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型与演绎型
Inductive vs. Deductive
一、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注重直观经验，习惯于直觉体悟，从主体意向出发对实践经验和内心体悟加以总结、归纳，成为“圣言式”或“格言体”的模糊概念与范畴，如“道”、“气”、“理”、“心”等学说。这些多为意会、领悟的结果，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与严密的演绎推理，因而难以形成像西方那样完整而系统的科学体系。
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思维也有演绎法，那基本上是“唯圣”、“唯书”、“唯上”的演绎法，即把圣言、经典、圣旨或主观成见作为绝对正确的演绎前提，但也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不像西方那样注重形式逻辑。
中医的阴阳说、经络说，注重整体观念、察言观色、望闻问切、临床经验、师徒传授、辨证施治，具有很高的临床正确性，但基本上是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体系，不像西医那样注重生理学、解剖学，注重化验、透视等科学的验证。“神农尝百草”等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智者重亲身体验，轻理论论证，重经验总结，轻演绎推理的致思倾向。中国智者长于算术，但疏于数学；长于“语录式”和“格言体”的“微言大义”，但短于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擅长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缺乏能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注重“经世致用”，忽视基础的或宏观的研究。西汉张苍、耿寿昌的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北魏贾思勰的农业名著《齐民要术》、北宋沈括的科技名著《梦溪笔谈》、明朝李时珍的药学名著《本草纲目》、明朝宋应星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名著《天工开物》等是中国科技名著，但都是搜集、整理、编纂、总结、归纳实用性科技的经验、体会和方法，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 西方思维方式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形式逻辑，对西方思维方式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亚氏强调演绎法，把演绎看作是一种高级的、能推导出未知的思维方法。此后，演绎法不仅成为西方学者构建理论体系的一种手段，而且成了西方人比较习惯的一种思维方法。到了17世纪，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反对亚里士多德以来直至经院哲学的演绎法，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强调观察、经验、实验、事实，再归纳出知识；而以笛卡儿、莱布尼兹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又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由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或然的，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从总体看，西方思维方式既有演绎法，也有归纳法，在各个时期以及思维的过程中均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近代西方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论战表明，归纳法与演绎法各有长处和短处，必须互相补充，交替并用，辩证统一，才能获得科学的知识。一方面，归纳为演绎提供前提。演绎借助一般去认识个别，但这个一般却源于个别，是个别归纳的结果。另一方面，演绎为归纳提供观念的指导。归纳从个别推出一般，但归纳的过程必须在一般性的观念指导下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才能有针对性和有
效性，而这个观念的指导正是由演绎提供的。没有经过演绎论证，归纳的结论也难以上升为规律性的科学理论。由于归纳与演绎互为前提，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因而归纳与演绎必须互相补充，互相转化。人们以一般观念原理为指导，通过归纳，从个别到一般，当这个一般成为演绎的前提时，就必须再转化为演绎，才能使归纳的知识得到扩大与加深。恩格斯指出，“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归纳法从无限或有限的面走向有限的点，点与点之间是并列关系，彼此相对独立，难以凑成一个体系；演绎法从有限的点走向无限的面，是点的无限繁殖，点与点之间是血缘关系、派生关系、枝叶关系。观点家族不管枝叶如何茂盛，均系于一棵大树（大前提）之下，同属一个结构之内。归纳与演绎如此相互作用，往复循环，步步加深，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
三、 总结比较与举例
西方思维方式自古以来就注重形式逻辑，擅长于演绎法；近代实验科学诞生之后，又注重归纳法。演绎与归纳相结合，使西方产生无数的理论体系，大大地促进西方科学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注重经验的、直觉的归纳，也有“唯圣式”的演绎推理，但形式逻辑不发达，较少产生科学的理论体系，而擅长于“点评式”的议论和“语录式”的言论。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善于将一本书归纳成一句话，而西方人却善于将一句话演绎成一本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人的思维总体上是归纳型的，而英美人是演绎型思维。因此，英美人说话、写文章喜欢开门见山，直扑主题，而中国人则喜欢先有所铺垫，然后再触及要点。例如，一位中国香港谈判代表在和北美商人谈判时说：“Because most of our production is done in China now, and uh, it’s not really certain how the government will react in the run-up to 1997,and since I think a certain amount of caution in committing to TV advertisement is necessary because of the expense. So I suggest that we delay making our decision until after Legco makes its decision.”［13］1中国香港谈判代表在陈述完种种原因后才说出其主题，那就是“推迟做出决定”， 这是典型的顺应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中国英语。
下面是一名中国营养学教授访问美国时与美国专家谈话录音：
American: How does the Nutritional Institute decide what topics to study? How do you decide what topic to do research on?
Chinese: Because, Now, Period gets change! It is different from past time! In past, In past time, we emphasize how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Nutrition must know how to solve some deficiency diseases. In our country, we have some nutritional diseases, such as, X, Y, Z. But now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must do some
basic research. So, w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fundamental problems. We must concentrate our research to study some fundamental research. ［14］393
中国营养学教授也是在陈述完原因后才说出主题。这体现出中国英语这种原因/条件等放在句首而主题句放在句尾的特点。
归纳型与演绎型
Inductive vs. Deductive
一、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注重直观经验，习惯于直觉体悟，从主体意向出发对实践经验和内心体悟加以总结、归纳，成为“圣言式”或“格言体”的模糊概念与范畴，如“道”、“气”、“理”、“心”等学说。这些多为意会、领悟的结果，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与严密的演绎推理，因而难以形成像西方那样完整而系统的科学体系。
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思维也有演绎法，那基本上是“唯圣”、“唯书”、“唯上”的演绎法，即把圣言、经典、圣旨或主观成见作为绝对正确的演绎前提，但也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不像西方那样注重形式逻辑。
中医的阴阳说、经络说，注重整体观念、察言观色、望闻问切、临床经验、师徒传授、辨证施治，具有很高的临床正确性，但基本上是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体系，不像西医那样注重生理学、解剖学，注重化验、透视等科学的验证。“神农尝百草”等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智者重亲身体验，轻理论论证，重经验总结，轻演绎推理的致思倾向。中国智者长于算术，但疏于数学；长于“语录式”和“格言体”的“微言大义”，但短于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擅长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缺乏能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注重“经世致用”，忽视基础的或宏观的研究。西汉张苍、耿寿昌的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北魏贾思勰的农业名著《齐民要术》、北宋沈括的科技名著《梦溪笔谈》、明朝李时珍的药学名著《本草纲目》、明朝宋应星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名著《天工开物》等是中国科技名著，但都是搜集、整理、编纂、总结、归纳实用性科技的经验、体会和方法，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 西方思维方式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形式逻辑，对西方思维方式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亚氏强调演绎法，把演绎看作是一种高级的、能推导出未知的思维方法。此后，演绎法不仅成为西方学者构建理论体系的一种手段，而且成了西方人比较习惯的一种思维方法。到了17世纪，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反对亚里士多德以来直至经院哲学的演绎法，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强调观察、经验、实验、事实，再归纳出知识；而以笛卡儿、莱布尼兹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又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由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或然的，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从总体看，西方思维方式既有演绎法，也有归纳法，在各个时期以及思维的过程中均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近代西方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论战表明，归纳法与演绎法各有长处和短处，必须互相补充，交替并用，辩证统一，才能获得科学的知识。一方面，归纳为演绎提供前提。演绎借助一般去认识个别，但这个一般却源于个别，是个别归纳的结果。另一方面，演绎为归纳提供观念的指导。归纳从个别推出一般，但归纳的过程必须在一般性的观念指导下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才能有针对性和有
效性，而这个观念的指导正是由演绎提供的。没有经过演绎论证，归纳的结论也难以上升为规律性的科学理论。由于归纳与演绎互为前提，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因而归纳与演绎必须互相补充，互相转化。人们以一般观念原理为指导，通过归纳，从个别到一般，当这个一般成为演绎的前提时，就必须再转化为演绎，才能使归纳的知识得到扩大与加深。恩格斯指出，“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归纳法从无限或有限的面走向有限的点，点与点之间是并列关系，彼此相对独立，难以凑成一个体系；演绎法从有限的点走向无限的面，是点的无限繁殖，点与点之间是血缘关系、派生关系、枝叶关系。观点家族不管枝叶如何茂盛，均系于一棵大树（大前提）之下，同属一个结构之内。归纳与演绎如此相互作用，往复循环，步步加深，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
三、 总结比较与举例
西方思维方式自古以来就注重形式逻辑，擅长于演绎法；近代实验科学诞生之后，又注重归纳法。演绎与归纳相结合，使西方产生无数的理论体系，大大地促进西方科学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注重经验的、直觉的归纳，也有“唯圣式”的演绎推理，但形式逻辑不发达，较少产生科学的理论体系，而擅长于“点评式”的议论和“语录式”的言论。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善于将一本书归纳成一句话，而西方人却善于将一句话演绎成一本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人的思维总体上是归纳型的，而英美人是演绎型思维。因此，英美人说话、写文章喜欢开门见山，直扑主题，而中国人则喜欢先有所铺垫，然后再触及要点。例如，一位中国香港谈判代表在和北美商人谈判时说：“Because most of our production is done in China now, and uh, it’s not really certain how the government will react in the run-up to 1997,and since I think a certain amount of caution in committing to TV advertisement is necessary because of the expense. So I suggest that we delay making our decision until after Legco makes its decision.”［13］1中国香港谈判代表在陈述完种种原因后才说出其主题，那就是“推迟做出决定”， 这是典型的顺应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中国英语。
下面是一名中国营养学教授访问美国时与美国专家谈话录音：
American: How does the Nutritional Institute decide what topics to study? How do you decide what topic to do research on?
Chinese: Because, Now, Period gets change! It is different from past time! In past, In past time, we emphasize how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Nutrition must know how to solve some deficiency diseases. In our country, we have some nutritional diseases, such as, X, Y, Z. But now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must do some
basic research. So, w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fundamental problems. We must concentrate our research to study some fundamental research. ［14］393
中国营养学教授也是在陈述完原因后才说出主题。这体现出中国英语这种原因/条件等放在句首而主题句放在句尾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