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刷历史更为悠久的中国，文字和书籍所经受的专制皇权制造的危难和灾祸几乎罄竹难书。
早在纸出现之前，文字审查就已经成为传统，“笔则笔，削则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中国思想钳制之先河，“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非秦记皆烧之”。这场暴政彻底终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
唐代出现雕版印刷书，进入印刷时代后，图书遭遇的管制一代比一代严酷。宋朝几乎每个皇帝都颁布过“禁止擅镌”的诏令，并设有专门的图书审查和禁书机构；绍兴十五年（1146年）诏令称：“自今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书籍出版必须由“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
文字狱最残酷莫过满清。
女真以野蛮落后（甚至被称为“野人女真”）建立清朝，文化自卑导致对书籍的焦虑和毁灭达到极致，因为著书印刷而被凌迟杖毙、诛灭三族、剖棺戮尸、挫骨扬灰者不胜枚举。龚自珍写诗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在《大清律例》中，“大逆”罪是指“不利于君”的“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属行为罪，与文字思想无关，但皇帝口含天宪，法律作为文字不过是皇帝新装罢了。乾隆帝常标榜自己“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却每以“大逆”罪滥造文字狱。庄氏《明史》案中，包括编撰、写字、刻版、校对、印刷、装订以及卖书、购书、藏书、读书，几乎所有与该书有关的人都遭到屠杀和残害。仅乾隆四十年（1775年），焚书事件就出现了24次，13800部书被毁。
作为乾隆的文治武功之一，《四库全书》收录图书3457种，而焚毁者却达2665种。乾隆在关于编撰《四库全书》的上谕中称：“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匿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赦免），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根据陈乃乾《禁书总录》统计，全毁书2453种，抽毁书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历史学家吴晗叹道，“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禁书与焚书固然可以扼杀思想文明，但却常常激发起更可怕的暴力革命，正所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历史如大浪淘沙，那些不可一世的王朝都已雨打风吹去，只有这些“禁书”留传下来。“雪夜关门读禁书”甚至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种特殊雅好。
谤声易弥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
正如王朝的命运就是皇帝的命运，书的命运其实也是作者的命运。书籍作为人的产物，不仅可以独立于人而存在，而且它具有超越于人的神奇力量；甚至说，每一个人最后都将终结于一本书中。人没有了，书永远存在。中国自古有“立言”之说，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他是因为其著作而存在的。
从《尚书》、《孙子》、《水浒》、《金瓶梅》、《东坡文集》到《武备志》、《天工开物》、《焚书》，这些代表中国文明的图书都曾遭到严禁和毁灭。
最为讽刺的是，“清代文字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书一直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并不在被禁之列”。
（本文节选自《现代的历程》一书）
在印刷历史更为悠久的中国，文字和书籍所经受的专制皇权制造的危难和灾祸几乎罄竹难书。
早在纸出现之前，文字审查就已经成为传统，“笔则笔，削则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中国思想钳制之先河，“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非秦记皆烧之”。这场暴政彻底终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
唐代出现雕版印刷书，进入印刷时代后，图书遭遇的管制一代比一代严酷。宋朝几乎每个皇帝都颁布过“禁止擅镌”的诏令，并设有专门的图书审查和禁书机构；绍兴十五年（1146年）诏令称：“自今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书籍出版必须由“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
文字狱最残酷莫过满清。
女真以野蛮落后（甚至被称为“野人女真”）建立清朝，文化自卑导致对书籍的焦虑和毁灭达到极致，因为著书印刷而被凌迟杖毙、诛灭三族、剖棺戮尸、挫骨扬灰者不胜枚举。龚自珍写诗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在《大清律例》中，“大逆”罪是指“不利于君”的“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属行为罪，与文字思想无关，但皇帝口含天宪，法律作为文字不过是皇帝新装罢了。乾隆帝常标榜自己“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却每以“大逆”罪滥造文字狱。庄氏《明史》案中，包括编撰、写字、刻版、校对、印刷、装订以及卖书、购书、藏书、读书，几乎所有与该书有关的人都遭到屠杀和残害。仅乾隆四十年（1775年），焚书事件就出现了24次，13800部书被毁。
作为乾隆的文治武功之一，《四库全书》收录图书3457种，而焚毁者却达2665种。乾隆在关于编撰《四库全书》的上谕中称：“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匿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赦免），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根据陈乃乾《禁书总录》统计，全毁书2453种，抽毁书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历史学家吴晗叹道，“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禁书与焚书固然可以扼杀思想文明，但却常常激发起更可怕的暴力革命，正所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历史如大浪淘沙，那些不可一世的王朝都已雨打风吹去，只有这些“禁书”留传下来。“雪夜关门读禁书”甚至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种特殊雅好。
谤声易弥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
正如王朝的命运就是皇帝的命运，书的命运其实也是作者的命运。书籍作为人的产物，不仅可以独立于人而存在，而且它具有超越于人的神奇力量；甚至说，每一个人最后都将终结于一本书中。人没有了，书永远存在。中国自古有“立言”之说，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他是因为其著作而存在的。
从《尚书》、《孙子》、《水浒》、《金瓶梅》、《东坡文集》到《武备志》、《天工开物》、《焚书》，这些代表中国文明的图书都曾遭到严禁和毁灭。
最为讽刺的是，“清代文字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书一直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并不在被禁之列”。
（本文节选自《现代的历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