成立了专门的薪酬委员会来研究企业家的报酬问题。
或许是由于企业家的贡献度量非常困难，因此，当代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如何激励企业家的问题。
然而，不论企业家的贡献如何难以度量，社会终究要进行这种度量，并根据这种度量向企业家支付报酬。从实践来说，企业家的报酬形式更为复杂多样。例如，最初级的报酬形式
是基本工资加奖金；随后是利润分成加上津贴；再后是年薪制；发展到现在则是股票期权。在计划经济中，企业领导人的报酬也采取了晋升为更高一级政府官员的形式。这些形式各有利弊。以股票期权为例，企业家在基本薪酬之外，根据其经营业绩授予一定的股票期权，股票期权到一定时期后才能兑现，这就较好地解决了企业家的短期行为问题，因而使企业家更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和企业价值的提升。同时，这种报酬方式实际上是让广大投资者来评价企业家的业绩，这就比企业内部的少数人或少数所有者来评价更为客观。当投资者对企业家的经营感到满意时，他们会购买该公司的股票，从而使股票价格上升，而股价的上升又使企业家通过股票期权的兑现获得更多的报酬。假如投资者对企业经营不满意，他们用脚投票，结果企业家也会因股价的下跌而得不到报酬或只能得到较少的报酬。然而，这种报酬形式也有其不利之处。最明显的一个不利之处是，股票价格受更多的因素影响而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的价值和企业家的经营业绩。股票市场的整体状况是股票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在股市高涨的时候，大多数股票都会跟着上涨，尽管其业绩并没有提升；而当股市下跌的时候，大多数股票会跟着下跌，尽管其业绩并没有下降。这就使得股市的涨跌成为企业家报酬的决定因素。因此，如果一个企业家在股市高涨时兑现其股票期权，他就会得到额外的报酬，这种额外报酬显然是由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来买单的；反之，如果一个企业家在股市低迷时兑现股票期权，他就得不到他应得的全部报酬。这说明，股票期权并不总是能够使企业家的贡献与其报酬一致。另一个不利之处是诱使企业家造假和操纵股市。既然企业家的报酬取决于股票价格，那么，企业家只要通过一些活动来提高股票的价格，就可以提高自己的收益，例如，企业家可以通过造假（象安然公司那样）来提升企业的价值和股票价格，或者与证券公司勾结起来（如中国的某些上市公司）拉抬股票的价格。三是不适合于高风险的行业和夕阳产业。在高风险的行业，企业投资失败的概率非常大，当投资失败时，企业家的股票期权将变得一钱不值，这意味着企业家的劳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而投资一旦成功时，股票价格的飚升将给企业家带来超高的报酬。在这两种情况下，企业家的报酬都将与其努力脱节。在夕阳产业，由于投资者对其前景是看淡的，故其股票价格往往有低估的倾向。当企业家持有这种行业的股票期权时，他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报酬或者没有相应的激励。
3．其他两个几个相关的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在不同的报酬制度下，劳动者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在计件工资制度下，劳动者追求的是件数，在计时工资下，劳动者追求的是工作时间；在佣金制下，劳动者追求的是销售额；在专业人员的薪酬制度下，劳动者追求的是专业等级；在企业家的报酬制度，企业家会根据不同的报酬标准来采取不同的行动。。。这些都说明，劳动者会根据不同的报酬标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酬制度对经济效率具有重要含义。当一种报酬制度能够根据工作的特点来准确地度量劳动贡献，使劳动者的劳动符合雇主的要求时，这种报酬制度就将取得高的效率；而当一种报酬制度不能准确地度量劳动者的贡献，或者只度量了雇主所需要的部分贡献时，这种报酬制度就会导致一些效率的损失。在前述的计时工资下，劳动者的偷懒和由此引起的监督成本就构成了效率损失。显然，与报酬制度有关的交易成本，除了上述度量成本以外，还包括这种效率损失的成本。这意味着一种报酬制度的效率损失越大，其相关的交易成本越大，反之，其交易成本越小。
与报酬制度有关的另一种交易成本是所谓制度形成成本。劳动者的报酬究竟采取什么形式，以及报酬的多寡，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利益的角逐。例如，在工厂里，工人的工资采取什么形式，以及在计时工资下，每小时工资的数量为多少，在计件工资下，每件产品的酬劳是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劳资的力量对比。这种报酬标准的确立过程是有成本的，。另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企业家的报酬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往往由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利益斗争来决定。在现代社会，经理作为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在斗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而经理的报酬制度往往采取了更有利于经理的形式。这就可以解释，在当代美国，近几十
年来，经理报酬的提高速度超过了一般工人工资的提高速度和经济的增长速度。
五、小结
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能够较好地度量各个成员的相对贡献，并据此支付报酬。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企业也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总是希望自己的贡献能够得到较好的度量。他们不会从事因不易度量而得不到报酬的活动。因此，当一种活动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度量时，要么是一些权势人士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强加于人或者是长期的习惯使然，要么根本就不会存在。官员们之所有热衷于一些大项目，是因为大项目最容易度量他们的成就；社会科学之所以现在还没有推行院士制，是因为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没有多大争议的标准来度量社会科学家的成就。学生学习成绩既可以用百分制，也可以用五级制来评判，是因为我们只要排出各个学生的相对顺序就够了。。。。
习题：
1 度量成本的存在如何导致市场中低质量产品驱逐高质量产品现象的出现？
2 影响人力资源报酬制度效率的因素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