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ofAnshanNormalUniversity
2005206,7(3):63-66
文学・艺术
清末民初小说分类
王鸿卿
(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摘 要:、,经历了由单一,”意识与“五四”小说现代化诉求紧密联系,而小,它更象一个“精神门扇”,内里透露出一个时代的“思想轨迹”。关键词:;;“正格”意识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篇号:100822441(2005)0320063204
TheClassificationofNovelintheEndofQingDynasty
WANGHong2qing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sLiterature,AnshanNormalUniversity,AnshanLiaoning114005,China)
Abstract:TheclassificationofnovelintheendofQingdynastyandthebeginningofMinguoErahasexperiencedtheconfrontationbetweenChinaandtheWest,theformerideologyandmodernthinking,whichisalsoaprocessoffromsinglenesstomultiplicity.Duringtheprocess,“legiti2macy”istightlyrelativetothedemandofmodernityoftheNewCultureRevolutionera,whiletheclassificationoffictionisnotonlyamatterofitself,butan“ideawindow”thatcanreflectthe“i2deacontrail”ofthatperiod.
Keywords:TheendofQingDynastyandthebeginningofMinguoEra;Theclassificationofno2vel;Theconsciousnessof“legitimacy”
清末民初(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前约20年时间)
是小说观念急遽变化的时代,何谓小说?小说有何作用?通过什么方式起作用?小说在“书”或文学的系统中占据怎样的地位?中西小说有何差异?等等,都在该时期得到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以今日的眼光看算不上深刻,有些观点显得幼稚、肤浅甚至可笑,但却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轨迹”。小说分类是这场讨论的内容之一,与其它问题的研讨相互关联、牵扯在一起,因此将其搜检出来加以透析,就会从一个角度打开中西文化大对撞形势下“新旧杂糅”时代学人的精神门扇,将其知识构造以及思维和理念的变趋呈显出来。
从理论上说,分类就是对事物进行析离类划,涉及分
收稿日期:2005-03-12
什么和怎样分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也就是说,分类的任务一是确定对象,二是对其进行逻辑划分。然而说来容易实做难,一些复杂事物的分类尤其棘手。小说分类对清末民初的学人来说就是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所以言难题,首先是因为堆在他们眼前的作为对象的“小说”,其面目既清晰又模糊。晚清开始的“小说界革命”,目的在于“以小说为社会之药石”,通过“新小说”的创造,“诱智革俗”更变人心以救亡图存,因此几乎饥不择食地引进“泰西小说”作为营养或模仿样本。20年时间一面引进一面创作,据统计该时期出版翻译小说约800部,[1](P51)而“新小说”的数量要远远超过翻译小说,难以计数。这样,他们面临的小说实存形态起码有三种:翻译小说、新小
作者简介:王鸿卿(1955-),男,吉林梅河口人,
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64鞍山师范学院学报第7
卷
说、旧小说。所谓“旧小说”即中国古代小说,又包括文言笔记与白话通俗两大系统。新、旧、中、西各式各类小说纷然杂陈,梳理分别起来谈何容易。
除了分类对象的复杂性,制约小说分类的另一个因素是理论资源。本土传统的小说分类知识有两种,一为“杂小说”分类,一为“文学小说”分类。前者较早的有唐刘知几的分类,他认为“小说”“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
()作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史通・杂述》
为史学家的他,对“小说”的理解是“史之流”即杂史,其所分十类中小说和历史混杂。明胡应麟可以被看作是“杂小说”分类的代表,他将小说分为六类:志怪、传奇、)谈、辨订、箴规。(《少室山房笔丛奇等小说形态类别,”,将宋”之外。清纪昀编的《四库全书》:杂文、异闻、琐语,却不包括唐传奇和后来的通俗白话小说。“杂小说”分类闭门不纳的“文学小说”分类,始自宋元“说话”艺术的分类,如灌园耐得翁把“说话”分四家:小说、说铁骑、说经、讲史书。(按:学界对原文“四家”理解不一,本文遵从胡士莹说)[2](P102-108)罗烨分说话或话本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其他九类。(《醉翁谈
)至于明清出现的长篇小说,人们常名之“录》演义”、“章回”、“奇书”等,以与话本小说区别,为其“立类”而不是将其与其它小说归总进行类划。域外小说分类知识是随着翻译小说逐渐渗透进来的,从对“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等新小说类别的简单了解,到有限知晓西方小说理论,清末民初学人对域外小说分类知识有一个消化、借鉴的过程。而这个消化、借鉴过程也就是知识结构的吐纳、更变过程,并非仅仅止于小说分类一隅,它意味着思想意识的“大换血”。这一点对该时代学人来说殊非易事,与一出
(西学),情感上具有“场就满脑子充斥“新学”排旧”倾向的五四一代学人不同,他们的既有“学问”完全由“旧学”
(国学)所赐,盖因时世促迫和时风影响,或主动或不得以
(西学),虽然急于“地讨问“新学”输入”却又颇有恋旧情
结,因此知识建构上充满旧学与新知的龃龉、抵牾。带着这种“新旧杂糅”的知识结构去认识小说并对其分类,无疑要遭遇许多思维障碍。
小说分类的进步取决于视野的拓展,倘拘囿于本土则只能作出诸如“本朝小说,何止数百家。纪实研理者……
[3](P30)之类的分类。好谈狐说鬼者……言情道俗者”
在泰西之风劲吹,从兵、医、电、算直到哲学、政治学、文学,
各科新知识顺应时势席卷而来。1897年《国闻报》刊登
(严复、《本馆说部缘起》夏曾佑著)一文,文章从人类“公
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入手,认为:“明乎此理,则
于斯二者之间,有人作为可骇可泣可歌之事,其震动于一时,而流传于后世,亦至常之理”,[3](P25)然后比较“群书”,得出“稗史小说”最“易传”结论。其主旨虽在鼓吹小说地位功能而不在分类,但事实上已将小说别为两大类:英雄传奇和男女爱情。如此区分,是在什么样的“小说”视野下?据文章内容,是把中西历史故事、文学故事统统包容进“小说”中去了,虽嫌宽泛,放眼世界”。翌年,梁启超于《译印政治小说序政治小说之体,自,则政治小说,为功
3]()撰政治小说。自此文,”,诸如“侦探小说”、“社会小说”、”等名目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的同时,也促动了小说分类思维。
在引进域外小说之“体”过程中,也在引进域外小说
之“派”,如早在1902年,梁启超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就舶来了“理想派小说”、“写实派小说”的“种
[3](P51)目”。但“派”的绍介远逊于“体”的绍介,凤毛麟角且止于词面,原因很简单,一部小说就可以带来“体”,而把握“派”则需要对西方小说有更广更深的了解。
1897至1907年间,文坛上论及小说分类的文章也就
几篇,论说范围不外乎“西洋小说分类甚精,中国则不然……”之类套话,而乏见实质内容。1907年《中外小说林》登载《小说种类之区别实足移易社会之灵魂》一文,是清末民初惟一一篇以小说分类为题目的文章,然以小说分类“理论”视之则很失望,其内容除了泛列小说类名外,只是三言五语论及小说分类。而且与其文题昭示的不同,它虽然认为“小说种类之日繁”乃“小说发达”所致,“小说种类有区别”是因为“各视其观感所就,而收效亦有区别”,却强调“至其均能影响于社会上者,宁有区别
[3](P240)“哉!”分类论”几乎等于零,而分类热情却空前高涨,各种来自域外或自标的小说种类名目蔚为大观。这里抽两个小说杂志“广告启示”为样例,借一斑而窥全豹:
1902年,《新小说》列小说类别:历史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札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9种。
1905年《小说林》列小说类别:历史小说、地理小说、
科学小说、军事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国民小说、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冒险小说、神怪小说、滑稽小说12种。
旁搜它文,尚有伦理小说、工艺实业小说、理想小说、法律小说、侠情小说、游记小说等分类。上述分类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基本以题材类别划分,有的类名(如哲学、科学、历史、地理等)下包括了象柏拉图《理想国》之类非小说著作。以题材划类表明这一
第3期王鸿卿:
清末民初小说分类65
时期重“内容”而不重“形式”,这与当时“开启民智”的政治诉求和把小说作为实现诉求的“工具”相吻合。“开启民智”自然内容空间越大越好,因此,这是一种可以无限延展的题材别类,表明了一种趋指于“分”(类)而非“归”(类)的意愿。它纵容小说的涉写疆域可以无限扩展,小说成了无所不包的容器,因之将一些“非小说”体类“吃”进去也就不足为怪。第二,绝大部分来自域外体类,也有少量本土体类掺杂其中,如札记、传奇、神怪。这一点涉及的问题比较大,下面仅从小说分类角度谈一谈。
)的时当学人们热衷于为小说分类(实际重在“立类”候,不能不考虑本土“旧小说”这一块如何处理。梁启超
《译印政治小说序》言:“中土小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3](P37)端。”:“之外,,可以该尽中
[3)
国之小说矣。”三大类之区划,后人多承其说。然而这种划类与其说是分类,不如说是以归类方式鄙弃和否定,将其打入另册。梁启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甚为复杂,这里置下不论,仅涉及他当时代表的对“中土小说”的一派意见。完全否定“中土小说”尤其是明清以来的白话小
许多文章津津乐道中国小说的源流,从先秦数到明清,分
别各式小说,似乎不乏小说分类工作。可是,且不说它们论的是“杂小说”,即便以形式分类衡之,也属“历时性”小说历史形态排列,而非现代意义的富于逻辑性的形式分类。更变思维,完成小说形式上的现代分类,同样需要来自泰西的刺激,需要“以西例律我”。然而这方面的记录少之又少。1902年《大陆报》载文《〈鲁宾孙漂流记〉译者识语》,言及“原书全为鲁宾孙自叙之语,盖日记体例也,
[3](与中国小说体例全然不同。”“,,,1907年紫英《新庵谐译》论说:“泰,各有本名,分门别类,不苟假借。即以小说而论,各种体裁,各有别名,不得以形容字别之也。譬如‘短篇小说’,吾国第于‘小说’之上,增‘短篇’二字以形容之,而西人则各类皆有专名。如Romance,Novelette,Story,
[3](P273)
Tale,Fable等皆是也。”终于由单篇到群篇,从形式上认识到西方小说门类各自有别。尽管这种认识尚嫌肤表,需要后继特别是五四一代学人深化之,但对小说形式分类的思维更新却弥足珍贵。说它表达了一种意念更为恰切,其中有对以往中西小说形式粗糙类比的怀疑,更隐含对西人小说分类思维的嘉赏。现代小说形式的“正格”意识也由此显现端倪。
“正格”意识可以说是贯穿清末民初至五四几十年的小说理论意识,它在承认小说多元化前提下强调什么样的小说为“真宗”“正路”,是中国小说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因子。清理众多言说会看到,此期间“正格小说”所指位移趋势有二,一是由“文言———研理”转向“俗语———情趣”,二是由“本土”转向“泰西”。
1897年邱炜萱论及“本朝小说”时说:“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认为象“言情道俗”的《红楼梦》、“谈狐说鬼”的《聊斋志异》仅属“小说之支
[3](P30)流”。这应该说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其中隐含着将小说向经史方向归拢的意向,实质依然视小说为经史的附庸。然而以小说“拯救”中国靠的就是它的“俚俗”,所以这种“老调”很快就被肯定俗小说的“新声”取代,《红楼梦》、《水浒传》等性质的小说其地位迅速窜升。1903年苏曼殊言:“《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殆为世人所同认
[3](P85)1912年管达如在矣。”《说小说》中明确表示:“白
[3](P399)1915年吴曰法在话体,此体可谓小说之正宗。”《小说家言》里说:“小说之宗派体例既明,而文之正、变
格,要不可以不辨。自吾论之,以俗言道俗情者,正格也;
[3](P524)
以文言道俗情者,变格也。”金圣叹、李卓吾等前
说,肯定是许多人所不能接受的。虽然彼时大势为“西风
压倒东风”,却有人(苏曼殊)坦言:“吾祖国之政治法律,虽多不如人,至于文学与理想,吾雅不欲以彼族加吾华胄
[3](P89)可笼统卫护无济于事,必须讲出“也。”道理”才能服人,于是一种“新思维”应运而生———“正读”而不能“误读”中国传统小说。如“读《水浒传》也,以为诲盗,而寄喻独立之思不知也;读《红楼梦》也,以为诲淫,而警惕骄邪之意不悟也,痛夫!以是而目小说,则小说含冤大
[3](P232)“矣。”正读”之下,一些“旧小说”被重新命类,或者说给它们归属了新类。比如“且中国如《镜花缘》、《荡寇志》之备载异闻,《西游记》之暗证医理,亦不可不谓
[3](P93)科学小说。”类似的说法屡见不鲜,于是《水浒传》成了“社会小说”,《包公案》成了“侦探小说”……这种在作品与“类”之间“牵线”的做法,必然导致“一书多类”情形:“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3](P89)
道德小说。”至此,划类显现出的矛盾以及最后走向“解构划类”,其意义已经不在小说分类,而在于暴露出的或鄙弃或卫护的深层文化态度分歧,它意味着萦绕整个20世纪的关于文学遗产的更大争端从兹开始。这属于另一话题,这里从略。
单一题材内容上的分类还谈不上“角度”,尚需加进形式分类才能使小说分类名副其实。然而相对而言,形式上的现代分类意识出现既迟又不强烈。翻阅搜寻会发现,
66鞍山师范学院学报第7
卷
辈个人的“嗜爱”至此终于演变为时代“公论”。
相比之下,第二种位移就显得艰难多了,因为其深层涉及到“民族自尊”心理。清末民初20年左右时间,一方面大量引入外国小说,籍此改变本土小说以达更远目的,一方面中西小说孰优孰劣的争吵随之而来。这也难怪,因为鸦片战争以来由“器”而“学”、由“技”而“道”接受西方,中国知识分子需要一个心理平衡过程。正因为如此,争吵中常常是学理欠精而情绪浮露,止于表面缺乏深入。虽然如此,以泰西小说为范做规的调子渐占上风,愈益清晰响亮起来。
由于政治上取法西方的诉求,起初的中西小说比较有些想当然:“欧美之小说,多系公卿硕儒,,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为书,小说,,故含政治之思想者
[3](P48)
稀如麟角,,视之刺目者。”这是由笃信“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
[3](P27)助。”的神话带来的猜测,说者在想像中从“工具”角度将中西小说分了高下。当接触西方小说多了且“工具”意识淡化,就小说而言小说的比较才有了比较的
类———(甲)文学上之分类:文言体、白话体、韵文体;(乙)
体制上之分类:笔记体、章回体;(丙)性质上之分类:武力的、写情的、神怪的、社会的、历史的、科学的、侦探的、冒险
[3](P398)《小说丛话》的、军事的。则从更多角度进行分
类———文学上:散文小说(文言、俗语)、韵文小说(传奇、弹词);叙事繁简上:复杂小说(Novel)、单独小说(Ro2mance);叙事角度上:自叙式(Auto-biographic)、他叙式(Biographic);所载事迹之虚实上:写实主义、理想主义;悲喜性质上:悲情小说、;:有主义小说、,:,皆自理,则皆而一一为之定名者。质而言之,则因,而为具体的分类也。此种分类,名目甚多,而耳界说甚难确定。往往有一种小说,所包含之材料甚多,归入此类即可,归入他种,亦无不可者。自理论上言之,实
[3](P451)
不完全之分类法也。”然后也从这个角度把小说分为武事小说、写情小说、神怪小说、传奇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九类。
两部著作在分类的同时,都强调小说的“正格”或“正宗”,如《说小说》视白话体为“小说之正宗”,《小说丛话》
意味:“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由
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域,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
[3](P252)神智,否则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
可不管是哪种比较,都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的对本土传统小说的责难声音,所以不是平等意义上的对比,而是“以西衡我”。当然,相反的意见也有,如:“小说为输入文明利器,此五洲万国所公认,无庸喋喋者也。乃自译本小说行,而
[3](P358)但已属辩白,流露人之蔑视祖国小说也益甚。”
出无力争雄而仅求分一杯羹的可怜。勿庸侈言,清末民初形成的“以西衡我”思维模式已然确立了某种标准,实际上也就作了小说正格属谁的宣告。这种倾向延续至“五四”,由胡适等更激进地发展为“小说制度”,中国小说现
(郁达夫)划上了等号。代化终于和“中国小说的世界化”
清末民初有两部著作对小说作了系统分类,一部是管达如的《说小说》(1912),另一部是成之的《小说丛话》(1914)。《说小说》自“小说则所以记载理想界之事实者也”的定义出发,从甲、乙、丙三个角度对小说进行了分
认为“以有韵、无韵二体较之,宁以无韵为正格”,“以文
言、俗语二体比较之,又无宁以俗语为正格”,“自文学上论之,终以理想小说为正格”等等,而这正是本文前所论及的,此不赘言。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对小说多角度分类的意义,克服了早期仅从题材内容上分类的肤浅,突出了形式分类,尤其是《小说丛话》中显露出来的小说分类的逻辑意识,更弥足珍贵。从《说小说》到《小说丛话》,我们看到现代小说分类知识在中国历经艰难,终于初步建立起来了。参考文献:
[1]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M].第1卷.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1989.
[2]都城纪胜・瓦舍众伎[A].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
[M].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M].第
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赵春秀)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ofAnshanNormalUniversity
2005206,7(3):63-66
文学・艺术
清末民初小说分类
王鸿卿
(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摘 要:、,经历了由单一,”意识与“五四”小说现代化诉求紧密联系,而小,它更象一个“精神门扇”,内里透露出一个时代的“思想轨迹”。关键词:;;“正格”意识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篇号:100822441(2005)0320063204
TheClassificationofNovelintheEndofQingDynasty
WANGHong2qing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sLiterature,AnshanNormalUniversity,AnshanLiaoning114005,China)
Abstract:TheclassificationofnovelintheendofQingdynastyandthebeginningofMinguoErahasexperiencedtheconfrontationbetweenChinaandtheWest,theformerideologyandmodernthinking,whichisalsoaprocessoffromsinglenesstomultiplicity.Duringtheprocess,“legiti2macy”istightlyrelativetothedemandofmodernityoftheNewCultureRevolutionera,whiletheclassificationoffictionisnotonlyamatterofitself,butan“ideawindow”thatcanreflectthe“i2deacontrail”ofthatperiod.
Keywords:TheendofQingDynastyandthebeginningofMinguoEra;Theclassificationofno2vel;Theconsciousnessof“legitimacy”
清末民初(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前约20年时间)
是小说观念急遽变化的时代,何谓小说?小说有何作用?通过什么方式起作用?小说在“书”或文学的系统中占据怎样的地位?中西小说有何差异?等等,都在该时期得到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以今日的眼光看算不上深刻,有些观点显得幼稚、肤浅甚至可笑,但却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轨迹”。小说分类是这场讨论的内容之一,与其它问题的研讨相互关联、牵扯在一起,因此将其搜检出来加以透析,就会从一个角度打开中西文化大对撞形势下“新旧杂糅”时代学人的精神门扇,将其知识构造以及思维和理念的变趋呈显出来。
从理论上说,分类就是对事物进行析离类划,涉及分
收稿日期:2005-03-12
什么和怎样分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也就是说,分类的任务一是确定对象,二是对其进行逻辑划分。然而说来容易实做难,一些复杂事物的分类尤其棘手。小说分类对清末民初的学人来说就是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所以言难题,首先是因为堆在他们眼前的作为对象的“小说”,其面目既清晰又模糊。晚清开始的“小说界革命”,目的在于“以小说为社会之药石”,通过“新小说”的创造,“诱智革俗”更变人心以救亡图存,因此几乎饥不择食地引进“泰西小说”作为营养或模仿样本。20年时间一面引进一面创作,据统计该时期出版翻译小说约800部,[1](P51)而“新小说”的数量要远远超过翻译小说,难以计数。这样,他们面临的小说实存形态起码有三种:翻译小说、新小
作者简介:王鸿卿(1955-),男,吉林梅河口人,
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64鞍山师范学院学报第7
卷
说、旧小说。所谓“旧小说”即中国古代小说,又包括文言笔记与白话通俗两大系统。新、旧、中、西各式各类小说纷然杂陈,梳理分别起来谈何容易。
除了分类对象的复杂性,制约小说分类的另一个因素是理论资源。本土传统的小说分类知识有两种,一为“杂小说”分类,一为“文学小说”分类。前者较早的有唐刘知几的分类,他认为“小说”“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
()作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史通・杂述》
为史学家的他,对“小说”的理解是“史之流”即杂史,其所分十类中小说和历史混杂。明胡应麟可以被看作是“杂小说”分类的代表,他将小说分为六类:志怪、传奇、)谈、辨订、箴规。(《少室山房笔丛奇等小说形态类别,”,将宋”之外。清纪昀编的《四库全书》:杂文、异闻、琐语,却不包括唐传奇和后来的通俗白话小说。“杂小说”分类闭门不纳的“文学小说”分类,始自宋元“说话”艺术的分类,如灌园耐得翁把“说话”分四家:小说、说铁骑、说经、讲史书。(按:学界对原文“四家”理解不一,本文遵从胡士莹说)[2](P102-108)罗烨分说话或话本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其他九类。(《醉翁谈
)至于明清出现的长篇小说,人们常名之“录》演义”、“章回”、“奇书”等,以与话本小说区别,为其“立类”而不是将其与其它小说归总进行类划。域外小说分类知识是随着翻译小说逐渐渗透进来的,从对“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等新小说类别的简单了解,到有限知晓西方小说理论,清末民初学人对域外小说分类知识有一个消化、借鉴的过程。而这个消化、借鉴过程也就是知识结构的吐纳、更变过程,并非仅仅止于小说分类一隅,它意味着思想意识的“大换血”。这一点对该时代学人来说殊非易事,与一出
(西学),情感上具有“场就满脑子充斥“新学”排旧”倾向的五四一代学人不同,他们的既有“学问”完全由“旧学”
(国学)所赐,盖因时世促迫和时风影响,或主动或不得以
(西学),虽然急于“地讨问“新学”输入”却又颇有恋旧情
结,因此知识建构上充满旧学与新知的龃龉、抵牾。带着这种“新旧杂糅”的知识结构去认识小说并对其分类,无疑要遭遇许多思维障碍。
小说分类的进步取决于视野的拓展,倘拘囿于本土则只能作出诸如“本朝小说,何止数百家。纪实研理者……
[3](P30)之类的分类。好谈狐说鬼者……言情道俗者”
在泰西之风劲吹,从兵、医、电、算直到哲学、政治学、文学,
各科新知识顺应时势席卷而来。1897年《国闻报》刊登
(严复、《本馆说部缘起》夏曾佑著)一文,文章从人类“公
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入手,认为:“明乎此理,则
于斯二者之间,有人作为可骇可泣可歌之事,其震动于一时,而流传于后世,亦至常之理”,[3](P25)然后比较“群书”,得出“稗史小说”最“易传”结论。其主旨虽在鼓吹小说地位功能而不在分类,但事实上已将小说别为两大类:英雄传奇和男女爱情。如此区分,是在什么样的“小说”视野下?据文章内容,是把中西历史故事、文学故事统统包容进“小说”中去了,虽嫌宽泛,放眼世界”。翌年,梁启超于《译印政治小说序政治小说之体,自,则政治小说,为功
3]()撰政治小说。自此文,”,诸如“侦探小说”、“社会小说”、”等名目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的同时,也促动了小说分类思维。
在引进域外小说之“体”过程中,也在引进域外小说
之“派”,如早在1902年,梁启超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就舶来了“理想派小说”、“写实派小说”的“种
[3](P51)目”。但“派”的绍介远逊于“体”的绍介,凤毛麟角且止于词面,原因很简单,一部小说就可以带来“体”,而把握“派”则需要对西方小说有更广更深的了解。
1897至1907年间,文坛上论及小说分类的文章也就
几篇,论说范围不外乎“西洋小说分类甚精,中国则不然……”之类套话,而乏见实质内容。1907年《中外小说林》登载《小说种类之区别实足移易社会之灵魂》一文,是清末民初惟一一篇以小说分类为题目的文章,然以小说分类“理论”视之则很失望,其内容除了泛列小说类名外,只是三言五语论及小说分类。而且与其文题昭示的不同,它虽然认为“小说种类之日繁”乃“小说发达”所致,“小说种类有区别”是因为“各视其观感所就,而收效亦有区别”,却强调“至其均能影响于社会上者,宁有区别
[3](P240)“哉!”分类论”几乎等于零,而分类热情却空前高涨,各种来自域外或自标的小说种类名目蔚为大观。这里抽两个小说杂志“广告启示”为样例,借一斑而窥全豹:
1902年,《新小说》列小说类别:历史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札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9种。
1905年《小说林》列小说类别:历史小说、地理小说、
科学小说、军事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国民小说、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冒险小说、神怪小说、滑稽小说12种。
旁搜它文,尚有伦理小说、工艺实业小说、理想小说、法律小说、侠情小说、游记小说等分类。上述分类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基本以题材类别划分,有的类名(如哲学、科学、历史、地理等)下包括了象柏拉图《理想国》之类非小说著作。以题材划类表明这一
第3期王鸿卿:
清末民初小说分类65
时期重“内容”而不重“形式”,这与当时“开启民智”的政治诉求和把小说作为实现诉求的“工具”相吻合。“开启民智”自然内容空间越大越好,因此,这是一种可以无限延展的题材别类,表明了一种趋指于“分”(类)而非“归”(类)的意愿。它纵容小说的涉写疆域可以无限扩展,小说成了无所不包的容器,因之将一些“非小说”体类“吃”进去也就不足为怪。第二,绝大部分来自域外体类,也有少量本土体类掺杂其中,如札记、传奇、神怪。这一点涉及的问题比较大,下面仅从小说分类角度谈一谈。
)的时当学人们热衷于为小说分类(实际重在“立类”候,不能不考虑本土“旧小说”这一块如何处理。梁启超
《译印政治小说序》言:“中土小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3](P37)端。”:“之外,,可以该尽中
[3)
国之小说矣。”三大类之区划,后人多承其说。然而这种划类与其说是分类,不如说是以归类方式鄙弃和否定,将其打入另册。梁启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甚为复杂,这里置下不论,仅涉及他当时代表的对“中土小说”的一派意见。完全否定“中土小说”尤其是明清以来的白话小
许多文章津津乐道中国小说的源流,从先秦数到明清,分
别各式小说,似乎不乏小说分类工作。可是,且不说它们论的是“杂小说”,即便以形式分类衡之,也属“历时性”小说历史形态排列,而非现代意义的富于逻辑性的形式分类。更变思维,完成小说形式上的现代分类,同样需要来自泰西的刺激,需要“以西例律我”。然而这方面的记录少之又少。1902年《大陆报》载文《〈鲁宾孙漂流记〉译者识语》,言及“原书全为鲁宾孙自叙之语,盖日记体例也,
[3](与中国小说体例全然不同。”“,,,1907年紫英《新庵谐译》论说:“泰,各有本名,分门别类,不苟假借。即以小说而论,各种体裁,各有别名,不得以形容字别之也。譬如‘短篇小说’,吾国第于‘小说’之上,增‘短篇’二字以形容之,而西人则各类皆有专名。如Romance,Novelette,Story,
[3](P273)
Tale,Fable等皆是也。”终于由单篇到群篇,从形式上认识到西方小说门类各自有别。尽管这种认识尚嫌肤表,需要后继特别是五四一代学人深化之,但对小说形式分类的思维更新却弥足珍贵。说它表达了一种意念更为恰切,其中有对以往中西小说形式粗糙类比的怀疑,更隐含对西人小说分类思维的嘉赏。现代小说形式的“正格”意识也由此显现端倪。
“正格”意识可以说是贯穿清末民初至五四几十年的小说理论意识,它在承认小说多元化前提下强调什么样的小说为“真宗”“正路”,是中国小说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因子。清理众多言说会看到,此期间“正格小说”所指位移趋势有二,一是由“文言———研理”转向“俗语———情趣”,二是由“本土”转向“泰西”。
1897年邱炜萱论及“本朝小说”时说:“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认为象“言情道俗”的《红楼梦》、“谈狐说鬼”的《聊斋志异》仅属“小说之支
[3](P30)流”。这应该说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其中隐含着将小说向经史方向归拢的意向,实质依然视小说为经史的附庸。然而以小说“拯救”中国靠的就是它的“俚俗”,所以这种“老调”很快就被肯定俗小说的“新声”取代,《红楼梦》、《水浒传》等性质的小说其地位迅速窜升。1903年苏曼殊言:“《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殆为世人所同认
[3](P85)1912年管达如在矣。”《说小说》中明确表示:“白
[3](P399)1915年吴曰法在话体,此体可谓小说之正宗。”《小说家言》里说:“小说之宗派体例既明,而文之正、变
格,要不可以不辨。自吾论之,以俗言道俗情者,正格也;
[3](P524)
以文言道俗情者,变格也。”金圣叹、李卓吾等前
说,肯定是许多人所不能接受的。虽然彼时大势为“西风
压倒东风”,却有人(苏曼殊)坦言:“吾祖国之政治法律,虽多不如人,至于文学与理想,吾雅不欲以彼族加吾华胄
[3](P89)可笼统卫护无济于事,必须讲出“也。”道理”才能服人,于是一种“新思维”应运而生———“正读”而不能“误读”中国传统小说。如“读《水浒传》也,以为诲盗,而寄喻独立之思不知也;读《红楼梦》也,以为诲淫,而警惕骄邪之意不悟也,痛夫!以是而目小说,则小说含冤大
[3](P232)“矣。”正读”之下,一些“旧小说”被重新命类,或者说给它们归属了新类。比如“且中国如《镜花缘》、《荡寇志》之备载异闻,《西游记》之暗证医理,亦不可不谓
[3](P93)科学小说。”类似的说法屡见不鲜,于是《水浒传》成了“社会小说”,《包公案》成了“侦探小说”……这种在作品与“类”之间“牵线”的做法,必然导致“一书多类”情形:“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3](P89)
道德小说。”至此,划类显现出的矛盾以及最后走向“解构划类”,其意义已经不在小说分类,而在于暴露出的或鄙弃或卫护的深层文化态度分歧,它意味着萦绕整个20世纪的关于文学遗产的更大争端从兹开始。这属于另一话题,这里从略。
单一题材内容上的分类还谈不上“角度”,尚需加进形式分类才能使小说分类名副其实。然而相对而言,形式上的现代分类意识出现既迟又不强烈。翻阅搜寻会发现,
66鞍山师范学院学报第7
卷
辈个人的“嗜爱”至此终于演变为时代“公论”。
相比之下,第二种位移就显得艰难多了,因为其深层涉及到“民族自尊”心理。清末民初20年左右时间,一方面大量引入外国小说,籍此改变本土小说以达更远目的,一方面中西小说孰优孰劣的争吵随之而来。这也难怪,因为鸦片战争以来由“器”而“学”、由“技”而“道”接受西方,中国知识分子需要一个心理平衡过程。正因为如此,争吵中常常是学理欠精而情绪浮露,止于表面缺乏深入。虽然如此,以泰西小说为范做规的调子渐占上风,愈益清晰响亮起来。
由于政治上取法西方的诉求,起初的中西小说比较有些想当然:“欧美之小说,多系公卿硕儒,,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为书,小说,,故含政治之思想者
[3](P48)
稀如麟角,,视之刺目者。”这是由笃信“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
[3](P27)助。”的神话带来的猜测,说者在想像中从“工具”角度将中西小说分了高下。当接触西方小说多了且“工具”意识淡化,就小说而言小说的比较才有了比较的
类———(甲)文学上之分类:文言体、白话体、韵文体;(乙)
体制上之分类:笔记体、章回体;(丙)性质上之分类:武力的、写情的、神怪的、社会的、历史的、科学的、侦探的、冒险
[3](P398)《小说丛话》的、军事的。则从更多角度进行分
类———文学上:散文小说(文言、俗语)、韵文小说(传奇、弹词);叙事繁简上:复杂小说(Novel)、单独小说(Ro2mance);叙事角度上:自叙式(Auto-biographic)、他叙式(Biographic);所载事迹之虚实上:写实主义、理想主义;悲喜性质上:悲情小说、;:有主义小说、,:,皆自理,则皆而一一为之定名者。质而言之,则因,而为具体的分类也。此种分类,名目甚多,而耳界说甚难确定。往往有一种小说,所包含之材料甚多,归入此类即可,归入他种,亦无不可者。自理论上言之,实
[3](P451)
不完全之分类法也。”然后也从这个角度把小说分为武事小说、写情小说、神怪小说、传奇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九类。
两部著作在分类的同时,都强调小说的“正格”或“正宗”,如《说小说》视白话体为“小说之正宗”,《小说丛话》
意味:“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由
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域,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
[3](P252)神智,否则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
可不管是哪种比较,都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的对本土传统小说的责难声音,所以不是平等意义上的对比,而是“以西衡我”。当然,相反的意见也有,如:“小说为输入文明利器,此五洲万国所公认,无庸喋喋者也。乃自译本小说行,而
[3](P358)但已属辩白,流露人之蔑视祖国小说也益甚。”
出无力争雄而仅求分一杯羹的可怜。勿庸侈言,清末民初形成的“以西衡我”思维模式已然确立了某种标准,实际上也就作了小说正格属谁的宣告。这种倾向延续至“五四”,由胡适等更激进地发展为“小说制度”,中国小说现
(郁达夫)划上了等号。代化终于和“中国小说的世界化”
清末民初有两部著作对小说作了系统分类,一部是管达如的《说小说》(1912),另一部是成之的《小说丛话》(1914)。《说小说》自“小说则所以记载理想界之事实者也”的定义出发,从甲、乙、丙三个角度对小说进行了分
认为“以有韵、无韵二体较之,宁以无韵为正格”,“以文
言、俗语二体比较之,又无宁以俗语为正格”,“自文学上论之,终以理想小说为正格”等等,而这正是本文前所论及的,此不赘言。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对小说多角度分类的意义,克服了早期仅从题材内容上分类的肤浅,突出了形式分类,尤其是《小说丛话》中显露出来的小说分类的逻辑意识,更弥足珍贵。从《说小说》到《小说丛话》,我们看到现代小说分类知识在中国历经艰难,终于初步建立起来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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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春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