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蒙古国北部的肯特山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崛起之地。高大岩石上面刻着头顶浮云的鹿形象是青铜时代此地居民留下的图腾，称为“鹿石”，已历经了三千年的雨雪风霜。
框哥说：“长城专家威廉·林赛横穿蒙古国东方草原，沿着‘成吉思汗边墙’一路追寻，发现这一段跨越现今蒙中俄的“长城”在历史上也存在着多重交叠的可能性，也许是一座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三民族长城’。”
撰文：威廉·林赛?William Lindesay
翻译：经雷
摄影：陈新宇
一位肯特省的牧民正在为威廉·林赛的考察队指出“成吉思汗路”的位置。在大多数蒙古人眼中，“成吉思汗边墙”当然是成吉思汗的军队修筑的，但实际上，边墙很可能与大汗无关。
傍晚时分，一代君主成吉思汗的诞生之地——肯特山的身影渐渐远去，我们沿着两条车辙碾出来的“路”向东行驶，进入蒙古国东方省的大草原。“道路”渐渐由曲变直，从漫无目的的蜿蜒变成一条瞄准东方某个目标的直线。车辆如同行驶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地毯上，让我产生了观光的雅兴，清凉、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眼前是一览无余的旷野美景，真是名副其实的蓝天绿地之国！
从今天的地图上看，“成吉思汗边墙”穿过了蒙古、中国和俄罗斯三个国家。2012年威廉·林赛考察了蒙古国境内的“边墙”。制图：孙长泉
此时，我正期待着在这片草海中找到一条名为“成吉思汗边墙”的西部起点。如果你置身于荒漠、丘陵和山峦中，你的视线会集中在一处，努力寻找目标。但这里截然不同。一片空旷之地，没有能营造景深的物体，使你无法专注。成吉思汗边墙展示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接一个“豁达”的惊喜，而是借着一点点的起伏和阴影，带出一种“吝啬”细微的差异。在全无地标的地方找路，通常得靠观察一批又一批路人用一块块石头垒起来的标记——敖包。随着太阳渐渐落下，我的视线也越来越远。光线与地面的夹角在减小，地面的起伏在增加，哈！“成吉思汗边墙”的身影就在眼前！它就在车辙路边！墙边是路，路旁有墙！
在夕阳的余晖中，东方大草原上一段荒草覆盖的“成吉思汗边墙”渐渐显现出身影，两条由车轮碾压而成的车辙路沿墙蜿蜒，就是当地人所谓的“成吉思汗路”。从今天的地图上看，这段“边墙”穿过了蒙古、中国和俄罗斯三个国家。2012年威廉·林赛考察了蒙古国境内的“边墙”。
成吉思汗逝于1227年，但他在蒙古国的影响力从未消失过，至今依然鲜活无比，而且恐怕会永远存在下去。肯特省以肯特山得名，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肯特山是他心中的圣山，当然也是蒙古人的圣山。这座山位于蒙古两条主要河流——额嫩河和克鲁伦河的源头之间，是我从乌兰巴托到东方草原的必经之地。借着蒙古最古老的史书《蒙古秘史》的指引，行进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以这种方式拉开我探索“成吉思汗边墙”的序幕，是再适宜不过的了。
威廉·林赛考察一座大约2000年前的匈奴贵族墓，这种圆形墓穴在蒙古国大约有5000余座，仅有少数墓穴中发现了木质棺椁，有些还发现了青铜饰物。在司马迁的笔下，匈奴是最早与中原汉人为敌的游牧民族，也是修筑“万里长城”最初的原因。
在我随身携带的《成吉思汗地图集》中，每页的战事图上都有龙飞凤舞般的红色路线及箭头。你似乎可以听到骑兵冲杀的呐喊声，看见勇士们弯弓搭箭和战场上的刀光剑影；铁木真的求生、迁徙、进攻和反击，为生存而战，为夺回被掳的妻子、马匹和其他财产而战；成吉思汗开疆破土、与他方部落结盟，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仔细观察他的进攻路线就会发现，成吉思汗东征走的是一条沿河而行“安全”路线，这条河就是将东方草原一分为二的克鲁伦河。进入满洲的过程中，他还走过一条路线，取道草原北部边缘，越过白桦林覆盖的山峦，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和西部利亚边境。看来他从未穿越过东方草原上那条“成吉思汗边墙”，而且一直在距离它几百公里开外的地方活动。它表明虽然这座墙被称为“成吉思汗边墙”，却不见得是成吉思汗本人下令修建的。
公元925年辽代契丹人修建的佛塔如今像一个孤零零的卫兵看守着克鲁伦河北边的冲积平原，与牧民和狗组成一幅苍茫的草原图景。从周围低矮的墙基可以看出1100年以前这里曾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城镇。
据一位蒙古学者说，其实这只是一个名称而已。由于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情感至深，蒙古的一切大型、宏伟的建筑甚至物品品牌，都会使用“成吉思汗”的名字，不存在版权的问题。根据我个人的研究，这个名称是俄罗斯探险家彼得·克鲁泡特金最早提出来的，他在1865~1866年间到满洲做过勘察。
蒙古国乌兰巴托额德内楚伦私人藏品：公元前1800年的匕首。
如果“成吉思汗边墙”和大汗本人无关，那会不会是用来防御大汗率领的蒙古骑兵的呢？如果是，那么从《地图集》上看，边墙的位置对蒙古骑兵显然是无效的。大汗的扩张计划针对的是南方丰饶之地——中原，而不是只有毛皮兽角的西伯利亚。从挺进中原的路线看，成吉思汗的铁骑是从肯特山大本营出发向东南方向出击的，路线是在“成吉思汗边墙”的正南方。如果阻碍成吉思汗向外扩张的是金长城的话，那么它的位置又太偏北了。通常认为，成吉思汗灭金暴露了金人的防御工事不够长且为梯次修建，所以被蒙古人的骑兵轻而易举地迂回攻破。作为一个曾经吞灭辽国、将大宋进一步往南驱赶的政权，如此的战略失误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所有这些念头都迫使我越出樊篱，开始思考这条“边墙”会不会不只是用来防御。
一群蒙古羚羊依次跃过古老的“成吉思汗边墙”和车辙碾出的“成吉思汗路”，根据《蒙古秘史》记载，窝阔台也许就曾在边墙上加筑拒马阻止野兽迁徙。东部草原是蒙古羚羊最后的栖息地，如今也受到非法猎杀、人造藩篱、工业侵地等各种威胁。
我考虑过一种情况，既然金朝有高明的军事智慧，投入如此规模人力，建造出这样一个建筑，目的不是为了防御，而是利于伺机向其敌人的腹地——肯特山发起奇袭？
蒙古国乌兰巴托额德内楚伦私人藏品：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8世纪的骑兵浮雕青铜镜。
肯特山是块宝地，在成吉思汗崛起一千年前，这个区域已经多次被人选为定居地。山间高大的岩石上面刻着头顶浮云的鹿的形象，那是青铜时代此地居民留下的图腾，历经了三千年的雨雪风霜。考古学家称这些萨满祭祀的地标为“鹿石”，牧民则管它们叫“老石人”。它们表明肯特曾是远古狩猎者的居住地，先民们循着猎物的踪迹，逐渐从中亚地区世代迁徙至此。很多年后蒙古人的祖先匈奴人来到这里。1206年铁木真在肯特召开了至关重要的“大忽里勒台”，即诸王大会，在这次朝会中他得到了周边部落的支持，成为“成吉思汗”。
草原的夏季是十分短暂的，在乔巴山市郊一个院子里，一群堂表兄弟姐妹们攀爬沙堆，及时行乐，丝毫不顾及身上漂亮的新衣衫，对大人们忙里忙外宰羊剁菜和即将而来的大餐完全不感兴趣。
东方大草原上长约420公里的“成吉思汗边墙”一直是蒙古境内规模最大的建筑，它又被当地人称作“成吉思汗路”，准确地说是与“边墙”平行的那条车辙路。
蒙古国乌兰巴托额德内楚伦私人藏品：公元10~12世纪的银质葬礼面具。
从我们考察队驶出乌兰巴托那一刻起，路况就始终是我们格外关切的问题。从刚出城就让人目瞪口呆的交通堵塞，到通往乡下的坑坑洼洼的柏油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矿藏如此丰富的国家，有那么多石油公司争先恐后地要帮蒙古开采其地质资源，却没有人愿意花一些钱建设起码的道路系统？政府就新建一条高速公路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十多年，据说工程规模上将会超过“成吉思汗边墙”：自东向西的主干道长约2,300公里，分别与中国、俄罗斯交界，此外还有五条南北纵向的干道，将北方和南方的边境线连起来。2005年的总统大选上，这个“千年道路工程”是重要议题，最终当选的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先生说：“蒙古要想发展，必须从一个游牧社会改变成有良好道路联通的城镇社会。”他的智囊团认为，公路设施匮乏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
这种周围有墙垣遮蔽的方形大空地间隔出现于“成吉思汗边墙”南侧，大小不一。威廉·林赛从《金史》里的表述推断，这种建筑可能最先由女真人修建，后来在13世纪被蒙古人作为驿站重新利用。
我们很快就感受到了“瓶颈”的压迫，并对蒙古地图上标出的所有红色线路产生了憎恨之情。最粗的线条代表柏油路，但实际的路况令人抓狂：裂缝数不清，大坑紧相连。道路上的小裂缝，经过零下45度气温的折磨，变成大裂缝，再加上来往车辆的碾压，就成了足以把轮轴撞弯的大洞，以致我们的屁股和脊梁骨饱受颠簸。随行的蒙古司机说：“所有的修路工程都是要招标的。政府会选择报价最低的那家，承建商就抓住一切机会作假——路面铺得很薄，所有东西都是不能耐久的。”从乌兰巴托向东行驶两天后，我们终于离开“大道”，沿着一条由其他汽车压出的车辙小路走，虽然还是有些颠簸，但比柏油路还是好多了。
在新娘的家乡乔巴山，一场“蒙西合璧”的婚礼即将开始，新郎柯克·奥尔森来自美国史密森尼生物保育研究所，是这次东方草原考察的专家级向导。
走在最后一段路上，我的头脑里像过电影一般，闪过此前一路行驶的情景。我已经走到了“成吉思汗路”或者说是“成吉思汗边墙”的尽头，但是并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只有多重交叠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条“成吉思汗边墙”最先可能是契丹辽的防御工事；后来为金人接管和使用，再用一些“大方块”一类的建筑加强其防御能力，并利用它向中原腹地发起进攻；而最终到了窝阔台汗时期，通过在顶部加筑篱笆，边墙成为控制动物活动的障碍物，同时那些“大方块”也成了通讯路线的驿站。它有可能是一座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三民族长城”，在现今看来则是跨越蒙中俄的“三国长城”。
柯克·奥尔森的未婚妻奥蕴图娅正在母亲的催促下整理衣装，她担任了考察队的蒙语翻译。
在考察结束之前，我想最后一睹“成吉思汗边墙”穿越中蒙边境的景况。此刻我被挡在一块安置在水泥基座的界碑前，“成吉思汗边墙”却没有任何阻碍地直接从铁栅栏下面钻了过去，进入到那个将它称为“长城”的国度。这里已经是我的极限，我不能再向前挪动一步。尽管我在“长城”国度里居住了26年，但从未有机会在边境区域接近过这座建筑。
蒙古国乌兰巴托额德内楚伦私人藏品：公元前2世纪的青铜革事装饰物。
牧民手持套马竿，飞越过机动车碾压过的道路和水洼。对于研究者来说，“成吉思汗边墙”及周边的历史和变迁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尚待揭晓。
“蒙古”二字用西里尔文铭刻在界碑上，下面还有一个数字2002。蒙古国边防军长官警告我不要越界，但是我实在太渴望看到界碑后面的文字了。我把身体前倾，探过头去；我的脚没有越界，只是头短暂侵入了对方的领空。看清了！上面刻有两个鲜红的汉字——中国。
位于蒙古国北部的肯特山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崛起之地。高大岩石上面刻着头顶浮云的鹿形象是青铜时代此地居民留下的图腾，称为“鹿石”，已历经了三千年的雨雪风霜。
框哥说：“长城专家威廉·林赛横穿蒙古国东方草原，沿着‘成吉思汗边墙’一路追寻，发现这一段跨越现今蒙中俄的“长城”在历史上也存在着多重交叠的可能性，也许是一座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三民族长城’。”
撰文：威廉·林赛?William Lindesay
翻译：经雷
摄影：陈新宇
一位肯特省的牧民正在为威廉·林赛的考察队指出“成吉思汗路”的位置。在大多数蒙古人眼中，“成吉思汗边墙”当然是成吉思汗的军队修筑的，但实际上，边墙很可能与大汗无关。
傍晚时分，一代君主成吉思汗的诞生之地——肯特山的身影渐渐远去，我们沿着两条车辙碾出来的“路”向东行驶，进入蒙古国东方省的大草原。“道路”渐渐由曲变直，从漫无目的的蜿蜒变成一条瞄准东方某个目标的直线。车辆如同行驶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地毯上，让我产生了观光的雅兴，清凉、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眼前是一览无余的旷野美景，真是名副其实的蓝天绿地之国！
从今天的地图上看，“成吉思汗边墙”穿过了蒙古、中国和俄罗斯三个国家。2012年威廉·林赛考察了蒙古国境内的“边墙”。制图：孙长泉
此时，我正期待着在这片草海中找到一条名为“成吉思汗边墙”的西部起点。如果你置身于荒漠、丘陵和山峦中，你的视线会集中在一处，努力寻找目标。但这里截然不同。一片空旷之地，没有能营造景深的物体，使你无法专注。成吉思汗边墙展示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接一个“豁达”的惊喜，而是借着一点点的起伏和阴影，带出一种“吝啬”细微的差异。在全无地标的地方找路，通常得靠观察一批又一批路人用一块块石头垒起来的标记——敖包。随着太阳渐渐落下，我的视线也越来越远。光线与地面的夹角在减小，地面的起伏在增加，哈！“成吉思汗边墙”的身影就在眼前！它就在车辙路边！墙边是路，路旁有墙！
在夕阳的余晖中，东方大草原上一段荒草覆盖的“成吉思汗边墙”渐渐显现出身影，两条由车轮碾压而成的车辙路沿墙蜿蜒，就是当地人所谓的“成吉思汗路”。从今天的地图上看，这段“边墙”穿过了蒙古、中国和俄罗斯三个国家。2012年威廉·林赛考察了蒙古国境内的“边墙”。
成吉思汗逝于1227年，但他在蒙古国的影响力从未消失过，至今依然鲜活无比，而且恐怕会永远存在下去。肯特省以肯特山得名，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肯特山是他心中的圣山，当然也是蒙古人的圣山。这座山位于蒙古两条主要河流——额嫩河和克鲁伦河的源头之间，是我从乌兰巴托到东方草原的必经之地。借着蒙古最古老的史书《蒙古秘史》的指引，行进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以这种方式拉开我探索“成吉思汗边墙”的序幕，是再适宜不过的了。
威廉·林赛考察一座大约2000年前的匈奴贵族墓，这种圆形墓穴在蒙古国大约有5000余座，仅有少数墓穴中发现了木质棺椁，有些还发现了青铜饰物。在司马迁的笔下，匈奴是最早与中原汉人为敌的游牧民族，也是修筑“万里长城”最初的原因。
在我随身携带的《成吉思汗地图集》中，每页的战事图上都有龙飞凤舞般的红色路线及箭头。你似乎可以听到骑兵冲杀的呐喊声，看见勇士们弯弓搭箭和战场上的刀光剑影；铁木真的求生、迁徙、进攻和反击，为生存而战，为夺回被掳的妻子、马匹和其他财产而战；成吉思汗开疆破土、与他方部落结盟，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仔细观察他的进攻路线就会发现，成吉思汗东征走的是一条沿河而行“安全”路线，这条河就是将东方草原一分为二的克鲁伦河。进入满洲的过程中，他还走过一条路线，取道草原北部边缘，越过白桦林覆盖的山峦，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和西部利亚边境。看来他从未穿越过东方草原上那条“成吉思汗边墙”，而且一直在距离它几百公里开外的地方活动。它表明虽然这座墙被称为“成吉思汗边墙”，却不见得是成吉思汗本人下令修建的。
公元925年辽代契丹人修建的佛塔如今像一个孤零零的卫兵看守着克鲁伦河北边的冲积平原，与牧民和狗组成一幅苍茫的草原图景。从周围低矮的墙基可以看出1100年以前这里曾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城镇。
据一位蒙古学者说，其实这只是一个名称而已。由于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情感至深，蒙古的一切大型、宏伟的建筑甚至物品品牌，都会使用“成吉思汗”的名字，不存在版权的问题。根据我个人的研究，这个名称是俄罗斯探险家彼得·克鲁泡特金最早提出来的，他在1865~1866年间到满洲做过勘察。
蒙古国乌兰巴托额德内楚伦私人藏品：公元前1800年的匕首。
如果“成吉思汗边墙”和大汗本人无关，那会不会是用来防御大汗率领的蒙古骑兵的呢？如果是，那么从《地图集》上看，边墙的位置对蒙古骑兵显然是无效的。大汗的扩张计划针对的是南方丰饶之地——中原，而不是只有毛皮兽角的西伯利亚。从挺进中原的路线看，成吉思汗的铁骑是从肯特山大本营出发向东南方向出击的，路线是在“成吉思汗边墙”的正南方。如果阻碍成吉思汗向外扩张的是金长城的话，那么它的位置又太偏北了。通常认为，成吉思汗灭金暴露了金人的防御工事不够长且为梯次修建，所以被蒙古人的骑兵轻而易举地迂回攻破。作为一个曾经吞灭辽国、将大宋进一步往南驱赶的政权，如此的战略失误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所有这些念头都迫使我越出樊篱，开始思考这条“边墙”会不会不只是用来防御。
一群蒙古羚羊依次跃过古老的“成吉思汗边墙”和车辙碾出的“成吉思汗路”，根据《蒙古秘史》记载，窝阔台也许就曾在边墙上加筑拒马阻止野兽迁徙。东部草原是蒙古羚羊最后的栖息地，如今也受到非法猎杀、人造藩篱、工业侵地等各种威胁。
我考虑过一种情况，既然金朝有高明的军事智慧，投入如此规模人力，建造出这样一个建筑，目的不是为了防御，而是利于伺机向其敌人的腹地——肯特山发起奇袭？
蒙古国乌兰巴托额德内楚伦私人藏品：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8世纪的骑兵浮雕青铜镜。
肯特山是块宝地，在成吉思汗崛起一千年前，这个区域已经多次被人选为定居地。山间高大的岩石上面刻着头顶浮云的鹿的形象，那是青铜时代此地居民留下的图腾，历经了三千年的雨雪风霜。考古学家称这些萨满祭祀的地标为“鹿石”，牧民则管它们叫“老石人”。它们表明肯特曾是远古狩猎者的居住地，先民们循着猎物的踪迹，逐渐从中亚地区世代迁徙至此。很多年后蒙古人的祖先匈奴人来到这里。1206年铁木真在肯特召开了至关重要的“大忽里勒台”，即诸王大会，在这次朝会中他得到了周边部落的支持，成为“成吉思汗”。
草原的夏季是十分短暂的，在乔巴山市郊一个院子里，一群堂表兄弟姐妹们攀爬沙堆，及时行乐，丝毫不顾及身上漂亮的新衣衫，对大人们忙里忙外宰羊剁菜和即将而来的大餐完全不感兴趣。
东方大草原上长约420公里的“成吉思汗边墙”一直是蒙古境内规模最大的建筑，它又被当地人称作“成吉思汗路”，准确地说是与“边墙”平行的那条车辙路。
蒙古国乌兰巴托额德内楚伦私人藏品：公元10~12世纪的银质葬礼面具。
从我们考察队驶出乌兰巴托那一刻起，路况就始终是我们格外关切的问题。从刚出城就让人目瞪口呆的交通堵塞，到通往乡下的坑坑洼洼的柏油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矿藏如此丰富的国家，有那么多石油公司争先恐后地要帮蒙古开采其地质资源，却没有人愿意花一些钱建设起码的道路系统？政府就新建一条高速公路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十多年，据说工程规模上将会超过“成吉思汗边墙”：自东向西的主干道长约2,300公里，分别与中国、俄罗斯交界，此外还有五条南北纵向的干道，将北方和南方的边境线连起来。2005年的总统大选上，这个“千年道路工程”是重要议题，最终当选的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先生说：“蒙古要想发展，必须从一个游牧社会改变成有良好道路联通的城镇社会。”他的智囊团认为，公路设施匮乏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
这种周围有墙垣遮蔽的方形大空地间隔出现于“成吉思汗边墙”南侧，大小不一。威廉·林赛从《金史》里的表述推断，这种建筑可能最先由女真人修建，后来在13世纪被蒙古人作为驿站重新利用。
我们很快就感受到了“瓶颈”的压迫，并对蒙古地图上标出的所有红色线路产生了憎恨之情。最粗的线条代表柏油路，但实际的路况令人抓狂：裂缝数不清，大坑紧相连。道路上的小裂缝，经过零下45度气温的折磨，变成大裂缝，再加上来往车辆的碾压，就成了足以把轮轴撞弯的大洞，以致我们的屁股和脊梁骨饱受颠簸。随行的蒙古司机说：“所有的修路工程都是要招标的。政府会选择报价最低的那家，承建商就抓住一切机会作假——路面铺得很薄，所有东西都是不能耐久的。”从乌兰巴托向东行驶两天后，我们终于离开“大道”，沿着一条由其他汽车压出的车辙小路走，虽然还是有些颠簸，但比柏油路还是好多了。
在新娘的家乡乔巴山，一场“蒙西合璧”的婚礼即将开始，新郎柯克·奥尔森来自美国史密森尼生物保育研究所，是这次东方草原考察的专家级向导。
走在最后一段路上，我的头脑里像过电影一般，闪过此前一路行驶的情景。我已经走到了“成吉思汗路”或者说是“成吉思汗边墙”的尽头，但是并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只有多重交叠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条“成吉思汗边墙”最先可能是契丹辽的防御工事；后来为金人接管和使用，再用一些“大方块”一类的建筑加强其防御能力，并利用它向中原腹地发起进攻；而最终到了窝阔台汗时期，通过在顶部加筑篱笆，边墙成为控制动物活动的障碍物，同时那些“大方块”也成了通讯路线的驿站。它有可能是一座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三民族长城”，在现今看来则是跨越蒙中俄的“三国长城”。
柯克·奥尔森的未婚妻奥蕴图娅正在母亲的催促下整理衣装，她担任了考察队的蒙语翻译。
在考察结束之前，我想最后一睹“成吉思汗边墙”穿越中蒙边境的景况。此刻我被挡在一块安置在水泥基座的界碑前，“成吉思汗边墙”却没有任何阻碍地直接从铁栅栏下面钻了过去，进入到那个将它称为“长城”的国度。这里已经是我的极限，我不能再向前挪动一步。尽管我在“长城”国度里居住了26年，但从未有机会在边境区域接近过这座建筑。
蒙古国乌兰巴托额德内楚伦私人藏品：公元前2世纪的青铜革事装饰物。
牧民手持套马竿，飞越过机动车碾压过的道路和水洼。对于研究者来说，“成吉思汗边墙”及周边的历史和变迁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尚待揭晓。
“蒙古”二字用西里尔文铭刻在界碑上，下面还有一个数字2002。蒙古国边防军长官警告我不要越界，但是我实在太渴望看到界碑后面的文字了。我把身体前倾，探过头去；我的脚没有越界，只是头短暂侵入了对方的领空。看清了！上面刻有两个鲜红的汉字——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