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建元葛朝阳陈劲
公共管理学报 2004年10期
中图分类号：G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672-6162(2004)03-0035-04
基础研究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后盾，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将带动新兴产业群的崛起，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世界各国越来越把科学技术作为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并大力追求创新以保证其在科学前沿的领先地位。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在源头创新方面的不足日益凸现出来，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提供的科学支撑远远不够，因此认真研究国内源头创新的经验，把握源头创新内在规律，用以指导科研实践和科研管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 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内涵
基础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揭示事物的结构、运动及相互作用规律，发现新现象，提出新概念、新原理，深化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完善科学知识体系[1]。所谓基础研究源头创新是指基础研究某一创新行为的发生将引发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或以之为基础的新知识，或导致新的知识创造方法的出现[2]。源头创新不仅可能突破特定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知识创造的“瓶颈”，更有可能开创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开辟新的创新周期和掀起新的创新高潮[3]，从而形成知识创造的“连锁反应”。从科学史看，这种“连锁反应”在科学知识的创造过程中经常发生，如普朗克1900年提出“能量子假说”，引导出爱因斯坦1905年的“光量子假说”和玻尔的原子结构理论，以及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量子力学研究。
“源头创新”对随后的研究进展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从而表现出与渐进创新不同的独特性：首先源头创新成果具有原创性，在基本观念、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上有根本的转变，其结果是或者实现“范式”的变革，导致科学革命，或者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开创新的学科；其次，源头创新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和不确定性，源头创新成果通常不能被精确地预见，甚至从提出方案到取得结果的过程也是新方法的探索过程，在此过程中具体研究方法、技术方案、研究目的可能需要修改，甚至要做根本性变动或完全抛弃；再次，源头创新超出了现有的学术范式，进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很难用现有的学科知识来评价源头创新成果的学术价值，因而许多源头创新成果并不能立即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并对社会起促进作用。
就基础研究源头创新成果内容来看，它一般体现为重大科学发现、重大理论突破和重大技术及方法发明三种类型。重大科学发现是指获得新的经验事实，一般表现为对自然规律的揭示，如牛顿第一、二、三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等；重大理论突破是指概念、观点或理论上的创新，表现为推翻旧的科学传统，代之以崭新的科学传统，如量子力学、相对论等；重大技术和方法发明表现在基础技术原理层面提出了新的解决途径，如晶体管的发明等。在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这三类源头创新不均衡地出现，在科学启蒙和科学范式形成早期，源头创新较多地表现为重大科学发现，伴随着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提高和科学的不断发展，以重大理论突破为特征的源头创新将不断增多，而在科学高度成熟、科学和国家利益紧密结合阶段，将出现更多的重大技术和方法的发明。
现在世界各国都把诺贝尔奖作为科学奖励的最高荣誉和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其原因除了诺贝尔奖成果在推动人类进步方面所蕴涵的巨大潜力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外，最根本的一条无非在于诺贝尔奖成果对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和新技术的最初发现和发明，即源头创新是诺贝尔奖成果的首要特征。如果按重大科学发现、重大理论突破、重大技术发明来对1901～1999年诺贝尔自然科学获奖成果分类，可看出这三类源头创新的情况（见表1）。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最主要的部分是重大科学发现，占58.7%；重大理论突破占22.8%，重大技术和方法的发明占18.5%，对20世纪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中，有41页工作的贡献与治疗人类的重大疾病和促进人类健康有直接的联系[4]。
表1 1901～1999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三类源头创新对应关系 %
学科分类获奖人数 所占比例
重大科学发现
86 54.1
物理重大理论突破
44 27.7
重大技术和方法发明 29 18.2
重大科学发现
71 53.8
化学重大理论突破
26 19.7
重大技术和方法发明 35 26.5
重大科学发现 113 66.9
生理或医学 重大理论突破
35 20.7
重大技术和方法发明 21 12.4
2 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形成条件
源头创新具有独特的内涵和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激发因素，主要表现为科学积累，科学积累主要为源头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第二类因素为动力因素，主要有学术环境、国际合作、学术团队、领军人物和创新技巧，这些动力因素促使科研人员在项目研究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克服急躁风气，静心于钻研之中；第三类因素为保障因素，表现为成果的绩效评估，通过评估，对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加以保护，形成科学积累，并对科研人员起到激励作用。
2.1 深厚的科学积累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过程，更是历史的积累过程。科学是人类凭借每一代人、每一个人有限的认识能力，去探究无限的外在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的一个永无止境的社会性过程。科学创新始于问题，孕于积累。科学积累主要包括国家科学能力基础积累、科学传统积累、基础研究人才积累、学术思想或知识积累等四个方面。国家科学能力基础积累由国家现有的研究经费、图书情报、仪器设备等有形因素和科学体制、科研管理、科研环境等无形因素综合形成，国家科学能力基础体现了社会的整体科学能力。科学范式的转换和变革往往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基础研究人才的积累指合理数量和知识结构的基础研究人才“链”状积累。科学研究需要传统，它可以使年轻人知道哪个问题值得研究，哪个方面有发展前途。科学传统积累是一个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较长时间的历史积淀。科学思想史的研究表明，少量具有革命性的原创性思想必须以大量的常规研究为基础，任何原创性的思想都是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学术思想或知识的积累是指每个科研人员在其科研生涯中，都必定以某种方式与以往的学术思想或知识发生联系，或是接受它，或是抵御它[5]。
2.2 宽松的学术环境
源头创新特别注重人员、物质、制度、人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等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和最佳组合，需要一种自由宽松并具有浓厚学术氛围的创新环境，这种环境鼓励科学上的冒险、创新、竞争并容忍失败，因为创新需要创新者具有强烈的锐意进取、拼搏探索的慈识和满怀创造的欲望与激情[6]。在20世纪，绝大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由于自由探索结果而获奖，例如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年、1956年、1962年的诺贝尔奖。这些研究成果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产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影响，而这一切都源于宽松而自由的学术环境。
2.3 良好的国际合作
学术思想的交流是获取科学研究最新资料的重要方法，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手段。基础研究具有国际性，国际合作对于提高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规模扩大和向纵深发展，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绝非一个国家科技力量和资源所能实现。人才的素质水平、研究的成本和风险、科研设施的高精密化、科学信息的市场化等，要求不同国家形成资源共享共用的动态合作机制。只有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鼓励科学家加入到国际科学前沿俱乐部，才可能使我国充分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信息和设备，使国内研究人员从选题到出成果尽快置身于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分享国际科学界的研究经验和成果。只有基础研究的支持、组织、评价和激励机制等规则的国际化，才能建立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组织，国际级的科学家群体，才能有国际级的人才，国际级的科研成果[7]。
2.4 有创造力的学术团队
基础研究的探索活动，既依赖于个体，也依赖于群体。基础研究在科学前沿全方位的拓展以及在纵向的学科分化与深入的同时，学科及领域之间的交叉、融合和相互渗透不断加强，出现了许多规模巨大的大科学研究和大科学工程，以往那种单靠科学家个人探索和“小作坊”式的工作方式已不能适应当代基础研究的需要，必须由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背景的科学家广泛合作与交流，才能保持持久的创新活力和取得科学前沿的突破。诺贝尔奖的历史显示，获奖项目中有1/3以上存在着学科交叉现象，并且呈上升趋势[8]。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们相互交流、探讨、争论，也许再加上某种启示的触发，就会撞出创新的火花，导致新概念的提出。
2.5 杰出的领军人物
科学研究群体能否做出一流的业绩，不仅取决于团体成员的努力，更取决于该团队是否拥有杰出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权威）的领导。领军人物是影响基础研究队伍整体实力的重要制约因素，领军人物的学术水平决定了研究群体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他所创造的学术传统能影响和培养未来的杰出科学家，从而形成以领军人物为中心的科学家人才链。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和德国的马普学会是从事纯基础研究的代表，贝尔实验室和IBM实验室是公司实验室的卓越代表，其共同特点就是领导人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善于识别与培养创新人才，尤其是善于发现、培养和支持青年人才的创新研究，善于选择研究战略方向和重点领域。领军人物必须是科学成就卓越、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研究人员，他善于正确把握科学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从而做出正确的重大决策，引导研究群体内的科研人员进入学科的最前沿，并迅速有效地积累他们的学术优势[9]。
2.6 灵活的创新技巧
源头创新成功与否，有其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等人将其归纳为以下几条规则：(1)善于发现已有理论与实际的矛盾，勇于挑战传统理论；(2)独具创意的实验和对实验事实敏锐的观察；(3)在良好的科学基础上的前沿性、交叉性研究；(4)对已有知识的科学整理与发掘；(5)发明新的科学仪器和装置；(6)利用数学与计算机手段创造出过去技术原理的实现条件[10]；(7)重要科学发现直接用于技术领域；(8)理论成果的应用形成全新技术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开发研究；(9)利用特殊的仪器（设备）对自然现象进行探索或对理论预言进行检验；(10)运用众多基础研究理论解决重大技术创新中的难题[11]。
2.7 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价机制
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认可，绩效评价是对科研人员工作的一种重要的信息反馈方式。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估不仅能让研究人员正确地认识到研究工作的成果的价值和缺陷，还会对研究人员形成勇攀科学高峰的压力和动力。
为扶持、激励基础研究循着其应有的轨迹循序渐进，抑制创新研究中的浮躁和急功近利风气，绩效评价机制应符合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特点要求。纯基础研究是探索自然现象的，其成果有时间滞后的特点，评价时需注重其对科学界的影响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包括重大技术创新、实验方法和仪器的重大发明等，在综合考虑成果本身的水平、创新外，也不能忽视它在解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重大、共性、关键技术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产生的效率。此外，对基础研究的绩效评价还要考虑对年轻科学家的培养、对科研组织和体制发展的贡献以及是否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等。
3 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绩效评价面临的问题
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绩效评价是促进源头创新的重要途径，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不仅能对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还会对研究方向选择和资源配置提供经验、参考和借鉴[12]。通过绩效评价，项目的委托者得以知道项目的真正价值及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和目标，并由此决定在此基础上是否有必要再投资进行下一轮项目的启动。绩效评估结果也可以作为奖优惩劣的依据，从而鼓励科研人员不断创新。
由于源头创新的影响往往是长远的、潜在的或间接的，不易为人们所认识，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绩效评价比其他任务导向的应用技术成果评价更复杂。正确地评价基础研究源头创新是一项科学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评价指标系统设计不当，过于强调某一方面或忽视另一方面，容易带来负面的影响，造成误导，从而损害基础研究本身。因此，如何从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规律性、产出的特殊性出发，设计一套综合的源头创新绩效评价体系是一项复杂而又迫切的任务，并需要妥善地处理好如下几个问题：
(1)有效协调任务完成情况与计划内容的相符程度。基础研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科研人员在项目进展过程中，时常根据研究的需要对研究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而经过调整后的研究成果与申请计划内容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进行绩效评估时，需要合理地把握完成工作与计划内容的相符程度。
(2)要全面、科学地评估基础研究成果。首先，具有源头创新的基础研究成果需要耗用科研人员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成果产出的周期较长；其次，原创性成果要获得专家的认同也需要时间。因此，现行的以成果产出情况为主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难以全面地评估研究成果的价值，成果产出评价和成果影响力评价之间存在矛盾。
(3)有效协调研究项目的结题评价和创新性评价。为了更准确地考察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往往需要在项目结题若干年之后对其进行创新性评价，但对于科技管理部门来说，项目结题时进行评价显然是提高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因此，项目的结题评估和创新性评估之间存在着矛盾。
(4)强化绩效评价结果与资源分配之间的相互联系。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绩效评价的最终目的在于鼓励源头创新，将最重要的资源分配给最有富有创新精神的科研人员。现行的项目结题评价不足以反映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评价结果不能更有效地为资源分配服务。
(5)突出强调表征研究成果原创性的关键指标。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创新性需要一系列不同级别的指标，这些指标的重要性也各不相同，现行的方法是对不同的指标赋以一定的权重，但是这种权重分配方法让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决定了每个二级指标的得分上限，使得非常突出的二级指标无法凸现出来。
4 结束语
江泽民同志指出：“源头创新孕育着科学技术质的变化和发展，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重要体现，也是当今世界科技竞争的制高点”。[13]进入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研究领域的源头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为了充分调动我国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促使他们始终以追求创新为目标，不断提高科研成果的原创性，迫切需要在深刻把握源头创新内涵和规律的基础上，正确地运用绩效评价杠杆，对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进行科学评价。
收稿日期：2004-07-05
作者介绍：宋建元(1977-)，男，湖北孝感人，现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管理、知识管理。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杭州 310027 葛朝阳 陈劲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杭州 310027
作者：宋建元葛朝阳陈劲
公共管理学报 2004年10期
中图分类号：G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672-6162(2004)03-0035-04
基础研究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后盾，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将带动新兴产业群的崛起，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世界各国越来越把科学技术作为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并大力追求创新以保证其在科学前沿的领先地位。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在源头创新方面的不足日益凸现出来，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提供的科学支撑远远不够，因此认真研究国内源头创新的经验，把握源头创新内在规律，用以指导科研实践和科研管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 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内涵
基础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揭示事物的结构、运动及相互作用规律，发现新现象，提出新概念、新原理，深化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完善科学知识体系[1]。所谓基础研究源头创新是指基础研究某一创新行为的发生将引发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或以之为基础的新知识，或导致新的知识创造方法的出现[2]。源头创新不仅可能突破特定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知识创造的“瓶颈”，更有可能开创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开辟新的创新周期和掀起新的创新高潮[3]，从而形成知识创造的“连锁反应”。从科学史看，这种“连锁反应”在科学知识的创造过程中经常发生，如普朗克1900年提出“能量子假说”，引导出爱因斯坦1905年的“光量子假说”和玻尔的原子结构理论，以及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量子力学研究。
“源头创新”对随后的研究进展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从而表现出与渐进创新不同的独特性：首先源头创新成果具有原创性，在基本观念、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上有根本的转变，其结果是或者实现“范式”的变革，导致科学革命，或者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开创新的学科；其次，源头创新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和不确定性，源头创新成果通常不能被精确地预见，甚至从提出方案到取得结果的过程也是新方法的探索过程，在此过程中具体研究方法、技术方案、研究目的可能需要修改，甚至要做根本性变动或完全抛弃；再次，源头创新超出了现有的学术范式，进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很难用现有的学科知识来评价源头创新成果的学术价值，因而许多源头创新成果并不能立即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并对社会起促进作用。
就基础研究源头创新成果内容来看，它一般体现为重大科学发现、重大理论突破和重大技术及方法发明三种类型。重大科学发现是指获得新的经验事实，一般表现为对自然规律的揭示，如牛顿第一、二、三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等；重大理论突破是指概念、观点或理论上的创新，表现为推翻旧的科学传统，代之以崭新的科学传统，如量子力学、相对论等；重大技术和方法发明表现在基础技术原理层面提出了新的解决途径，如晶体管的发明等。在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这三类源头创新不均衡地出现，在科学启蒙和科学范式形成早期，源头创新较多地表现为重大科学发现，伴随着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提高和科学的不断发展，以重大理论突破为特征的源头创新将不断增多，而在科学高度成熟、科学和国家利益紧密结合阶段，将出现更多的重大技术和方法的发明。
现在世界各国都把诺贝尔奖作为科学奖励的最高荣誉和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其原因除了诺贝尔奖成果在推动人类进步方面所蕴涵的巨大潜力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外，最根本的一条无非在于诺贝尔奖成果对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和新技术的最初发现和发明，即源头创新是诺贝尔奖成果的首要特征。如果按重大科学发现、重大理论突破、重大技术发明来对1901～1999年诺贝尔自然科学获奖成果分类，可看出这三类源头创新的情况（见表1）。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最主要的部分是重大科学发现，占58.7%；重大理论突破占22.8%，重大技术和方法的发明占18.5%，对20世纪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中，有41页工作的贡献与治疗人类的重大疾病和促进人类健康有直接的联系[4]。
表1 1901～1999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三类源头创新对应关系 %
学科分类获奖人数 所占比例
重大科学发现
86 54.1
物理重大理论突破
44 27.7
重大技术和方法发明 29 18.2
重大科学发现
71 53.8
化学重大理论突破
26 19.7
重大技术和方法发明 35 26.5
重大科学发现 113 66.9
生理或医学 重大理论突破
35 20.7
重大技术和方法发明 21 12.4
2 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形成条件
源头创新具有独特的内涵和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激发因素，主要表现为科学积累，科学积累主要为源头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第二类因素为动力因素，主要有学术环境、国际合作、学术团队、领军人物和创新技巧，这些动力因素促使科研人员在项目研究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克服急躁风气，静心于钻研之中；第三类因素为保障因素，表现为成果的绩效评估，通过评估，对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加以保护，形成科学积累，并对科研人员起到激励作用。
2.1 深厚的科学积累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过程，更是历史的积累过程。科学是人类凭借每一代人、每一个人有限的认识能力，去探究无限的外在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的一个永无止境的社会性过程。科学创新始于问题，孕于积累。科学积累主要包括国家科学能力基础积累、科学传统积累、基础研究人才积累、学术思想或知识积累等四个方面。国家科学能力基础积累由国家现有的研究经费、图书情报、仪器设备等有形因素和科学体制、科研管理、科研环境等无形因素综合形成，国家科学能力基础体现了社会的整体科学能力。科学范式的转换和变革往往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基础研究人才的积累指合理数量和知识结构的基础研究人才“链”状积累。科学研究需要传统，它可以使年轻人知道哪个问题值得研究，哪个方面有发展前途。科学传统积累是一个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较长时间的历史积淀。科学思想史的研究表明，少量具有革命性的原创性思想必须以大量的常规研究为基础，任何原创性的思想都是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学术思想或知识的积累是指每个科研人员在其科研生涯中，都必定以某种方式与以往的学术思想或知识发生联系，或是接受它，或是抵御它[5]。
2.2 宽松的学术环境
源头创新特别注重人员、物质、制度、人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等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和最佳组合，需要一种自由宽松并具有浓厚学术氛围的创新环境，这种环境鼓励科学上的冒险、创新、竞争并容忍失败，因为创新需要创新者具有强烈的锐意进取、拼搏探索的慈识和满怀创造的欲望与激情[6]。在20世纪，绝大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由于自由探索结果而获奖，例如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年、1956年、1962年的诺贝尔奖。这些研究成果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产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影响，而这一切都源于宽松而自由的学术环境。
2.3 良好的国际合作
学术思想的交流是获取科学研究最新资料的重要方法，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手段。基础研究具有国际性，国际合作对于提高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规模扩大和向纵深发展，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绝非一个国家科技力量和资源所能实现。人才的素质水平、研究的成本和风险、科研设施的高精密化、科学信息的市场化等，要求不同国家形成资源共享共用的动态合作机制。只有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鼓励科学家加入到国际科学前沿俱乐部，才可能使我国充分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信息和设备，使国内研究人员从选题到出成果尽快置身于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分享国际科学界的研究经验和成果。只有基础研究的支持、组织、评价和激励机制等规则的国际化，才能建立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组织，国际级的科学家群体，才能有国际级的人才，国际级的科研成果[7]。
2.4 有创造力的学术团队
基础研究的探索活动，既依赖于个体，也依赖于群体。基础研究在科学前沿全方位的拓展以及在纵向的学科分化与深入的同时，学科及领域之间的交叉、融合和相互渗透不断加强，出现了许多规模巨大的大科学研究和大科学工程，以往那种单靠科学家个人探索和“小作坊”式的工作方式已不能适应当代基础研究的需要，必须由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背景的科学家广泛合作与交流，才能保持持久的创新活力和取得科学前沿的突破。诺贝尔奖的历史显示，获奖项目中有1/3以上存在着学科交叉现象，并且呈上升趋势[8]。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们相互交流、探讨、争论，也许再加上某种启示的触发，就会撞出创新的火花，导致新概念的提出。
2.5 杰出的领军人物
科学研究群体能否做出一流的业绩，不仅取决于团体成员的努力，更取决于该团队是否拥有杰出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权威）的领导。领军人物是影响基础研究队伍整体实力的重要制约因素，领军人物的学术水平决定了研究群体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他所创造的学术传统能影响和培养未来的杰出科学家，从而形成以领军人物为中心的科学家人才链。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和德国的马普学会是从事纯基础研究的代表，贝尔实验室和IBM实验室是公司实验室的卓越代表，其共同特点就是领导人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善于识别与培养创新人才，尤其是善于发现、培养和支持青年人才的创新研究，善于选择研究战略方向和重点领域。领军人物必须是科学成就卓越、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研究人员，他善于正确把握科学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从而做出正确的重大决策，引导研究群体内的科研人员进入学科的最前沿，并迅速有效地积累他们的学术优势[9]。
2.6 灵活的创新技巧
源头创新成功与否，有其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等人将其归纳为以下几条规则：(1)善于发现已有理论与实际的矛盾，勇于挑战传统理论；(2)独具创意的实验和对实验事实敏锐的观察；(3)在良好的科学基础上的前沿性、交叉性研究；(4)对已有知识的科学整理与发掘；(5)发明新的科学仪器和装置；(6)利用数学与计算机手段创造出过去技术原理的实现条件[10]；(7)重要科学发现直接用于技术领域；(8)理论成果的应用形成全新技术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开发研究；(9)利用特殊的仪器（设备）对自然现象进行探索或对理论预言进行检验；(10)运用众多基础研究理论解决重大技术创新中的难题[11]。
2.7 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价机制
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认可，绩效评价是对科研人员工作的一种重要的信息反馈方式。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估不仅能让研究人员正确地认识到研究工作的成果的价值和缺陷，还会对研究人员形成勇攀科学高峰的压力和动力。
为扶持、激励基础研究循着其应有的轨迹循序渐进，抑制创新研究中的浮躁和急功近利风气，绩效评价机制应符合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特点要求。纯基础研究是探索自然现象的，其成果有时间滞后的特点，评价时需注重其对科学界的影响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包括重大技术创新、实验方法和仪器的重大发明等，在综合考虑成果本身的水平、创新外，也不能忽视它在解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重大、共性、关键技术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产生的效率。此外，对基础研究的绩效评价还要考虑对年轻科学家的培养、对科研组织和体制发展的贡献以及是否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等。
3 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绩效评价面临的问题
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绩效评价是促进源头创新的重要途径，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不仅能对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还会对研究方向选择和资源配置提供经验、参考和借鉴[12]。通过绩效评价，项目的委托者得以知道项目的真正价值及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和目标，并由此决定在此基础上是否有必要再投资进行下一轮项目的启动。绩效评估结果也可以作为奖优惩劣的依据，从而鼓励科研人员不断创新。
由于源头创新的影响往往是长远的、潜在的或间接的，不易为人们所认识，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绩效评价比其他任务导向的应用技术成果评价更复杂。正确地评价基础研究源头创新是一项科学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评价指标系统设计不当，过于强调某一方面或忽视另一方面，容易带来负面的影响，造成误导，从而损害基础研究本身。因此，如何从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规律性、产出的特殊性出发，设计一套综合的源头创新绩效评价体系是一项复杂而又迫切的任务，并需要妥善地处理好如下几个问题：
(1)有效协调任务完成情况与计划内容的相符程度。基础研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科研人员在项目进展过程中，时常根据研究的需要对研究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而经过调整后的研究成果与申请计划内容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进行绩效评估时，需要合理地把握完成工作与计划内容的相符程度。
(2)要全面、科学地评估基础研究成果。首先，具有源头创新的基础研究成果需要耗用科研人员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成果产出的周期较长；其次，原创性成果要获得专家的认同也需要时间。因此，现行的以成果产出情况为主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难以全面地评估研究成果的价值，成果产出评价和成果影响力评价之间存在矛盾。
(3)有效协调研究项目的结题评价和创新性评价。为了更准确地考察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往往需要在项目结题若干年之后对其进行创新性评价，但对于科技管理部门来说，项目结题时进行评价显然是提高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因此，项目的结题评估和创新性评估之间存在着矛盾。
(4)强化绩效评价结果与资源分配之间的相互联系。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绩效评价的最终目的在于鼓励源头创新，将最重要的资源分配给最有富有创新精神的科研人员。现行的项目结题评价不足以反映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评价结果不能更有效地为资源分配服务。
(5)突出强调表征研究成果原创性的关键指标。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创新性需要一系列不同级别的指标，这些指标的重要性也各不相同，现行的方法是对不同的指标赋以一定的权重，但是这种权重分配方法让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决定了每个二级指标的得分上限，使得非常突出的二级指标无法凸现出来。
4 结束语
江泽民同志指出：“源头创新孕育着科学技术质的变化和发展，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重要体现，也是当今世界科技竞争的制高点”。[13]进入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研究领域的源头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为了充分调动我国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促使他们始终以追求创新为目标，不断提高科研成果的原创性，迫切需要在深刻把握源头创新内涵和规律的基础上，正确地运用绩效评价杠杆，对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进行科学评价。
收稿日期：2004-07-05
作者介绍：宋建元(1977-)，男，湖北孝感人，现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管理、知识管理。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杭州 310027 葛朝阳 陈劲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杭州 31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