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中 西 文 化 比 较
所谓中、西文化比较，便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所谓中国文化，便是以儒、释、道为代表的文化。所谓西方文化，便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之中，以儒家为主，也可以说，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担当了中国主流文化的角色。基督教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教派，但它们都共同信仰《圣经》，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始至今，基督教一直都是西方人的共同文化。如果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西方文化的角色非常明确、简单，一般为基督教文化即可。但中国文化的角色却不尽然，它的大角色有三种，即儒、释、道。中、西文化的比较当然可以将儒、释、道三大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进行比较，但作为中国几千年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也确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较。所以，今之《论中西文化比较》主要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主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较，至于释、道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比较，待日后再论。
中、西文化的根本是差异，若从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内核相比较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正相反，好似你上我下，我左你右。对于中、西如此之大的文化差异，我们每一个关心、重视中、西文化的人都应给以万分的关注。下面将中、西文化的部分核心理念逐一进行比较。
一、关于天命
天命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所有的思想都是围绕天命而展开的。我们所熟知的有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君子三畏，畏天命。
基督教对天命疾恶如仇，恨不得将其斩于刀下而后快，有经为证：“但你们这些离异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不喜悦的。”（《旧约.以赛亚书》65：11-12）天命在耶和华眼里是可恶的，是他不喜悦的，为什么呢？无非就是恐天命夺了他的宝座。其实耶和华根本无法与天命相比，天命才是耶和华的上帝。耶和华出世这才几天？按《圣经》写成时满算不足7000年，而天命已存在几百万年了。换言之，天命使猿成人，人造了耶和华，照此说，天命不是耶和华的上帝吗？
二、关于对神的态度
《论语》有孔子语录：“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从此可以看出，孔子对神的存在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明确地告诉你，对神最好还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基督教的神是耶和华、是耶稣、是圣灵。“神掌管世界。神是最高的君主。神是最高的统治者。”（《旧约.诗篇》96、97、98）耶和华还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神。”（《旧约.以赛亚书》44：6）
对神的态度不仅仅在于是否承认神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由于神的排他性所产生的恶果。耶和华要掌管世界、它是最高的君王、最高的统治者、它是唯一的真神，那其他的神呢？如伊斯兰教的真主、道教的老子、佛教的释迦牟尼等等。它们能够承认耶和华是最高的统治者、最高的君王、是唯一的真神而且要掌管世界吗？如果不承认，冲突便无法避免。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根本冲突说到底就是冲突在耶和华和真主究竟谁是世界的唯一真神这个问题上。所以说，神的存在一定会演变成冲突，这种冲突有时会延续几千年之久，使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巴、以是也。
孔子的思想是对神的存在既不否定也不肯定，所明确的是要对神敬而远之，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冲突与战争。能够避免冲突与战争，最大的受益者莫为普通百姓。孔子对神的态度的思想核心就是尽可能的使普通大众更长久地享受到和平阳光的温暖。
三、关于造物主
在孔子思想里我们找不到关于造物主的论述，所以几千年来儒家思想并不十分关注造物主的问题。儒家思想对待造物主的态度就总体而言是没有肯定与否定造物主的存在。坦率地讲，人类若想确定谁是造物主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搞不好就会引发争议，造成冲突。
按照《圣经》的教条确定，神（耶和华）创造了世界万物。按照《古兰经》的教条真主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按照道教的神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界万物的造物主是道。按照佛教的理念，世界万物是空的所以说根本就不可能有造物主。这就非常奇怪了，究竟谁是造物主？世界究竟有否造物主？我们能够相信谁？
对于这几千年的我们人类来讲，确定谁是万物的创造者的确非常困难或者说基本不可能，上述各宗教对造物主的不同确定就足以说明此观点。由此看来，还是孔子对待造物主的态度最现实、致用，为不置可否，因为人类实在是没有确定谁是造物主的能力，至少截至到目前。
四、关于对待善恶的态度
1、人之初的善恶
《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孟子道性善。”《三字经》中有：“人之初 ，性本善。” 按儒家的论断，“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四书集注.孟子.滕文公上》）根据儒家的确定，“人之初”是“性本善”的。 按照基督教的观点，由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而产生了原罪，另因亚当、夏娃为全人类的祖先，所以这一罪过成为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并为人类一切罪恶的根由，这种罪恶与生俱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的定义是：人之初，性本恶。
在人之初是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上，基督教与儒家及中国文化的态度正相反。
2、处理善恶的方式
《中庸》有“隐恶而扬善。”隐恶扬善是儒家及中国文化处理善恶的典型方式。对此孔子也有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孔子对待扬善的态度自不必说，因为孔子本身就是一个扬善的圣人，孔子对待恶的态度也是认为以隐为好。中国有句俗语：“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从这个规律上讲，恶有易于传播、易于感染的特点。如果让恶易于传播、易于感染对于除恶来说不仅丝毫起不到帮助作用，反而会是恶愈来愈多，加大除恶的难度。除恶的关键实在是不在于让恶事传千里而是应将恶该隐的隐下来，换用确实行之有效的方法积极地去解决除恶的问题，这才是儒家隐恶扬善的真正目的。现今社会生活中各种媒体将大量的恶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显恶的主力军。另一方面执政D又大力控制各种媒体暴露罪恶的力度，美其名曰稳定压倒一切。为什么？究其原因就是如果不控制显恶的力度，整个中国将会变得更加灰暗，还会使许多人对未来失去信心，增加绝望的心理，成为动荡的诱因等等。另外，恶行的巨大示范与教唆作用还会使得原局面变得更加糟糕、混乱而一发不可收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显恶的所谓功效并没有给除去这些恶行带来多大帮助，反而使得恶上加恶、愈
来愈恶了。在中国，如不尊重儒家隐恶扬善的规律，我们所能得到的必将是越来越多的恶行！
基督教与儒家正相反，它是显恶扬善（尽管善的标准与儒家大相径庭）。《旧约.耶利米哀歌-4：22》中有：“耶和华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新约.路加-8：17》中还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在基督教文化中，显露罪恶是上帝的教导，子民个个虔诚地显露罪恶，其目的就是要向上帝表示敬畏与顺从。显露罪恶还可以证明：A、按上帝的旨意显露罪恶。B、世间人人都有罪。C、人确有原罪与本罪。在基督教文化中，通过终年不断地、全面地显露罪恶还可以增加对上帝的敬畏，越是显露罪恶越能够敬畏上帝，因为是上帝旨意我们显露罪恶。有了对上帝的无限敬畏，子民就可以更加容易地去践行上帝所规定的善，最终用上帝所规定的善去击败上帝所认为的恶即显恶而扬善。这就是西方世界为什么铺天盖地般的显恶不但没有影响其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反而会促进其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3、善的不同标准
中国有隐恶扬善，西方有显恶扬善，尽管对恶的处理方式不同，但对善还都是采取弘扬的态度。但遗憾的是中、西双方针对善的标准却大有不同。例如，中国有隐恶扬善，按中国的标准，隐恶就为善。西方有显恶扬善，按西方的标准，显恶就为善，这样看来善的标准正相反。中、西文化各认为是善但标准却正相反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此不赘叙。
五、关于国家
在中国，在儒家，国家的概念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价值源泉，它出自孔子，“孔子曰：‘有国有家者。’”（《论与.季氏》）《孟子》中也有多次“中国”的表述，其他儒家经典也有“中国”的记述。由于中国不同于西方一直是神主宰一切的传统，它的价值系统基本都建立在人与国家之上。换言之，中国有许多的价值系统都是以人和国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国家，几千年来在它之上所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非常宏大，例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泰民安、国难当头、国破家亡、保家卫国、为国捐躯、精忠报国、为国争光、热爱祖国等等。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新约.启示录—11：15》的经文。按照上帝的旨意，世上的国已经全部成了他的国，世上就没有国了，他的国就是天国。（“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新约.马太福音—7：21》）按照基督教教义，地上是不允许有国存在的，如果地上有国存在，实际上就等于侵犯和剥夺了上帝对万物的所有权，那是万万使不得，也是不可能的。另因为世上的万物包括人都是上帝所造，（“因为万物都是神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的，一概都是籍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新约.歌罗西书—1：16》）既如此，所有权理所当然应全部归于上帝，（上帝说过：“世人都是属于我的。”《旧约.以西结书—18：4》）归于上帝的天国。上帝因在天上居住，所以他的国自然在天上。
儒家与中国文化承认现实国的存在并在其上建立众多的珍贵价值系统是因为没有上帝的存在。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在天国建立众多珍贵价值系统并不承认现实国的存在是因为上帝的存在。对于儒家与中国文化而言否定自己现实国的价值系统及理念去承认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天国的价值系统及理念是不可能的。针对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来讲，摆脱天国的价值系统及理念去认可儒家及中国文化的现实国的价值系统及理念更是不可想象。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导致现实中
经常出现许多作为中国人认为非常荒唐而西方人却认为再正常不过的激烈冲突。例如，在国家的观念上中国人会认为，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他们会分得很清楚但自己的还存在。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有现实国的理念，此时一点儿也不存在上帝的影响。在天国的观念中西方人会认为，你的不是你的，我的不是我的，你的我的全都是上帝的。这时你会发现，你的已经不存在了，全部归了上帝。最后上帝又将它全部给了信仰上帝的西人，有经为证：上帝说，“凡是你们脚掌所踏入之地都必归你们。”（《旧约.申命记》11：24）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天国的概念，此时是上帝在决定着他们。
六、关于法律
儒家没有法律的概念；中国古时大概也没有法律的概念，儒家有法和律的单独概念。之所以现在有法律的概念，大概是《圣经.律法书》的影响所至吧。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所言“政、刑”大概就是今天的法律范围，“德、礼”大概就是现今的道德范围。孔子的这段圣言其实就是今日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理论根源。在孔子看来，治理国家应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刑”，也就是法律层面，这样只能够“民免而无耻”。另一个是“德、礼”，也就是道德层面，它可以使人“有耻且格”。按照孔子的圣意，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只能使得民众不敢去做违反法律的事，但他们还不知道违反法律是可耻，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层面。依靠道德去治理国家，民众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可耻而不去做违反法律、道德的事了，这是一个相对较高的层面。我国几千年来重视用道德、法律相结合治理国家的传统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儒家看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虽不可偏废，但就其二者的关系来讲，法为末，德为本。治理国家最终靠的是德治，这是儒家的价值系统。
在基督教文化看来，法律的地位仅次于上帝。因为神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诅咒的。”（《新约.加拉太书》3：10）另外，《圣经》开宗明义的首部书就是 《律法书》，其中包含《创世纪》等五部分共187章。《圣经》还有“信赖、喜爱、深爱耶和华的律法、顺从耶和华的律法、因为耶和华的律法而蒙福、决定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因耶和华的律法而安稳、因耶和华的律法得安全。”（《旧约.诗篇》）等等等等的教条。《圣经》还有耶和华众多的律法、律例、诫命、典章、法度、吩咐等等。耶稣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新约.希伯来书》8：10）耶稣还说：“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新约.路加福音》16：17）
从以上我么可以看出，法律在基督教文化中是一个无比重要且相当庞杂、硕大的价值系统。在它之外我们几乎找不到类似儒家的道德价值系统。事实告诉我们：鉴于法律，儒家在它之上建有一套它自认为更为重要和有效的、被称之为本的道德价值系统，而法律相对道德而言则被儒家称之为末，其地位不言而喻。基督教文化则正相反，法律在它看来是占据着除上帝以外最重要的地位而道德的轻微则可以忽略为不计，这就是中、西文化在法律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正是由于此而产生了不知多少的单、双方，内、外部的激烈冲突与争斗！
七、关于自由与民主
在儒家的众多价值体系中我们找不到自由和民主的位置。换言之，作为儒家它始终就未发育出自由和民主的思想。也可以说，几千年来，基督教的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在儒家文化中一直是个空白。
自由出自上帝，上帝缔造了民主。耶和华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
由。”（《旧约.利未记》25：10）耶和华还说：“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旧约.申命记》1：13）所谓自由其本质就是摆脱一定的束缚而按自己的意志行动。所谓民主其本质就是多数人的统治。
自由与民主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理念，它们都是上帝创造而成。自由与民主的精神为西方社会的发展与前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如今自由与民主的思想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对于儒家与中国文化而言，由于没有西方那样的上帝存在，它的价值系统及理念有相当的部分建立在了皇帝这个中国这一大群人的总头领和国家这个基础之上了。针对在一般众多个体身上建立独立的价值系统及理念也就是西方的所谓个人主义而言，儒家与中国文化则相当匮乏。由此看来，在中国不可能产生象基督教那样按照自己（个体）的意志去摆脱束缚的自由的理念与思想。
在华夏这片大地上，从尧舜开始至大清结束，各朝代所实行的完全都是一种模式，即个别或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就今天而言，这种模式还在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统治结构）由于此，儒家和中国文化完全没有机会和可能产生象基督教文化那样的以大多数人统治为本质的民主。
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观察，自由与民主的历史背景和悠久传统可追溯到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公元4世纪，至今已近2000年了。也可以说，在西方文化中自由与民主的思想与实践已有近2000年的时空了，自由与民主对西方文化而言可以说是土生土长、驾轻就熟。由于文化与历史的不同，儒家和中国文化一直没有并很难产生象基督教文化那样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所以说将基督教文化的自由与民主理念应用在中国应该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决不能简单化，期望一蹴而就。否则肯定会引发动荡、得不偿失、祸国殃民！
八、关于和合与分裂
孔子有“和而不同”的圣言，孟子有“定于一”的圣言，孔子的学生有子也有“和为贵”的名言。儒家“和”的思想最终目的是要求达到一的稳定，换言之，儒家“和”的思想最终目的是追求稳定，其手段是“定于一”，也就是只有合成为一，才能最有效的达到儒家认为的最稳定状态——平天下。例如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种文字，所谓“书同文，车同轨”是也。几千年来，由于儒家“和”及“定于一”的思想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传统，它的形成又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和延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基督教文化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主张分裂。《圣经》将上帝分裂为三个位格，即耶和华、耶稣、圣灵。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天主教又分裂出新教，东正教又分裂出俄罗斯正教、希腊正教等。俄罗斯正教还有一个派别，名曰分裂派。
基督教主张分裂的原因是上帝造成的，他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的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新约.路加福音.分裂的原因》12：
51）“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住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耶和华说：‘看那，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地上。’”（《旧约.创世纪》11、12）上帝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上帝还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新约.马太福音》10：34、23：7）
由于上帝创造了分裂，所以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宗教是分裂的、地上的国是分裂的、党派是分裂的、家庭是分裂的、语言文字是分裂的等等，在地上也以追求不太平为目的！
儒家及中国文化追求的是和，通过和达到统一(合），由统一（合）达到最终的稳定——平天下。基督教及西方文化追求的是分裂，即采取各种形式纷争，由纷争达到分裂，由分裂造成不稳定，即天下不太平！回顾历史可以证明，儒家及中国文化是按照其和合——稳定——天下太平的价值系统发展的。基督教及西方文化是按照其分裂——不稳定——天下不太平的价值系统发展的。两套截然相反的价值系统共同存在于一个现实之中，这就是当今的世界景象！
九、结束语
儒家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西方文化真正将双方的手握在一起至今还不足200年，之前，对于双方来讲，基本上不了解对方，再大胆一点说双方根本就不了解对方，所谓的那一点了解也根本不足以构成两种文明的真正对话。所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双方互为不知对方，对于对方文化的形成、脉络、特点与发展更是知之甚少，特别是双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肯定会使初识的双方有所不可思议。即使今日，双方在最深层次、最广泛领域了解对方的人也不是很多，因此在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着诸多的对立、隔膜、怀疑、争斗等等。当然，这些现象的产生对于两大文明种类的大融合来讲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和正常的。
儒家及中国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是世界二大文明种类，它们肯定会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连续不断地进行愈来愈深入的融合，但前提是双方的互为深刻地了解。因此，用比较宗教、比较文化的方法去比对双方是互为深刻了解对方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
最后，由于儒家及中国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核心理念丰富，相对一般理念众多，所以此文不可能将其一一进行比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它们有多少理念，其结果都是差异而且巨大。我们结论中、西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能够正确和清醒地对待西方基督教文化，对其决不能轻率和盲从，否则会欲速不达、祸国殃民！
梁濑溟认为中国人是"依存者（dependent being）"，必须为一种责任而生，我行我素，一意孤行都不是好的状态。
中国传统对人的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给任何一方下定义。
西文文化中的自我界限是比较好区分的。自我即是有形的个体，没有任何附带关系，自我就是自己本身。这种自我的范围比较小，自我的行为完全是以自己内在情感、动机和价值系统为转移的。在西方人看来，个人的行为完全是其内在的情感、动机和价值观所决定的，所以他们通过充分发挥个人的品质和潜能，通过个人奋斗来获取自我的成功，得到社会的承认。而在中国文化中，自我范围就比较大，自我不仅包括自己本身，更多的时候还代表着自己的家庭、至亲甚至自己的种族，这个我可以说是一个"大我"。这种文化中的个体，在选择自己行为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自己内在的需要和情感，更多的是要反映他人的利益和期望。
西方文化是扩张的、外化的，是外倾性的文化，个人高于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是以罪感为典型的社会；而中国文化是内敛的、内化的，是内倾性的文化，
强调集体主义、社会取向、情景中心，需要把社会的要求、他人的要求化为自己个人的要求，是以耻感为特征的社会。
[转帖]中西文化的比较
文/Bertrand Russell
今天，在自称天朝帝国的中国，中西文明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交流。这种交流能孕育出一种比目前中西文明更好的新文明呢，还是仅仅毁坏中国本民族的文化，并用美国式的文明取而代之？这依然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常常被证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向埃及学习，罗马向希腊学习，阿拉伯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向阿拉伯学习，而文艺复兴的欧洲又向拜占庭帝国学习。许多这样的交流表明，作为落后国家的学生能超过作为先进国家的老师。对于目前中国发生的情形，如果我们把中国人看作是学生，那么中国人一定能再次超过我们西方人。事实上，如同他们向我们学习一样，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但是，我们向中国学习的机会显然是太少了。假如我把中国人当作学生，而不是把西方人当作学生，只是因为我担心我们西方人不可教化。
在这篇文章里，我只想涉及由中国和西方国家交往引起的有关文化方面的问题。
除了16世纪西班牙和美洲之间的文明交流外，我认为在这以后的一段漫长的发展时期，没有任何一个两种文明的交流的例子能像中国和欧洲这两种文明交流那样典型。考虑到这两种文明的显著特点，欧洲和中国的文明能够不太困难地互相理解是令人惊讶的。为了更加明确地认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略为讲述一下这两种文明的历史起源。
西欧和美国实际上有着类似物精神生活，这精神生活可以追溯其三个来源：
（1）希腊文化；（2）犹太宗教及其伦理；（3）现代工业主义——它是现代科学的一个成果。我们不妨可以将柏拉图、旧约全书、伽利略看作这三种要素的代表。它们至今依然各自独立地存在于世。从希腊人那里，我们学得了文学和艺术，哲学和纯数学，以及许多社会生活中温文尔雅的礼节。从犹太人那里，我们学得了狂热的信念即所谓的"信仰"，由善恶观念决定的道德热情、宗教偏见和某些民族主义的东西。从应用于工业的科学中，我们学到了力量和力量的意识。我们就是上帝的信念，相信我们能成为无科学知识的民族生死存亡的真正主宰。我们也学得了以经验为根据的方法，依靠这些方法，我们能获得大多数真正的知识。我认为，这三种要素能够对我们欧美精神作出基本的解释。
除了希腊文化曾间接地影响过中国的绘画、雕刻和音乐之外，这三要素中没有哪一个要素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扮演过明显的角色。中国在其开化的历史始端，便属于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巨流。在这条巨流中的埃及和巴比伦文化，影响了希腊人和犹太人，从而为我们西方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正如埃及和巴比伦的文明是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富庶土壤的奉献一样，中国自身的文明是黄河的奉献。甚至在孔子的时代，中华帝国的疆域还主要在黄河流域一带。但是，尽管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相同，中国人的精神观念和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精神观念的共同点都微乎其微。老子和孔子都是公元前世纪的人，但他俩都已经具备了我们所认为的现代中国人的显著特性。把任何东西都归因于经济
的人，将难以解释古代中国人与中代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之间的区别。就我而言，对此没有可以选择的理由可提供。目前，我并不认为科学可以完全解释民族的性格。气候和经济环境能够对一个民族的性格作出部分的解释，但不能作出全部的解释。一个民族的性格，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形成时期的主要人物——如摩西、穆罕默德、孔子这样的人的个人性格。
最早的著名中国哲人是老子，他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并不是一个真的人名，仅仅是意指"老哲学家"。据传说，老子年长于同时代的孔子。我对老子的哲学远比对孔子的学说更感兴趣。他认为，每一个人，每种动物和每一样事物都有自己本来就具有的某种方法和行为方式。我们应该使自己活动的方法和行为方式与事物本来就具有的方法和行为方式协调一致，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道"是"道路"的意思，但在实际运用中或多或少带有神秘的意义，如所谓"‘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我认为，老子幻想死亡是对"道"的背离造成的。假如我们所有的人能严格按照自然的要求生活，我们的生命就能像宇宙万物那样的永恒。在以后的年代里。道家学说日渐蜕化为一种迷信魔法，基本上和研究长生不老的炼丹术联系在一起。但是，我认为避世逃生的希望，原本就是老子首创的道家哲学中的一个要素。
老子的书，或被认为是老子写的书，都很简短，但他的思想由他的门生庄子弘扬发展了。庄子的思想比他的老师更有趣。老庄哲学倡导的是一种自由。他们痛恨政府，痛恨一切对人类天性的干涉。他们将现代人的生活与他们称之为"古代贤士"的宁静的生活相比，抱怨现代人的生活太匆忙。在道的学说中存在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味道．因为，尽管世间有生命的事物纷繁多样，但是道只是同一个观念的道。所以，假如一切生命都依据这个道，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存在竞争和冲突。这两位圣人，都已具有了中国人特有的幽默、节制和保守的性格。他们的幽默可以从庄子的著作《伯乐》中找到例证。在他笔下的伯乐是善于管养马匹的人，但他驯养的马却十有其五死掉。他们的节制和保守的特征与西方的神秘主义者比较起来是很明显的。节制和保守的特征融入了所有的中国文学和艺术之中，融入了今天教养有素的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之中。中国各阶层的人都喜欢开玩笑．并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取乐的机会。在有教养的阶层中，幽默是巧妙而含蓄的，以致欧洲人常常不能理解这种幽默，而这恰好增添了中国人的乐趣。中国人保守的习惯是很有名的。有一天，我在北京遇到一位中年人，他告诉我对政治理论有进行学术探讨的兴趣。从他的思想表现的价值观念看，我把他当作这个国家中具有新思潮的人。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曾是一个省的政府官员，并且许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中国人的诗歌明显地缺乏激情，这大概是他们同样保守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必然产物。他们认为一个明智的人应当永远保持冷静。尽管中国人在激动人心的竞争中也有激情奔放时刻，但是他们不希望这种激情在艺术中永存，因为他们本质上厌弃这种热情。我们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促使人们酷爱热烈。然而据我们所知，在中国的文学中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国的某些古典音乐是非常优美的，可是他们的古乐，弹奏的乐音是这样的微弱，以致只有一个人才能欣赏它。中国人在艺术中追求高雅，在生活中追求合理。他们不欣赏冷酷无情而坚强有力的人，也不赞赏易于表露自己激情的人。在西方过惯了喧闹生活的人，来到中国后首先会发现他们丧失了西方人孜孜以求的一切影响；但是，他们渐渐会看到生活的美和自我存在的尊严。因而，在中国生活最久的外国人，是那些最热爱中国的人。
虽然道家以炼丹士的身份侥幸求生，但还是被儒家从知识阶层中完全驱逐
了出去。我必须承认，我不能够正确地评价孔子的功过。他的著作大量地表述了日常生活繁琐的礼仪观，他主要关心的事是教导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举止得当。即使孔子的许多学说具有消极的因素，然而当你将孔子的学说与其他时代和其他民族的某些宗教学说比较，你必须承认孔子学说具有伟大的优点。孔子及其追随者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是一种没有宗教教条的纯粹伦理学说。这种伦理学说既不会产生一个有权力的传道者，也不会导致因政治或宗教信仰不同而带来的迫害。孔子学说无疑在培养整个民族高雅的举止风度和良好礼貌方面获得了成功。中国人的礼仪并非仅仅局限在言谈举止和人际交往方面，即使没有前人的规定，他们在许多情况下都能格守自己的礼仪。中国的礼仪并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阶层，它甚至存在于社会地位最卑下的苦力中。具有一种平静的自我尊严感的中国，在与白种人交往时，看到他们横蛮无礼就感到是一种耻辱，因为中国人不愿降低自己的人格，用无礼去对待无礼。欧洲人总把这看作是中国人的弱点，但殊不知这是一种真正的力量。迄今为止，中国人正是依靠这种力量战胜了一切企图征服中华民族的外国征服者。
有一种，也仅仅只有一种重要的外来因素，对传统的中国文明产生过影响，那就是佛教。早在公元初，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并在这个国家的宗教中占据了一定地位。用我们从犹太人那里接受过来的不容异端的观点来看，假如一个人同时接受两者的教义，会引起个人要么强调这个重点，要么强调另一个重点。佛教是一种用容易为我们理解的言词表达的宗教。它有神秘的教义、灵魂挽救的方法和对来世生活的描绘。佛教对于世界上想要克服人生绝望的人来说是一种启发。在佛教看来。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会自然产生绝望。佛教对现世生活持有一种本能的悲观主义态度，认为人们只有依靠某些佛教信条才能超渡苦海。儒教毫无这样的色彩。它设定人们在根本上能与整个世界和谐共处。儒教只是教诲人们如何去生活，但是毕竟不是激励人们去生活。儒家的伦理教诲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学或宗教教义的基础上的，它纯粹是世俗的。这两种宗教在中国和平共处的结果，造成越来越多的宗教信徒和善于沉思的人信奉佛教。但是，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行为标准与儒教一脉相承。儒教一直是中国的官方学说，并作为考察和选拔政府机构官员的准则。这样做的结果，致使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府掌握在文人式的怀疑论者手中；使政府的行政管理缺乏西方国家统治者所需求的那些充满活力和具有破坏性的特征。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与庄子清静无为的准则非常契合。这样的政 府造成的结果是，除了战争给老百姓造成苦难外，民众在一般情况下能享受生活的幸福。其统治的民族享有自主权；外国民族不必惧怕中国，尽管中国有着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
将中国的文明与欧洲份文明作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许多文明可以从希腊文明中找到。但是，中国文明中缺少我们西方文明中的其他两个因素，即犹太教和科学。中国实际上没有宗教，不仅上层阶级没有宗教，而且整个民族没有宗教。在中国只有朴素有限的伦理规范，这些伦理规范既不狂热，也不严酷，其中并不包含罪孽的概念。中国除了现在刚刚在受到欧洲的影响外，没有现代科学和工业主义。
古老的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进行交流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这里我不想谈及政治或经济，只想谈谈这种交流会对中国人的思想概念带来什么影响。但是，绝对脱离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问题来探讨思想观念是困难的，因为中西文化交往必然受到中西政治和经济交往性质的影响。然而，我希望尽可能单独地考虑文化问题。
当代中国人以极大的热情渴望学得西方的知识，不仅仅是为了富国强民，
抵抗西方人的侵略，而且是由于相当多的人们希望从西方文化本身学到有价值的东西。崇尚知识的价值，是中国的传统。但是过去只重视古典文学，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西方的知识更加实用。每年有许多学生到欧洲上大学，更多的人仍然是去美国，他们到那里去学习科学、经济、法律和政治理论。这些留学欧美的人归国后，大多数人成为教师、政府官员、记者或政治家。他们加速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特别是加速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中国的传统文明已经变得保守僵化，在艺术和文学的领域内已不能创造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我认为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任何衰弱造成，仅仅是缺乏新的材料。西方知识的涌入恰恰为中国文明的振兴提供了刺激因素。中国的学生很能干而且特别勤奋。中国高等教育苦于缺乏资金，缺少图书馆，但绝不缺乏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尽管迄今为止中国文明在科学方面有缺陷，但它从来没有包含任何敌视科学的东西。因此。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将不会遇到像教会在欧洲科学发展中设置的障碍。我敢断言，假如中国人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充裕的资金，那在未来的30年内，他们将会在科学上创造出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很可能会超过我们，因为他们具有勤奋向上的精神，具有民族复兴的热情。富有希望的中国表现出来的这种学习热忱，确实使人回想起15世纪意大利不朽的文艺复兴精神。
显而易见，中国人与日本人明显区别在于，中国人希望向西方学习的并不是那些能够给他们带来财富和增强军事力量的东西，而是乐意向西方学习具有伦理或社会价值的东西，或者完全是出于一种文化的兴趣。他们对我们西方的文明持批评的态度。一些中国人告诉我，在1914年以前他们很少批评西方，然而，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促使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的生活方式必然是不完善的。无论如何，人们习惯上把西方的智慧看成是非常有力的，也有一些年轻人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能给他们带来正在寻求的东西。中国人应当运用一种新的综合的方法，为自己开辟自我挽救之路。日本人采用了我们西方的缺点，并保持了他们自己民族的缺点。但是，难以希望中国人会作出相反的选择，即保持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点，并采用我们西方的优点。
我想指出，我们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的显著优点是对生活的目标持有一种正确的观念。人们必将期望这两种因素能真正逐渐结合起来．
老子在描绘"道"的作用时指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我想，人们可以从这些话所体现的思想看出中国人对生活目标持有的观念。它表明，中国人的生活目标与白种人为自己确立的生活目标截然不同。所有权，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是西方民族和个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些思想由尼采建立为一种哲学。尼采的生活信条并非只有德国人信奉。
也许有人会说，你已经将西方人的实践与中国人的理论作了比较；假如你将西方人的理论与中国人的实践作个比较，对比将显得非常不同，当然，这里确实包含着大量的真理。所有权是老子希望我们放弃的三种东西之一，它是令许多普通中国人望而生畏的东西。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是牢牢学握金钱的。可能他们掌握的金钱并不比法国多，但肯定多于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政治是腐败的。许多权柄在握的寡廉鲜耻，不择手段地聚敛金钱。这毕竟是不容否认的。
然而我注意到，由于中国人认为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是罪恶的，这对于我们西方人与中国人打交道带来一种确实的好处。中国人几乎没有西方白种人那种对其他民族的人民实行集权统治的欲望。就像我们通常把腐败与罪恶之类看作是造成一个国家衰弱的唯一原因一样，中国在世界上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中
国人的美德。假如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甚至是由于太妄自尊大而不能战斗，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是中国。中国人本质上有一种宽容和友好的态度，他们表现出谦恭有礼，并希望别人礼尚往来。假如中国人选择另一种行为方式，他们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但是，他们仅仅渴望自由，而不期望统治别人。不过，假如其他民族强迫中国人为自己的自由而战，那么他们完全可能放弃自己美德，学会做自己命运的主宰。而现在，尽管他们二百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但他们并不特别偏爱绝对的统治权。
虽然中国一直战火连年，可是中国人本质上十分爱好和平。中国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诗，韦利先生翻译为《折臂老人》，作者将一个自己折断手臂以逃避从军的老翁当作英雄来歌颂。这在其他任何国家是少见的。他们的和平主义植根于深思熟虑的思考。事实上，他们不期望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东西发生变化。正如他们的绘画表现出来的那样，中国人把观察不同种类的生命现象看作是一种乐趣。他们不希望从预想的样式中减少任何一样东西。中国人没有西方民族中占支配地位的进步的观念，并且提出了使人们行为冲动的合理化问题。毫无疑问，进步是我们西方的一个非常现代的观念；我们将进步部分归功于科学和工业主义。有文化而保守的中国人，今天的谈话仍然遵循他们最早的圣人著作中阐述的思想。假如有人指出这表明中国人在思想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步，那他们将会说："当你已经享受完美的生活时，为什么还要去寻求进步呢？"起初，这个观点在一个欧洲人看来是消极的，但随着我们智慧的增长会逐渐对我们自己的明智产生怀疑。人们会开始想到，那么多我们称之为进步的东西，其实只是一种无休止的变化，而没有使我们接近我们所希望的目标。
把中国人在西方寻找的东西与西方人到中国寻找的东西作一个比较是很有趣的。中国人到西方寻求知识，希望知识能为他们提供获得智慧的途径。我担忧他们这样做常常是徒劳的。白种人带着三种动机到中国去；去打仗、赚钱、教中国人改信上帝。这三种动机中最后一种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因而激励了许多人的英勇献身精神。但是，军人、商人和传教士企图把我们的西方文明强加于中国。所有这三者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侵略性的。中国人无意于强迫我们改信儒教。他们说。"宗教有许多，道理只有一个。"中国人是很好的商人。但是他们经商的方法，完全不同于那些在中国经商的欧洲商人。这些欧洲商人总是不断地在那里寻找租界、垄断商品、铁路、矿藏，并竭力依仗炮舰政策去满足他们的掠夺野心。中国人决不会如此。通常中国的军人并不好战，他们一般知道别人要求他们进行作战的理由，还不值得用打仗来解决问题。这只证明中国人是十分理智的。
我认为，中国人的那种忍耐性，远远超过了欧洲人在本国经历中任何可以想像的限度。我们自以为忍耐，只不过比我们的祖先更自制。我们西方国家仍然在实行政治和社会的迫害。这种迫害如此之多，可有人还要我们坚信我们西方的文明和生活道路永远优越于其他民族，以致于当我们遇到像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时，有些人还想让我们确信西方人对中国人可能做的最大喜事是迫使他们像我们一样。我相信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我看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即使他是一个可怜而贫穷的人，也要比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快活。之所以中国人更快活，因为中国是建立在比我们西方人更加人道、更加文明的观念基础上的。不安定和侵略好战不仅会导致明显的罪恶，而且会使我们生活中充满不满情绪，剥夺我们生活的美好享受，并使我们几乎丧失善于沉思的美德。在这方面，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社会的生活变得迅速恶化了。我不否认中国人在与我们西方人不同的生活方向上走得太远了；但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将使双方都能获益。
中国人可以从我们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最高实际效率的品质，而我们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正是这种沉思的明智使中国的文明得以保持，而其他民族的古代文明却早已消亡。
当我前往中国时，我是教书去的。但我认为我在中国逗留的每一天我要教给中国人的东西甚少，而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甚多。我发现，已经在中国长久生活的欧洲人与我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然而，那些来中国时间不长的欧洲人，或只想来中国挣钱的欧洲人，与我的看法大相径庭。他们之所以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向中国人学习的，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我们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发达的工业企业。但是，那些值得智慧、审美或简单生活享乐的价值的人，将会在中国发现许多在疯狂和骚乱不安的西方国家已不复存在的东西，会乐于与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生活在一起。我真诚地希望中国人能从我们西方学习科学知识。同时，我也热忱地希望，作为一种报答，中国人能给予我们巨大的忍耐精神和善于沉思的恬静心境。
中 西 文 化 的 比 较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及历史传统的不同，中西文化无论在宇宙观、伦理观、
四周环境的人与事皆熟习而生情，所以他们对大自然便产生一份敬意，不会肆意破坏自然万物。由于中国文化建基于农业，因此，中国文化以「顺应自然」为要，以天人合一为根本精神。
西方文化以希腊文化为根本，而希腊文化则发源于商业贸易。基于希
腊商业文化以向外拓展殖民为主，是以希腊人重视航海科技及天文知识，从而培养他们产生「征服自然」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成为西方文化的传统。
（二） 中国文化重视伦理，即所谓「先人格而后学问」，士人先注
重德性的培养，然后才讲究知识的探讨。中国人重视伦常纲纪，反视知识为末流。
西方文化则有「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尝言︰
「吾爱吾师柏拉图，胜于余物。然吾爱真理，胜于吾师。」西方人由此逐渐养成了这种真理独立于人事的传统，科学得以昌明。
（三） 中国文化以孝为本，对家庭观念非常重视，是以「六经」皆
教训士人重视家庭伦理，以孝道作为一切德行的基础，即所谓「百行孝为先」的意思。由此可知，中国文化以亲亲为大，家庭伦理是中国人道得生活的核心。
西方文化则重视个人（Individual）。西哲以为家庭的成立，最初实
起源于自然生理的血缘关系；而家庭恒为个人的束缚。人此他们提倡家庭
成员应互相尊重对方意愿，家庭联系也不可太紧密。而且欧洲小国林立，国际战争剧烈，人民要依靠国家保护自己，对国家自然亲厚。由此可见，西方存有重团体多于重家庭的文化传统。
（四） 中国文化重直觉体悟，西方文化则崇尚理智。
中国人重视日常伦理，是以重视个人的感悟。这正是孔子所说的「默
而识之」；孟子所说的「尽心而知性，知性以知天」；禅宗六祖慧能所说的「明心见性，当下即悟」的道理。由于中国人重自然与人生的冥合，因而对自然的认知，便在体悟，而不在于客观的研究。
西方哲学纶说务必详尽，而且依赖抽象思维、逻辑推论和客观经验。
（五） 中国文化自始即注重日常伦理的实践，一切知识均用以促进
人际间的和谐，所以俗语有云︰「洞悉世情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就表明中国文化重视知识的实用性，而不欲把知识分割得太琐碎，失掉知识对人伦生活的应用价值。换句话说，知识为人生服务才有价值。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比较
3.1中国文化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板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国文化形成富于特色的性格。
3.1.1人文传统
有别于其他重自然（如希腊）或超自然（如印度、希伯莱）的文化类型，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被推尊到很高地位，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在中国繁衍的各种宗教也熏染上厚重的人文色彩。当然，中国的“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类群，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与文艺复兴开始在西方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分属不同范畴。
3.1.2伦理中心
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又在文明时代得到发展的宗法传统，使中国一向高度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以“求善”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同希腊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格。科学型文化对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分别作纵向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得到充分发展；而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不讲或少讲脱离伦常的智慧，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伦理成为出发点和归结点。以至中国文学突出强调“教化’动能，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教育以德育统驭智育，人生追求则以“贱利贵义”为价值取向。
3.1.3尊君重民。
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去抗御外敌和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来自专制君主。因此，“国不堪贰”的尊君传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如此方能为朝廷提供赋役，保障社会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社稷家国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之虞。因此，“民为邦本”的民本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尊君”和“民本”相反而又相成，共同组成中国文化的一体两翼
3.1.4中庸协和。
崇尚中庸，是安居一处，以稳定平和为旨趣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显示出中国式智慧的特征。这种中庸之道施之于政治，是裁抑豪强，均平田产、权利，从而扩大农业一宗法社会的基础；施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异中求同，万流共包；施之于风俗，便是不偏颇，不怨尤，内外兼顾；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则是执两用中，温良谦和的君子风。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是一种顺从自然节律的精神，它肯定变易，又认同“圜道”，这显然是农耕民族从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周而复始现象中得到的启示。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描述的封闭式循环序列，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概括。
3.1.5延绵韧性。
中国文化是从“农业一宗法”社会的土壤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农业一宗法社会提供一种坚韧的传统力量，伦理型范式造成顽强的习惯定势，而先秦已经形成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精神，使中国文化的认同力和适应力双强。“认同”使中国文化具有内聚力，保持自身传统；“适应”使中国文化顺应时势变迁，不断调节发展轨迹，并吸纳异域英华，如此，中国文化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化，都出现过大幅度“断层”，甚至盛极而亡，令人在凭吊间油然而生“白云千载，人去楼空”的感慨。唯有中国文化，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宕中传承不辍，在数千年发展中，各代均有斐然成就。以文学论，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奇峰叠现；以学术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此伏彼起，蔚为大观。这种在一国范围内，文化诸门类的发展序列保有如此完整连续的阶段性形态，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特例。
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世界统一市场扩及到东亚，中国延续数干年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政体趋于瓦解，社会进入近代转型阶段，文化的器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观念层面变革的任务渐次提出。然而，近世中国尽管呈现“干古之奇变”，但悠悠岁月铸就的传统，作为一种动力定型和深层底蕴，仍旧或显或隐地施展影响，中国现代文化必然在中与外的交织、古与今的因革中演化，如滔滔江河，后浪逐前浪，奔流不息。
3.2世界文化特点
世界古代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也是世界古代文化史演变的历史轨迹。文明初启，当原始先民学会打制第一片石器工具的时候，人猿相揖别，人类遂在不断地改造社会的同时也在改造着人类自身，一点一点地积累着进步，也一点一点地创造着文化，最终铸就了丰厚的古代文化的遗产，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篇章。与从14世纪开始的近现代世界文化相比，在本卷所叙述的范围内的文化，自有其特点。夸夸大端，难以尽述。在这里，我们要略加提及的几点是：
3.2.1世界文化滥觞阶段的多元特征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创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独立进行的。可见，世界文化的起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这一点显然与那些持文化中心一元论的观点不同。事实已经证明，认为世界文化起源于埃及的论点为谬说，埃及的金字塔与墨西哥的金字塔都是那个地区人类的独特创造；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也证明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为谬说，泛埃及主义的世界文化一无论可以休矣。
周谷城先生在纵谈“世界是多元的整体”时强调指出：“国际文化在早期就表现出多元的特征”，“古代世界可以分为六个独立的文化区域：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中美墨西哥。它们各有特点，自成一套系统，齐头并进”。周氏之论，当然是他于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第1卷）有关论述之延续与发展。不管怎样，周先生的论点及其六个独立文化区域的说法是有启发意义的。我们在本书中所论述的世界文化的古老源头则包容了更多的文明区，加上不在本书中述及的中国文明就有八个之多，此说是否可取，我们尚不敢自信，有待检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世界文化之浩瀚，原是由多个源头的汇聚合流而成，本卷所提出的事实，足资证明它是多元发生与多元组成的，这一点似是不容质疑的。
3.2.2世界古代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这种木平衡是由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的，而这种格局在古代世界看得尤其分明。不是吗？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谷分别出现了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这之后过了1000多年，即在公元前2500年在印度河流域诞生了古代印度文明，继后在公元前2100年产生了中华古文明，公元前2000年出现了爱琴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而与其相邻的广大地区尚处于律莽之中。至公元前1000年，西方古典文明（希腊、罗马文明）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公元1－2世纪前后，在欧亚大陆，自西向东形成了四个大国并存的局面（罗马一安息一贵霜一汉），并各自成为欧亚大陆文化发展的中心。在这四个大国中，就综合国力与文化发展的水平而言，罗马帝国与汉代中国可谓是难分轩轾，而安息与贵霜则不能与它们相比。迄至公元初期，在美洲才诞生了玛雅文明，但即便在此时，北亚、北欧、中欧、南非、美洲的大部分和整个澳洲等广大地区，仍处于原始社会。
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进入中古以后仍继续存在。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在亚欧大陆，南方农耕，北方游牧，前者因富庶而发展较快，后者因贫穷而发展迟缓，于是出现了从公元前二千纪中叶起迄至公元13世纪，游牧世界各部族先后对农耕世界掀起的三次历时长久的迁徒和冲击浪潮。
古代世界历史的这种不平衡发展，造成了古代世界各国与各地区文化发展上的差异。总的来看，在上古时代，文化上特显异彩的是中国古典文化、印度古典文化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在中古时代，亚洲文化（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阿拉伯文化）要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文化，而此时世界其他地区与国家文化的发展水平，则不及亚欧大陆。
3.2.3世界古代文化的闭塞性与闭塞的相对性
世界古代文化发生与发展的闭塞性特征受制于当时社会物质生产力的水平，吴于廑曾指出：“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社会农本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在最大限度上实行自给自足，为谋生而非为牟利，为消费而非为交换，因而必然具有闭塞性。”而打破这种闭塞状态，也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在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不同地区与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必然增多，这就有利于闭塞状态的打破，这种交往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和平的交往，如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从塔里木河到葱岭、中亚细亚，然后向西延伸到地中海），它是古代中国与西方的一条商道，也不啻是一条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暴力的交往，如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的扩张、阿拉伯帝国的征服与蒙古人的西征等，对打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闭塞、促进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与交汇都起了重大的突破作用。我们从古代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世界化的进程中，更看到了古代社会在孤立与闭塞中仍存在着不绝的交往，这说明古代各地区之间的闭塞只有相对性的意义。
但是，人们也不能对古代史范围内这种各民族与国家间的横向联系与交往估计过高，这种相对闭塞不可能完全改观，有些地区甚至仍处于和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如美洲的玛雅文明，曾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但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由于孤悬于海外，与外界缺少横向的联系与交往，因此长期停滞不前。不过，这种相对的闭塞状态的逐步打破，确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只是在人类步入近代社会之前，还不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不消说，这距近代世界之出现与近代世界文化之奠立，还有一段时代的间隔。
3.3中西文化的比较
世界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同，因此产生不同文化。今日世界文化的类型大体可分为东、西两大类。东方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主，其次是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以欧美文化为主。彼此异同点甚多，这里仅就主要方面扼要比较：
3.3.1历史渊源
中华文化历时五千年，渊源一贯，自尧、舜、禹至孔子，始成道统，经久不衰，世所罕见。汉唐以后，虽受外来文化影响，其核心却始终未有所动。 西方文化来源有三：希腊文化（其源于古埃及、巴比伦和爱琴文化）、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其由犹太教而衍变为基督教文化。其后加上意大利文艺复兴，始成西方近代文化。可见其源杂，其变多。
3.3.2民族性格
中国地理环境及多民族组成同一民族的特点易使中国人产生天人合一思想，崇尚自然，形成内向、中庸性格。
西方人种复杂，变迁多，好与自然争斗，性格外向，个性鲜明。
3.3.3经济
中华文化，是以农业经济为本位的文化。所以主静、轻商，缺乏扩张心理。 西方文化始于地少且贫的希腊，不能靠天吃饭。但面邻大海，便于通商。因此，商业发展较早且快。重商主义影响较大。
3.3.4伦理道德
中华文化的伦理基础．是父子，扩充到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尤重孝、梯。东方人在称谓上十分讲究，就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人的伦理道德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最重视的不是自我修养，而是发挥个性。第二，没有忠孝的伦理观念，少有长幼尊卑分别，视人人平等，重少数服从多数。
3.3.5政治
中国历来崇尚贤人政治，讲王道．或讲王霸道来之，都是人治。对人的要求远多于对法的要求。《论语》中说：“政者，正也。”以为人好，政治便一定会好。 古希腊即有法治传统，中间经过上千年曲折，终于逐步演变成现代法治。
3.3.6语言文字
中国文字的特点是一字一音、一字一形的方块字。它的缺点是不易掌握，影响教育普及；优点是具有艺术性，由此而发展出汉字独有的书法艺术。并且方块字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统一中有特殊作用，各地方言不同，但都认方块字，便于交流，不似欧洲人使用拼音，语言不同，文字便也不同。
西方人的文字由字母拼成，易读易写，便于普及，有利于科学文化的传播。但难赋于其艺术性．
3.3.7学术思想
中华文化以儒学为中心，即使有过百家争鸣，但都以“修已治人”之道、”内圣外王”之学为依归。总之是作人的文章。
西方文化重科学，即以物作主要对象，以征服自然为目的。而在人的自我修养上着力不多。
3.3.8宗教
中国人重视敬天、尊祖，各有所宗。宗教则宗在一点上，或某神，或上帝。所以在中国，宗教不大发达。
3.3.9艺术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在中国，诗、书、画不分家，追求神和形、天和人等等一切的和谐美。
西方则不然，他们的文化主要源于基督教，主天人相分，追求个性解放。
论 中 西 文 化 比 较
所谓中、西文化比较，便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所谓中国文化，便是以儒、释、道为代表的文化。所谓西方文化，便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之中，以儒家为主，也可以说，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担当了中国主流文化的角色。基督教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教派，但它们都共同信仰《圣经》，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始至今，基督教一直都是西方人的共同文化。如果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西方文化的角色非常明确、简单，一般为基督教文化即可。但中国文化的角色却不尽然，它的大角色有三种，即儒、释、道。中、西文化的比较当然可以将儒、释、道三大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进行比较，但作为中国几千年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也确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较。所以，今之《论中西文化比较》主要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主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较，至于释、道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比较，待日后再论。
中、西文化的根本是差异，若从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内核相比较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正相反，好似你上我下，我左你右。对于中、西如此之大的文化差异，我们每一个关心、重视中、西文化的人都应给以万分的关注。下面将中、西文化的部分核心理念逐一进行比较。
一、关于天命
天命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所有的思想都是围绕天命而展开的。我们所熟知的有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君子三畏，畏天命。
基督教对天命疾恶如仇，恨不得将其斩于刀下而后快，有经为证：“但你们这些离异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不喜悦的。”（《旧约.以赛亚书》65：11-12）天命在耶和华眼里是可恶的，是他不喜悦的，为什么呢？无非就是恐天命夺了他的宝座。其实耶和华根本无法与天命相比，天命才是耶和华的上帝。耶和华出世这才几天？按《圣经》写成时满算不足7000年，而天命已存在几百万年了。换言之，天命使猿成人，人造了耶和华，照此说，天命不是耶和华的上帝吗？
二、关于对神的态度
《论语》有孔子语录：“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从此可以看出，孔子对神的存在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明确地告诉你，对神最好还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基督教的神是耶和华、是耶稣、是圣灵。“神掌管世界。神是最高的君主。神是最高的统治者。”（《旧约.诗篇》96、97、98）耶和华还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神。”（《旧约.以赛亚书》44：6）
对神的态度不仅仅在于是否承认神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由于神的排他性所产生的恶果。耶和华要掌管世界、它是最高的君王、最高的统治者、它是唯一的真神，那其他的神呢？如伊斯兰教的真主、道教的老子、佛教的释迦牟尼等等。它们能够承认耶和华是最高的统治者、最高的君王、是唯一的真神而且要掌管世界吗？如果不承认，冲突便无法避免。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根本冲突说到底就是冲突在耶和华和真主究竟谁是世界的唯一真神这个问题上。所以说，神的存在一定会演变成冲突，这种冲突有时会延续几千年之久，使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巴、以是也。
孔子的思想是对神的存在既不否定也不肯定，所明确的是要对神敬而远之，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冲突与战争。能够避免冲突与战争，最大的受益者莫为普通百姓。孔子对神的态度的思想核心就是尽可能的使普通大众更长久地享受到和平阳光的温暖。
三、关于造物主
在孔子思想里我们找不到关于造物主的论述，所以几千年来儒家思想并不十分关注造物主的问题。儒家思想对待造物主的态度就总体而言是没有肯定与否定造物主的存在。坦率地讲，人类若想确定谁是造物主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搞不好就会引发争议，造成冲突。
按照《圣经》的教条确定，神（耶和华）创造了世界万物。按照《古兰经》的教条真主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按照道教的神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界万物的造物主是道。按照佛教的理念，世界万物是空的所以说根本就不可能有造物主。这就非常奇怪了，究竟谁是造物主？世界究竟有否造物主？我们能够相信谁？
对于这几千年的我们人类来讲，确定谁是万物的创造者的确非常困难或者说基本不可能，上述各宗教对造物主的不同确定就足以说明此观点。由此看来，还是孔子对待造物主的态度最现实、致用，为不置可否，因为人类实在是没有确定谁是造物主的能力，至少截至到目前。
四、关于对待善恶的态度
1、人之初的善恶
《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孟子道性善。”《三字经》中有：“人之初 ，性本善。” 按儒家的论断，“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四书集注.孟子.滕文公上》）根据儒家的确定，“人之初”是“性本善”的。 按照基督教的观点，由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而产生了原罪，另因亚当、夏娃为全人类的祖先，所以这一罪过成为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并为人类一切罪恶的根由，这种罪恶与生俱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的定义是：人之初，性本恶。
在人之初是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上，基督教与儒家及中国文化的态度正相反。
2、处理善恶的方式
《中庸》有“隐恶而扬善。”隐恶扬善是儒家及中国文化处理善恶的典型方式。对此孔子也有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孔子对待扬善的态度自不必说，因为孔子本身就是一个扬善的圣人，孔子对待恶的态度也是认为以隐为好。中国有句俗语：“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从这个规律上讲，恶有易于传播、易于感染的特点。如果让恶易于传播、易于感染对于除恶来说不仅丝毫起不到帮助作用，反而会是恶愈来愈多，加大除恶的难度。除恶的关键实在是不在于让恶事传千里而是应将恶该隐的隐下来，换用确实行之有效的方法积极地去解决除恶的问题，这才是儒家隐恶扬善的真正目的。现今社会生活中各种媒体将大量的恶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显恶的主力军。另一方面执政D又大力控制各种媒体暴露罪恶的力度，美其名曰稳定压倒一切。为什么？究其原因就是如果不控制显恶的力度，整个中国将会变得更加灰暗，还会使许多人对未来失去信心，增加绝望的心理，成为动荡的诱因等等。另外，恶行的巨大示范与教唆作用还会使得原局面变得更加糟糕、混乱而一发不可收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显恶的所谓功效并没有给除去这些恶行带来多大帮助，反而使得恶上加恶、愈
来愈恶了。在中国，如不尊重儒家隐恶扬善的规律，我们所能得到的必将是越来越多的恶行！
基督教与儒家正相反，它是显恶扬善（尽管善的标准与儒家大相径庭）。《旧约.耶利米哀歌-4：22》中有：“耶和华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新约.路加-8：17》中还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在基督教文化中，显露罪恶是上帝的教导，子民个个虔诚地显露罪恶，其目的就是要向上帝表示敬畏与顺从。显露罪恶还可以证明：A、按上帝的旨意显露罪恶。B、世间人人都有罪。C、人确有原罪与本罪。在基督教文化中，通过终年不断地、全面地显露罪恶还可以增加对上帝的敬畏，越是显露罪恶越能够敬畏上帝，因为是上帝旨意我们显露罪恶。有了对上帝的无限敬畏，子民就可以更加容易地去践行上帝所规定的善，最终用上帝所规定的善去击败上帝所认为的恶即显恶而扬善。这就是西方世界为什么铺天盖地般的显恶不但没有影响其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反而会促进其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3、善的不同标准
中国有隐恶扬善，西方有显恶扬善，尽管对恶的处理方式不同，但对善还都是采取弘扬的态度。但遗憾的是中、西双方针对善的标准却大有不同。例如，中国有隐恶扬善，按中国的标准，隐恶就为善。西方有显恶扬善，按西方的标准，显恶就为善，这样看来善的标准正相反。中、西文化各认为是善但标准却正相反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此不赘叙。
五、关于国家
在中国，在儒家，国家的概念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价值源泉，它出自孔子，“孔子曰：‘有国有家者。’”（《论与.季氏》）《孟子》中也有多次“中国”的表述，其他儒家经典也有“中国”的记述。由于中国不同于西方一直是神主宰一切的传统，它的价值系统基本都建立在人与国家之上。换言之，中国有许多的价值系统都是以人和国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国家，几千年来在它之上所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非常宏大，例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泰民安、国难当头、国破家亡、保家卫国、为国捐躯、精忠报国、为国争光、热爱祖国等等。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新约.启示录—11：15》的经文。按照上帝的旨意，世上的国已经全部成了他的国，世上就没有国了，他的国就是天国。（“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新约.马太福音—7：21》）按照基督教教义，地上是不允许有国存在的，如果地上有国存在，实际上就等于侵犯和剥夺了上帝对万物的所有权，那是万万使不得，也是不可能的。另因为世上的万物包括人都是上帝所造，（“因为万物都是神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的，一概都是籍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新约.歌罗西书—1：16》）既如此，所有权理所当然应全部归于上帝，（上帝说过：“世人都是属于我的。”《旧约.以西结书—18：4》）归于上帝的天国。上帝因在天上居住，所以他的国自然在天上。
儒家与中国文化承认现实国的存在并在其上建立众多的珍贵价值系统是因为没有上帝的存在。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在天国建立众多珍贵价值系统并不承认现实国的存在是因为上帝的存在。对于儒家与中国文化而言否定自己现实国的价值系统及理念去承认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天国的价值系统及理念是不可能的。针对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来讲，摆脱天国的价值系统及理念去认可儒家及中国文化的现实国的价值系统及理念更是不可想象。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导致现实中
经常出现许多作为中国人认为非常荒唐而西方人却认为再正常不过的激烈冲突。例如，在国家的观念上中国人会认为，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他们会分得很清楚但自己的还存在。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有现实国的理念，此时一点儿也不存在上帝的影响。在天国的观念中西方人会认为，你的不是你的，我的不是我的，你的我的全都是上帝的。这时你会发现，你的已经不存在了，全部归了上帝。最后上帝又将它全部给了信仰上帝的西人，有经为证：上帝说，“凡是你们脚掌所踏入之地都必归你们。”（《旧约.申命记》11：24）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天国的概念，此时是上帝在决定着他们。
六、关于法律
儒家没有法律的概念；中国古时大概也没有法律的概念，儒家有法和律的单独概念。之所以现在有法律的概念，大概是《圣经.律法书》的影响所至吧。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所言“政、刑”大概就是今天的法律范围，“德、礼”大概就是现今的道德范围。孔子的这段圣言其实就是今日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理论根源。在孔子看来，治理国家应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刑”，也就是法律层面，这样只能够“民免而无耻”。另一个是“德、礼”，也就是道德层面，它可以使人“有耻且格”。按照孔子的圣意，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只能使得民众不敢去做违反法律的事，但他们还不知道违反法律是可耻，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层面。依靠道德去治理国家，民众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可耻而不去做违反法律、道德的事了，这是一个相对较高的层面。我国几千年来重视用道德、法律相结合治理国家的传统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儒家看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虽不可偏废，但就其二者的关系来讲，法为末，德为本。治理国家最终靠的是德治，这是儒家的价值系统。
在基督教文化看来，法律的地位仅次于上帝。因为神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诅咒的。”（《新约.加拉太书》3：10）另外，《圣经》开宗明义的首部书就是 《律法书》，其中包含《创世纪》等五部分共187章。《圣经》还有“信赖、喜爱、深爱耶和华的律法、顺从耶和华的律法、因为耶和华的律法而蒙福、决定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因耶和华的律法而安稳、因耶和华的律法得安全。”（《旧约.诗篇》）等等等等的教条。《圣经》还有耶和华众多的律法、律例、诫命、典章、法度、吩咐等等。耶稣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新约.希伯来书》8：10）耶稣还说：“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新约.路加福音》16：17）
从以上我么可以看出，法律在基督教文化中是一个无比重要且相当庞杂、硕大的价值系统。在它之外我们几乎找不到类似儒家的道德价值系统。事实告诉我们：鉴于法律，儒家在它之上建有一套它自认为更为重要和有效的、被称之为本的道德价值系统，而法律相对道德而言则被儒家称之为末，其地位不言而喻。基督教文化则正相反，法律在它看来是占据着除上帝以外最重要的地位而道德的轻微则可以忽略为不计，这就是中、西文化在法律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正是由于此而产生了不知多少的单、双方，内、外部的激烈冲突与争斗！
七、关于自由与民主
在儒家的众多价值体系中我们找不到自由和民主的位置。换言之，作为儒家它始终就未发育出自由和民主的思想。也可以说，几千年来，基督教的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在儒家文化中一直是个空白。
自由出自上帝，上帝缔造了民主。耶和华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
由。”（《旧约.利未记》25：10）耶和华还说：“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旧约.申命记》1：13）所谓自由其本质就是摆脱一定的束缚而按自己的意志行动。所谓民主其本质就是多数人的统治。
自由与民主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理念，它们都是上帝创造而成。自由与民主的精神为西方社会的发展与前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如今自由与民主的思想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对于儒家与中国文化而言，由于没有西方那样的上帝存在，它的价值系统及理念有相当的部分建立在了皇帝这个中国这一大群人的总头领和国家这个基础之上了。针对在一般众多个体身上建立独立的价值系统及理念也就是西方的所谓个人主义而言，儒家与中国文化则相当匮乏。由此看来，在中国不可能产生象基督教那样按照自己（个体）的意志去摆脱束缚的自由的理念与思想。
在华夏这片大地上，从尧舜开始至大清结束，各朝代所实行的完全都是一种模式，即个别或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就今天而言，这种模式还在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统治结构）由于此，儒家和中国文化完全没有机会和可能产生象基督教文化那样的以大多数人统治为本质的民主。
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观察，自由与民主的历史背景和悠久传统可追溯到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公元4世纪，至今已近2000年了。也可以说，在西方文化中自由与民主的思想与实践已有近2000年的时空了，自由与民主对西方文化而言可以说是土生土长、驾轻就熟。由于文化与历史的不同，儒家和中国文化一直没有并很难产生象基督教文化那样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所以说将基督教文化的自由与民主理念应用在中国应该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决不能简单化，期望一蹴而就。否则肯定会引发动荡、得不偿失、祸国殃民！
八、关于和合与分裂
孔子有“和而不同”的圣言，孟子有“定于一”的圣言，孔子的学生有子也有“和为贵”的名言。儒家“和”的思想最终目的是要求达到一的稳定，换言之，儒家“和”的思想最终目的是追求稳定，其手段是“定于一”，也就是只有合成为一，才能最有效的达到儒家认为的最稳定状态——平天下。例如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种文字，所谓“书同文，车同轨”是也。几千年来，由于儒家“和”及“定于一”的思想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传统，它的形成又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和延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基督教文化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主张分裂。《圣经》将上帝分裂为三个位格，即耶和华、耶稣、圣灵。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天主教又分裂出新教，东正教又分裂出俄罗斯正教、希腊正教等。俄罗斯正教还有一个派别，名曰分裂派。
基督教主张分裂的原因是上帝造成的，他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的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新约.路加福音.分裂的原因》12：
51）“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住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耶和华说：‘看那，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地上。’”（《旧约.创世纪》11、12）上帝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上帝还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新约.马太福音》10：34、23：7）
由于上帝创造了分裂，所以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宗教是分裂的、地上的国是分裂的、党派是分裂的、家庭是分裂的、语言文字是分裂的等等，在地上也以追求不太平为目的！
儒家及中国文化追求的是和，通过和达到统一(合），由统一（合）达到最终的稳定——平天下。基督教及西方文化追求的是分裂，即采取各种形式纷争，由纷争达到分裂，由分裂造成不稳定，即天下不太平！回顾历史可以证明，儒家及中国文化是按照其和合——稳定——天下太平的价值系统发展的。基督教及西方文化是按照其分裂——不稳定——天下不太平的价值系统发展的。两套截然相反的价值系统共同存在于一个现实之中，这就是当今的世界景象！
九、结束语
儒家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西方文化真正将双方的手握在一起至今还不足200年，之前，对于双方来讲，基本上不了解对方，再大胆一点说双方根本就不了解对方，所谓的那一点了解也根本不足以构成两种文明的真正对话。所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双方互为不知对方，对于对方文化的形成、脉络、特点与发展更是知之甚少，特别是双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肯定会使初识的双方有所不可思议。即使今日，双方在最深层次、最广泛领域了解对方的人也不是很多，因此在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着诸多的对立、隔膜、怀疑、争斗等等。当然，这些现象的产生对于两大文明种类的大融合来讲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和正常的。
儒家及中国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是世界二大文明种类，它们肯定会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连续不断地进行愈来愈深入的融合，但前提是双方的互为深刻地了解。因此，用比较宗教、比较文化的方法去比对双方是互为深刻了解对方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
最后，由于儒家及中国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核心理念丰富，相对一般理念众多，所以此文不可能将其一一进行比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它们有多少理念，其结果都是差异而且巨大。我们结论中、西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能够正确和清醒地对待西方基督教文化，对其决不能轻率和盲从，否则会欲速不达、祸国殃民！
梁濑溟认为中国人是"依存者（dependent being）"，必须为一种责任而生，我行我素，一意孤行都不是好的状态。
中国传统对人的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给任何一方下定义。
西文文化中的自我界限是比较好区分的。自我即是有形的个体，没有任何附带关系，自我就是自己本身。这种自我的范围比较小，自我的行为完全是以自己内在情感、动机和价值系统为转移的。在西方人看来，个人的行为完全是其内在的情感、动机和价值观所决定的，所以他们通过充分发挥个人的品质和潜能，通过个人奋斗来获取自我的成功，得到社会的承认。而在中国文化中，自我范围就比较大，自我不仅包括自己本身，更多的时候还代表着自己的家庭、至亲甚至自己的种族，这个我可以说是一个"大我"。这种文化中的个体，在选择自己行为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自己内在的需要和情感，更多的是要反映他人的利益和期望。
西方文化是扩张的、外化的，是外倾性的文化，个人高于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是以罪感为典型的社会；而中国文化是内敛的、内化的，是内倾性的文化，
强调集体主义、社会取向、情景中心，需要把社会的要求、他人的要求化为自己个人的要求，是以耻感为特征的社会。
[转帖]中西文化的比较
文/Bertrand Russell
今天，在自称天朝帝国的中国，中西文明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交流。这种交流能孕育出一种比目前中西文明更好的新文明呢，还是仅仅毁坏中国本民族的文化，并用美国式的文明取而代之？这依然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常常被证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向埃及学习，罗马向希腊学习，阿拉伯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向阿拉伯学习，而文艺复兴的欧洲又向拜占庭帝国学习。许多这样的交流表明，作为落后国家的学生能超过作为先进国家的老师。对于目前中国发生的情形，如果我们把中国人看作是学生，那么中国人一定能再次超过我们西方人。事实上，如同他们向我们学习一样，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但是，我们向中国学习的机会显然是太少了。假如我把中国人当作学生，而不是把西方人当作学生，只是因为我担心我们西方人不可教化。
在这篇文章里，我只想涉及由中国和西方国家交往引起的有关文化方面的问题。
除了16世纪西班牙和美洲之间的文明交流外，我认为在这以后的一段漫长的发展时期，没有任何一个两种文明的交流的例子能像中国和欧洲这两种文明交流那样典型。考虑到这两种文明的显著特点，欧洲和中国的文明能够不太困难地互相理解是令人惊讶的。为了更加明确地认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略为讲述一下这两种文明的历史起源。
西欧和美国实际上有着类似物精神生活，这精神生活可以追溯其三个来源：
（1）希腊文化；（2）犹太宗教及其伦理；（3）现代工业主义——它是现代科学的一个成果。我们不妨可以将柏拉图、旧约全书、伽利略看作这三种要素的代表。它们至今依然各自独立地存在于世。从希腊人那里，我们学得了文学和艺术，哲学和纯数学，以及许多社会生活中温文尔雅的礼节。从犹太人那里，我们学得了狂热的信念即所谓的"信仰"，由善恶观念决定的道德热情、宗教偏见和某些民族主义的东西。从应用于工业的科学中，我们学到了力量和力量的意识。我们就是上帝的信念，相信我们能成为无科学知识的民族生死存亡的真正主宰。我们也学得了以经验为根据的方法，依靠这些方法，我们能获得大多数真正的知识。我认为，这三种要素能够对我们欧美精神作出基本的解释。
除了希腊文化曾间接地影响过中国的绘画、雕刻和音乐之外，这三要素中没有哪一个要素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扮演过明显的角色。中国在其开化的历史始端，便属于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巨流。在这条巨流中的埃及和巴比伦文化，影响了希腊人和犹太人，从而为我们西方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正如埃及和巴比伦的文明是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富庶土壤的奉献一样，中国自身的文明是黄河的奉献。甚至在孔子的时代，中华帝国的疆域还主要在黄河流域一带。但是，尽管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相同，中国人的精神观念和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精神观念的共同点都微乎其微。老子和孔子都是公元前世纪的人，但他俩都已经具备了我们所认为的现代中国人的显著特性。把任何东西都归因于经济
的人，将难以解释古代中国人与中代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之间的区别。就我而言，对此没有可以选择的理由可提供。目前，我并不认为科学可以完全解释民族的性格。气候和经济环境能够对一个民族的性格作出部分的解释，但不能作出全部的解释。一个民族的性格，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形成时期的主要人物——如摩西、穆罕默德、孔子这样的人的个人性格。
最早的著名中国哲人是老子，他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并不是一个真的人名，仅仅是意指"老哲学家"。据传说，老子年长于同时代的孔子。我对老子的哲学远比对孔子的学说更感兴趣。他认为，每一个人，每种动物和每一样事物都有自己本来就具有的某种方法和行为方式。我们应该使自己活动的方法和行为方式与事物本来就具有的方法和行为方式协调一致，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道"是"道路"的意思，但在实际运用中或多或少带有神秘的意义，如所谓"‘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我认为，老子幻想死亡是对"道"的背离造成的。假如我们所有的人能严格按照自然的要求生活，我们的生命就能像宇宙万物那样的永恒。在以后的年代里。道家学说日渐蜕化为一种迷信魔法，基本上和研究长生不老的炼丹术联系在一起。但是，我认为避世逃生的希望，原本就是老子首创的道家哲学中的一个要素。
老子的书，或被认为是老子写的书，都很简短，但他的思想由他的门生庄子弘扬发展了。庄子的思想比他的老师更有趣。老庄哲学倡导的是一种自由。他们痛恨政府，痛恨一切对人类天性的干涉。他们将现代人的生活与他们称之为"古代贤士"的宁静的生活相比，抱怨现代人的生活太匆忙。在道的学说中存在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味道．因为，尽管世间有生命的事物纷繁多样，但是道只是同一个观念的道。所以，假如一切生命都依据这个道，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存在竞争和冲突。这两位圣人，都已具有了中国人特有的幽默、节制和保守的性格。他们的幽默可以从庄子的著作《伯乐》中找到例证。在他笔下的伯乐是善于管养马匹的人，但他驯养的马却十有其五死掉。他们的节制和保守的特征与西方的神秘主义者比较起来是很明显的。节制和保守的特征融入了所有的中国文学和艺术之中，融入了今天教养有素的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之中。中国各阶层的人都喜欢开玩笑．并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取乐的机会。在有教养的阶层中，幽默是巧妙而含蓄的，以致欧洲人常常不能理解这种幽默，而这恰好增添了中国人的乐趣。中国人保守的习惯是很有名的。有一天，我在北京遇到一位中年人，他告诉我对政治理论有进行学术探讨的兴趣。从他的思想表现的价值观念看，我把他当作这个国家中具有新思潮的人。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曾是一个省的政府官员，并且许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中国人的诗歌明显地缺乏激情，这大概是他们同样保守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必然产物。他们认为一个明智的人应当永远保持冷静。尽管中国人在激动人心的竞争中也有激情奔放时刻，但是他们不希望这种激情在艺术中永存，因为他们本质上厌弃这种热情。我们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促使人们酷爱热烈。然而据我们所知，在中国的文学中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国的某些古典音乐是非常优美的，可是他们的古乐，弹奏的乐音是这样的微弱，以致只有一个人才能欣赏它。中国人在艺术中追求高雅，在生活中追求合理。他们不欣赏冷酷无情而坚强有力的人，也不赞赏易于表露自己激情的人。在西方过惯了喧闹生活的人，来到中国后首先会发现他们丧失了西方人孜孜以求的一切影响；但是，他们渐渐会看到生活的美和自我存在的尊严。因而，在中国生活最久的外国人，是那些最热爱中国的人。
虽然道家以炼丹士的身份侥幸求生，但还是被儒家从知识阶层中完全驱逐
了出去。我必须承认，我不能够正确地评价孔子的功过。他的著作大量地表述了日常生活繁琐的礼仪观，他主要关心的事是教导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举止得当。即使孔子的许多学说具有消极的因素，然而当你将孔子的学说与其他时代和其他民族的某些宗教学说比较，你必须承认孔子学说具有伟大的优点。孔子及其追随者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是一种没有宗教教条的纯粹伦理学说。这种伦理学说既不会产生一个有权力的传道者，也不会导致因政治或宗教信仰不同而带来的迫害。孔子学说无疑在培养整个民族高雅的举止风度和良好礼貌方面获得了成功。中国人的礼仪并非仅仅局限在言谈举止和人际交往方面，即使没有前人的规定，他们在许多情况下都能格守自己的礼仪。中国的礼仪并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阶层，它甚至存在于社会地位最卑下的苦力中。具有一种平静的自我尊严感的中国，在与白种人交往时，看到他们横蛮无礼就感到是一种耻辱，因为中国人不愿降低自己的人格，用无礼去对待无礼。欧洲人总把这看作是中国人的弱点，但殊不知这是一种真正的力量。迄今为止，中国人正是依靠这种力量战胜了一切企图征服中华民族的外国征服者。
有一种，也仅仅只有一种重要的外来因素，对传统的中国文明产生过影响，那就是佛教。早在公元初，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并在这个国家的宗教中占据了一定地位。用我们从犹太人那里接受过来的不容异端的观点来看，假如一个人同时接受两者的教义，会引起个人要么强调这个重点，要么强调另一个重点。佛教是一种用容易为我们理解的言词表达的宗教。它有神秘的教义、灵魂挽救的方法和对来世生活的描绘。佛教对于世界上想要克服人生绝望的人来说是一种启发。在佛教看来。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会自然产生绝望。佛教对现世生活持有一种本能的悲观主义态度，认为人们只有依靠某些佛教信条才能超渡苦海。儒教毫无这样的色彩。它设定人们在根本上能与整个世界和谐共处。儒教只是教诲人们如何去生活，但是毕竟不是激励人们去生活。儒家的伦理教诲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学或宗教教义的基础上的，它纯粹是世俗的。这两种宗教在中国和平共处的结果，造成越来越多的宗教信徒和善于沉思的人信奉佛教。但是，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行为标准与儒教一脉相承。儒教一直是中国的官方学说，并作为考察和选拔政府机构官员的准则。这样做的结果，致使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府掌握在文人式的怀疑论者手中；使政府的行政管理缺乏西方国家统治者所需求的那些充满活力和具有破坏性的特征。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与庄子清静无为的准则非常契合。这样的政 府造成的结果是，除了战争给老百姓造成苦难外，民众在一般情况下能享受生活的幸福。其统治的民族享有自主权；外国民族不必惧怕中国，尽管中国有着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
将中国的文明与欧洲份文明作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许多文明可以从希腊文明中找到。但是，中国文明中缺少我们西方文明中的其他两个因素，即犹太教和科学。中国实际上没有宗教，不仅上层阶级没有宗教，而且整个民族没有宗教。在中国只有朴素有限的伦理规范，这些伦理规范既不狂热，也不严酷，其中并不包含罪孽的概念。中国除了现在刚刚在受到欧洲的影响外，没有现代科学和工业主义。
古老的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进行交流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这里我不想谈及政治或经济，只想谈谈这种交流会对中国人的思想概念带来什么影响。但是，绝对脱离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问题来探讨思想观念是困难的，因为中西文化交往必然受到中西政治和经济交往性质的影响。然而，我希望尽可能单独地考虑文化问题。
当代中国人以极大的热情渴望学得西方的知识，不仅仅是为了富国强民，
抵抗西方人的侵略，而且是由于相当多的人们希望从西方文化本身学到有价值的东西。崇尚知识的价值，是中国的传统。但是过去只重视古典文学，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西方的知识更加实用。每年有许多学生到欧洲上大学，更多的人仍然是去美国，他们到那里去学习科学、经济、法律和政治理论。这些留学欧美的人归国后，大多数人成为教师、政府官员、记者或政治家。他们加速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特别是加速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中国的传统文明已经变得保守僵化，在艺术和文学的领域内已不能创造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我认为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任何衰弱造成，仅仅是缺乏新的材料。西方知识的涌入恰恰为中国文明的振兴提供了刺激因素。中国的学生很能干而且特别勤奋。中国高等教育苦于缺乏资金，缺少图书馆，但绝不缺乏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尽管迄今为止中国文明在科学方面有缺陷，但它从来没有包含任何敌视科学的东西。因此。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将不会遇到像教会在欧洲科学发展中设置的障碍。我敢断言，假如中国人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充裕的资金，那在未来的30年内，他们将会在科学上创造出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很可能会超过我们，因为他们具有勤奋向上的精神，具有民族复兴的热情。富有希望的中国表现出来的这种学习热忱，确实使人回想起15世纪意大利不朽的文艺复兴精神。
显而易见，中国人与日本人明显区别在于，中国人希望向西方学习的并不是那些能够给他们带来财富和增强军事力量的东西，而是乐意向西方学习具有伦理或社会价值的东西，或者完全是出于一种文化的兴趣。他们对我们西方的文明持批评的态度。一些中国人告诉我，在1914年以前他们很少批评西方，然而，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促使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的生活方式必然是不完善的。无论如何，人们习惯上把西方的智慧看成是非常有力的，也有一些年轻人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能给他们带来正在寻求的东西。中国人应当运用一种新的综合的方法，为自己开辟自我挽救之路。日本人采用了我们西方的缺点，并保持了他们自己民族的缺点。但是，难以希望中国人会作出相反的选择，即保持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点，并采用我们西方的优点。
我想指出，我们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的显著优点是对生活的目标持有一种正确的观念。人们必将期望这两种因素能真正逐渐结合起来．
老子在描绘"道"的作用时指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我想，人们可以从这些话所体现的思想看出中国人对生活目标持有的观念。它表明，中国人的生活目标与白种人为自己确立的生活目标截然不同。所有权，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是西方民族和个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些思想由尼采建立为一种哲学。尼采的生活信条并非只有德国人信奉。
也许有人会说，你已经将西方人的实践与中国人的理论作了比较；假如你将西方人的理论与中国人的实践作个比较，对比将显得非常不同，当然，这里确实包含着大量的真理。所有权是老子希望我们放弃的三种东西之一，它是令许多普通中国人望而生畏的东西。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是牢牢学握金钱的。可能他们掌握的金钱并不比法国多，但肯定多于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政治是腐败的。许多权柄在握的寡廉鲜耻，不择手段地聚敛金钱。这毕竟是不容否认的。
然而我注意到，由于中国人认为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是罪恶的，这对于我们西方人与中国人打交道带来一种确实的好处。中国人几乎没有西方白种人那种对其他民族的人民实行集权统治的欲望。就像我们通常把腐败与罪恶之类看作是造成一个国家衰弱的唯一原因一样，中国在世界上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中
国人的美德。假如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甚至是由于太妄自尊大而不能战斗，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是中国。中国人本质上有一种宽容和友好的态度，他们表现出谦恭有礼，并希望别人礼尚往来。假如中国人选择另一种行为方式，他们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但是，他们仅仅渴望自由，而不期望统治别人。不过，假如其他民族强迫中国人为自己的自由而战，那么他们完全可能放弃自己美德，学会做自己命运的主宰。而现在，尽管他们二百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但他们并不特别偏爱绝对的统治权。
虽然中国一直战火连年，可是中国人本质上十分爱好和平。中国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诗，韦利先生翻译为《折臂老人》，作者将一个自己折断手臂以逃避从军的老翁当作英雄来歌颂。这在其他任何国家是少见的。他们的和平主义植根于深思熟虑的思考。事实上，他们不期望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东西发生变化。正如他们的绘画表现出来的那样，中国人把观察不同种类的生命现象看作是一种乐趣。他们不希望从预想的样式中减少任何一样东西。中国人没有西方民族中占支配地位的进步的观念，并且提出了使人们行为冲动的合理化问题。毫无疑问，进步是我们西方的一个非常现代的观念；我们将进步部分归功于科学和工业主义。有文化而保守的中国人，今天的谈话仍然遵循他们最早的圣人著作中阐述的思想。假如有人指出这表明中国人在思想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步，那他们将会说："当你已经享受完美的生活时，为什么还要去寻求进步呢？"起初，这个观点在一个欧洲人看来是消极的，但随着我们智慧的增长会逐渐对我们自己的明智产生怀疑。人们会开始想到，那么多我们称之为进步的东西，其实只是一种无休止的变化，而没有使我们接近我们所希望的目标。
把中国人在西方寻找的东西与西方人到中国寻找的东西作一个比较是很有趣的。中国人到西方寻求知识，希望知识能为他们提供获得智慧的途径。我担忧他们这样做常常是徒劳的。白种人带着三种动机到中国去；去打仗、赚钱、教中国人改信上帝。这三种动机中最后一种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因而激励了许多人的英勇献身精神。但是，军人、商人和传教士企图把我们的西方文明强加于中国。所有这三者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侵略性的。中国人无意于强迫我们改信儒教。他们说。"宗教有许多，道理只有一个。"中国人是很好的商人。但是他们经商的方法，完全不同于那些在中国经商的欧洲商人。这些欧洲商人总是不断地在那里寻找租界、垄断商品、铁路、矿藏，并竭力依仗炮舰政策去满足他们的掠夺野心。中国人决不会如此。通常中国的军人并不好战，他们一般知道别人要求他们进行作战的理由，还不值得用打仗来解决问题。这只证明中国人是十分理智的。
我认为，中国人的那种忍耐性，远远超过了欧洲人在本国经历中任何可以想像的限度。我们自以为忍耐，只不过比我们的祖先更自制。我们西方国家仍然在实行政治和社会的迫害。这种迫害如此之多，可有人还要我们坚信我们西方的文明和生活道路永远优越于其他民族，以致于当我们遇到像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时，有些人还想让我们确信西方人对中国人可能做的最大喜事是迫使他们像我们一样。我相信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我看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即使他是一个可怜而贫穷的人，也要比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快活。之所以中国人更快活，因为中国是建立在比我们西方人更加人道、更加文明的观念基础上的。不安定和侵略好战不仅会导致明显的罪恶，而且会使我们生活中充满不满情绪，剥夺我们生活的美好享受，并使我们几乎丧失善于沉思的美德。在这方面，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社会的生活变得迅速恶化了。我不否认中国人在与我们西方人不同的生活方向上走得太远了；但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将使双方都能获益。
中国人可以从我们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最高实际效率的品质，而我们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正是这种沉思的明智使中国的文明得以保持，而其他民族的古代文明却早已消亡。
当我前往中国时，我是教书去的。但我认为我在中国逗留的每一天我要教给中国人的东西甚少，而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甚多。我发现，已经在中国长久生活的欧洲人与我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然而，那些来中国时间不长的欧洲人，或只想来中国挣钱的欧洲人，与我的看法大相径庭。他们之所以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向中国人学习的，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我们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发达的工业企业。但是，那些值得智慧、审美或简单生活享乐的价值的人，将会在中国发现许多在疯狂和骚乱不安的西方国家已不复存在的东西，会乐于与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生活在一起。我真诚地希望中国人能从我们西方学习科学知识。同时，我也热忱地希望，作为一种报答，中国人能给予我们巨大的忍耐精神和善于沉思的恬静心境。
中 西 文 化 的 比 较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及历史传统的不同，中西文化无论在宇宙观、伦理观、
四周环境的人与事皆熟习而生情，所以他们对大自然便产生一份敬意，不会肆意破坏自然万物。由于中国文化建基于农业，因此，中国文化以「顺应自然」为要，以天人合一为根本精神。
西方文化以希腊文化为根本，而希腊文化则发源于商业贸易。基于希
腊商业文化以向外拓展殖民为主，是以希腊人重视航海科技及天文知识，从而培养他们产生「征服自然」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成为西方文化的传统。
（二） 中国文化重视伦理，即所谓「先人格而后学问」，士人先注
重德性的培养，然后才讲究知识的探讨。中国人重视伦常纲纪，反视知识为末流。
西方文化则有「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尝言︰
「吾爱吾师柏拉图，胜于余物。然吾爱真理，胜于吾师。」西方人由此逐渐养成了这种真理独立于人事的传统，科学得以昌明。
（三） 中国文化以孝为本，对家庭观念非常重视，是以「六经」皆
教训士人重视家庭伦理，以孝道作为一切德行的基础，即所谓「百行孝为先」的意思。由此可知，中国文化以亲亲为大，家庭伦理是中国人道得生活的核心。
西方文化则重视个人（Individual）。西哲以为家庭的成立，最初实
起源于自然生理的血缘关系；而家庭恒为个人的束缚。人此他们提倡家庭
成员应互相尊重对方意愿，家庭联系也不可太紧密。而且欧洲小国林立，国际战争剧烈，人民要依靠国家保护自己，对国家自然亲厚。由此可见，西方存有重团体多于重家庭的文化传统。
（四） 中国文化重直觉体悟，西方文化则崇尚理智。
中国人重视日常伦理，是以重视个人的感悟。这正是孔子所说的「默
而识之」；孟子所说的「尽心而知性，知性以知天」；禅宗六祖慧能所说的「明心见性，当下即悟」的道理。由于中国人重自然与人生的冥合，因而对自然的认知，便在体悟，而不在于客观的研究。
西方哲学纶说务必详尽，而且依赖抽象思维、逻辑推论和客观经验。
（五） 中国文化自始即注重日常伦理的实践，一切知识均用以促进
人际间的和谐，所以俗语有云︰「洞悉世情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就表明中国文化重视知识的实用性，而不欲把知识分割得太琐碎，失掉知识对人伦生活的应用价值。换句话说，知识为人生服务才有价值。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比较
3.1中国文化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板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国文化形成富于特色的性格。
3.1.1人文传统
有别于其他重自然（如希腊）或超自然（如印度、希伯莱）的文化类型，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被推尊到很高地位，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在中国繁衍的各种宗教也熏染上厚重的人文色彩。当然，中国的“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类群，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与文艺复兴开始在西方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分属不同范畴。
3.1.2伦理中心
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又在文明时代得到发展的宗法传统，使中国一向高度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以“求善”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同希腊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格。科学型文化对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分别作纵向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得到充分发展；而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不讲或少讲脱离伦常的智慧，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伦理成为出发点和归结点。以至中国文学突出强调“教化’动能，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教育以德育统驭智育，人生追求则以“贱利贵义”为价值取向。
3.1.3尊君重民。
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去抗御外敌和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来自专制君主。因此，“国不堪贰”的尊君传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如此方能为朝廷提供赋役，保障社会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社稷家国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之虞。因此，“民为邦本”的民本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尊君”和“民本”相反而又相成，共同组成中国文化的一体两翼
3.1.4中庸协和。
崇尚中庸，是安居一处，以稳定平和为旨趣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显示出中国式智慧的特征。这种中庸之道施之于政治，是裁抑豪强，均平田产、权利，从而扩大农业一宗法社会的基础；施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异中求同，万流共包；施之于风俗，便是不偏颇，不怨尤，内外兼顾；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则是执两用中，温良谦和的君子风。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是一种顺从自然节律的精神，它肯定变易，又认同“圜道”，这显然是农耕民族从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周而复始现象中得到的启示。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描述的封闭式循环序列，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概括。
3.1.5延绵韧性。
中国文化是从“农业一宗法”社会的土壤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农业一宗法社会提供一种坚韧的传统力量，伦理型范式造成顽强的习惯定势，而先秦已经形成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精神，使中国文化的认同力和适应力双强。“认同”使中国文化具有内聚力，保持自身传统；“适应”使中国文化顺应时势变迁，不断调节发展轨迹，并吸纳异域英华，如此，中国文化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化，都出现过大幅度“断层”，甚至盛极而亡，令人在凭吊间油然而生“白云千载，人去楼空”的感慨。唯有中国文化，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宕中传承不辍，在数千年发展中，各代均有斐然成就。以文学论，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奇峰叠现；以学术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此伏彼起，蔚为大观。这种在一国范围内，文化诸门类的发展序列保有如此完整连续的阶段性形态，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特例。
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世界统一市场扩及到东亚，中国延续数干年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政体趋于瓦解，社会进入近代转型阶段，文化的器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观念层面变革的任务渐次提出。然而，近世中国尽管呈现“干古之奇变”，但悠悠岁月铸就的传统，作为一种动力定型和深层底蕴，仍旧或显或隐地施展影响，中国现代文化必然在中与外的交织、古与今的因革中演化，如滔滔江河，后浪逐前浪，奔流不息。
3.2世界文化特点
世界古代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也是世界古代文化史演变的历史轨迹。文明初启，当原始先民学会打制第一片石器工具的时候，人猿相揖别，人类遂在不断地改造社会的同时也在改造着人类自身，一点一点地积累着进步，也一点一点地创造着文化，最终铸就了丰厚的古代文化的遗产，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篇章。与从14世纪开始的近现代世界文化相比，在本卷所叙述的范围内的文化，自有其特点。夸夸大端，难以尽述。在这里，我们要略加提及的几点是：
3.2.1世界文化滥觞阶段的多元特征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创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独立进行的。可见，世界文化的起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这一点显然与那些持文化中心一元论的观点不同。事实已经证明，认为世界文化起源于埃及的论点为谬说，埃及的金字塔与墨西哥的金字塔都是那个地区人类的独特创造；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也证明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为谬说，泛埃及主义的世界文化一无论可以休矣。
周谷城先生在纵谈“世界是多元的整体”时强调指出：“国际文化在早期就表现出多元的特征”，“古代世界可以分为六个独立的文化区域：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中美墨西哥。它们各有特点，自成一套系统，齐头并进”。周氏之论，当然是他于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第1卷）有关论述之延续与发展。不管怎样，周先生的论点及其六个独立文化区域的说法是有启发意义的。我们在本书中所论述的世界文化的古老源头则包容了更多的文明区，加上不在本书中述及的中国文明就有八个之多，此说是否可取，我们尚不敢自信，有待检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世界文化之浩瀚，原是由多个源头的汇聚合流而成，本卷所提出的事实，足资证明它是多元发生与多元组成的，这一点似是不容质疑的。
3.2.2世界古代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这种木平衡是由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的，而这种格局在古代世界看得尤其分明。不是吗？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谷分别出现了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这之后过了1000多年，即在公元前2500年在印度河流域诞生了古代印度文明，继后在公元前2100年产生了中华古文明，公元前2000年出现了爱琴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而与其相邻的广大地区尚处于律莽之中。至公元前1000年，西方古典文明（希腊、罗马文明）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公元1－2世纪前后，在欧亚大陆，自西向东形成了四个大国并存的局面（罗马一安息一贵霜一汉），并各自成为欧亚大陆文化发展的中心。在这四个大国中，就综合国力与文化发展的水平而言，罗马帝国与汉代中国可谓是难分轩轾，而安息与贵霜则不能与它们相比。迄至公元初期，在美洲才诞生了玛雅文明，但即便在此时，北亚、北欧、中欧、南非、美洲的大部分和整个澳洲等广大地区，仍处于原始社会。
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进入中古以后仍继续存在。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在亚欧大陆，南方农耕，北方游牧，前者因富庶而发展较快，后者因贫穷而发展迟缓，于是出现了从公元前二千纪中叶起迄至公元13世纪，游牧世界各部族先后对农耕世界掀起的三次历时长久的迁徒和冲击浪潮。
古代世界历史的这种不平衡发展，造成了古代世界各国与各地区文化发展上的差异。总的来看，在上古时代，文化上特显异彩的是中国古典文化、印度古典文化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在中古时代，亚洲文化（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阿拉伯文化）要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文化，而此时世界其他地区与国家文化的发展水平，则不及亚欧大陆。
3.2.3世界古代文化的闭塞性与闭塞的相对性
世界古代文化发生与发展的闭塞性特征受制于当时社会物质生产力的水平，吴于廑曾指出：“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社会农本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在最大限度上实行自给自足，为谋生而非为牟利，为消费而非为交换，因而必然具有闭塞性。”而打破这种闭塞状态，也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在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不同地区与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必然增多，这就有利于闭塞状态的打破，这种交往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和平的交往，如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从塔里木河到葱岭、中亚细亚，然后向西延伸到地中海），它是古代中国与西方的一条商道，也不啻是一条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暴力的交往，如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的扩张、阿拉伯帝国的征服与蒙古人的西征等，对打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闭塞、促进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与交汇都起了重大的突破作用。我们从古代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世界化的进程中，更看到了古代社会在孤立与闭塞中仍存在着不绝的交往，这说明古代各地区之间的闭塞只有相对性的意义。
但是，人们也不能对古代史范围内这种各民族与国家间的横向联系与交往估计过高，这种相对闭塞不可能完全改观，有些地区甚至仍处于和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如美洲的玛雅文明，曾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但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由于孤悬于海外，与外界缺少横向的联系与交往，因此长期停滞不前。不过，这种相对的闭塞状态的逐步打破，确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只是在人类步入近代社会之前，还不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不消说，这距近代世界之出现与近代世界文化之奠立，还有一段时代的间隔。
3.3中西文化的比较
世界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同，因此产生不同文化。今日世界文化的类型大体可分为东、西两大类。东方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主，其次是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以欧美文化为主。彼此异同点甚多，这里仅就主要方面扼要比较：
3.3.1历史渊源
中华文化历时五千年，渊源一贯，自尧、舜、禹至孔子，始成道统，经久不衰，世所罕见。汉唐以后，虽受外来文化影响，其核心却始终未有所动。 西方文化来源有三：希腊文化（其源于古埃及、巴比伦和爱琴文化）、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其由犹太教而衍变为基督教文化。其后加上意大利文艺复兴，始成西方近代文化。可见其源杂，其变多。
3.3.2民族性格
中国地理环境及多民族组成同一民族的特点易使中国人产生天人合一思想，崇尚自然，形成内向、中庸性格。
西方人种复杂，变迁多，好与自然争斗，性格外向，个性鲜明。
3.3.3经济
中华文化，是以农业经济为本位的文化。所以主静、轻商，缺乏扩张心理。 西方文化始于地少且贫的希腊，不能靠天吃饭。但面邻大海，便于通商。因此，商业发展较早且快。重商主义影响较大。
3.3.4伦理道德
中华文化的伦理基础．是父子，扩充到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尤重孝、梯。东方人在称谓上十分讲究，就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人的伦理道德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最重视的不是自我修养，而是发挥个性。第二，没有忠孝的伦理观念，少有长幼尊卑分别，视人人平等，重少数服从多数。
3.3.5政治
中国历来崇尚贤人政治，讲王道．或讲王霸道来之，都是人治。对人的要求远多于对法的要求。《论语》中说：“政者，正也。”以为人好，政治便一定会好。 古希腊即有法治传统，中间经过上千年曲折，终于逐步演变成现代法治。
3.3.6语言文字
中国文字的特点是一字一音、一字一形的方块字。它的缺点是不易掌握，影响教育普及；优点是具有艺术性，由此而发展出汉字独有的书法艺术。并且方块字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统一中有特殊作用，各地方言不同，但都认方块字，便于交流，不似欧洲人使用拼音，语言不同，文字便也不同。
西方人的文字由字母拼成，易读易写，便于普及，有利于科学文化的传播。但难赋于其艺术性．
3.3.7学术思想
中华文化以儒学为中心，即使有过百家争鸣，但都以“修已治人”之道、”内圣外王”之学为依归。总之是作人的文章。
西方文化重科学，即以物作主要对象，以征服自然为目的。而在人的自我修养上着力不多。
3.3.8宗教
中国人重视敬天、尊祖，各有所宗。宗教则宗在一点上，或某神，或上帝。所以在中国，宗教不大发达。
3.3.9艺术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在中国，诗、书、画不分家，追求神和形、天和人等等一切的和谐美。
西方则不然，他们的文化主要源于基督教，主天人相分，追求个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