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梁东黎
（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210093；[email protected]）
一、 问题的提出
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困扰我国多年的短缺问题得到了根本的扭转，产品象泉水一样喷涌出来。在物质文明日益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似乎并未得到相应的发展。这样就逐渐地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然而，什么是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有什么关系、怎样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建设精神文明等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十分清楚的。本文试图根据马克思“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回答上述问题以及一些相关的问题。
二、 支配市场经济的精神
支配整个市场经济运转的基本精神（简称市场精神）就是对价值增加即增值的追求。这种精神不是自古就有的。一旦行为人的需要必须通过使用价值的全面转手才能实现时，对价值从而价值增加的追求就产生了。说到底，使用价值是生产的目的。然而，由于生产手段――增值――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使用价值的重要性反而降低了，价值从而增值取而代之成为生产的目的，并堂而皇之地成为统治市场经济的领袖。“一切向钱看”非常形象地刻划了市场精神的内涵。要市场经济而不要“一切向钱看”，应该说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由于“一切向钱看”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因素，这种良好的愿望不免成为一厢情愿。
经过仔细地观察就可以发现，在市场精神中还隐含着一个更为基本的因素，这就是“趋利避害”。“趋利避害”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大家知道，“趋利避害”实际上是一种动物本能，阿猫阿狗都晓得“趋利避害”。这样说，没有抬高阿猫阿狗，也没有贬低人类，而是指出市场精神其实是深深地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的。从这个方面看，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市场精神”就已经存在了。在追捕猎物时，原始人或多或少总要考虑怎样付出尽量少的脑力和体力以获取猎物，或者，付出一定量的脑力和体力以获取更多的猎物。原始人的这种考虑不就是“趋利避害”吗？
三、 市场精神文明吗？
判断市场精神是否文明需要一个标准。本文采取效率标准，即若市场精神有利于效率提高则为文明，否则为不文明。新古典经济学证明：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所有行为人利益最大化之日，就是全社会效率最优化之时。这一结论换一种方式表达就是：在竞争充分的条件下，所有人“一切向钱看”，其结果是所有人的境遇都提高了。这一结论和实际情况似乎相差太远了。问题在于结论成立需要一定的条件。概括地看，行为人追求价值的增值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使别人（社会）获益而实现自己获益，另一种是通过使别人（社会）受害而实现自己获益。在前一场合，市场精神支配的行为提高了资源使用的社会效率，因而这样的市场精神是文明的；在后一场合，市场精神支配的行为损害了资源使用的社会效率，因而这样的市场精神是不文明的。从这里的认识出发，笔者认为，泛泛地反对“一切向钱看”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不仅模糊了事物的本质，而且将挫伤广大人们群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新家园创造新生活的积极性。换句话说，如果为了反对不文明的市场精神而否定市场精神所固有的“一切向钱看”以及“趋利避害”，那么，就是犯了“倒洗澡水连小孩也倒掉了”的错误，结果势必连文明的市场精神也被取消了。要知道，我国自70年代末以来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基本原因，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对“一切向钱看”行为以及“趋
利避害”本性的态度由压制转变为尊重。
怎样发扬文明的市场精神、限制不文明的市场精神呢？既然“一切向钱看”和“趋利避害”是市场精神固有的因素，那么，解决问题的思路只能是考虑改变或调整决定市场精神发挥作用的一定制度框架。如果改变或调整一定的制度框架主要取决于政府，那么，发扬文明的市场精神、限制不文明的市场精神的任务主要应由政府承担。政府应该通过改变或调整制度框架使之产生对文明的市场精神有较强的鼓励甚至奖励性刺激、对不文明的市场精神有较强的抑制甚至惩罚性刺激。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转变的非常时期，许多规范交易行为的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健全是完全自然的。只要抓住问题的真实源头，问题总会逐步得到解决。
这里结合教育问题进行讨论。教育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学校的教育、宣传的教育，一种是实际生活的教育。这两种教育可能不一致。如果学校的和宣传的教育赞扬文明的市场精神、批评不文明的市场精神，而实际生活的教育恰好相反，那么，往往是后者打败前者，使前者落空。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的这个原理非常厉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学校的和宣传的教育分别由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负责，而实际生活的教育由哪一个部门负责呢？似乎是一个真空地带。因此，我们需要超越学校和宣传的范围考虑整个教育问题，需要超越学校和宣传的范围赞扬文明的市场精神、批评不文明的市场精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制度就是教育。
四、 精神文明是什么？
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需要建立超越市场精神的精神文明，因为文明的市场精神只能局限在一定的领域内起到积极作用。第一，如果某种产品的生产不能使生产者通过使别人（社会）获益而实现自己获益，那么，文明的市场精神就会指挥生产者退出该生产领域。但是，这种产品可能正是社会所必需的。因此，社会需要一种精神推动这种产品的生产，例如严肃艺术、基础研究等领域。第二，人和人之间不限于市场关系，还存在诸如上下级、同事、邻里、家庭成员、不相识的人之间等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可能包含着一定的经济因素，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属于一种非市场关系。因此，不需要哪怕是文明的市场精神插足其中。对社会而言，需要处理好这类关系。这里又提出了建设超越市场精神的精神文明问题。现在，可以重新审视“一切向钱看”。就市场经济而言，“一切向钱看”是其内在要素，它总是存在的；就整个社会大系统而言，在市场经济以外的领域，“一切向钱看”显然缺乏必要的根据。第三，社会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人本身的发展。人本身的发展包括精神方面的发展。市场精神，包括文明的市场精神，充其量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这个方面，精神文明建设更具有决定的意义。
什么是精神文明？笔者认为，精神文明是自主地追求真、善、美。一方面是追求真、善、美，一方面是追求的自主性，两方面合起来才是精神文明。
首先说自主地追求善。善是以使别人（社会）获益为目的本身的行为。“一切向钱看”也可以使别人（社会）获益，但使别人（社会）获益是手段，其目的是自己获益。而善的目的直接是使别人（社会）获益。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然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善也是以“趋利避害”这一动物本能为基础的。不过，这里的利、害已经摆脱了它原来所具有的极其狭隘的含义。在这里，“趋利避害”的意思是：当某一行为使别人（社会）获得益处或避免损害时，行为人获得满足。这种满足可以是心理上的，也可以是生理上的。总之，它促进了行为人自身的发展。一种极端的看法是：只有牺牲自己使别人（社会）获益才是光荣的。笔者不能同意这个看法。第一，人虽然是一种高级动物，但仍然是以“趋利避害”本能为其生存的基础。当人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会上升到与社会的利害一致，这就出现了善。个人的利、害和社会的利、害是可以一致的。行为人通过自己的努
力使别人（社会）获益而使自己感到满足，正是反映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二者之间的一致性。满足的感觉是完全正常的，完全健康的，也是非常高尚的。为什么只有个人和社会的对立才是可以理解的呢？！第二，如果把只有牺牲自己使别人（社会）获益才是善的原则普遍化，结果将如何呢？如果每一个人都牺牲自己，那么，很清楚，社会的利益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因此，善不是牺牲个人使社会获益，而是个人和社会的利益直接同一，个人利益直接就是社会利益。注意，这里的个人利益和通常人们较多关心的收入、名誉、地位等往往不直接相关。善使行为人得到满足（可能同时在收入、名誉、地位等方面受到损害），其基本根据是：善是行为人自主的选择，是主动的行为。一些善事如果是在被动甚至被迫的情况下做出的，那么，这些行为根本就不是善，而是听话、服从甚至可能是甘于被奴役的地位。设想一种情况：甲要求乙牺牲自己行善，乙服从甲的要求。这里有精神文明吗？没有。这里只有要求和服从，在更坏的情况下，则是霸气和奴气。奴隶为奴隶主服务是“善”吗？显然，这种“善”和精神文明毫无共同之处。按照这种认识，笔者以为，三峡库区的居民举家搬迁，虽然为了全局利益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但不必拔高到“善”、拔高到精神文明。另外，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如果人们普遍从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精神状态转变为昂首挺胸自主选择的精神状态，那么，可以确知：精神文明建设必定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再说对真的自主追求。真即真理。简单说，真理是关于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的因果联系。追求真理的基本刺激是利益，如生活的需要、生产的需要、战争的需要、赚钱的需要等等。然而，在人类追求真理的漫长岁月中，在基本的刺激之外，逐渐升华出另一种刺激，即对追求真理本身的欲望、兴趣，从追求真理本身中所获得的满足、幸福。这种刺激才是精神文明中的真。对真理的追求固然可以使别人（社会）获益，然而就精神文明建设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真理的追求者自身特别是精神世界得到发展。对真理的追求存在一个认识逐渐逼近认识对象的过程。认识的真理性如何，需要通过检验。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追求者主观因素的介入、受控环境难于建立等原因，对认识的检验并不容易。因此，从这一方面看，精神文明建设在对真理的自主追求方面特别需要一种宽容的“允许自由讨论的空气”
马克思质问普鲁士的书报检察官：“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用一种存在形式呢？”1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研究曾受到教会的残酷打击和迫害。在前苏联，政府曾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地扶持生物学的一个学派、打击持对立意见的另一个学派。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传染病，科学家要报告这个发现。但是，有人不准他们说，想把事态隐瞒起来；科学家发现了这种病的病源，但是，有人不许公布，说是只能由他那个机构公布，否则就是“个人行为”；科学家要在科学研究上展开国际合作以尽快战胜病魔，但是，有人竟无端指责他们是“卖国贼”；科学家本着社会良知要如实向社会公布疫情，但是，有人却要由他们编造疫情。2
自然科学研究的情况如此，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更加严重。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学家孙冶芳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因和当时通行的社会意识不符而遭到残酷打击以致被捕入狱。文革时期，一个小人物张志新因对某些国家领导人提出不同意见而被施以酷刑致死。这些方面都反映了精神极度不文明。
改革开放以后，在“自由思想”方面有了很大改观。这反映了我国的精神文明有了很大进步。
最后说对美的自主追求。从一个方面看，美和不美之间的界限似乎是非常模糊的。例如，弱柳扶风的林黛玉是美还是不美呢，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从另一方面看，美和不美之间的界限似乎又是非常清楚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美的东西保留下来了，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欣赏；1
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页，人民出版社，1956。 陈四益，“不看脸色”，《读书》，2003年第七期。
不美的东西则相反，因为不受欢迎而逐渐趋于消失。正因为如此，用行政的方法断定美与不美、用行政的方法传扬美并打压不美，是不明智的、是有悖于精神文明的要求的。对于艺术美的创作和欣赏来说，最重要的仍然是“自由的空气”。个别人对美的看法绝不能代替广大人们群众对美的自主选择。文革期间，用行政的办法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文艺舞台，强制地推行以工农兵为主角的现代剧目，结果使我国的文化艺术遭到了极大的伤害。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美的东西固然通常能够得到很好的市场评价，但不美的东西、甚至糟粕也可能得到很好的市场评价。因此，对美的自主选择不得不有所限制。这个限制在于合法和非法。在非法的范围内，即使有些人认为是美的，也不能允许存在；在合法的范围内，即使在一些人看来是品位不高的，也必须得到充分的保护。在这个领域，精神文明表现在：在合法的范围内对美的自主选择。由此可见，在自主追求美的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政府、美的生产者、美的消费者三方面共同努力。
五、 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精神文明和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不文明的市场精神显然是格格不入的。精神文明和文明的市场精神也有明显的区别。精神文明是自主地对真、善、美的追求，而文明的市场精神的核心仍然是“利”、是“一切向钱看”。当然，文明的市场精神和精神文明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首先，文明的市场精神为了实现“一切向钱看”，特别是长期的“一切向钱看”，必定会以对真、善、美的追求作为其谋利的手段。其次，由文明的市场精神推动的物质文明建设会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个普遍性基础。产品匮乏、生活贫困，是谈不上精神文明的。
因此，和一般流行的看法相反，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以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市场精神和精神文明建设决不是截然对立的。不仅如此，市场精神似乎还是通向精神文明的一座自然的桥梁。正因为在精神文明和市场精神之间具有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我们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就不必撇开市场经济而去寻找什么别的基础，因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已经包含在市场经济之中了。这一基础就是对人本性中“趋利避害”动物本能的尊重、对广大人们群众自主选择的尊重。回顾我国的发展历程：从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到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再到近年的精神文明建设，似乎走的是一个“之”字型、是回归到起点。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其中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基础具备了，并不等于精神文明能够自动地建设好。排斥自主选择是错误的，放弃政府管理也是错误的。当前工作的重点是尽快地通过立法，进一步扩大和保护自主选择的行为、约束和规范政府的管理。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怎样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怎样在世界学术之林贡献出更多“中国造”的学术产品和精神产品、怎样在世界文学艺术百花园中展现更多、更好具有中国气派的美的作品，更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
论精神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梁东黎
（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210093；[email protected]）
一、 问题的提出
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困扰我国多年的短缺问题得到了根本的扭转，产品象泉水一样喷涌出来。在物质文明日益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似乎并未得到相应的发展。这样就逐渐地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然而，什么是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有什么关系、怎样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建设精神文明等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十分清楚的。本文试图根据马克思“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回答上述问题以及一些相关的问题。
二、 支配市场经济的精神
支配整个市场经济运转的基本精神（简称市场精神）就是对价值增加即增值的追求。这种精神不是自古就有的。一旦行为人的需要必须通过使用价值的全面转手才能实现时，对价值从而价值增加的追求就产生了。说到底，使用价值是生产的目的。然而，由于生产手段――增值――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使用价值的重要性反而降低了，价值从而增值取而代之成为生产的目的，并堂而皇之地成为统治市场经济的领袖。“一切向钱看”非常形象地刻划了市场精神的内涵。要市场经济而不要“一切向钱看”，应该说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由于“一切向钱看”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因素，这种良好的愿望不免成为一厢情愿。
经过仔细地观察就可以发现，在市场精神中还隐含着一个更为基本的因素，这就是“趋利避害”。“趋利避害”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大家知道，“趋利避害”实际上是一种动物本能，阿猫阿狗都晓得“趋利避害”。这样说，没有抬高阿猫阿狗，也没有贬低人类，而是指出市场精神其实是深深地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的。从这个方面看，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市场精神”就已经存在了。在追捕猎物时，原始人或多或少总要考虑怎样付出尽量少的脑力和体力以获取猎物，或者，付出一定量的脑力和体力以获取更多的猎物。原始人的这种考虑不就是“趋利避害”吗？
三、 市场精神文明吗？
判断市场精神是否文明需要一个标准。本文采取效率标准，即若市场精神有利于效率提高则为文明，否则为不文明。新古典经济学证明：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所有行为人利益最大化之日，就是全社会效率最优化之时。这一结论换一种方式表达就是：在竞争充分的条件下，所有人“一切向钱看”，其结果是所有人的境遇都提高了。这一结论和实际情况似乎相差太远了。问题在于结论成立需要一定的条件。概括地看，行为人追求价值的增值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使别人（社会）获益而实现自己获益，另一种是通过使别人（社会）受害而实现自己获益。在前一场合，市场精神支配的行为提高了资源使用的社会效率，因而这样的市场精神是文明的；在后一场合，市场精神支配的行为损害了资源使用的社会效率，因而这样的市场精神是不文明的。从这里的认识出发，笔者认为，泛泛地反对“一切向钱看”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不仅模糊了事物的本质，而且将挫伤广大人们群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新家园创造新生活的积极性。换句话说，如果为了反对不文明的市场精神而否定市场精神所固有的“一切向钱看”以及“趋利避害”，那么，就是犯了“倒洗澡水连小孩也倒掉了”的错误，结果势必连文明的市场精神也被取消了。要知道，我国自70年代末以来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基本原因，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对“一切向钱看”行为以及“趋
利避害”本性的态度由压制转变为尊重。
怎样发扬文明的市场精神、限制不文明的市场精神呢？既然“一切向钱看”和“趋利避害”是市场精神固有的因素，那么，解决问题的思路只能是考虑改变或调整决定市场精神发挥作用的一定制度框架。如果改变或调整一定的制度框架主要取决于政府，那么，发扬文明的市场精神、限制不文明的市场精神的任务主要应由政府承担。政府应该通过改变或调整制度框架使之产生对文明的市场精神有较强的鼓励甚至奖励性刺激、对不文明的市场精神有较强的抑制甚至惩罚性刺激。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转变的非常时期，许多规范交易行为的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健全是完全自然的。只要抓住问题的真实源头，问题总会逐步得到解决。
这里结合教育问题进行讨论。教育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学校的教育、宣传的教育，一种是实际生活的教育。这两种教育可能不一致。如果学校的和宣传的教育赞扬文明的市场精神、批评不文明的市场精神，而实际生活的教育恰好相反，那么，往往是后者打败前者，使前者落空。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的这个原理非常厉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学校的和宣传的教育分别由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负责，而实际生活的教育由哪一个部门负责呢？似乎是一个真空地带。因此，我们需要超越学校和宣传的范围考虑整个教育问题，需要超越学校和宣传的范围赞扬文明的市场精神、批评不文明的市场精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制度就是教育。
四、 精神文明是什么？
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需要建立超越市场精神的精神文明，因为文明的市场精神只能局限在一定的领域内起到积极作用。第一，如果某种产品的生产不能使生产者通过使别人（社会）获益而实现自己获益，那么，文明的市场精神就会指挥生产者退出该生产领域。但是，这种产品可能正是社会所必需的。因此，社会需要一种精神推动这种产品的生产，例如严肃艺术、基础研究等领域。第二，人和人之间不限于市场关系，还存在诸如上下级、同事、邻里、家庭成员、不相识的人之间等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可能包含着一定的经济因素，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属于一种非市场关系。因此，不需要哪怕是文明的市场精神插足其中。对社会而言，需要处理好这类关系。这里又提出了建设超越市场精神的精神文明问题。现在，可以重新审视“一切向钱看”。就市场经济而言，“一切向钱看”是其内在要素，它总是存在的；就整个社会大系统而言，在市场经济以外的领域，“一切向钱看”显然缺乏必要的根据。第三，社会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人本身的发展。人本身的发展包括精神方面的发展。市场精神，包括文明的市场精神，充其量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这个方面，精神文明建设更具有决定的意义。
什么是精神文明？笔者认为，精神文明是自主地追求真、善、美。一方面是追求真、善、美，一方面是追求的自主性，两方面合起来才是精神文明。
首先说自主地追求善。善是以使别人（社会）获益为目的本身的行为。“一切向钱看”也可以使别人（社会）获益，但使别人（社会）获益是手段，其目的是自己获益。而善的目的直接是使别人（社会）获益。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然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善也是以“趋利避害”这一动物本能为基础的。不过，这里的利、害已经摆脱了它原来所具有的极其狭隘的含义。在这里，“趋利避害”的意思是：当某一行为使别人（社会）获得益处或避免损害时，行为人获得满足。这种满足可以是心理上的，也可以是生理上的。总之，它促进了行为人自身的发展。一种极端的看法是：只有牺牲自己使别人（社会）获益才是光荣的。笔者不能同意这个看法。第一，人虽然是一种高级动物，但仍然是以“趋利避害”本能为其生存的基础。当人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会上升到与社会的利害一致，这就出现了善。个人的利、害和社会的利、害是可以一致的。行为人通过自己的努
力使别人（社会）获益而使自己感到满足，正是反映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二者之间的一致性。满足的感觉是完全正常的，完全健康的，也是非常高尚的。为什么只有个人和社会的对立才是可以理解的呢？！第二，如果把只有牺牲自己使别人（社会）获益才是善的原则普遍化，结果将如何呢？如果每一个人都牺牲自己，那么，很清楚，社会的利益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因此，善不是牺牲个人使社会获益，而是个人和社会的利益直接同一，个人利益直接就是社会利益。注意，这里的个人利益和通常人们较多关心的收入、名誉、地位等往往不直接相关。善使行为人得到满足（可能同时在收入、名誉、地位等方面受到损害），其基本根据是：善是行为人自主的选择，是主动的行为。一些善事如果是在被动甚至被迫的情况下做出的，那么，这些行为根本就不是善，而是听话、服从甚至可能是甘于被奴役的地位。设想一种情况：甲要求乙牺牲自己行善，乙服从甲的要求。这里有精神文明吗？没有。这里只有要求和服从，在更坏的情况下，则是霸气和奴气。奴隶为奴隶主服务是“善”吗？显然，这种“善”和精神文明毫无共同之处。按照这种认识，笔者以为，三峡库区的居民举家搬迁，虽然为了全局利益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但不必拔高到“善”、拔高到精神文明。另外，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如果人们普遍从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精神状态转变为昂首挺胸自主选择的精神状态，那么，可以确知：精神文明建设必定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再说对真的自主追求。真即真理。简单说，真理是关于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的因果联系。追求真理的基本刺激是利益，如生活的需要、生产的需要、战争的需要、赚钱的需要等等。然而，在人类追求真理的漫长岁月中，在基本的刺激之外，逐渐升华出另一种刺激，即对追求真理本身的欲望、兴趣，从追求真理本身中所获得的满足、幸福。这种刺激才是精神文明中的真。对真理的追求固然可以使别人（社会）获益，然而就精神文明建设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真理的追求者自身特别是精神世界得到发展。对真理的追求存在一个认识逐渐逼近认识对象的过程。认识的真理性如何，需要通过检验。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追求者主观因素的介入、受控环境难于建立等原因，对认识的检验并不容易。因此，从这一方面看，精神文明建设在对真理的自主追求方面特别需要一种宽容的“允许自由讨论的空气”
马克思质问普鲁士的书报检察官：“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用一种存在形式呢？”1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研究曾受到教会的残酷打击和迫害。在前苏联，政府曾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地扶持生物学的一个学派、打击持对立意见的另一个学派。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传染病，科学家要报告这个发现。但是，有人不准他们说，想把事态隐瞒起来；科学家发现了这种病的病源，但是，有人不许公布，说是只能由他那个机构公布，否则就是“个人行为”；科学家要在科学研究上展开国际合作以尽快战胜病魔，但是，有人竟无端指责他们是“卖国贼”；科学家本着社会良知要如实向社会公布疫情，但是，有人却要由他们编造疫情。2
自然科学研究的情况如此，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更加严重。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学家孙冶芳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因和当时通行的社会意识不符而遭到残酷打击以致被捕入狱。文革时期，一个小人物张志新因对某些国家领导人提出不同意见而被施以酷刑致死。这些方面都反映了精神极度不文明。
改革开放以后，在“自由思想”方面有了很大改观。这反映了我国的精神文明有了很大进步。
最后说对美的自主追求。从一个方面看，美和不美之间的界限似乎是非常模糊的。例如，弱柳扶风的林黛玉是美还是不美呢，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从另一方面看，美和不美之间的界限似乎又是非常清楚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美的东西保留下来了，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欣赏；1
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页，人民出版社，1956。 陈四益，“不看脸色”，《读书》，2003年第七期。
不美的东西则相反，因为不受欢迎而逐渐趋于消失。正因为如此，用行政的方法断定美与不美、用行政的方法传扬美并打压不美，是不明智的、是有悖于精神文明的要求的。对于艺术美的创作和欣赏来说，最重要的仍然是“自由的空气”。个别人对美的看法绝不能代替广大人们群众对美的自主选择。文革期间，用行政的办法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文艺舞台，强制地推行以工农兵为主角的现代剧目，结果使我国的文化艺术遭到了极大的伤害。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美的东西固然通常能够得到很好的市场评价，但不美的东西、甚至糟粕也可能得到很好的市场评价。因此，对美的自主选择不得不有所限制。这个限制在于合法和非法。在非法的范围内，即使有些人认为是美的，也不能允许存在；在合法的范围内，即使在一些人看来是品位不高的，也必须得到充分的保护。在这个领域，精神文明表现在：在合法的范围内对美的自主选择。由此可见，在自主追求美的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政府、美的生产者、美的消费者三方面共同努力。
五、 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精神文明和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不文明的市场精神显然是格格不入的。精神文明和文明的市场精神也有明显的区别。精神文明是自主地对真、善、美的追求，而文明的市场精神的核心仍然是“利”、是“一切向钱看”。当然，文明的市场精神和精神文明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首先，文明的市场精神为了实现“一切向钱看”，特别是长期的“一切向钱看”，必定会以对真、善、美的追求作为其谋利的手段。其次，由文明的市场精神推动的物质文明建设会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个普遍性基础。产品匮乏、生活贫困，是谈不上精神文明的。
因此，和一般流行的看法相反，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以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市场精神和精神文明建设决不是截然对立的。不仅如此，市场精神似乎还是通向精神文明的一座自然的桥梁。正因为在精神文明和市场精神之间具有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我们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就不必撇开市场经济而去寻找什么别的基础，因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已经包含在市场经济之中了。这一基础就是对人本性中“趋利避害”动物本能的尊重、对广大人们群众自主选择的尊重。回顾我国的发展历程：从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到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再到近年的精神文明建设，似乎走的是一个“之”字型、是回归到起点。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其中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基础具备了，并不等于精神文明能够自动地建设好。排斥自主选择是错误的，放弃政府管理也是错误的。当前工作的重点是尽快地通过立法，进一步扩大和保护自主选择的行为、约束和规范政府的管理。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怎样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怎样在世界学术之林贡献出更多“中国造”的学术产品和精神产品、怎样在世界文学艺术百花园中展现更多、更好具有中国气派的美的作品，更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