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中国诗学传统中，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经历了从冲突向互补转化的过程，而这是以人为转换中介的。杨乃乔先生把儒道冲突之悖立与互补之整合分为五种势态和方法，并提出了人在互补中构成的“内儒外道”和“内道外儒”两种人格类型。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深受儒道思想的影响，从其生平和诗歌来看，其人格类型是属于“内儒外道”型，而这对其诗歌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传统诗学 人格类型 李白 “内儒外道” 唐朝诗人李白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他的诗歌和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长期以来，有许多学者研究其社会价值观念，而由于李白对于中国主流传统思想儒家和道家都表达过向往，学术界对于他的思想构成众说纷纭。这些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包括认为李白属于儒家或道家文化人格类型的主要倾向论和认为李白人格表现为儒道冲突或互补的复杂组合论①。本文试从中国传统诗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李白一生的经历与创作，探讨他的诗学思想，论证李白属于杨乃乔先生所提出的两种在儒道互补中形成的人格类型之一——“内儒外道”型，并阐述这种人格类型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从悖立走向整合的转换中介 东方古典诗学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萌芽，但是，在庞杂的诗学思潮中，只有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终成“显学”。杨乃乔先生在其所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中指出，儒家诗学在经学的经典文本上“立言”从而建构起栖居和生存的语言家园，在其中规避死亡和追寻永恒，而道家诗学主体生存的渴望是语言家园的“颠覆”，力图以“立意”取代“立言”。从春秋时期孔子删“六经”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诗学逐渐占据了文化的中心，而道家则被推到了文化边缘，因此在东方诗学中，儒家经典文本由于“经”的学术宗教地位成为最高诗学批评原则，形成经学中心主义。 然而，经学达到鼎盛之后，走向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化，“儒家学派的衰落和道家学派的崛起使何晏、王弼、向秀和郭象等人从老庄的角度对儒家经典文本的意义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至此儒道两家在冲突的悖立中形成了互补的整合趋势”②。由于玄学中儒道的冲突与互补的势态和方法决定了儒家和道家诗学在冲突中转为互补的表现形式，杨乃乔先生把儒道冲突之悖立与互补之整合分为五种势态和方法，其中儒道冲突的两种势态和方法有“以道攻儒”和“以儒攻道”，而儒道互补的三种势态和方法包括“内道外儒”、“内儒外道”和“贵儒尊道”。 同时，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在冲突中的互补在整合东方文化心理时空的同时，也对批评主体心理时空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当儒道两家诗学作为存立于主体之外的继承文化现象，同时对阐释主体进行渗透、共同内化于阐释主体人格的内部时，儒道两家诗学冲突与悖立的外在条件就必然转换为互补与整合的内在可能性了”，所以“阐释主体之外的冲突与悖立的儒道两家诗学，在阐释主体人格之内的积淀便形成了互补与整合的势态”，构成了“内儒外道”型和“内道外儒”型这两种人格类型③。因此，这些阐释主体便成为了儒道两家诗学在冲突中的互补的中介，他们的理论人格——由儒道两家诗学的不同文化和价值心理时空所构成的复合结构：既指儒道两家诗学在阐释主体内部积淀所形成的两种互补的人格类型，也指儒道两家诗学在冲突中走向互补的两种势态和方法。 在这两种势态和方法中，“内儒外道”是指“在儒道两家的互补中，向秀和郭象把儒家主体在经典文本上“立言”所设立的最高道德伦理规范--名教阐释为主体内在的自然本性”，他们用儒家主体在经典文本上“立言”所获取的意义来阐释道家的文本，把名教融于老庄中玄学化了④。判断东方诗学文化传统发展历程上的儒道人格互补类型时，最重要的是“判断一个阐释主体其诗学体系在儒道冲突与互补的建构，其理论基点是建构在儒家主体栖居和生存的家园，还是建构在道家主体栖居和生存的家园”⑤。“内儒外道”不同于“内道外儒”，其在基点上还是立足于儒家主体栖居和生存的语言家园——经典文本上的，构成了向秀和郭象这种“内儒外道”型主体人格。 “内儒外道”人格互补类型对东方诗学体系的建构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从向秀和郭象开始建构，到南朝的刘勰的成熟，再到后来的陈子昂、杜甫、柳宗元、欧阳修、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不断发展，这种人格类型在东方诗学文化传统的发展历程上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惯性系统⑥。下面，我们就来从“内儒”和“外道”两个层面来论证李白的“内儒外道”人格互补类型及其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 二、李白诗学的“外道”与“内儒” “内儒外道”人格互补类型的主体精神扎根于“内儒”这一层面，而方法论则扎根于“外道”这一层面。“内儒”对应于刘勰诗学体系中的“文之枢纽”，他把“宗经”、“征圣”、“原道”尊为“文之枢纽”，将阐释主体把儒家学术思潮崇尚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转型为对“宗经”、“征圣”、“原道”，作为批评文学现象所奉行的主线⑦。“外道”是道家诗学在宇宙本体上崇尚的“立意”渗透于阐释主义人格的内部之后内化为支撑“内儒外道”人格互补理论的方法论，“立意”要求主体摆脱“宗经”、“征圣”、“原道”的极端功利性束缚，复归文化规范之外的“自然”之境⑧。李白诗学理论的主体精神也是儒家的，而方法论是道家的。 由表及里，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李白“外道”这一层面。李白一生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盛唐崇道，统治者奉老子李耳为祖先，时风决定了他的道家倾向；他出生于蜀中，而蜀是道教重镇，所以他早年就与道家结缘；他小时候曾赴山中学道，而非入州县之学，习辞赋多于读经籍，这都在他的人格中注入了许多道家的元素。 李白身上体现了道家诗学对“出世”精神的偏爱。李白好游，二十四岁即开始离蜀漫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只爱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缘于道家情结，道家诗学在审美中追寻的“自然”之境，就是《庄子·齐物论》所设定的那方“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最高审美境界⑨，因此学道之人喜亲近自然，对自然山水有着道家的想象。“十五游神仙，游仙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李白在游历中求仙访道，如《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飡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中即显李白求仙迹之愿望：“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他结识了司马承祯、吴筠、元丹邱、胡紫阳等当世名道，与他们谈玄论道，酬唱往还，操术修身。他炼过大丹。受过符篆，还曾送妻子许氏去学道⑩。另外，李白因嗜酒成性号称“酒仙”，他身上具有源自道家哲学的在醉态思维中寻求超越的酒神精神。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他还常怀隐逸意识，四十岁时与韩准、裴政、孔巢父、张叔明、陶沔等人隐于祖徕山，纵酒酣歌，时号“竹溪六隐”，这也是隐于自然之境以忘却儒家主体“入世”的烦恼的体现。
摘 要： 在中国诗学传统中，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经历了从冲突向互补转化的过程，而这是以人为转换中介的。杨乃乔先生把儒道冲突之悖立与互补之整合分为五种势态和方法，并提出了人在互补中构成的“内儒外道”和“内道外儒”两种人格类型。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深受儒道思想的影响，从其生平和诗歌来看，其人格类型是属于“内儒外道”型，而这对其诗歌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传统诗学 人格类型 李白 “内儒外道” 唐朝诗人李白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他的诗歌和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长期以来，有许多学者研究其社会价值观念，而由于李白对于中国主流传统思想儒家和道家都表达过向往，学术界对于他的思想构成众说纷纭。这些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包括认为李白属于儒家或道家文化人格类型的主要倾向论和认为李白人格表现为儒道冲突或互补的复杂组合论①。本文试从中国传统诗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李白一生的经历与创作，探讨他的诗学思想，论证李白属于杨乃乔先生所提出的两种在儒道互补中形成的人格类型之一——“内儒外道”型，并阐述这种人格类型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从悖立走向整合的转换中介 东方古典诗学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萌芽，但是，在庞杂的诗学思潮中，只有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终成“显学”。杨乃乔先生在其所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中指出，儒家诗学在经学的经典文本上“立言”从而建构起栖居和生存的语言家园，在其中规避死亡和追寻永恒，而道家诗学主体生存的渴望是语言家园的“颠覆”，力图以“立意”取代“立言”。从春秋时期孔子删“六经”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诗学逐渐占据了文化的中心，而道家则被推到了文化边缘，因此在东方诗学中，儒家经典文本由于“经”的学术宗教地位成为最高诗学批评原则，形成经学中心主义。 然而，经学达到鼎盛之后，走向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化，“儒家学派的衰落和道家学派的崛起使何晏、王弼、向秀和郭象等人从老庄的角度对儒家经典文本的意义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至此儒道两家在冲突的悖立中形成了互补的整合趋势”②。由于玄学中儒道的冲突与互补的势态和方法决定了儒家和道家诗学在冲突中转为互补的表现形式，杨乃乔先生把儒道冲突之悖立与互补之整合分为五种势态和方法，其中儒道冲突的两种势态和方法有“以道攻儒”和“以儒攻道”，而儒道互补的三种势态和方法包括“内道外儒”、“内儒外道”和“贵儒尊道”。 同时，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在冲突中的互补在整合东方文化心理时空的同时，也对批评主体心理时空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当儒道两家诗学作为存立于主体之外的继承文化现象，同时对阐释主体进行渗透、共同内化于阐释主体人格的内部时，儒道两家诗学冲突与悖立的外在条件就必然转换为互补与整合的内在可能性了”，所以“阐释主体之外的冲突与悖立的儒道两家诗学，在阐释主体人格之内的积淀便形成了互补与整合的势态”，构成了“内儒外道”型和“内道外儒”型这两种人格类型③。因此，这些阐释主体便成为了儒道两家诗学在冲突中的互补的中介，他们的理论人格——由儒道两家诗学的不同文化和价值心理时空所构成的复合结构：既指儒道两家诗学在阐释主体内部积淀所形成的两种互补的人格类型，也指儒道两家诗学在冲突中走向互补的两种势态和方法。 在这两种势态和方法中，“内儒外道”是指“在儒道两家的互补中，向秀和郭象把儒家主体在经典文本上“立言”所设立的最高道德伦理规范--名教阐释为主体内在的自然本性”，他们用儒家主体在经典文本上“立言”所获取的意义来阐释道家的文本，把名教融于老庄中玄学化了④。判断东方诗学文化传统发展历程上的儒道人格互补类型时，最重要的是“判断一个阐释主体其诗学体系在儒道冲突与互补的建构，其理论基点是建构在儒家主体栖居和生存的家园，还是建构在道家主体栖居和生存的家园”⑤。“内儒外道”不同于“内道外儒”，其在基点上还是立足于儒家主体栖居和生存的语言家园——经典文本上的，构成了向秀和郭象这种“内儒外道”型主体人格。 “内儒外道”人格互补类型对东方诗学体系的建构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从向秀和郭象开始建构，到南朝的刘勰的成熟，再到后来的陈子昂、杜甫、柳宗元、欧阳修、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不断发展，这种人格类型在东方诗学文化传统的发展历程上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惯性系统⑥。下面，我们就来从“内儒”和“外道”两个层面来论证李白的“内儒外道”人格互补类型及其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 二、李白诗学的“外道”与“内儒” “内儒外道”人格互补类型的主体精神扎根于“内儒”这一层面，而方法论则扎根于“外道”这一层面。“内儒”对应于刘勰诗学体系中的“文之枢纽”，他把“宗经”、“征圣”、“原道”尊为“文之枢纽”，将阐释主体把儒家学术思潮崇尚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转型为对“宗经”、“征圣”、“原道”，作为批评文学现象所奉行的主线⑦。“外道”是道家诗学在宇宙本体上崇尚的“立意”渗透于阐释主义人格的内部之后内化为支撑“内儒外道”人格互补理论的方法论，“立意”要求主体摆脱“宗经”、“征圣”、“原道”的极端功利性束缚，复归文化规范之外的“自然”之境⑧。李白诗学理论的主体精神也是儒家的，而方法论是道家的。 由表及里，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李白“外道”这一层面。李白一生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盛唐崇道，统治者奉老子李耳为祖先，时风决定了他的道家倾向；他出生于蜀中，而蜀是道教重镇，所以他早年就与道家结缘；他小时候曾赴山中学道，而非入州县之学，习辞赋多于读经籍，这都在他的人格中注入了许多道家的元素。 李白身上体现了道家诗学对“出世”精神的偏爱。李白好游，二十四岁即开始离蜀漫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只爱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缘于道家情结，道家诗学在审美中追寻的“自然”之境，就是《庄子·齐物论》所设定的那方“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最高审美境界⑨，因此学道之人喜亲近自然，对自然山水有着道家的想象。“十五游神仙，游仙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李白在游历中求仙访道，如《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飡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中即显李白求仙迹之愿望：“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他结识了司马承祯、吴筠、元丹邱、胡紫阳等当世名道，与他们谈玄论道，酬唱往还，操术修身。他炼过大丹。受过符篆，还曾送妻子许氏去学道⑩。另外，李白因嗜酒成性号称“酒仙”，他身上具有源自道家哲学的在醉态思维中寻求超越的酒神精神。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他还常怀隐逸意识，四十岁时与韩准、裴政、孔巢父、张叔明、陶沔等人隐于祖徕山，纵酒酣歌，时号“竹溪六隐”，这也是隐于自然之境以忘却儒家主体“入世”的烦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