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李鸿章在外交政坛活跃的三十多年，是清政府走向穷途末路的三十多年，也是主权快速沦丧的三十多年。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是这一思想的宗旨和核心，“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是其主要内容。由于这一思想本身缺乏实践基础，不能应对晚清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最终在实践中宣告失败，晚清政府也在内交外困中土崩瓦解。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宗旨
李鸿章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完全属于传统模式的范围之内。其父李文安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其本人也在二十四岁时中进士。这样，成年后从政的李鸿章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而待其从事外交活动后，也自然而然地充当了满清政府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
尽管有一部分人简单地将李鸿章定性为卖国贼，但客观地讲李鸿章的外交目的和宗旨是希望能维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好让清政府有喘息和自强的机会，简单地说就是为满清政府争取自强的时间。否则，清廷也不会在他死后赐其谥号“文忠”。至于李鸿章受到当时及后世人的抨击，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晚清的大部分丧权辱国的条约都与其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李鸿章始终都不是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者，他所从事的外交活动始终处在清廷的控制和授意之下，就其本人而言，回旋余地着实不大。
二、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主要有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方面为“避战求和”、力保“和局”，即尽最大可能避免与外国发生战事，尽可能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
要做到这一点在很多情况下就必须满足清略者的无理要求。在李鸿章看来，“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若开战）即暂胜而终败”。因此，在中国的军事实力得到切实加强之前，“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只要力保“和局”，利用和平环境整军经武，“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
李鸿章之所以主张“避战求和”、力保“和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主观方面来讲，首先是李鸿章对列强的侵略野心认识不深。他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所以，他认为只要适当地满足列强的无理要求，委曲求全，即可避免战事，保证中国自强进程的和平环境。殊不知当时各列强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贪婪无比，欲壑难填，一味地求和顶多只能延缓战争，绝对避免不了战争。其次，李鸿章是典型的唯武器论者，把武器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从而在面对拥有武器装备优势的侵略军的时候，总是缺乏战而胜质的信心和决心。如在甲午战争中，他就发出“倭并全用西洋新式枪炮，精锐无前，非有利器，断难制胜”的悲观论调。事实上，诚然侵略军拥有武器上的优势，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境外作战的一些困难和弱点，清军若奋力抗战，并不是没有取胜的可能。另外，就客观方面来讲，晚清政府政治极其腐败，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帝后两党的矛盾长期存在，这一切使的国力孱弱不堪，清军战斗力也大不如前。“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其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大清国的这种状况也不能不使李鸿章感到无奈和心虚。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其他民族惯用的民族分化政策。这种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策略，被李鸿章看作是孱弱的清政府唯一可行的外交之策。他认为，清政府自身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应对列强的挑战，要想维持生存，必须取
得国际力量的支持。同时，他相信，只要采取正确、灵活的策略，列强是会给与清政府支持的，因为列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利益冲突，正好可以利用这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使列强彼此互相牵制、抵消力量，最终实现“守疆土保和局” 的目标。另外，李鸿章特别相信国际法，认为只要自己不违反国际法，那么在请求国际调停时就一定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这一点大概源于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以夷制夷”外交思想最突出的实践就是对日、对俄外交。“不论„联日‟还是抑日或„联俄拒日‟都是以„以夷制夷‟为主旨的。” 1870年8月，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派使来华议约时，李鸿章提出了“联日”的主张， “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 1871年，清日之间签订了《友好条约》和《通商章程》。此时的李鸿章认为，只要与日本结成东方防线，即可抵御西方的侵扰。但很快，1874年日军进攻台湾及后来签订的《中日北京专约》使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产生了动摇。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使李鸿章极为震惊，“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 ，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渐由“联日”转变为“防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标志了李鸿章“联日”外交的彻底失败。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成了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此情况下，李鸿章急于为清政府寻找新的援手。而随后的“三国干涉还辽”又使李鸿章在俄国身上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他又提出了“联俄拒日”的思想。1896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这在李鸿章看来，是实现了与俄国在防日基础上的联盟；而对俄国来讲，是打开了进入中国东北的门户。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20年无事。然而仅仅4年之后，最先攻破大清国都城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国人！李鸿章“联俄据日”的思想再次宣告破产！
必须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李鸿章往往是把“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相结合运用的。即当面临对外纷争时，一方面尽力争取“和局”，避免“衅自我开”，同时请求国际社会调停，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
实践失败原因探析
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是晚清对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他处心积虑地维护清政府的利益，结果却是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尤其是《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几乎让他身败名裂。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也最终在他去世十年后彻底崩溃。不可辩驳的历史证明了李鸿章外交思想实践的失败。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外交思想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其个人的因素，也有客观上不可抗拒的因素。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始终缺乏必需的和强有力的后盾支持，没有可以利用的砝码。
其次，由于本身对当时复杂的中外局势缺乏客观、全面、深刻的认识，李鸿章所提出的“避战求和”、“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差距较大。
再次，清政府始终没有系统的外交思想和策略，这也是李鸿章外交思想无法产生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存在的局限性
由于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因此一些人武断地给他贴上了“卖国贼”的标签。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何为“卖国贼”？“卖国贼”是指那些背叛了国家或者为了一己私利而出卖国家利益的人。而在李鸿章生活的年代里，清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清帝国即是当时的中国。虽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没有起到维护清政府利益的作用，但他的动机却是为维护清政府的利益，这在当时也就是维护中国的利益。而他本人也没有背叛清政府的行为。因此，李鸿章在外交事务中并没有卖国的行为，认为他是“卖国贼”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如此，李鸿章外交思想中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晚清政府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封建生产关系依然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捁，淘汰腐朽落后的清政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李鸿章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而仍然把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和生存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他外交思想的局限所在，同时这也是其外交思想必然遭遇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然，这些局限性也有其必然存在的原因：李鸿章从小接受的是系统的儒家教育，本身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生活在封闭落后的晚清时代，没有全面认识世界的机会。但不管怎么说，客观事实是他努力的方向与历史发展的潮流相背，他只是在为一个必将灭亡的帝国苦苦挣扎，而这一切都是枉然。也许没有他帮助清政府苟延残喘，清朝早就崩溃了，而中国的面貌也会早一点改观。因此，虽然不曾卖国，但“误国”的责任李鸿章是无论如何逃不掉的。
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李鸿章在外交政坛活跃的三十多年，是清政府走向穷途末路的三十多年，也是主权快速沦丧的三十多年。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是这一思想的宗旨和核心，“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是其主要内容。由于这一思想本身缺乏实践基础，不能应对晚清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最终在实践中宣告失败，晚清政府也在内交外困中土崩瓦解。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宗旨
李鸿章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完全属于传统模式的范围之内。其父李文安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其本人也在二十四岁时中进士。这样，成年后从政的李鸿章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而待其从事外交活动后，也自然而然地充当了满清政府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
尽管有一部分人简单地将李鸿章定性为卖国贼，但客观地讲李鸿章的外交目的和宗旨是希望能维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好让清政府有喘息和自强的机会，简单地说就是为满清政府争取自强的时间。否则，清廷也不会在他死后赐其谥号“文忠”。至于李鸿章受到当时及后世人的抨击，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晚清的大部分丧权辱国的条约都与其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李鸿章始终都不是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者，他所从事的外交活动始终处在清廷的控制和授意之下，就其本人而言，回旋余地着实不大。
二、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主要有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方面为“避战求和”、力保“和局”，即尽最大可能避免与外国发生战事，尽可能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
要做到这一点在很多情况下就必须满足清略者的无理要求。在李鸿章看来，“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若开战）即暂胜而终败”。因此，在中国的军事实力得到切实加强之前，“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只要力保“和局”，利用和平环境整军经武，“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
李鸿章之所以主张“避战求和”、力保“和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主观方面来讲，首先是李鸿章对列强的侵略野心认识不深。他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所以，他认为只要适当地满足列强的无理要求，委曲求全，即可避免战事，保证中国自强进程的和平环境。殊不知当时各列强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贪婪无比，欲壑难填，一味地求和顶多只能延缓战争，绝对避免不了战争。其次，李鸿章是典型的唯武器论者，把武器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从而在面对拥有武器装备优势的侵略军的时候，总是缺乏战而胜质的信心和决心。如在甲午战争中，他就发出“倭并全用西洋新式枪炮，精锐无前，非有利器，断难制胜”的悲观论调。事实上，诚然侵略军拥有武器上的优势，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境外作战的一些困难和弱点，清军若奋力抗战，并不是没有取胜的可能。另外，就客观方面来讲，晚清政府政治极其腐败，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帝后两党的矛盾长期存在，这一切使的国力孱弱不堪，清军战斗力也大不如前。“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其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大清国的这种状况也不能不使李鸿章感到无奈和心虚。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其他民族惯用的民族分化政策。这种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策略，被李鸿章看作是孱弱的清政府唯一可行的外交之策。他认为，清政府自身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应对列强的挑战，要想维持生存，必须取
得国际力量的支持。同时，他相信，只要采取正确、灵活的策略，列强是会给与清政府支持的，因为列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利益冲突，正好可以利用这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使列强彼此互相牵制、抵消力量，最终实现“守疆土保和局” 的目标。另外，李鸿章特别相信国际法，认为只要自己不违反国际法，那么在请求国际调停时就一定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这一点大概源于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以夷制夷”外交思想最突出的实践就是对日、对俄外交。“不论„联日‟还是抑日或„联俄拒日‟都是以„以夷制夷‟为主旨的。” 1870年8月，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派使来华议约时，李鸿章提出了“联日”的主张， “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 1871年，清日之间签订了《友好条约》和《通商章程》。此时的李鸿章认为，只要与日本结成东方防线，即可抵御西方的侵扰。但很快，1874年日军进攻台湾及后来签订的《中日北京专约》使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产生了动摇。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使李鸿章极为震惊，“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 ，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渐由“联日”转变为“防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标志了李鸿章“联日”外交的彻底失败。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成了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此情况下，李鸿章急于为清政府寻找新的援手。而随后的“三国干涉还辽”又使李鸿章在俄国身上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他又提出了“联俄拒日”的思想。1896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这在李鸿章看来，是实现了与俄国在防日基础上的联盟；而对俄国来讲，是打开了进入中国东北的门户。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20年无事。然而仅仅4年之后，最先攻破大清国都城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国人！李鸿章“联俄据日”的思想再次宣告破产！
必须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李鸿章往往是把“避战求和”与“以夷制夷”相结合运用的。即当面临对外纷争时，一方面尽力争取“和局”，避免“衅自我开”，同时请求国际社会调停，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
实践失败原因探析
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李鸿章是晚清对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他处心积虑地维护清政府的利益，结果却是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尤其是《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几乎让他身败名裂。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也最终在他去世十年后彻底崩溃。不可辩驳的历史证明了李鸿章外交思想实践的失败。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外交思想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其个人的因素，也有客观上不可抗拒的因素。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始终缺乏必需的和强有力的后盾支持，没有可以利用的砝码。
其次，由于本身对当时复杂的中外局势缺乏客观、全面、深刻的认识，李鸿章所提出的“避战求和”、“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差距较大。
再次，清政府始终没有系统的外交思想和策略，这也是李鸿章外交思想无法产生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存在的局限性
由于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因此一些人武断地给他贴上了“卖国贼”的标签。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何为“卖国贼”？“卖国贼”是指那些背叛了国家或者为了一己私利而出卖国家利益的人。而在李鸿章生活的年代里，清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清帝国即是当时的中国。虽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没有起到维护清政府利益的作用，但他的动机却是为维护清政府的利益，这在当时也就是维护中国的利益。而他本人也没有背叛清政府的行为。因此，李鸿章在外交事务中并没有卖国的行为，认为他是“卖国贼”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如此，李鸿章外交思想中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晚清政府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封建生产关系依然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捁，淘汰腐朽落后的清政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李鸿章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而仍然把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和生存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他外交思想的局限所在，同时这也是其外交思想必然遭遇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然，这些局限性也有其必然存在的原因：李鸿章从小接受的是系统的儒家教育，本身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生活在封闭落后的晚清时代，没有全面认识世界的机会。但不管怎么说，客观事实是他努力的方向与历史发展的潮流相背，他只是在为一个必将灭亡的帝国苦苦挣扎，而这一切都是枉然。也许没有他帮助清政府苟延残喘，清朝早就崩溃了，而中国的面貌也会早一点改观。因此，虽然不曾卖国，但“误国”的责任李鸿章是无论如何逃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