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是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开展的。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两党精诚团结，密切配合，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战略上的胜利，将日本侵略者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潭。此战堪称“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共御外侮”的典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对抗了近十年的国共两党开始重启谈判大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9月23日，蒋介石又在庐山公开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由此宣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关系为之一新。经与国民党协商，中国共产党相继在全国许多城市建立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并向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心武汉派驻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喉舌刊物《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也相继在汉口创刊，有国共两党及其他许多民主人士共同参加的带有一定民主色彩的国民参政会也在汉口隆重召开。国共两党就是在这样亲密团结的气氛中投入到了保卫大武汉的洪流中。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缘，位于长江与汉水之间，扼平汉、粤汉两条铁路的衔接点，也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7年底，在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及军事统率部仍在武汉，这就使武汉成为当时全国实际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成为敌我必争之地。
其时，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认为，只要占领武汉，控制中原，就可以完全掌控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占武汉，消灭国民党军队，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争。为达此战略目的，日军在占领徐州后，迅速集结了14个师团、一百四十余艘海军舰艇以及五百余架飞机总计35万余人的开战以来最强大的兵力，妄图沿长江、淮河西进，攻取武汉。
面对强敌咄咄逼人的气势，国民政府下定了“以全力保卫大武汉”的决心，同时在军事上作了针锋相对的部署，倾注了最强大的兵力。蒋介石亲任武汉会战总指挥，他根据武汉外围大别山区的有利地形，确定了“保卫武汉但不战于武汉”的战略部署，以第五战区下辖的孙连仲、李品仙两个兵团守淮南、淮北直到长江北岸，以第九战区下辖的薛岳、张发奎两个兵团守武汉城区城郊、长江南岸及江防。投入总兵力共49个军110余万人，保卫武汉决心之大可见一斑。
中共方面对保卫武汉的会战，也是予以坚决支持和积极配合、协助。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创刊不久即在全国舆论界吹响了“保卫大武汉”的号角。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怎样保卫大武汉》的社论，而此时长江下游的抗日前线还处在安徽芜湖一带，北边的日军则远在徐州及郑州以北，两地距武汉都有一千多华里。社论对日寇进攻我国的第二期作战计划作了周详的分析，针锋相对地提出保卫武汉必须着眼于击破日寇整个第二期作战计划及其准备步骤，进而对怎样击破日寇作战计划和准备步骤提出了很具体的方案，可谓未雨绸缪。
3月25日，中共中央即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武汉会战开始后，中共代表团又在6月15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对武汉会战的政治、军事战略、经济和文化工作的保障等，提出了详尽、具体的方案。即在政治方面，应建立有各党各界各派参加的“保卫武汉总动员委员会”；在军事方面，战略方针应是“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6月17日，中共代表团对保卫武汉的军事战略作了更为具体的阐述，提出:保卫大武汉应是当时的“战略中心”，其“战略总方针”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有利地势，开展大规模山地战，同时加强长江防务”；其次，要“抽一部正规军深入敌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把敌后变成前线”。这些军事战略意见在会战中部分被蒋介石所重视、采纳。9月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谈到武汉会战的军事战略:“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避免战略决战而力争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决战，应是持久战战略方针之一。于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武汉会战的最后结局以及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进程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深邃的战略眼光。由于当时武汉战局吃紧，不等大会开完，毛泽东即指示周恩来返回武汉，并委托周恩来转交给蒋介石一封亲笔信,表达了我党抗战必胜的信念以及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在武汉保卫战期间，《新华日报》还陆续发表了《总动员保卫武汉》、《加紧动员工人保卫大武汉》、《保卫大武汉的青年》、《文化界保卫动员大武汉》、《紧急动员湖北农民保卫武汉》等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为保卫武汉出谋划策。
此外，中共代表团还通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群众运动，震动了龟山蛇山，震动了长江两岸，有力地配合了前线战事。1937年底，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党恢复了久负盛名的北伐战争时期设立的政治部，并决定邀请中国共产党人及民主党派人士参加，使其成为一个国共合作的机关。政治部主任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兼任，共产党人周恩来和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出任副主任。在蒋介石的默许下，陈诚不但三次致电并亲自登门拜请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还在人事安排、制定计划、调拨经费等方面为郭沫若大开绿灯。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迈进了多年以来戒备森严的国民党政治部门，从隐秘的地下昂首步入政治前台。正是在国共密切合作的大背景下，第三厅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先后在武汉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了广场歌咏大会；在巍峨的黄鹤楼两旁举办了有声有色的抗日宣传画展；发动了大规模的给前线官兵写慰问信活动。这其中声势最为浩大、最感人至深的无疑是发生在武汉阅马场的百万人大献金活动。1937年7月7日是全面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第三厅根据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提议，在阅马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献金活动。在第三厅的广泛宣传鼓动和周密组织下，献金活动盛况空前，场面感人。活动原定三天，后因献金者十分踊跃不得不延长两天。从7日到11日，各献金台前人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献金者包括工人、农民、职员、船民、小贩、人力车夫、难民等，甚至连乞丐教养所的乞丐也节食一天，捐献了省下来的伙食钱。5天中，献金者达百万人次，所献金额达100万元。第三厅为此还设立了两个专门组织，用这些捐款为前方将士购买了10大卡车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赶制了20万套单衣、40万套棉衣，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场，也使对此次献金活动顺利开展抱有怀疑态度的政治部主任陈诚心悦诚服，不禁对第三厅在发动群众方面的高超水平大加赞赏。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号召下,具有一定民主色彩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7月6日在汉口两仪街上海大戏院召开，到会的参政员除国共两党代表外,还有杜重远、史良、张君励、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梁实秋等各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全体代表共聚一堂,共商抗战大计,并在会议结束之日一致通过了《大会宣言》，向海内外庄严宣布:“中华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大会要求全国军民“一切的奋斗，要以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广大军民全力保卫大武汉,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
武汉保卫战就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进行的，期间两党密切合作，相互配合，国民党积极抗日，在前线投入空前的兵力奋勇杀敌；共产党则在后方为战事出谋划策，发挥自身的宣传优势，为前线战事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两党精诚团结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各界人士的合作,率领全国军民共同奏响了激昂的抗日乐章。虽然武汉最终于1938年10月25日失守，但国民党军队在富金山、万家岭等局部战场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英勇的中国空军更是取得了击落敌机数十架，击沉敌舰12艘之多的辉煌战绩。这些胜利都极大地坚定了广大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前线军队近5个月的浴血奋战不仅重创了敌人，也使中国政府彻底粉碎了日本大本营速战速决的企图，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和“积小胜为大胜”的整体持久战略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从而拉开了中期相持抗战的序幕，对整个抗战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是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开展的。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两党精诚团结，密切配合，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战略上的胜利，将日本侵略者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潭。此战堪称“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共御外侮”的典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对抗了近十年的国共两党开始重启谈判大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9月23日，蒋介石又在庐山公开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由此宣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关系为之一新。经与国民党协商，中国共产党相继在全国许多城市建立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并向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心武汉派驻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喉舌刊物《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也相继在汉口创刊，有国共两党及其他许多民主人士共同参加的带有一定民主色彩的国民参政会也在汉口隆重召开。国共两党就是在这样亲密团结的气氛中投入到了保卫大武汉的洪流中。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缘，位于长江与汉水之间，扼平汉、粤汉两条铁路的衔接点，也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7年底，在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及军事统率部仍在武汉，这就使武汉成为当时全国实际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成为敌我必争之地。
其时，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认为，只要占领武汉，控制中原，就可以完全掌控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占武汉，消灭国民党军队，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争。为达此战略目的，日军在占领徐州后，迅速集结了14个师团、一百四十余艘海军舰艇以及五百余架飞机总计35万余人的开战以来最强大的兵力，妄图沿长江、淮河西进，攻取武汉。
面对强敌咄咄逼人的气势，国民政府下定了“以全力保卫大武汉”的决心，同时在军事上作了针锋相对的部署，倾注了最强大的兵力。蒋介石亲任武汉会战总指挥，他根据武汉外围大别山区的有利地形，确定了“保卫武汉但不战于武汉”的战略部署，以第五战区下辖的孙连仲、李品仙两个兵团守淮南、淮北直到长江北岸，以第九战区下辖的薛岳、张发奎两个兵团守武汉城区城郊、长江南岸及江防。投入总兵力共49个军110余万人，保卫武汉决心之大可见一斑。
中共方面对保卫武汉的会战，也是予以坚决支持和积极配合、协助。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创刊不久即在全国舆论界吹响了“保卫大武汉”的号角。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怎样保卫大武汉》的社论，而此时长江下游的抗日前线还处在安徽芜湖一带，北边的日军则远在徐州及郑州以北，两地距武汉都有一千多华里。社论对日寇进攻我国的第二期作战计划作了周详的分析，针锋相对地提出保卫武汉必须着眼于击破日寇整个第二期作战计划及其准备步骤，进而对怎样击破日寇作战计划和准备步骤提出了很具体的方案，可谓未雨绸缪。
3月25日，中共中央即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武汉会战开始后，中共代表团又在6月15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对武汉会战的政治、军事战略、经济和文化工作的保障等，提出了详尽、具体的方案。即在政治方面，应建立有各党各界各派参加的“保卫武汉总动员委员会”；在军事方面，战略方针应是“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6月17日，中共代表团对保卫武汉的军事战略作了更为具体的阐述，提出:保卫大武汉应是当时的“战略中心”，其“战略总方针”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有利地势，开展大规模山地战，同时加强长江防务”；其次，要“抽一部正规军深入敌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把敌后变成前线”。这些军事战略意见在会战中部分被蒋介石所重视、采纳。9月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谈到武汉会战的军事战略:“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避免战略决战而力争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决战，应是持久战战略方针之一。于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武汉会战的最后结局以及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进程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深邃的战略眼光。由于当时武汉战局吃紧，不等大会开完，毛泽东即指示周恩来返回武汉，并委托周恩来转交给蒋介石一封亲笔信,表达了我党抗战必胜的信念以及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在武汉保卫战期间，《新华日报》还陆续发表了《总动员保卫武汉》、《加紧动员工人保卫大武汉》、《保卫大武汉的青年》、《文化界保卫动员大武汉》、《紧急动员湖北农民保卫武汉》等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为保卫武汉出谋划策。
此外，中共代表团还通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群众运动，震动了龟山蛇山，震动了长江两岸，有力地配合了前线战事。1937年底，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党恢复了久负盛名的北伐战争时期设立的政治部，并决定邀请中国共产党人及民主党派人士参加，使其成为一个国共合作的机关。政治部主任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兼任，共产党人周恩来和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出任副主任。在蒋介石的默许下，陈诚不但三次致电并亲自登门拜请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还在人事安排、制定计划、调拨经费等方面为郭沫若大开绿灯。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迈进了多年以来戒备森严的国民党政治部门，从隐秘的地下昂首步入政治前台。正是在国共密切合作的大背景下，第三厅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先后在武汉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了广场歌咏大会；在巍峨的黄鹤楼两旁举办了有声有色的抗日宣传画展；发动了大规模的给前线官兵写慰问信活动。这其中声势最为浩大、最感人至深的无疑是发生在武汉阅马场的百万人大献金活动。1937年7月7日是全面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第三厅根据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提议，在阅马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献金活动。在第三厅的广泛宣传鼓动和周密组织下，献金活动盛况空前，场面感人。活动原定三天，后因献金者十分踊跃不得不延长两天。从7日到11日，各献金台前人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献金者包括工人、农民、职员、船民、小贩、人力车夫、难民等，甚至连乞丐教养所的乞丐也节食一天，捐献了省下来的伙食钱。5天中，献金者达百万人次，所献金额达100万元。第三厅为此还设立了两个专门组织，用这些捐款为前方将士购买了10大卡车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赶制了20万套单衣、40万套棉衣，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场，也使对此次献金活动顺利开展抱有怀疑态度的政治部主任陈诚心悦诚服，不禁对第三厅在发动群众方面的高超水平大加赞赏。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号召下,具有一定民主色彩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7月6日在汉口两仪街上海大戏院召开，到会的参政员除国共两党代表外,还有杜重远、史良、张君励、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梁实秋等各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全体代表共聚一堂,共商抗战大计,并在会议结束之日一致通过了《大会宣言》，向海内外庄严宣布:“中华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大会要求全国军民“一切的奋斗，要以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广大军民全力保卫大武汉,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
武汉保卫战就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进行的，期间两党密切合作，相互配合，国民党积极抗日，在前线投入空前的兵力奋勇杀敌；共产党则在后方为战事出谋划策，发挥自身的宣传优势，为前线战事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两党精诚团结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各界人士的合作,率领全国军民共同奏响了激昂的抗日乐章。虽然武汉最终于1938年10月25日失守，但国民党军队在富金山、万家岭等局部战场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英勇的中国空军更是取得了击落敌机数十架，击沉敌舰12艘之多的辉煌战绩。这些胜利都极大地坚定了广大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前线军队近5个月的浴血奋战不仅重创了敌人，也使中国政府彻底粉碎了日本大本营速战速决的企图，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和“积小胜为大胜”的整体持久战略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从而拉开了中期相持抗战的序幕，对整个抗战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