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物：乌热尔图， 1952年生于嫩江湖畔，鄂温克族。 “文革”中被迫回到原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旗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生活﹐十几年中当过猎民﹑工人﹑民警﹑党委副书记。鄂温克族古老而独特的森林狩猎生活和历史命运﹐为乌热尔图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饶的题材。1976年发表处女作《大岭小卫士》﹐从此走上创作道路。1980年告别了森林，调至呼伦贝尔盟文联从事文学创作，1981年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研修文学。1985年，在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几年后，按自己的意愿返回呼伦贝尔草原。现任呼伦贝尔市文联党组书记。其代表作《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蝉联三届（1981、1982、1983）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一面旗帜。他自觉担负起“民族代言人”的角色，更加关注在时代变革中鄂温克人独特的命运与心理体验。多年来，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七叉犄角的公鹿》、《乌热尔图小说选》、《琥珀色的篝火》（日文版）、《你让我顺水漂流》等，散文随笔集《沉默的播种者》、《呼伦贝尔笔记》、《声音的替代》等一百多万字作品。上世纪90年代末致力于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研究，先后编撰了《述说鄂温克》、《鄂温克史稿》、《鄂温克历史词语》等著作。在一篇采访中他深情地说：“如今我变成了一名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志愿者，与有共同志向的同事们，组成了环境保护协会。我可以挺直了腰杆说，我没有疏远，也没有背叛这一片对我恩重如山的土地。”
阿霞：乌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乌热尔图是鄂温克族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有影响的作家”，对此您怎么看待？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乌热尔图：这种说法有点意思。不过，应该先谈一下我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群体。在中国境内居住的鄂温克人，总数仅有三万多人，民族人口总数不多。另外，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生活的鄂温克人，大约有四万多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两国的鄂温克人一直没有机会交往，直到近十余年，双方才开始了友好往来。所以，当以这样一个民族为对象，谈“历史上第一个”、“最有影响的”这一类言语时，我觉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当然，写作时我也有特别在意的地方，我在意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表达了鄂温克人的真实情感；在意自己的写作能不能称之为鄂温克文化的一部分；在意自己活着的时候，所书写的文字是否能够一直保持鲜活的模样。其实，我同其他从事写作的人一样，都在寻求保持独特的创造力，当然不仅仅把它局限在小说领域。
阿霞：您的《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曾连续获得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种情况直到今天都是十分罕见的，也有人把那个时代称为“乌热尔图时代”，这在今天的作家和读者来说恐怕是很难想象的。对于这样一个乌热尔图和他的时代，您本人是怎么看的？
乌热尔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于我来说还是很幸运的，我的短篇作品一连获了几个奖。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我说年代特殊，不等于承认了存在什么“乌热尔图时代”，因为我觉得，那一说法本身就不贴谱。我所说的年代特殊，是指当时整个中国都处于思想解放的大潮之中，大家都把文学当成一回事，认为她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当时，作为初登文坛的新手，我积累了自己的生活，内心的情感很是压抑，渴望找到好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但这仅仅是个人的状态，那一状态对于我的写作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它只是一个方面。当时的社会环境尤其重要，在那个年代人们都很真诚，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奉献和为他人服务的精神。我所庆幸的是，在自己写作之初，遇到了中国文坛最优秀作家的帮助和提携，例如，王愿坚先生曾经辅导过我的写作，那是我在老作家丁玲兼任所长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冰心先生也曾在为一本专辑所写的序言中，用她美好的文字褒奖了我的一篇处女作；而评论家冯牧先生，以及葛洛、鲍昌先生，都以他们高贵的人格及文人的风范，给予了我积极的影响。在那个年代，刊物与编辑的作用十分突出，我记得最早接触的，应该说是《草原》
主编达木林先生，还有《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之后，随着《民族文学》的创刊，我有幸成为那供稿队伍中的一名获益者。想起那一时段的写作，我个人认为，那是被社会环境所塑造的过程，你自己也没有完全意识到，在你背后到底有多少双手托举过你，那其中包括了你的父母、你的族人、你的亲友、还有一些值得敬重的陌生人。所以，当谈起那一时期的写作，我不会说我的作品如何如何，我所记忆的是，谁在我的思想启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谁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和肯定，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至于对作品的感受，那是阅读者的事情。 阿霞：您早期小说的叙述主体多为儿童，后期逐渐过渡到成年或者老人的口吻。这种转变是自觉的吗？还是出于叙述本身的需要？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叙述角度的衍变？
乌热尔图：谈到小说的叙述方式，以及作者所喜欢选用的人物，大体上说，这应该与你最初贴近生活的姿态，与你本人对外在环境的态度，以及个人的文学感受、阅读习惯等多种因素相关联。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当我端起猎枪，同猎人们一起在森林中求生存的时候，我真怀着一种孩童般感激与好奇的心情，这是因为那些鄂温克猎人们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接纳了我。这就决定了我当时的心态，那是一种稚拙的、真诚的情感，面对严酷的生活环境、面对神秘的大自然，我心中充满了敬畏。这一源自本心的情感，竟在我所积累的生活素材中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所以当我动笔写作之初，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天真少年的视角，借用他的语气和心态去表述衷肠。当然，以稚拙的语气去叙述、来书写，这也与我早期受到的文学熏陶有关，在那充满梦想的年龄，我很喜欢读童话故事，也喜欢阅读安徒生的作品。后来，随着自己对生活的认识所发生的变化，看到生活中冷峻的一面更多了一些，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的思考变得更为自觉了，所以自己最初喜欢的人物就不足以承载相对复杂的情感和思考了。在这个时候，那历经岁月沧桑的老年人物出现了，这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在文学创作中，不同年龄的人物，有时可以代表和映衬作者本人的心态，以及他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另外，不同年龄的人物，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占有不同的分量，而在鄂温克人的文化中，老年人代表了智慧，他们是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传承人。 阿霞：与早期的“淡化或遮蔽”不同，在您后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小说人物或者小说叙述主体的民族身份感明显在不断地加强，您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
乌热尔图：我的小说创作总量不多，写到一个阶段就停笔不写了，这是我个人的问题。至于我的那部分作品，作者从中读到了什么，那是阅读者自己的事情。在写作过程中，我所关心问题及对象都在变化，你的情感也不可能不随之而变，这就促使你增加作品中的文化色彩，使其更具有鄂温克民族独有的特色，更具有浓郁的森林气息，同时还要把你对现实的忧虑，对民族传统文化解体的担忧，一并融入其中。也可能是这些因素，使阅读者感到这位作者的民族身份更鲜明了，其实我一直是以此为荣的。
阿霞：您如何理解童年经验对作家写作的影响？动物观照在您的小说中有什么特别的符号意义或隐喻？比如您作品中的“野鹿”或“野熊”。
乌热尔图：我所熟悉的饲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生活，是一种面对大自然，依偎在森林怀抱中的自然生活。在鄂温克人的传统文化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其实，在鄂温克人的内心中，他们视其他动物群体为平等的兄弟，他们只有在纯粹为了生息考虑的时候，才不得以猎取其他动物为食，之后还有一些脱罪的动作和习俗，以此来保持内心的平衡。在很早很早的时候，一些动物的形象就嵌入了鄂温克文化的核心，比如鹿和熊，还有一些飞鸟，比如天鹅、乌鸦等等。鄂温克人的精神世界，更多的是受到大自然、大自然中动物形象的直接影响，我作为一名后来者也不例外。那大自然的形象，自然界中动物的形象，就自然成为我笔下的书写对象，我借用它们的形象来抒发内心的情感，来塑造一个鄂温克人眼中的鲜活世界。 阿霞：您的短篇小说集《琥珀色的篝火》曾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还有其它作品译成英文、俄文等多种文字，这是否可以视为您的作品也走向了国际化。您如何看待作家的国际化？
乌热尔图：多年前，我的小说集曾在外国翻译出版，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了不同的文字，这说明不了什么，只能说明那一时段有那么几个不同肤色的、手中握有不同护照的读者，曾经喜欢过你的作品。说心里话，我不知道该怎样来理解“作家的国际化”这一说法。作家是一名文化劳动者，他要与一块具体的土地，特定的人群相联系，要与其构筑牢固的情感关系。如果这样，就很难让他“化”起来，尤其还是“国际化”。在我看来，这个概念空洞而无味。一个作家在他的写作过程中，不会考虑怎样去“国际化”的。但是，作家确实需要一个开阔的视野，他需要历史的、现实的、国际的、全人类的大视野，需要立足于本土展开他的想象。通常，他那所谓的自由创作，也完全是扎根于大地的，以某一族群的文化为依托，这是其不可偏离的大背景。当然，不排除一些例外的情况。
阿霞：上世纪90年代后，您写了大量随笔，尤其是像《声音的替代》这样的文化随笔，在这篇文章中您对“文化殖民”提出了质疑，对异族文化的“切割采样”、“改头换面的占用”、对“声音的盗用”等现象持批判的态度；而对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声音的替代”现象，则给予了和缓的解析。在您看来，不同背景的作者对一个族群声音的“替代”，这对于文化的发展有益还是有弊？尤其是在以虚构和想象为审美特征的文学范畴内。
乌热尔图：《声音的替代》是我的一篇读书随笔，发表有些年头了。我至今仍然认为，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从历史角度看都是一个文化生产的群体，她的族人与其群体之间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关系，人们常常喜欢把这一关系以母与子来喻比。每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记忆，都有自己的方式与特点，凡是古老的民族，在传承和记忆其精神文化的时候，所依靠的都是独特的、形象化的声音，在那口口相传的声音中确实包含了他们所有的情感、他们基本的价值观、他们判断事物的态度和方法。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是，一些古老的族群过去一直是通过声音（故事化）所转化的形象，来审视自己，以便看到自己的过去。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这一族群进行精神上的主动沟通时，便进入跨文化交流的状态。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不同民族身份背景的人利用传媒手段进行的实质性交流，其前提应该是相互间的尊重，这可笼而统之地用文化尊重一词来概括，也就是说，这一关系的核心焦点是，一方是否投入了感情，是否与之建立了真情实感的关系，是否有能力与之达到心灵上的沟通。 阿霞：现在来谈谈鄂温克吧，文化传统意义上的鄂温克和您小说中的鄂温克有什么不同吗？鄂温克对您意味着什么？
乌热尔图：对于现实中的鄂温克人的状况，人们通过电视等传媒大体上都有了自己的了解、自己的印象，但那通常是表面性的，被官方媒体染色过的。不过，大家还是可以从那些不间断的信息中，感受到鄂温克人生活的变化，感受到她在经受商品市场化大潮冲击后的变化。可以说，其变化的趋势与其他地区大体上是一致的。要想真正了解鄂温克人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时下的内心感受，那就需要借助文学艺术形式所表现的感受与穿透力了。在我的心中鄂温克文化、鄂温克人的生活，那最有意义、最重要的部分都在于她的过去，贮存于她那默默无闻的历史之中，这是我特别看重的一点。我之所以能够挺直了腰板两条腿站立，之所以获得了向他人言说的能力，这其中的智慧与力量都来源于她，这是我从鄂温克人以往的生活，从鄂温克人那悲壮而辉煌的历史中汲取的。对于我来说，所汲取的一点一滴都犹如甘露，而那一点一滴的甘露都是用来滋养我心灵的。
阿霞：我也了解到，您还编著了一些文史类的著作，像《述说鄂温克》等，这么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乌热尔图：坦率地说，我中断写作之后的那大段时间，基本上用在了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研究上。这件事的起因是，我所敬重的一位鄂温克老前辈，他希望我腾出一点时间来，来为他录音，帮他写一下个人的回忆录，那年他刚刚做了癌症手术，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当时，这对我来说真是个触动，使我意识到，建国前后这段时期在鄂温克人中发生的事情，有可能随着一代老人的离世，变成一段历史的空白。而在那历史转折时期所发生的一
切，对鄂温克这个新生的民族来说，尤为重要。这就促使我放下手头的一切，全身心地投入了对特定对象的录音采访活动。那段时间，我大约采访了近二十位鄂温克族有代表性的人物，并用两年多的时间整理出版了《述说鄂温克》。在这自述性文史著述中，记录了在五十年代初，鄂温克内部通过协商来统一民族名称，决定启用“鄂温克”这一古老称呼的过程；记录了酝酿成立鄂温克族自治旗的时代背景及整个诞生过程；并特邀历史地名学家乌云达赉先生，撰写了鄂温克族起源方面的专题文章。现在看来，当时我下决心的时机，还是恰当的。2001年，我以个人名义邀请了乌云达赉先生，请他来专题研究呼伦贝尔的历史地名。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乌云达赉先生在他返程途中病倒了，之后不久便猝然离世。这对我真是个精神打击。当他女儿将父亲的所有遗稿、常用的工具书，捧到我面前时，我意识到自己身上肩负着一种责任，这个责任你是逃避不掉的，因为你已经成为文化链条中的一环，你有责任把一些重要的文化信息传递下去。从那之后，我花费了多年时间来研究乌云达赉先生的遗著。乌云达赉先生是一位很受压抑、默默无闻的大学问家，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诠释北方的历史地名、鄂温克民族的早期历史，以及鄂温克古老部落和氏族名称上。后来，我编纂的《鄂温克史稿》、《鄂温克历史词语》等书，主要是在传播他的学术观点。当然，我也借机提高和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储备。 阿霞：问一个也许不太礼貌的问题，换成今天的文学环境，您觉得还会取得这么大的文学成就吗？
乌热尔图：首先，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写作者，如果能把自己的创造力保持到最后的话，还是可以把作家这顶帽子戴到最后的。但我不是有什么大成就的人。一个人的自我塑造，确实与社会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承认这一点。假如换到今天，让我从头开始，我觉得自己照样会崭露头角，挺胸站立在某一领域的。这大概是因为，我一直以虔诚的态度来面对一片土地、面对一群人。因此，我得到的回报是独有的智慧，还有想象的自由，这都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它使我挺直了腰板站立着，并把目光投向了远方。换句话说，我成了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一点，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是头等重要的。
阿霞：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1985年，在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您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几年后辞去职务又回到呼伦贝尔草原继续读书、写作。对于您的这段经历人们有很多种议论，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乌热尔图是一个纯粹的作家，不适合做官。您方便具体谈谈吗？
乌热尔图：1985年前后，我有幸去中国作协工作了几年。这短短的几年，对我来说很是重要，使我的视野变得开阔了，有机会结识了当代文坛上的一些优秀人物，这在之前我是无法想象的。一句话，那段时间对丰富我的人生阅历，提升我个人的创作自信心，确实有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我能去那里工作，可以说是一个被选择的过程，是因为那时有这样的一种需要。之后我的告别，也是个人的主动选择，这其中的因由，我想了多年，后来才真正想明白。这是因为，我对创造性劳动过于尊崇，也就是说，我在内心中把它看得很重，超出了其他方面。所以，如果要拿这个东西去比较，比如说与某一职位去相比，我认为，两者在精神层面没有可比性。假如我不愿在甲地当官，偏要跑到乙地去做官，那么在个人的利益得失、能力与素质上还有可比性。当下，人们已经习惯用可获取的实际利益，来作为自己评价事物的标准，而我则是喜欢用充裕的时间，去验证自己的创作力。或者说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自己选择的是付出，而不是享乐；选择的是劳作，而不是利益的占有。
阿霞：除写作外，您还喜欢摄影，并主编了多部反映呼伦贝尔自然风貌与民俗风情的摄影集。目前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什么是您的创作重点？您有什么写作计划或目标？ 乌热尔图：后来我才发现，在青年时代所烙下的心理印记、当时的情感趣味，包括那时的价值取向，仍有心理上的驱动力。那是一种思维惯性，它使你做事情的时候以趣味来判断优劣，也使你的创作行为带有信马由缰的随意性。当然，在这趣味优先的背后，自然有价值层面的考虑，并非屈服于一时的功利。这些年来，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占去了我大块大块的
时间，当然我想尽快地为其画个句号。
阿霞：如果请您对内蒙古年轻一代的作家给出一些建议，会是什么？
乌热尔图：给别人提建议是不明智的，因为在他人身上有你所不具备的优势。当然，作为年轻人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短处，最好发现一个弥补一个，在这方面对自己不能客气。不论你是谁，要像歌里唱的那样——大胆地往前走。
访谈人物：乌热尔图， 1952年生于嫩江湖畔，鄂温克族。 “文革”中被迫回到原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旗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生活﹐十几年中当过猎民﹑工人﹑民警﹑党委副书记。鄂温克族古老而独特的森林狩猎生活和历史命运﹐为乌热尔图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饶的题材。1976年发表处女作《大岭小卫士》﹐从此走上创作道路。1980年告别了森林，调至呼伦贝尔盟文联从事文学创作，1981年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研修文学。1985年，在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几年后，按自己的意愿返回呼伦贝尔草原。现任呼伦贝尔市文联党组书记。其代表作《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蝉联三届（1981、1982、1983）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一面旗帜。他自觉担负起“民族代言人”的角色，更加关注在时代变革中鄂温克人独特的命运与心理体验。多年来，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七叉犄角的公鹿》、《乌热尔图小说选》、《琥珀色的篝火》（日文版）、《你让我顺水漂流》等，散文随笔集《沉默的播种者》、《呼伦贝尔笔记》、《声音的替代》等一百多万字作品。上世纪90年代末致力于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研究，先后编撰了《述说鄂温克》、《鄂温克史稿》、《鄂温克历史词语》等著作。在一篇采访中他深情地说：“如今我变成了一名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志愿者，与有共同志向的同事们，组成了环境保护协会。我可以挺直了腰杆说，我没有疏远，也没有背叛这一片对我恩重如山的土地。”
阿霞：乌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乌热尔图是鄂温克族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有影响的作家”，对此您怎么看待？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乌热尔图：这种说法有点意思。不过，应该先谈一下我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群体。在中国境内居住的鄂温克人，总数仅有三万多人，民族人口总数不多。另外，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生活的鄂温克人，大约有四万多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两国的鄂温克人一直没有机会交往，直到近十余年，双方才开始了友好往来。所以，当以这样一个民族为对象，谈“历史上第一个”、“最有影响的”这一类言语时，我觉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当然，写作时我也有特别在意的地方，我在意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表达了鄂温克人的真实情感；在意自己的写作能不能称之为鄂温克文化的一部分；在意自己活着的时候，所书写的文字是否能够一直保持鲜活的模样。其实，我同其他从事写作的人一样，都在寻求保持独特的创造力，当然不仅仅把它局限在小说领域。
阿霞：您的《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曾连续获得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种情况直到今天都是十分罕见的，也有人把那个时代称为“乌热尔图时代”，这在今天的作家和读者来说恐怕是很难想象的。对于这样一个乌热尔图和他的时代，您本人是怎么看的？
乌热尔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于我来说还是很幸运的，我的短篇作品一连获了几个奖。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我说年代特殊，不等于承认了存在什么“乌热尔图时代”，因为我觉得，那一说法本身就不贴谱。我所说的年代特殊，是指当时整个中国都处于思想解放的大潮之中，大家都把文学当成一回事，认为她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当时，作为初登文坛的新手，我积累了自己的生活，内心的情感很是压抑，渴望找到好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但这仅仅是个人的状态，那一状态对于我的写作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它只是一个方面。当时的社会环境尤其重要，在那个年代人们都很真诚，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奉献和为他人服务的精神。我所庆幸的是，在自己写作之初，遇到了中国文坛最优秀作家的帮助和提携，例如，王愿坚先生曾经辅导过我的写作，那是我在老作家丁玲兼任所长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冰心先生也曾在为一本专辑所写的序言中，用她美好的文字褒奖了我的一篇处女作；而评论家冯牧先生，以及葛洛、鲍昌先生，都以他们高贵的人格及文人的风范，给予了我积极的影响。在那个年代，刊物与编辑的作用十分突出，我记得最早接触的，应该说是《草原》
主编达木林先生，还有《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之后，随着《民族文学》的创刊，我有幸成为那供稿队伍中的一名获益者。想起那一时段的写作，我个人认为，那是被社会环境所塑造的过程，你自己也没有完全意识到，在你背后到底有多少双手托举过你，那其中包括了你的父母、你的族人、你的亲友、还有一些值得敬重的陌生人。所以，当谈起那一时期的写作，我不会说我的作品如何如何，我所记忆的是，谁在我的思想启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谁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和肯定，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至于对作品的感受，那是阅读者的事情。 阿霞：您早期小说的叙述主体多为儿童，后期逐渐过渡到成年或者老人的口吻。这种转变是自觉的吗？还是出于叙述本身的需要？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叙述角度的衍变？
乌热尔图：谈到小说的叙述方式，以及作者所喜欢选用的人物，大体上说，这应该与你最初贴近生活的姿态，与你本人对外在环境的态度，以及个人的文学感受、阅读习惯等多种因素相关联。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当我端起猎枪，同猎人们一起在森林中求生存的时候，我真怀着一种孩童般感激与好奇的心情，这是因为那些鄂温克猎人们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接纳了我。这就决定了我当时的心态，那是一种稚拙的、真诚的情感，面对严酷的生活环境、面对神秘的大自然，我心中充满了敬畏。这一源自本心的情感，竟在我所积累的生活素材中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所以当我动笔写作之初，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天真少年的视角，借用他的语气和心态去表述衷肠。当然，以稚拙的语气去叙述、来书写，这也与我早期受到的文学熏陶有关，在那充满梦想的年龄，我很喜欢读童话故事，也喜欢阅读安徒生的作品。后来，随着自己对生活的认识所发生的变化，看到生活中冷峻的一面更多了一些，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的思考变得更为自觉了，所以自己最初喜欢的人物就不足以承载相对复杂的情感和思考了。在这个时候，那历经岁月沧桑的老年人物出现了，这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在文学创作中，不同年龄的人物，有时可以代表和映衬作者本人的心态，以及他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另外，不同年龄的人物，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占有不同的分量，而在鄂温克人的文化中，老年人代表了智慧，他们是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传承人。 阿霞：与早期的“淡化或遮蔽”不同，在您后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小说人物或者小说叙述主体的民族身份感明显在不断地加强，您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
乌热尔图：我的小说创作总量不多，写到一个阶段就停笔不写了，这是我个人的问题。至于我的那部分作品，作者从中读到了什么，那是阅读者自己的事情。在写作过程中，我所关心问题及对象都在变化，你的情感也不可能不随之而变，这就促使你增加作品中的文化色彩，使其更具有鄂温克民族独有的特色，更具有浓郁的森林气息，同时还要把你对现实的忧虑，对民族传统文化解体的担忧，一并融入其中。也可能是这些因素，使阅读者感到这位作者的民族身份更鲜明了，其实我一直是以此为荣的。
阿霞：您如何理解童年经验对作家写作的影响？动物观照在您的小说中有什么特别的符号意义或隐喻？比如您作品中的“野鹿”或“野熊”。
乌热尔图：我所熟悉的饲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生活，是一种面对大自然，依偎在森林怀抱中的自然生活。在鄂温克人的传统文化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其实，在鄂温克人的内心中，他们视其他动物群体为平等的兄弟，他们只有在纯粹为了生息考虑的时候，才不得以猎取其他动物为食，之后还有一些脱罪的动作和习俗，以此来保持内心的平衡。在很早很早的时候，一些动物的形象就嵌入了鄂温克文化的核心，比如鹿和熊，还有一些飞鸟，比如天鹅、乌鸦等等。鄂温克人的精神世界，更多的是受到大自然、大自然中动物形象的直接影响，我作为一名后来者也不例外。那大自然的形象，自然界中动物的形象，就自然成为我笔下的书写对象，我借用它们的形象来抒发内心的情感，来塑造一个鄂温克人眼中的鲜活世界。 阿霞：您的短篇小说集《琥珀色的篝火》曾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还有其它作品译成英文、俄文等多种文字，这是否可以视为您的作品也走向了国际化。您如何看待作家的国际化？
乌热尔图：多年前，我的小说集曾在外国翻译出版，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了不同的文字，这说明不了什么，只能说明那一时段有那么几个不同肤色的、手中握有不同护照的读者，曾经喜欢过你的作品。说心里话，我不知道该怎样来理解“作家的国际化”这一说法。作家是一名文化劳动者，他要与一块具体的土地，特定的人群相联系，要与其构筑牢固的情感关系。如果这样，就很难让他“化”起来，尤其还是“国际化”。在我看来，这个概念空洞而无味。一个作家在他的写作过程中，不会考虑怎样去“国际化”的。但是，作家确实需要一个开阔的视野，他需要历史的、现实的、国际的、全人类的大视野，需要立足于本土展开他的想象。通常，他那所谓的自由创作，也完全是扎根于大地的，以某一族群的文化为依托，这是其不可偏离的大背景。当然，不排除一些例外的情况。
阿霞：上世纪90年代后，您写了大量随笔，尤其是像《声音的替代》这样的文化随笔，在这篇文章中您对“文化殖民”提出了质疑，对异族文化的“切割采样”、“改头换面的占用”、对“声音的盗用”等现象持批判的态度；而对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声音的替代”现象，则给予了和缓的解析。在您看来，不同背景的作者对一个族群声音的“替代”，这对于文化的发展有益还是有弊？尤其是在以虚构和想象为审美特征的文学范畴内。
乌热尔图：《声音的替代》是我的一篇读书随笔，发表有些年头了。我至今仍然认为，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从历史角度看都是一个文化生产的群体，她的族人与其群体之间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关系，人们常常喜欢把这一关系以母与子来喻比。每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记忆，都有自己的方式与特点，凡是古老的民族，在传承和记忆其精神文化的时候，所依靠的都是独特的、形象化的声音，在那口口相传的声音中确实包含了他们所有的情感、他们基本的价值观、他们判断事物的态度和方法。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是，一些古老的族群过去一直是通过声音（故事化）所转化的形象，来审视自己，以便看到自己的过去。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这一族群进行精神上的主动沟通时，便进入跨文化交流的状态。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不同民族身份背景的人利用传媒手段进行的实质性交流，其前提应该是相互间的尊重，这可笼而统之地用文化尊重一词来概括，也就是说，这一关系的核心焦点是，一方是否投入了感情，是否与之建立了真情实感的关系，是否有能力与之达到心灵上的沟通。 阿霞：现在来谈谈鄂温克吧，文化传统意义上的鄂温克和您小说中的鄂温克有什么不同吗？鄂温克对您意味着什么？
乌热尔图：对于现实中的鄂温克人的状况，人们通过电视等传媒大体上都有了自己的了解、自己的印象，但那通常是表面性的，被官方媒体染色过的。不过，大家还是可以从那些不间断的信息中，感受到鄂温克人生活的变化，感受到她在经受商品市场化大潮冲击后的变化。可以说，其变化的趋势与其他地区大体上是一致的。要想真正了解鄂温克人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时下的内心感受，那就需要借助文学艺术形式所表现的感受与穿透力了。在我的心中鄂温克文化、鄂温克人的生活，那最有意义、最重要的部分都在于她的过去，贮存于她那默默无闻的历史之中，这是我特别看重的一点。我之所以能够挺直了腰板两条腿站立，之所以获得了向他人言说的能力，这其中的智慧与力量都来源于她，这是我从鄂温克人以往的生活，从鄂温克人那悲壮而辉煌的历史中汲取的。对于我来说，所汲取的一点一滴都犹如甘露，而那一点一滴的甘露都是用来滋养我心灵的。
阿霞：我也了解到，您还编著了一些文史类的著作，像《述说鄂温克》等，这么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乌热尔图：坦率地说，我中断写作之后的那大段时间，基本上用在了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研究上。这件事的起因是，我所敬重的一位鄂温克老前辈，他希望我腾出一点时间来，来为他录音，帮他写一下个人的回忆录，那年他刚刚做了癌症手术，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当时，这对我来说真是个触动，使我意识到，建国前后这段时期在鄂温克人中发生的事情，有可能随着一代老人的离世，变成一段历史的空白。而在那历史转折时期所发生的一
切，对鄂温克这个新生的民族来说，尤为重要。这就促使我放下手头的一切，全身心地投入了对特定对象的录音采访活动。那段时间，我大约采访了近二十位鄂温克族有代表性的人物，并用两年多的时间整理出版了《述说鄂温克》。在这自述性文史著述中，记录了在五十年代初，鄂温克内部通过协商来统一民族名称，决定启用“鄂温克”这一古老称呼的过程；记录了酝酿成立鄂温克族自治旗的时代背景及整个诞生过程；并特邀历史地名学家乌云达赉先生，撰写了鄂温克族起源方面的专题文章。现在看来，当时我下决心的时机，还是恰当的。2001年，我以个人名义邀请了乌云达赉先生，请他来专题研究呼伦贝尔的历史地名。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乌云达赉先生在他返程途中病倒了，之后不久便猝然离世。这对我真是个精神打击。当他女儿将父亲的所有遗稿、常用的工具书，捧到我面前时，我意识到自己身上肩负着一种责任，这个责任你是逃避不掉的，因为你已经成为文化链条中的一环，你有责任把一些重要的文化信息传递下去。从那之后，我花费了多年时间来研究乌云达赉先生的遗著。乌云达赉先生是一位很受压抑、默默无闻的大学问家，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诠释北方的历史地名、鄂温克民族的早期历史，以及鄂温克古老部落和氏族名称上。后来，我编纂的《鄂温克史稿》、《鄂温克历史词语》等书，主要是在传播他的学术观点。当然，我也借机提高和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储备。 阿霞：问一个也许不太礼貌的问题，换成今天的文学环境，您觉得还会取得这么大的文学成就吗？
乌热尔图：首先，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写作者，如果能把自己的创造力保持到最后的话，还是可以把作家这顶帽子戴到最后的。但我不是有什么大成就的人。一个人的自我塑造，确实与社会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承认这一点。假如换到今天，让我从头开始，我觉得自己照样会崭露头角，挺胸站立在某一领域的。这大概是因为，我一直以虔诚的态度来面对一片土地、面对一群人。因此，我得到的回报是独有的智慧，还有想象的自由，这都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它使我挺直了腰板站立着，并把目光投向了远方。换句话说，我成了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一点，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是头等重要的。
阿霞：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1985年，在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您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几年后辞去职务又回到呼伦贝尔草原继续读书、写作。对于您的这段经历人们有很多种议论，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乌热尔图是一个纯粹的作家，不适合做官。您方便具体谈谈吗？
乌热尔图：1985年前后，我有幸去中国作协工作了几年。这短短的几年，对我来说很是重要，使我的视野变得开阔了，有机会结识了当代文坛上的一些优秀人物，这在之前我是无法想象的。一句话，那段时间对丰富我的人生阅历，提升我个人的创作自信心，确实有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我能去那里工作，可以说是一个被选择的过程，是因为那时有这样的一种需要。之后我的告别，也是个人的主动选择，这其中的因由，我想了多年，后来才真正想明白。这是因为，我对创造性劳动过于尊崇，也就是说，我在内心中把它看得很重，超出了其他方面。所以，如果要拿这个东西去比较，比如说与某一职位去相比，我认为，两者在精神层面没有可比性。假如我不愿在甲地当官，偏要跑到乙地去做官，那么在个人的利益得失、能力与素质上还有可比性。当下，人们已经习惯用可获取的实际利益，来作为自己评价事物的标准，而我则是喜欢用充裕的时间，去验证自己的创作力。或者说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自己选择的是付出，而不是享乐；选择的是劳作，而不是利益的占有。
阿霞：除写作外，您还喜欢摄影，并主编了多部反映呼伦贝尔自然风貌与民俗风情的摄影集。目前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什么是您的创作重点？您有什么写作计划或目标？ 乌热尔图：后来我才发现，在青年时代所烙下的心理印记、当时的情感趣味，包括那时的价值取向，仍有心理上的驱动力。那是一种思维惯性，它使你做事情的时候以趣味来判断优劣，也使你的创作行为带有信马由缰的随意性。当然，在这趣味优先的背后，自然有价值层面的考虑，并非屈服于一时的功利。这些年来，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占去了我大块大块的
时间，当然我想尽快地为其画个句号。
阿霞：如果请您对内蒙古年轻一代的作家给出一些建议，会是什么？
乌热尔图：给别人提建议是不明智的，因为在他人身上有你所不具备的优势。当然，作为年轻人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短处，最好发现一个弥补一个，在这方面对自己不能客气。不论你是谁，要像歌里唱的那样——大胆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