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 关键词：《诗》；《春秋》；周公；孔子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5?0090?05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对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命题，前人大多只在字面疏解，也有的试图抉发其奥义，但语焉不详[1]（74）。本文认为，孟子这一命题有如下三方面的含义。 意蕴之一：《诗》《春秋》皆记史 顾炎武《日知录》云：“《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是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出焉。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2]（卷三，144）顾炎武道出了孔子《春秋》以史继《诗》之深旨。顾氏之说甚精，但语有未晰之处，钱穆先生指出：“当西周之时，不仅列国无《诗》，即王室亦不见有史。周之有史，殆在宣王之后。其先则雅颂即一代之史也。周之既东，不仅列国有诗，并亦有史。”[3]（134）钱穆先生的论见有一定的启发性，西周之时明确的编年记事体还没有成熟起来，所以他说“即王室亦不见有史”，但是编年记事体不成熟，并不代表不去记载这一时期的历史，而是以诗体的形式记载史，所谓“雅颂即一代之史也”。到了东周，不仅各国有自己的编年记事体史书《春秋》，也有自己的《诗》，《诗经》里的《国风》即是代表。 从《孟子》上下文来看。“《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接着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各国都有叫做“春秋”的史书，晋国的叫《乘》，楚国的叫《梼杌》，鲁国的仍叫做《春秋》，都是一样的。鲁国的《春秋》和孔子的《春秋》都是编年记事体的史书，而且这种史书在春秋时期是很普遍存在的，不仅晋、楚、鲁有，其他各国也都有，所以，《墨子》说：“吾见百国春秋。”那么这种编年记事体的《春秋》是何时发展成熟起来的呢？它和《诗经》有关系吗？《春秋》是记事史书，《诗经》是韵文诗歌，孟子为什么把《诗》和《春秋》放在一起呢，而且还是先后相承的关系。 这要从《诗经》的内容说起。《大雅》其实都是记载历史的诗歌，比如其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从周代始祖后稷到公刘再到文王，反复歌颂。《大明》不仅叙述文王武王之功，还描述了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写得绘声绘色，雄伟壮观。这种以诗记史的方法是一种很古老的传统，“各原始民族用英雄诗律来说话，这也是自然本性的必然结果。这里我们也应赞赏天意安排，在共同的书写文字还未发明以前，就安排好各族人民用诗律来说话，使他们的记忆借音步和节奏的帮助能较容易地把他们的家族和城市的历史保存下来。”[4]（432）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开始用文字记载历史，但以诗记史的传统仍然保留了一段时间。周代的史官早期重在记言，《尚书》中的西周书部分便是例证，《牧誓》、《金滕》、《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君奭》、《无逸》、《立政》等，以“王曰”、“王若曰”、“周公曰”、“又曰”的形式大量记载了武王、周公的话。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诗经》中的历史叙事比《尚书》中的《西周书》还要系统，还要重要。 《西周书》虽以记言为主，但亦间或记事，言和事往往是分不开的。比如《牧誓》主要记载武王誓师之言，但开首云：“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又云：“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显然属记事。《金滕》篇开首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乃叙事之缘起，并交代时间。所以，《庄子·天下》曰：“《书》以道事。”《荀子·劝学》：“《书》者，政事之纪也。”是把《书》也当成记事之体。朱熹则径以《尚书》为纪事本末体之滥觞。 记事之体，除《西周书》间或有之以外，甲骨、金文亦多有记事内容。甲骨卜辞反映的是王侯贵族的王家活动，所记内容以农事、兵戎、祭祀方面为多，是以贞卜的结果和极简单的记事相结合，这表明它具有官方文书的性质。而且有些卜辞所记有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在表述形式上已经初具历史记载的萌芽。到了西周金文，其记载的内容更为丰富，其中关于征伐、俘获、赐土田臣仆、赐车马旗服彝器金贝等事的记载较为详细。金文的记时方式在西周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一种规范性的形式。如《牧簋》：“隹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颂鼎》：“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其记时形式是：年、月、月相、干支。这就直接为后来《春秋》的记时体例提供了范式。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编年记事的体例在西周中期以后已经逐渐成熟起来。但“百国春秋”即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国史应该起于何时呢。可惜当时的国史没有一部流传下来，我们依据现有的材料推断可能起于西周晚期厉王、宣王之时。 首先，史官的职守在宣王时发生了变化，开始从主掌天文历法到以记史为职。《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其祖先“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其次，幽厉之后周王室开始把西周史官分派到各诸侯国去。《史记·历书》云：“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左传》中更是记载了不少流散到诸侯国的西周史官。《左传·昭公十五年》：“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杜预注云：“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适晋为太史，籍黡与之共董督晋典，因为董氏。董狐其后。”其三，从现有的历史记载来看，厉宣之前的史实存在严重缺环。文武到成康的历史我们还可以从《诗》、《书》中窥探，但穆王以后直到厉宣却明显没有太多史迹可寻。即拿刚发现的清华简《系年》为例，其中第一至第四章涉及到西周之事，但都是从叙述周初开始，一下子便转到西周晚期。第一章是从周武王径直转写厉王、共伯和、宣王；第二章则直从幽王写起；第三章从武王克殷、成王平叛又直接转到“周室既卑，平王东迁” [5]（141）；第四章写卫国的历史，但主要还是详述周惠王以后的事。如果不是存在历史记载的缺环，《系年》不会避而不谈的。 另外，共和元年是我国有确切历史纪年的开始，共和行政可能是编年记事的一个起点，“推断其时每当朝会议政之际，原负责记录王言、撰拟诏命的史官，此时则列位于朝会，负责专门记录朝政大事，并负责宣示中外。史官此职，是作为诸侯卿士摄位共政体制的监督与见证。……共和时期的史官制度，最后形成共和十四年逐年记录而成的编年大事记。宣王即位之后……共和时期编年纪事之法仍旧不废，并做为史官记事制度一直沿用至后世。”[6]（292）这样一来，随着编年记事体史书的发展成熟，以诗记史的形式便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了。 意蕴之二：《诗》之旨与《春秋》之义一脉相承 周公创制雅颂，编纂《诗经》，其目的是作为治平之具、政教之本，推行德治、兴旺周邦，乃一代王者之大典。有学者指出：“《诗》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是推行宗法礼乐精神的物质载体，集中体现了周代社会的礼乐精神。……《诗》作为周人明教化、宣扬经邦济世的思想工具，正是周代统治者编《诗》的初衷所在。”[7]（30?32）而孔子作《春秋》亦是要继承周公之旨，义在拨乱世反诸正。 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王者之迹何时熄，而《诗》又何时亡的呢？一般认为是宣王以后至平王东迁这一段时期中。在宣王之前，“王者之迹”是如何体现的呢？钱穆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周王室是天下之共主，……每到冬天，他所封出的四方诸侯都得跑到中央来共朝周天子，而周天子在那时祭其祖先，更主要的是祭文王，许多诸侯一同助祭，就在这庙里举行祭礼时唱诗、舞蹈，唱的便是周文王一生的历史功绩，所谓雅颂，便是如此般的用来作政治表扬。又如周天子有事派军出征，在临出以前……欢迎凯旋，同样再有宴享歌舞，……那时遇礼必有乐，而礼乐中亦必寓有史，这些都是周公制礼作乐精意所在。[8]（18?19） 后来王室衰弱，王者的创业伟迹已经没有了，诸侯也不常到朝廷来朝贡了，王室没有新功德，相应也就没有了歌功颂德的诗歌。所以是“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了。 那么周王室在祭祀或者燕飨时为什么要唱这些诗歌呢？他们编辑雅颂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应当源于周公的“制礼作乐”精神，《诗》、《书》、礼、乐都是周公的治平之具、王者之典。朱熹《诗集传》云：“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故或欢欣和说，以尽群下之情；或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德。词气不同，音节亦异，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9]（129）从《诗经》的编纂角度来说，即《诗经》的第一次编纂是周公所为，主要是雅颂二体，风仅止二南，其意图是把它作为政教之本。成康之后昭穆共懿孝夷皆无治平之诗。《尚书·周书》的主要部分亦为此时周公所编。第二次编纂当在厉、宣、幽时期，此时已无颂，主要是变雅。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九：“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变有厉宣幽，六王皆居在镐丰之地，故曰丰镐之时诗 也。”[10]（539）是西周初期是正雅之诗，西周晚期是变雅之诗。第三次当时春秋后期所编，主要是搜集列国之诗。所以我们研读《诗经》一定要注意它的时段性，赵逵夫先生即指出《诗经》的作品“往往集中产生在某一段时间中，这同当时的社会状况及统治者的主导思想有关。周公旦的‘制礼作乐’及成、康时代祭祀乐歌与仪式乐歌基本框架的形成（如《周颂》和《大雅》中的大部分作品），宣王中兴过程中与宣王初年一些卿大夫在恢复周室道统中的创作活动的勃兴（《小雅》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和《大雅》中的少数作品，《周颂》中的个别作品），便是最突出的实例。”[11]（1）经过周王室礼乐文化精神的渗透，《诗经》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反映原初先民生存状态和心理愿望的文学文本，而是带有鲜明的伦理道德教化内容的政治性文本。 《诗大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虽谓政有小大故雅有小大显似牵强，但雅诗系乎王政废兴确实毋庸置疑的。即便从《诗经》的来源角度观察，《诗经》与劝谏、政教之关系亦紧密相关。比如以《国语》为例的献诗之说： 《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国语·晋语六》：“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韦昭注：列，位也，谓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以讽也。） 采诗之说： 《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孔丛子·巡守篇》：“古者天子……命史采民诗谣，以观其风。” 上博简《孔子诗论》亦言：“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引）而逖，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12]（127）所以，周公所编之诗是为王政而用，所谓“言天下之事、行四方之风”。 孔子作《春秋》之义又何在呢？《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段话说得非常明确：“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其义甚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昌明“周道”，以达王事，与周公精神一脉相承。 《孟子》：“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句话前人多解作孔子作《春秋》窃取了《诗经》褒善贬恶的大义，其实这是误解。此句上承“其事”、“其文”，说的都是各国的史书，很明显“其义”当然说的也是各国春秋的“义”，这个“义”又当何解呢？章太炎先生已经明确指出：“义即凡例之谓。窃取其义者，犹云盗其凡例也。”[13]（116）是孔子作《春秋》秉承了各国史书的义例。通过借鉴这种义例而达到作《春秋》的目的。 《左传》昭公二年载韩起聘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据此可推测，鲁之《春秋》的记载可能起于伯禽之时，记载了西周盛世的朝觐、会同、征伐之事，所以说“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但孔子所作《春秋》为何起于隐公，当是隐公以上《春秋》已经不存，否则，周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孔子肯定会存其盛世之事以为典则，以警后世。所谓夏殷之礼，杞宋不足征，夫子况且叹之。 孔子见不到早期鲁国的《春秋》，只能“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14]（509）鲁之《春秋》，主要限于鲁国之史，其于列国之事，或赴告不全，甚或有所隐讳，不能得其实事，孔子作《春秋》则要把各国的历史都写进去，其事则齐桓晋文，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孔子的《春秋》可谓是当时的一部世界史了，“其书中所表现的乃是其时诸夏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自然亦可说是人类当时文化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了。远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早已有此眼光，早已有此见解，正在全世界人类文化史史学史上有它卓然无比的价值。”[7]（22）孔子之所以如此编纂自有其中的道理。但是孔子非周之史官，他把周王室的《史记》和鲁国的《春秋》整合删削。由此一转手，性质发生了变化，政府的官史变成了民间的私家著述。私人著国史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孔子又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原来藏在王宫的国史民间是看不到的，所以也就不能知道“天子之事”，但经过孔子的整理传授，天子诸侯之事便流传于世间了。所以孟子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歌颂王者之丰功伟绩，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以为东周。 意蕴之三：孔子是周公之后的又一圣人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实际上是指出孔子是继周公之后又一圣人。这在《孟子·滕文公下》也有交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把禹、周公、孔子作为前后相承的三圣，揭示了圣人道统的先后次序。《论语》中还不曾把尧舜与文武（或汤武）放在一起称述，而《孟子》中不但有“尧舜，性之，汤武身之”，还有“尧舜性者，汤武反之”这样的话。又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又极力盛赞孔子，《孟子》一书中孔子被提到八十一次之多。所以后人凡言圣人，皆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孔子又被尊为“至圣先师”。 而在孔子自己也以追循周公为志，其平生所志所学所尊仰者，独在周公。所以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朱子说：“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如或见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则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故因此而自叹其衰之甚也。”[15]（94）孔子生在鲁国，鲁为周公的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春秋时期，礼坏乐崩，许多国家的礼乐之制已经不完善，但鲁国却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大夫韩宣子使于鲁，见《易》《象》与《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是周礼的践行者，上至鲁公，下至卿士，皆循礼而动。所以《礼记·明堂位》说鲁国“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孔子自幼受鲁国礼乐文化的影响，成为其“法则周公”的最根本原因。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太庙”即周公之庙。进了太庙孔子向专职人员请教礼制、礼仪，反映了孔子对周礼的恭敬态度。孔子还曾西游洛邑，在实地了解了周朝政治文化以后，孔子喟然叹息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 《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之时，夏殷之礼文献已不足征。所以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中庸》拼合这两句话说：“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孔子为什么从周呢？刘宝楠《正义》引《汉书·礼乐志》云：“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公借鉴夏商二代之礼，加以损益，制礼作乐大兴文教，所以能成文武之政。孔子称赞周公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所以《中庸》言：“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说：“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15]（37）所谓文武之道其实就是周公之道。 孔子的德治思想亦可追溯到周公那里。《论语·为政》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述而》说“志于道，据于德。”孔子“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以道德教化为为政治国的基础，反对单纯依靠行政、法制来治国，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为政》）。又特别强调当政者的道德表率作用，《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些思想和周公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思想一脉相承。周公主张有“天命”的存在，但又强调“惟命不于常”（《康诰》）；其“敬德”思想，强调统治者必须修明德行，“以德配天”，不能够贪图享乐，“无康好逸豫”（《康诰》），知“稼穑之艰难”（《无逸》）；其“保民”思想，认识到“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蔡仲之命》），要取得民心，就要施行德政；其“明德慎罚”思想，在提倡“敬德”的同时又主张“敬明乃罚”（《康诰》）。周公的思想言论成为孔子“德治”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 《论语》中还载有周公的言语，《微子篇》：“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可能是孔子引用周公之语来教导弟子。《论语·泰伯》：“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反过来即是说周公既有才能又有美德，既不骄傲也不吝啬。 综上，孔子尊周礼，行周道，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尊。有感于周道衰微，而作《春秋》，拨乱反正，以昌明盛世。“《诗》、《春秋》相表里，《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贬也。”[16]（124）《诗经》的雅颂部分有不少是歌颂文武之治，它虽然是诗歌，却是以韵文记史，周公制作《诗经》以作为政教之本，圣王之典，以开升平之世。孔子《春秋》秉承各国《春秋》义例及书法精神，标志着编年记事体史书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 马银琴.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重诂[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2（3）： 74. [2] 顾炎武著， 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全校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3] 钱穆.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4] 维柯著， 朱光潜译. 新科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5] 李学勤主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6] 葛志毅. 谭史斋论稿五编[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7] 王妍. 经学以前的《诗经》[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 [8] 钱穆. 中国史学名著[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9] 朱熹. 诗集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0] 孔颖达. 毛诗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1] 赵逵夫. 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J]. 文史， 2009（2）： 1. [12] 马承源主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3] 章太炎. 国学讲演录[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14]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5]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新编诸子集成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6] 王应麟. 困学纪闻[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编辑： 胡兴华]
摘要：《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 关键词：《诗》；《春秋》；周公；孔子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5?0090?05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对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命题，前人大多只在字面疏解，也有的试图抉发其奥义，但语焉不详[1]（74）。本文认为，孟子这一命题有如下三方面的含义。 意蕴之一：《诗》《春秋》皆记史 顾炎武《日知录》云：“《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是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出焉。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2]（卷三，144）顾炎武道出了孔子《春秋》以史继《诗》之深旨。顾氏之说甚精，但语有未晰之处，钱穆先生指出：“当西周之时，不仅列国无《诗》，即王室亦不见有史。周之有史，殆在宣王之后。其先则雅颂即一代之史也。周之既东，不仅列国有诗，并亦有史。”[3]（134）钱穆先生的论见有一定的启发性，西周之时明确的编年记事体还没有成熟起来，所以他说“即王室亦不见有史”，但是编年记事体不成熟，并不代表不去记载这一时期的历史，而是以诗体的形式记载史，所谓“雅颂即一代之史也”。到了东周，不仅各国有自己的编年记事体史书《春秋》，也有自己的《诗》，《诗经》里的《国风》即是代表。 从《孟子》上下文来看。“《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接着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各国都有叫做“春秋”的史书，晋国的叫《乘》，楚国的叫《梼杌》，鲁国的仍叫做《春秋》，都是一样的。鲁国的《春秋》和孔子的《春秋》都是编年记事体的史书，而且这种史书在春秋时期是很普遍存在的，不仅晋、楚、鲁有，其他各国也都有，所以，《墨子》说：“吾见百国春秋。”那么这种编年记事体的《春秋》是何时发展成熟起来的呢？它和《诗经》有关系吗？《春秋》是记事史书，《诗经》是韵文诗歌，孟子为什么把《诗》和《春秋》放在一起呢，而且还是先后相承的关系。 这要从《诗经》的内容说起。《大雅》其实都是记载历史的诗歌，比如其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从周代始祖后稷到公刘再到文王，反复歌颂。《大明》不仅叙述文王武王之功，还描述了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写得绘声绘色，雄伟壮观。这种以诗记史的方法是一种很古老的传统，“各原始民族用英雄诗律来说话，这也是自然本性的必然结果。这里我们也应赞赏天意安排，在共同的书写文字还未发明以前，就安排好各族人民用诗律来说话，使他们的记忆借音步和节奏的帮助能较容易地把他们的家族和城市的历史保存下来。”[4]（432）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开始用文字记载历史，但以诗记史的传统仍然保留了一段时间。周代的史官早期重在记言，《尚书》中的西周书部分便是例证，《牧誓》、《金滕》、《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君奭》、《无逸》、《立政》等，以“王曰”、“王若曰”、“周公曰”、“又曰”的形式大量记载了武王、周公的话。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诗经》中的历史叙事比《尚书》中的《西周书》还要系统，还要重要。 《西周书》虽以记言为主，但亦间或记事，言和事往往是分不开的。比如《牧誓》主要记载武王誓师之言，但开首云：“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又云：“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显然属记事。《金滕》篇开首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乃叙事之缘起，并交代时间。所以，《庄子·天下》曰：“《书》以道事。”《荀子·劝学》：“《书》者，政事之纪也。”是把《书》也当成记事之体。朱熹则径以《尚书》为纪事本末体之滥觞。 记事之体，除《西周书》间或有之以外，甲骨、金文亦多有记事内容。甲骨卜辞反映的是王侯贵族的王家活动，所记内容以农事、兵戎、祭祀方面为多，是以贞卜的结果和极简单的记事相结合，这表明它具有官方文书的性质。而且有些卜辞所记有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在表述形式上已经初具历史记载的萌芽。到了西周金文，其记载的内容更为丰富，其中关于征伐、俘获、赐土田臣仆、赐车马旗服彝器金贝等事的记载较为详细。金文的记时方式在西周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一种规范性的形式。如《牧簋》：“隹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颂鼎》：“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其记时形式是：年、月、月相、干支。这就直接为后来《春秋》的记时体例提供了范式。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编年记事的体例在西周中期以后已经逐渐成熟起来。但“百国春秋”即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国史应该起于何时呢。可惜当时的国史没有一部流传下来，我们依据现有的材料推断可能起于西周晚期厉王、宣王之时。 首先，史官的职守在宣王时发生了变化，开始从主掌天文历法到以记史为职。《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其祖先“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其次，幽厉之后周王室开始把西周史官分派到各诸侯国去。《史记·历书》云：“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左传》中更是记载了不少流散到诸侯国的西周史官。《左传·昭公十五年》：“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杜预注云：“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适晋为太史，籍黡与之共董督晋典，因为董氏。董狐其后。”其三，从现有的历史记载来看，厉宣之前的史实存在严重缺环。文武到成康的历史我们还可以从《诗》、《书》中窥探，但穆王以后直到厉宣却明显没有太多史迹可寻。即拿刚发现的清华简《系年》为例，其中第一至第四章涉及到西周之事，但都是从叙述周初开始，一下子便转到西周晚期。第一章是从周武王径直转写厉王、共伯和、宣王；第二章则直从幽王写起；第三章从武王克殷、成王平叛又直接转到“周室既卑，平王东迁” [5]（141）；第四章写卫国的历史，但主要还是详述周惠王以后的事。如果不是存在历史记载的缺环，《系年》不会避而不谈的。 另外，共和元年是我国有确切历史纪年的开始，共和行政可能是编年记事的一个起点，“推断其时每当朝会议政之际，原负责记录王言、撰拟诏命的史官，此时则列位于朝会，负责专门记录朝政大事，并负责宣示中外。史官此职，是作为诸侯卿士摄位共政体制的监督与见证。……共和时期的史官制度，最后形成共和十四年逐年记录而成的编年大事记。宣王即位之后……共和时期编年纪事之法仍旧不废，并做为史官记事制度一直沿用至后世。”[6]（292）这样一来，随着编年记事体史书的发展成熟，以诗记史的形式便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了。 意蕴之二：《诗》之旨与《春秋》之义一脉相承 周公创制雅颂，编纂《诗经》，其目的是作为治平之具、政教之本，推行德治、兴旺周邦，乃一代王者之大典。有学者指出：“《诗》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是推行宗法礼乐精神的物质载体，集中体现了周代社会的礼乐精神。……《诗》作为周人明教化、宣扬经邦济世的思想工具，正是周代统治者编《诗》的初衷所在。”[7]（30?32）而孔子作《春秋》亦是要继承周公之旨，义在拨乱世反诸正。 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王者之迹何时熄，而《诗》又何时亡的呢？一般认为是宣王以后至平王东迁这一段时期中。在宣王之前，“王者之迹”是如何体现的呢？钱穆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周王室是天下之共主，……每到冬天，他所封出的四方诸侯都得跑到中央来共朝周天子，而周天子在那时祭其祖先，更主要的是祭文王，许多诸侯一同助祭，就在这庙里举行祭礼时唱诗、舞蹈，唱的便是周文王一生的历史功绩，所谓雅颂，便是如此般的用来作政治表扬。又如周天子有事派军出征，在临出以前……欢迎凯旋，同样再有宴享歌舞，……那时遇礼必有乐，而礼乐中亦必寓有史，这些都是周公制礼作乐精意所在。[8]（18?19） 后来王室衰弱，王者的创业伟迹已经没有了，诸侯也不常到朝廷来朝贡了，王室没有新功德，相应也就没有了歌功颂德的诗歌。所以是“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了。 那么周王室在祭祀或者燕飨时为什么要唱这些诗歌呢？他们编辑雅颂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应当源于周公的“制礼作乐”精神，《诗》、《书》、礼、乐都是周公的治平之具、王者之典。朱熹《诗集传》云：“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故或欢欣和说，以尽群下之情；或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德。词气不同，音节亦异，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9]（129）从《诗经》的编纂角度来说，即《诗经》的第一次编纂是周公所为，主要是雅颂二体，风仅止二南，其意图是把它作为政教之本。成康之后昭穆共懿孝夷皆无治平之诗。《尚书·周书》的主要部分亦为此时周公所编。第二次编纂当在厉、宣、幽时期，此时已无颂，主要是变雅。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九：“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变有厉宣幽，六王皆居在镐丰之地，故曰丰镐之时诗 也。”[10]（539）是西周初期是正雅之诗，西周晚期是变雅之诗。第三次当时春秋后期所编，主要是搜集列国之诗。所以我们研读《诗经》一定要注意它的时段性，赵逵夫先生即指出《诗经》的作品“往往集中产生在某一段时间中，这同当时的社会状况及统治者的主导思想有关。周公旦的‘制礼作乐’及成、康时代祭祀乐歌与仪式乐歌基本框架的形成（如《周颂》和《大雅》中的大部分作品），宣王中兴过程中与宣王初年一些卿大夫在恢复周室道统中的创作活动的勃兴（《小雅》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和《大雅》中的少数作品，《周颂》中的个别作品），便是最突出的实例。”[11]（1）经过周王室礼乐文化精神的渗透，《诗经》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反映原初先民生存状态和心理愿望的文学文本，而是带有鲜明的伦理道德教化内容的政治性文本。 《诗大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虽谓政有小大故雅有小大显似牵强，但雅诗系乎王政废兴确实毋庸置疑的。即便从《诗经》的来源角度观察，《诗经》与劝谏、政教之关系亦紧密相关。比如以《国语》为例的献诗之说： 《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国语·晋语六》：“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韦昭注：列，位也，谓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以讽也。） 采诗之说： 《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孔丛子·巡守篇》：“古者天子……命史采民诗谣，以观其风。” 上博简《孔子诗论》亦言：“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引）而逖，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12]（127）所以，周公所编之诗是为王政而用，所谓“言天下之事、行四方之风”。 孔子作《春秋》之义又何在呢？《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段话说得非常明确：“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其义甚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昌明“周道”，以达王事，与周公精神一脉相承。 《孟子》：“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句话前人多解作孔子作《春秋》窃取了《诗经》褒善贬恶的大义，其实这是误解。此句上承“其事”、“其文”，说的都是各国的史书，很明显“其义”当然说的也是各国春秋的“义”，这个“义”又当何解呢？章太炎先生已经明确指出：“义即凡例之谓。窃取其义者，犹云盗其凡例也。”[13]（116）是孔子作《春秋》秉承了各国史书的义例。通过借鉴这种义例而达到作《春秋》的目的。 《左传》昭公二年载韩起聘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据此可推测，鲁之《春秋》的记载可能起于伯禽之时，记载了西周盛世的朝觐、会同、征伐之事，所以说“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但孔子所作《春秋》为何起于隐公，当是隐公以上《春秋》已经不存，否则，周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孔子肯定会存其盛世之事以为典则，以警后世。所谓夏殷之礼，杞宋不足征，夫子况且叹之。 孔子见不到早期鲁国的《春秋》，只能“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14]（509）鲁之《春秋》，主要限于鲁国之史，其于列国之事，或赴告不全，甚或有所隐讳，不能得其实事，孔子作《春秋》则要把各国的历史都写进去，其事则齐桓晋文，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孔子的《春秋》可谓是当时的一部世界史了，“其书中所表现的乃是其时诸夏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自然亦可说是人类当时文化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了。远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早已有此眼光，早已有此见解，正在全世界人类文化史史学史上有它卓然无比的价值。”[7]（22）孔子之所以如此编纂自有其中的道理。但是孔子非周之史官，他把周王室的《史记》和鲁国的《春秋》整合删削。由此一转手，性质发生了变化，政府的官史变成了民间的私家著述。私人著国史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孔子又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原来藏在王宫的国史民间是看不到的，所以也就不能知道“天子之事”，但经过孔子的整理传授，天子诸侯之事便流传于世间了。所以孟子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歌颂王者之丰功伟绩，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以为东周。 意蕴之三：孔子是周公之后的又一圣人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实际上是指出孔子是继周公之后又一圣人。这在《孟子·滕文公下》也有交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把禹、周公、孔子作为前后相承的三圣，揭示了圣人道统的先后次序。《论语》中还不曾把尧舜与文武（或汤武）放在一起称述，而《孟子》中不但有“尧舜，性之，汤武身之”，还有“尧舜性者，汤武反之”这样的话。又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又极力盛赞孔子，《孟子》一书中孔子被提到八十一次之多。所以后人凡言圣人，皆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孔子又被尊为“至圣先师”。 而在孔子自己也以追循周公为志，其平生所志所学所尊仰者，独在周公。所以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朱子说：“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如或见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则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故因此而自叹其衰之甚也。”[15]（94）孔子生在鲁国，鲁为周公的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春秋时期，礼坏乐崩，许多国家的礼乐之制已经不完善，但鲁国却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大夫韩宣子使于鲁，见《易》《象》与《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是周礼的践行者，上至鲁公，下至卿士，皆循礼而动。所以《礼记·明堂位》说鲁国“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孔子自幼受鲁国礼乐文化的影响，成为其“法则周公”的最根本原因。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太庙”即周公之庙。进了太庙孔子向专职人员请教礼制、礼仪，反映了孔子对周礼的恭敬态度。孔子还曾西游洛邑，在实地了解了周朝政治文化以后，孔子喟然叹息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 《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之时，夏殷之礼文献已不足征。所以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中庸》拼合这两句话说：“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孔子为什么从周呢？刘宝楠《正义》引《汉书·礼乐志》云：“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公借鉴夏商二代之礼，加以损益，制礼作乐大兴文教，所以能成文武之政。孔子称赞周公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所以《中庸》言：“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说：“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15]（37）所谓文武之道其实就是周公之道。 孔子的德治思想亦可追溯到周公那里。《论语·为政》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述而》说“志于道，据于德。”孔子“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以道德教化为为政治国的基础，反对单纯依靠行政、法制来治国，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为政》）。又特别强调当政者的道德表率作用，《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些思想和周公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思想一脉相承。周公主张有“天命”的存在，但又强调“惟命不于常”（《康诰》）；其“敬德”思想，强调统治者必须修明德行，“以德配天”，不能够贪图享乐，“无康好逸豫”（《康诰》），知“稼穑之艰难”（《无逸》）；其“保民”思想，认识到“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蔡仲之命》），要取得民心，就要施行德政；其“明德慎罚”思想，在提倡“敬德”的同时又主张“敬明乃罚”（《康诰》）。周公的思想言论成为孔子“德治”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 《论语》中还载有周公的言语，《微子篇》：“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可能是孔子引用周公之语来教导弟子。《论语·泰伯》：“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反过来即是说周公既有才能又有美德，既不骄傲也不吝啬。 综上，孔子尊周礼，行周道，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尊。有感于周道衰微，而作《春秋》，拨乱反正，以昌明盛世。“《诗》、《春秋》相表里，《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贬也。”[16]（124）《诗经》的雅颂部分有不少是歌颂文武之治，它虽然是诗歌，却是以韵文记史，周公制作《诗经》以作为政教之本，圣王之典，以开升平之世。孔子《春秋》秉承各国《春秋》义例及书法精神，标志着编年记事体史书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 马银琴.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重诂[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2（3）： 74. [2] 顾炎武著， 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全校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3] 钱穆.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4] 维柯著， 朱光潜译. 新科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5] 李学勤主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6] 葛志毅. 谭史斋论稿五编[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7] 王妍. 经学以前的《诗经》[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 [8] 钱穆. 中国史学名著[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9] 朱熹. 诗集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0] 孔颖达. 毛诗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1] 赵逵夫. 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J]. 文史， 2009（2）： 1. [12] 马承源主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3] 章太炎. 国学讲演录[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14]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5]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新编诸子集成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6] 王应麟. 困学纪闻[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