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福建省委党校课题组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7年01期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88(2006)09-0042-07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突出表现在：不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迁，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双重的，它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对我们党执政基础的双重影响，这对于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多次重大的变化。本文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着重探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趋势作些预测。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在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关系式社会分层，即按照依附关系(relations of dependence)来进行分层。二是等级式社会分层，即按照等级关系(ordering relation)来进行社会分层。在这里，本文着重运用等级式社会分层法，来划分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
运用等级式社会分层法，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可分为三个高低有序，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阶层，即干部、工人和农民(见图1)。有的学者称之为“三级式阶层结构”。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干部，他们包括由人事部门管理，在国家机关、国营或集体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工作的社会成员。干部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最高。处于“金字塔”中间的是工人，他们主要指城镇从事体力劳动的职工，除此之外，还包括机关工勤人员、售货员、体育运动员和国营农场的农工等，甚至那些长期从事管理工作但未正式“转干”的人员，也不能属于干部，而只能算作“以工代干”，工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于干部但高于农民。处于“金字塔”最底端的是农民，他们属于农业人口，主要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成员。这些人即使因劳动方式的改变事实上进入其它阶级或阶层，乃至“离土”一辈子，也只能算是农民。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最低，他们享受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大大低于干部和工人，在以上三个社会阶层之间，存在两个森严的体制性“界限”：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将农民和工人严格地割裂开来；二是僵化的人事管理制度，将工人和干部严格地割裂开来。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既比较简单，又较为封闭，即干部、工人和农民在阶层之间的流动是非常困难的，因而也是极少的。一个人一旦获得农民身份，一般终身为农民；同样，一个人一旦获得工人或干部身份，一般终身为工人或干部。以上这种阶层结构状况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具体管理制度等密切相关。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快速或加速的发展时期。与此相适应，我国的“三级式阶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本文重点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结构的变迁以及新的社会阶层进行研究和探讨。
1、工人阶级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从“一元结构”向“多元结构”转变。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工人阶级主要是指产业工人。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人阶级的结构不断呈现从单一化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现在，我国的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传统的产业工人，而且还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等。特别是，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仅壮大了我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2)从“以体力劳动者为主”向“以脑力劳动者为主”转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劳动方式逐步由过去以体力劳动为主向以脑力劳动为主转变。与此相适应，我国工人阶级中的体力劳动者将逐步减少，而脑力劳动者将不断增加。因此，把“工人阶级等同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并认为“我国工人阶级在不断减少”的观点是错误的。(3)从“封闭僵化型”向“开放流动型”转变。改革开放前，工人阶级的结构呈现极强的封闭性和凝固性，其成员的社会流动很少。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流动大大加快。从阶层内部流动看，它的流动类型主要有：其一是所有制间的流动，即国有企业职工向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流动；其二是结构性流动，即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三产业，也有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一产业(这部分人大多是城市下岗职工)；其三是脑体间的流动，即由从事体力劳动流向从事脑力劳动；其四是自由流动。从阶层之间流动看，主要是农民阶级的部分社会成员流向工人阶级。“农民工”就是典型一例。
2、农民阶级结构的变迁：1978年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我国农民阶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因如此，有的学者指出：“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阶层的分化速度最快、规模最大、范围最广。”[1] (P95)农民阶级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分化，即所谓的“离土”；二是地域分化，即所谓的“离乡”。根据职业和地域这两大变量，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的农民阶级可分为以下三大阶层：(1)本土本乡的农民阶层。他们主要是指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农村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和管理等工作的人们，如农业劳动者、农民知识分子和农村基层干部等。当前，这一阶层仍是农民阶级的主体，但其人数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地减少：(2)离土不离乡的农民阶层。他们主要是指在本村、本乡的企业里工作，或在附近城镇的工厂、商店等单位工作的人们。他们中的部分人还种一些田，但其主要收入来自打工，种田变成其第二职业。如乡镇企业的工人和管理者、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的雇佣劳动者等。(3)离土又离乡的农民阶层。他们主要是指离开乡村，到城市的厂矿、机关、商业和服务行业等单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们。有的学者称之为“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他们的队伍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据统计，1978年，在产业工人中的“农民工”占我国人口的1.10％，1988年上升到5.4％，1991年又上升到6.3％，1999年再上升到占7.8％。[2] (P44)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个新兴阶层将和农民阶级的距离越来越大，并逐步向工人阶级转化。因如此，很多学者认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产业工人”。
3、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的经济结构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转型，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是工人、农民两大基本阶级之外，处于中间状态的社会集团，它不可能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因为看一个社会集团是否形成一个完整的阶级，除了看其经济利益一致外，即经济条件，还要看该集团的成员之间是否有普遍的联系、形成共同的关系、组成一定的政治组织。这是一个阶级是否形成的重要标志。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新的资产阶级”。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3] (P172、139)
(三)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趋势
陆学艺指出：“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是相匹配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阶层结构的发达程度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2] (P44)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其社会阶层结构也必将不断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换句话说，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将不断呈现“中间化”、“白领化”和“农减工增”等发展趋势。
1、“中间化”的趋势：中间阶层(middle class)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指生活水平、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等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的合称。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它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阶层①；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阶层。② 1978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中间阶层不断得到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具有初步的规模。据城乡居民收入及金融资产占有情况，估计我国目前进入中间阶层的人数已占总人数的20％-25％。[4] 但是，当前我国尚未形成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阶层结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一大批具有高学历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等将脱颖而出，率先加入中间阶层行列中来，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中间阶层不断壮大，并最终成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最重要部分，经济学家肖灼基认为，五类高级人才将进入我国的中间阶层中：其一是能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的科研人员；其二是金融证券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其三是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员，如律师、会计师等；其四是外资企业中的中国高层人员；其五是一部分私营企业家。[5] 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也会不断地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转变。当然，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中间化”的发展趋势还很不平衡。一般来说，城市社会阶层结构“中间化”的趋势明显快于农村；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社会阶层结构“中间化”的趋势，也大大快于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
2、“白领化”的趋势：所谓“白领化”，是指工人阶级队伍中的白领工人③ 的比例不断增大，并最终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和核心力量。我国工人阶级“白领化”趋势，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天津市统计局的一份报告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较80年代初，脑力劳动者的比例由17.19％升至20.72％，体力劳动者的比例由82.81％降至79.28％，其中产业工人下降了4.77％。[6] 当前，我国白领工人在职工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20％左右，他们主要是各类企业中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营销、服务人员等。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白领工人的比例还太小。在西方国家，现在白领阶层一般占全体劳动者的45％-60％，有的国家还更高一些。今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白领工人的数量将进一步增加，比例将进一步提高。据有的学者预测，到2050年前后，我国白领工人占企业职工的比例将增加到50％以上，超过蓝领工人。[7] (P93)到那时，中国企业职工将呈现“白领化”，这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整体素质的提高。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白领阶层的扩大并不意味着蓝领阶层的减少。相反，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的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将同步增长。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特别是企业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二是发达国家将进一步向中国转移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三是中国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劳动力总数的一半以上，其向第二产业转移的潜力巨大。因此，从劳动力来源来看，中国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都有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
3、“农减工增”的趋势：农业劳动者不断减少，工人阶级数量不断增加，这是社会阶层结构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英国为例，在工业革命以前，英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5％。工业革命后，其农业人口下降到1801年的36％，1851年的43％，1901年猛降到9％。工业就业人口由1801年的10％上升到1851年的43％，1901年的46％，同期服务业先后为34％、36％、45％。[8] (P21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地减少，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78年的67.41％，下降到1999年的44％(见表1)。与西方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所占的比重还仍然过大。因为在真正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农业劳动者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阶层。譬如，1992年农业就业比重在英国为2％，在德国和美国为3％，在日本为7％，在韩国也仅为17％。[9] (P70)因此，在未来的十几年、几十年中，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农业劳动者的绝对数仍将继续减少，比重将持续下降。据有的学者估计，如果以“9亿农民”为基数，每年将约有3％的农民迈出农门；如果以3亿农业劳动者为基数，则每年将约有8％左右的农业劳动者转入第二、第三产业。[10] (P232)相反，我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将不断壮大，并成为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主体。
表1 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劳动者占全国人口比例的变化情况(单位：％)
年份1978年 1988年1991年1999年
农业劳动者67.41
55.84 53.01 44.0
资料来源：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对党执政基础的积极影响
正如前面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迁。实践表明：这些重大的变迁，已经并将继续对我们党执政的物质基础、政治基础和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等产生巨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而且这些重大的变迁，也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营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任何否定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党执政基础的积极意义的做法，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优化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这有利于增强党执政的物质基础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必须致力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巩固其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有利于我们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进而不断增强自身执政的物质基础。为什么呢？因为我国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它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将不断增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使社会各领域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更趋合理，这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利于我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据有的学者估计，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为16.3％，劳动力转移对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23％。世界银行(1997年)也估计，结构变革的进程为中国过去18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劳动力部门转移可以解释16％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 (P71)正因为如此，李培林教授指出，社会阶层结构是“国家干预”、“市场调节”以外的“第三只手”，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
(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推动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这有利于增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巩固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要内容。一个政党只有适应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不断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进程，这样党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推动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这有利于我们党构建执政的政治基础。因为虽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本身不属于民主法制建设的范畴，但它能够为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提供新的“生长点”。具体地说，这种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它推动了我国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英国法学家享·萨·梅恩曾经指出：“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的社会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from status to contract]’的运动。”[12] (P170)这一转变，促进了我国公民更多地依靠法律(契约)来保护自己，而不再较多地利用身份保护、单位保护和部门保护。因此，用契约取代身份的实质，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二是它瓦解了我国社会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根基。小生产无疑是一种不利于民主和法制因素生长、壮大的土壤。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化，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我国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根基，促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因此，朱光磊教授指出：“我们相信，一百年后，两百年后，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首这段历史时，一定会发现，此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中，一个最伟大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农民这个世界上最庞大、也很保守的人群终于分化了，政治生活中的专制和顽固势力赖以生存的基地终于动摇了。”[7] (P43)当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也给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带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我国的“非制度政治参与”、“对抗性政治参与”，甚至“暴力性政治参与”等现象不断增多，这些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三)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促进了阶级阶层划分理论的创新，这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党的阶级阶层划分理论，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密切相关。实践证明，党的阶级阶层划分理论正确，党的阶级基础就会不断增强，群众基础就会不断扩大。相反，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就会遭受破坏，甚至发生动摇，并最终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建国后至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党把社会阶层结构主要划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其他人员一般都纳入社会闲杂人员或者“剥削阶级的残留分子”(如“地、富、反、坏、右”)。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连知识分子也被列入另类，使其遭受摧残和打击，党的执政基础也因此遭到巨大破坏。1979年，面对“文革”时期按成分划分阶级队伍的极“左”做法的严重弊端和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果断做出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没有改造好的人以外，凡是守法、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议，一律摘掉其帽子，把他们列入党的依靠力量中来。这样，中国社会中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阶级身份分层体系便逐渐走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收入差异、财产差异为标志的经济分层体系。依据对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的占有状况为标准，目前有的学者将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划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2001年，面对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新变化，我党果断地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决定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一重大决策，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提高了党的社会影响力。总而言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要求我们党在巩固执政基础工作中转变阶级阶层划分理念，使其从“阶级斗争”的理念转变到“阶层和谐”的理念中来。只有这样，党的执政基础才能不断巩固。
此外，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我国的中间阶层将不断发展、壮大，这有利于营造了一个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稳定社会环境。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保障。否则，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将难以实现。历史表明，什么时候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党的执政基础就牢固；相反，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发生动摇。我国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有利于营造一个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稳定社会环境。因为在任何社会中，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力量，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具体原因有：其一、中间阶层是介于社会高层与社会低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社会低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阻，社会矛盾就会得到缓和，从而为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其二、中间阶层代表的是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占据社会成为主导意识的时候，极端的思想就会受到抑制，社会冲突也会失去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其三、中间阶层还是引领社会消费的重要力量，当这个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时，就保证了社会有一个庞大而又稳定的消费市场，从而保障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尽管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在短期内也伴随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出现，但从全局和长远来看，社会系统呈现出日趋协调和稳定的趋势。”[13]
三、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党执政基础的消极影响
唯物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正如前文所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给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对此，我们必须充分肯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也将给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导致社会各种利益矛盾加剧，这对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提出新挑战
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实践表明，这一问题处理得好，人民群众就会拥护我们的党，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巩固。相反，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执政就会不满意，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发生动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直接导致了阶级、阶层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利益矛盾的突显，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多样性的客观存在，阶层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在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的同时，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信访数量的增长是惊人的。这表明在社会中蕴藏着大量的人际矛盾和社会矛盾。我国的市场经济虽已初步确立，但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同时，在社会控制系统上也产生巨大的脱节，原有的管理体系已经力不从心。在市场的影响下，多元的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欲望空前活跃，市场产生的各种弊病逐渐暴露。由于社会结构内部不协调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人们无序互动导致的紧张状态和各种压力，使得社会强力的能量逐步积蓄，对社会结构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有可能在社会结构最薄弱的环节释放出来，从而产生社会风险，导致我们党的执政风险。当前党内腐败现象和行业不正之风、失业队伍扩大、“三农”问题、分配不公、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等都是影响当前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突出问题。正如中央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不是群众意见最少的时期。在这些新挑战下，党如何适应我国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执政党社会整合的功能，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健全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已成为摆在执政党巩固其执政基础所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导致社会流动加速，这对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提出新课题
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各行各业的资金、物质的整合更加频繁，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加剧，阶级、阶层的不稳定日益明显，这无疑都对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提出了新课题。首先，党员的流动性，导致党员管理方式的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用工制度改革后，跨地区、跨行业企业的大量出现，不少企业直接受市场影响而变动频繁，党的组织出现不稳定状态。随着农民阶层的分化，出现了“离乡不离土”和“离土不离乡”的党员。大量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出现，组建党组织的步伐一时又跟不上。这就使相当部分党员难以纳入到稳定规范的管理之中，不少党员处于游离状态，形成了日前庞大、形态多样的流动党员群体，造成了“三不”党员人数的增多。其次，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导致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出现萎缩现象，发展党员的难度加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大批青壮年外出务工经商，国有企业普遍多年没有招工，在这些地方党的工作虽有较好的基础，但可培养的对象却急剧减少。而在大量可培养的对象涌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些“两新组织”发展党员的工作较为缓慢，要求入党的青年也不多。再次，党员的流动，导致原有的党组织设置模式难以适应。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传统产业加速演变为现代产业，呈现出产业多元化、分工专业化的态势，这就使党员的分布不再局限于某种产业，而是根据市场需求自然流动分布在各个产业中，特别是新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独立经济实体日益增多，城市化进程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带来了各类党员的重新组合，使得原有的高度集中、形式单一的党组织设置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流动社会的需要，以上这些新课题，迫切要求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各阶层加速流动的实际，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新途径。否则，党的执政基础就难以巩固。
(三)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导致一些阶层位序发生错位，这对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提出新考验
工人阶级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是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最重要部分。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层位序处于比较高的位置。因此，人们习惯把工人阶级称为“老大哥”，把农民称呼为“工农联盟”框架内的“农民兄弟”、“农二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阶层位序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现阶段，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体阶级、阶层。但是改革本身就是利益格局的新调整，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了，新的利益格局形成了。这种利益格局的调整必将使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发生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从原先的处于“排头兵”位置的阶级位序发生重大变化。正如陆学艺指出，按照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当前我国的社会阶层位序可定位为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2] (P2)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这种状况与传统的阶层位序形成了巨大错位。根据这一定位，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等由于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比较少，因而其阶层位序比较低。而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由于占有三种资源最多，因而其社会阶层位序最高，并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从政治上说，产业工人阶级和农业劳动者等的阶层位序应高于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等。但从经济地位上看，却是相反。这种错位现象，势必会严重影响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对我们党的支持和拥护程度，进而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严峻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党应如何提高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课题。
(四)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使新时期的工农联盟面临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使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面临许多新问题。一是工农联盟的运作模式面临新问题。改革开放前，“工农联盟”实际上是通过计划体制运作的，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工业品的计划调配，政府大规模推进农业机械化，以工支农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工农联盟的运作模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农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市场来调节，而不再像过去一样主要依靠政府来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市场作用朝着促进工农关系走向和谐的方向发展？这是工农联盟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二是工农间的天然联系逐步减少。过去，我国城镇工人阶级主要来源广大农村的农民阶级。因此，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工农联盟相应地也就很牢固。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政策，城镇工人阶级的来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绝大多数城镇工人并不像老一代工人那样来自农村，出身农民，而是出身于城镇劳动者家庭。这样，工农间的天然联系就大大减少，工农联盟的牢固程度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这是工农联盟面临的又一个新问题。三是工农间的利益矛盾不断加剧。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之间的利益矛盾尽管存在，但比较小。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工农间的利益矛盾不断加剧。譬如，在实行市场经济后，由于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力市场趋于形成，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从而使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加大，也造成一部分城市工人下岗。于是，一部分城市工人农民进城“打工”有抵触心理，认为这是“抢了他们的饭碗”；另一方面，一些农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农民，发出“城市是中国人的城市”的呼声。以上这些问题，削弱了我国的工农联盟，破坏了党的执政基础。对此，我们党务必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迁。这一重大的变迁，不仅给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带来许多积极的影响，而且也给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只强调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党的执政基础的积极影响，而忽视其消极影响，或只强调其消极影响，而忽视其积极影响，都是不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因而也是极端错误的。但是，从总体上看，积极影响是主要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
课题负责人：游龙波；课题组成员：张诺夫、温敬元、徐彬；课题执笔：张诺夫、温敬元。福建 福州 350001
注释：
①老社会中间阶层，主要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等。
②新社会中间阶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
③白领工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这里，是指狭义上的白领工人，即“各类企业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作者：福建省委党校课题组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7年01期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88(2006)09-0042-07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突出表现在：不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迁，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双重的，它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对我们党执政基础的双重影响，这对于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多次重大的变化。本文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着重探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趋势作些预测。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在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关系式社会分层，即按照依附关系(relations of dependence)来进行分层。二是等级式社会分层，即按照等级关系(ordering relation)来进行社会分层。在这里，本文着重运用等级式社会分层法，来划分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
运用等级式社会分层法，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可分为三个高低有序，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阶层，即干部、工人和农民(见图1)。有的学者称之为“三级式阶层结构”。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干部，他们包括由人事部门管理，在国家机关、国营或集体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工作的社会成员。干部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最高。处于“金字塔”中间的是工人，他们主要指城镇从事体力劳动的职工，除此之外，还包括机关工勤人员、售货员、体育运动员和国营农场的农工等，甚至那些长期从事管理工作但未正式“转干”的人员，也不能属于干部，而只能算作“以工代干”，工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于干部但高于农民。处于“金字塔”最底端的是农民，他们属于农业人口，主要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成员。这些人即使因劳动方式的改变事实上进入其它阶级或阶层，乃至“离土”一辈子，也只能算是农民。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最低，他们享受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大大低于干部和工人，在以上三个社会阶层之间，存在两个森严的体制性“界限”：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将农民和工人严格地割裂开来；二是僵化的人事管理制度，将工人和干部严格地割裂开来。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既比较简单，又较为封闭，即干部、工人和农民在阶层之间的流动是非常困难的，因而也是极少的。一个人一旦获得农民身份，一般终身为农民；同样，一个人一旦获得工人或干部身份，一般终身为工人或干部。以上这种阶层结构状况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具体管理制度等密切相关。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快速或加速的发展时期。与此相适应，我国的“三级式阶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本文重点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结构的变迁以及新的社会阶层进行研究和探讨。
1、工人阶级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从“一元结构”向“多元结构”转变。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工人阶级主要是指产业工人。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人阶级的结构不断呈现从单一化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现在，我国的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传统的产业工人，而且还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等。特别是，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仅壮大了我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2)从“以体力劳动者为主”向“以脑力劳动者为主”转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劳动方式逐步由过去以体力劳动为主向以脑力劳动为主转变。与此相适应，我国工人阶级中的体力劳动者将逐步减少，而脑力劳动者将不断增加。因此，把“工人阶级等同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并认为“我国工人阶级在不断减少”的观点是错误的。(3)从“封闭僵化型”向“开放流动型”转变。改革开放前，工人阶级的结构呈现极强的封闭性和凝固性，其成员的社会流动很少。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流动大大加快。从阶层内部流动看，它的流动类型主要有：其一是所有制间的流动，即国有企业职工向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流动；其二是结构性流动，即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三产业，也有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一产业(这部分人大多是城市下岗职工)；其三是脑体间的流动，即由从事体力劳动流向从事脑力劳动；其四是自由流动。从阶层之间流动看，主要是农民阶级的部分社会成员流向工人阶级。“农民工”就是典型一例。
2、农民阶级结构的变迁：1978年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我国农民阶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因如此，有的学者指出：“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阶层的分化速度最快、规模最大、范围最广。”[1] (P95)农民阶级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分化，即所谓的“离土”；二是地域分化，即所谓的“离乡”。根据职业和地域这两大变量，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的农民阶级可分为以下三大阶层：(1)本土本乡的农民阶层。他们主要是指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农村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和管理等工作的人们，如农业劳动者、农民知识分子和农村基层干部等。当前，这一阶层仍是农民阶级的主体，但其人数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地减少：(2)离土不离乡的农民阶层。他们主要是指在本村、本乡的企业里工作，或在附近城镇的工厂、商店等单位工作的人们。他们中的部分人还种一些田，但其主要收入来自打工，种田变成其第二职业。如乡镇企业的工人和管理者、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的雇佣劳动者等。(3)离土又离乡的农民阶层。他们主要是指离开乡村，到城市的厂矿、机关、商业和服务行业等单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们。有的学者称之为“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他们的队伍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据统计，1978年，在产业工人中的“农民工”占我国人口的1.10％，1988年上升到5.4％，1991年又上升到6.3％，1999年再上升到占7.8％。[2] (P44)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个新兴阶层将和农民阶级的距离越来越大，并逐步向工人阶级转化。因如此，很多学者认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产业工人”。
3、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的经济结构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转型，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是工人、农民两大基本阶级之外，处于中间状态的社会集团，它不可能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因为看一个社会集团是否形成一个完整的阶级，除了看其经济利益一致外，即经济条件，还要看该集团的成员之间是否有普遍的联系、形成共同的关系、组成一定的政治组织。这是一个阶级是否形成的重要标志。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新的资产阶级”。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3] (P172、139)
(三)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趋势
陆学艺指出：“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是相匹配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阶层结构的发达程度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2] (P44)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其社会阶层结构也必将不断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换句话说，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将不断呈现“中间化”、“白领化”和“农减工增”等发展趋势。
1、“中间化”的趋势：中间阶层(middle class)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指生活水平、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等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的合称。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它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阶层①；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阶层。② 1978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中间阶层不断得到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具有初步的规模。据城乡居民收入及金融资产占有情况，估计我国目前进入中间阶层的人数已占总人数的20％-25％。[4] 但是，当前我国尚未形成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阶层结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一大批具有高学历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等将脱颖而出，率先加入中间阶层行列中来，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中间阶层不断壮大，并最终成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最重要部分，经济学家肖灼基认为，五类高级人才将进入我国的中间阶层中：其一是能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的科研人员；其二是金融证券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其三是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员，如律师、会计师等；其四是外资企业中的中国高层人员；其五是一部分私营企业家。[5] 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也会不断地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转变。当然，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中间化”的发展趋势还很不平衡。一般来说，城市社会阶层结构“中间化”的趋势明显快于农村；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社会阶层结构“中间化”的趋势，也大大快于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
2、“白领化”的趋势：所谓“白领化”，是指工人阶级队伍中的白领工人③ 的比例不断增大，并最终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和核心力量。我国工人阶级“白领化”趋势，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天津市统计局的一份报告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较80年代初，脑力劳动者的比例由17.19％升至20.72％，体力劳动者的比例由82.81％降至79.28％，其中产业工人下降了4.77％。[6] 当前，我国白领工人在职工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20％左右，他们主要是各类企业中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营销、服务人员等。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白领工人的比例还太小。在西方国家，现在白领阶层一般占全体劳动者的45％-60％，有的国家还更高一些。今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白领工人的数量将进一步增加，比例将进一步提高。据有的学者预测，到2050年前后，我国白领工人占企业职工的比例将增加到50％以上，超过蓝领工人。[7] (P93)到那时，中国企业职工将呈现“白领化”，这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整体素质的提高。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白领阶层的扩大并不意味着蓝领阶层的减少。相反，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的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将同步增长。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特别是企业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二是发达国家将进一步向中国转移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三是中国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劳动力总数的一半以上，其向第二产业转移的潜力巨大。因此，从劳动力来源来看，中国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都有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
3、“农减工增”的趋势：农业劳动者不断减少，工人阶级数量不断增加，这是社会阶层结构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英国为例，在工业革命以前，英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5％。工业革命后，其农业人口下降到1801年的36％，1851年的43％，1901年猛降到9％。工业就业人口由1801年的10％上升到1851年的43％，1901年的46％，同期服务业先后为34％、36％、45％。[8] (P21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地减少，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78年的67.41％，下降到1999年的44％(见表1)。与西方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所占的比重还仍然过大。因为在真正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农业劳动者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阶层。譬如，1992年农业就业比重在英国为2％，在德国和美国为3％，在日本为7％，在韩国也仅为17％。[9] (P70)因此，在未来的十几年、几十年中，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农业劳动者的绝对数仍将继续减少，比重将持续下降。据有的学者估计，如果以“9亿农民”为基数，每年将约有3％的农民迈出农门；如果以3亿农业劳动者为基数，则每年将约有8％左右的农业劳动者转入第二、第三产业。[10] (P232)相反，我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将不断壮大，并成为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主体。
表1 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劳动者占全国人口比例的变化情况(单位：％)
年份1978年 1988年1991年1999年
农业劳动者67.41
55.84 53.01 44.0
资料来源：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对党执政基础的积极影响
正如前面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迁。实践表明：这些重大的变迁，已经并将继续对我们党执政的物质基础、政治基础和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等产生巨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而且这些重大的变迁，也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营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任何否定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党执政基础的积极意义的做法，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优化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这有利于增强党执政的物质基础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必须致力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巩固其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有利于我们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进而不断增强自身执政的物质基础。为什么呢？因为我国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它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将不断增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使社会各领域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更趋合理，这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利于我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据有的学者估计，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为16.3％，劳动力转移对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23％。世界银行(1997年)也估计，结构变革的进程为中国过去18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劳动力部门转移可以解释16％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 (P71)正因为如此，李培林教授指出，社会阶层结构是“国家干预”、“市场调节”以外的“第三只手”，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
(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推动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这有利于增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巩固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要内容。一个政党只有适应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不断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进程，这样党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推动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这有利于我们党构建执政的政治基础。因为虽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本身不属于民主法制建设的范畴，但它能够为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提供新的“生长点”。具体地说，这种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它推动了我国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英国法学家享·萨·梅恩曾经指出：“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的社会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from status to contract]’的运动。”[12] (P170)这一转变，促进了我国公民更多地依靠法律(契约)来保护自己，而不再较多地利用身份保护、单位保护和部门保护。因此，用契约取代身份的实质，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二是它瓦解了我国社会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根基。小生产无疑是一种不利于民主和法制因素生长、壮大的土壤。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化，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我国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根基，促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因此，朱光磊教授指出：“我们相信，一百年后，两百年后，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首这段历史时，一定会发现，此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中，一个最伟大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农民这个世界上最庞大、也很保守的人群终于分化了，政治生活中的专制和顽固势力赖以生存的基地终于动摇了。”[7] (P43)当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也给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带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我国的“非制度政治参与”、“对抗性政治参与”，甚至“暴力性政治参与”等现象不断增多，这些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三)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促进了阶级阶层划分理论的创新，这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党的阶级阶层划分理论，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密切相关。实践证明，党的阶级阶层划分理论正确，党的阶级基础就会不断增强，群众基础就会不断扩大。相反，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就会遭受破坏，甚至发生动摇，并最终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建国后至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党把社会阶层结构主要划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其他人员一般都纳入社会闲杂人员或者“剥削阶级的残留分子”(如“地、富、反、坏、右”)。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连知识分子也被列入另类，使其遭受摧残和打击，党的执政基础也因此遭到巨大破坏。1979年，面对“文革”时期按成分划分阶级队伍的极“左”做法的严重弊端和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果断做出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没有改造好的人以外，凡是守法、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议，一律摘掉其帽子，把他们列入党的依靠力量中来。这样，中国社会中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阶级身份分层体系便逐渐走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收入差异、财产差异为标志的经济分层体系。依据对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的占有状况为标准，目前有的学者将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划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2001年，面对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新变化，我党果断地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决定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一重大决策，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提高了党的社会影响力。总而言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要求我们党在巩固执政基础工作中转变阶级阶层划分理念，使其从“阶级斗争”的理念转变到“阶层和谐”的理念中来。只有这样，党的执政基础才能不断巩固。
此外，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我国的中间阶层将不断发展、壮大，这有利于营造了一个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稳定社会环境。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保障。否则，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将难以实现。历史表明，什么时候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党的执政基础就牢固；相反，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发生动摇。我国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有利于营造一个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稳定社会环境。因为在任何社会中，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力量，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具体原因有：其一、中间阶层是介于社会高层与社会低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社会低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阻，社会矛盾就会得到缓和，从而为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其二、中间阶层代表的是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占据社会成为主导意识的时候，极端的思想就会受到抑制，社会冲突也会失去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其三、中间阶层还是引领社会消费的重要力量，当这个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时，就保证了社会有一个庞大而又稳定的消费市场，从而保障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尽管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在短期内也伴随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出现，但从全局和长远来看，社会系统呈现出日趋协调和稳定的趋势。”[13]
三、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党执政基础的消极影响
唯物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正如前文所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给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对此，我们必须充分肯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也将给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导致社会各种利益矛盾加剧，这对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提出新挑战
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实践表明，这一问题处理得好，人民群众就会拥护我们的党，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巩固。相反，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执政就会不满意，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发生动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直接导致了阶级、阶层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利益矛盾的突显，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多样性的客观存在，阶层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在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的同时，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信访数量的增长是惊人的。这表明在社会中蕴藏着大量的人际矛盾和社会矛盾。我国的市场经济虽已初步确立，但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同时，在社会控制系统上也产生巨大的脱节，原有的管理体系已经力不从心。在市场的影响下，多元的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欲望空前活跃，市场产生的各种弊病逐渐暴露。由于社会结构内部不协调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人们无序互动导致的紧张状态和各种压力，使得社会强力的能量逐步积蓄，对社会结构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有可能在社会结构最薄弱的环节释放出来，从而产生社会风险，导致我们党的执政风险。当前党内腐败现象和行业不正之风、失业队伍扩大、“三农”问题、分配不公、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等都是影响当前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突出问题。正如中央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不是群众意见最少的时期。在这些新挑战下，党如何适应我国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执政党社会整合的功能，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健全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已成为摆在执政党巩固其执政基础所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导致社会流动加速，这对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提出新课题
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各行各业的资金、物质的整合更加频繁，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加剧，阶级、阶层的不稳定日益明显，这无疑都对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提出了新课题。首先，党员的流动性，导致党员管理方式的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用工制度改革后，跨地区、跨行业企业的大量出现，不少企业直接受市场影响而变动频繁，党的组织出现不稳定状态。随着农民阶层的分化，出现了“离乡不离土”和“离土不离乡”的党员。大量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出现，组建党组织的步伐一时又跟不上。这就使相当部分党员难以纳入到稳定规范的管理之中，不少党员处于游离状态，形成了日前庞大、形态多样的流动党员群体，造成了“三不”党员人数的增多。其次，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导致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出现萎缩现象，发展党员的难度加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大批青壮年外出务工经商，国有企业普遍多年没有招工，在这些地方党的工作虽有较好的基础，但可培养的对象却急剧减少。而在大量可培养的对象涌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些“两新组织”发展党员的工作较为缓慢，要求入党的青年也不多。再次，党员的流动，导致原有的党组织设置模式难以适应。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传统产业加速演变为现代产业，呈现出产业多元化、分工专业化的态势，这就使党员的分布不再局限于某种产业，而是根据市场需求自然流动分布在各个产业中，特别是新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独立经济实体日益增多，城市化进程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带来了各类党员的重新组合，使得原有的高度集中、形式单一的党组织设置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流动社会的需要，以上这些新课题，迫切要求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各阶层加速流动的实际，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新途径。否则，党的执政基础就难以巩固。
(三)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导致一些阶层位序发生错位，这对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提出新考验
工人阶级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是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最重要部分。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层位序处于比较高的位置。因此，人们习惯把工人阶级称为“老大哥”，把农民称呼为“工农联盟”框架内的“农民兄弟”、“农二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阶层位序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现阶段，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体阶级、阶层。但是改革本身就是利益格局的新调整，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了，新的利益格局形成了。这种利益格局的调整必将使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发生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从原先的处于“排头兵”位置的阶级位序发生重大变化。正如陆学艺指出，按照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当前我国的社会阶层位序可定位为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2] (P2)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这种状况与传统的阶层位序形成了巨大错位。根据这一定位，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等由于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比较少，因而其阶层位序比较低。而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由于占有三种资源最多，因而其社会阶层位序最高，并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从政治上说，产业工人阶级和农业劳动者等的阶层位序应高于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等。但从经济地位上看，却是相反。这种错位现象，势必会严重影响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对我们党的支持和拥护程度，进而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严峻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党应如何提高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课题。
(四)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使新时期的工农联盟面临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使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面临许多新问题。一是工农联盟的运作模式面临新问题。改革开放前，“工农联盟”实际上是通过计划体制运作的，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工业品的计划调配，政府大规模推进农业机械化，以工支农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工农联盟的运作模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农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市场来调节，而不再像过去一样主要依靠政府来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市场作用朝着促进工农关系走向和谐的方向发展？这是工农联盟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二是工农间的天然联系逐步减少。过去，我国城镇工人阶级主要来源广大农村的农民阶级。因此，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工农联盟相应地也就很牢固。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政策，城镇工人阶级的来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绝大多数城镇工人并不像老一代工人那样来自农村，出身农民，而是出身于城镇劳动者家庭。这样，工农间的天然联系就大大减少，工农联盟的牢固程度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这是工农联盟面临的又一个新问题。三是工农间的利益矛盾不断加剧。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之间的利益矛盾尽管存在，但比较小。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工农间的利益矛盾不断加剧。譬如，在实行市场经济后，由于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力市场趋于形成，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从而使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加大，也造成一部分城市工人下岗。于是，一部分城市工人农民进城“打工”有抵触心理，认为这是“抢了他们的饭碗”；另一方面，一些农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农民，发出“城市是中国人的城市”的呼声。以上这些问题，削弱了我国的工农联盟，破坏了党的执政基础。对此，我们党务必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迁。这一重大的变迁，不仅给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带来许多积极的影响，而且也给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只强调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党的执政基础的积极影响，而忽视其消极影响，或只强调其消极影响，而忽视其积极影响，都是不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因而也是极端错误的。但是，从总体上看，积极影响是主要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
课题负责人：游龙波；课题组成员：张诺夫、温敬元、徐彬；课题执笔：张诺夫、温敬元。福建 福州 350001
注释：
①老社会中间阶层，主要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等。
②新社会中间阶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
③白领工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这里，是指狭义上的白领工人，即“各类企业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