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曲家的马可，我们可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们谁没有听过和唱过他写过的那些歌呢？《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剧《白毛女》……没有一首歌不如雷贯耳，没有一段旋律不曾让我们热血沸腾，陪伴我们度过或黑暗或明朗的岁月。而我与马可，与这个曾让我在茫茫人海中四处寻找的人，本该是可以相互走近，和他成为师生，成为忘年之交的朋友。
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七五年春夏，我与事后被誉为“文坛五君子”的白桦、范曾、张锲和韩瀚，对江青封杀歌颂老一辈的电影《创业》，感到义愤填膺，由此想到她一手遮天，把中国的文艺界搞得百花凋零，几个人竟暗暗地聚在一起，斗胆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由我负责将信递上去。毛主席很快批示“此片无大错”，给了江青当头一棒。正当文艺界的朋友奔走相告时，马可托人捎话给我，对我们的行为大加赞赏。但在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去看望他，去拜访他呢？
还是在这一年，马可顶着“四人帮”的巨大压力，出面轰轰烈烈地举办了一场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音乐会。那天我也有幸坐在台下，记得音乐会是以演唱《在太行山上》开始，以《黄河大合唱》结束，气氛隆重而热烈，甚至有几分悲壮，许多老战士和老艺术家听得热泪盈眶。在谢幕的时候，马可就出现在舞台中央，我也站在人群中，远远地看见了他。但我并没有走上台去，为他献上一束花，表达我对他的敬仰和感激。
事后我才知道，马可举办这场音乐会，已是重病缠身，离逝世没有多少日子了；有关部门还给他设置了重重阻碍，比如明令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不得出席。他却不管不顾，像一把火那样把自己点燃了。
让我懊悔不迭的是，才过去一年，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即在我找到《贺龙》这首歌之前，马可就溘然长逝了。
想起这些，我痛心疾首，真恨不得痛哭一场。
后来，萧克姨夫给我介绍，马可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与贺敬之合作完成的，贺敬之作词，他作曲，两人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不仅写我父亲那首独唱歌曲《贺龙》是这样，《南泥湾》也如此。说着问我，贺敬之你认识吗？你如果要见贺敬之，我介绍你去找他，贺敬之和我也是老朋友了。
不久，我和贺敬之见面了。仿佛在等待这一天，我刚开口问那首歌，敬之部长马上就说，他早知道我会为此去找他。接着他沉浸在对往昔的深情回忆之中。他一九四〇年到延安，当时只有十六岁，可已经有了相当的经历和阅历，尤其热爱诗歌。经过延安火热生活的熏染，他诗兴大发，写了不少诗作。没过多久，他把这些作品整理出来，送给时任“鲁艺”文学系班主任的何其芳请教。何其芳是延安的大诗人，读过贺敬之的诗后，非常欣赏他的才华，迅速招他到“鲁艺”学习。人所不知的是，何其芳与八路军的将领私交甚厚，曾跟随我父亲贺龙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采访。在那儿，他亲眼看到我父亲在战场上指挥若定，料事如神；回到寻常生活中，又无比憨厚，爱兵如子。冀中根据地的部队和群众对我父亲有口皆碑，到处传扬着他的故事。何其芳把在冀中的见闻和听到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说给贺敬之听，激起贺敬之对我父亲的由衷向往。后来我父亲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住在延安，这使他有了贴近我父亲的机会。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前线军民正陷入艰苦卓绝的苦战，我父亲夙兴夜寐，调兵遣将，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指挥部队向日寇发起频频攻击，一时捷报频传。贺敬之觉得在这个时候把他认识的贺龙，真实地告诉人们，将极大地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于是直接以《贺龙》为题，写下了那首歌词。马可看到这首歌词，高兴得手舞足蹈，爱不释手，他特别看重贺敬之的歌词把我父亲从神还原为人，从叱咤风云的统帅还原为普普通通的农民，字字句句朴素、自然、平白明净，说的是平凡人、眼中事，连夜为它谱曲。此后，这首歌就像长了翅膀，迅速在抗日根据地传开了。 6/7
作为作曲家的马可，我们可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们谁没有听过和唱过他写过的那些歌呢？《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剧《白毛女》……没有一首歌不如雷贯耳，没有一段旋律不曾让我们热血沸腾，陪伴我们度过或黑暗或明朗的岁月。而我与马可，与这个曾让我在茫茫人海中四处寻找的人，本该是可以相互走近，和他成为师生，成为忘年之交的朋友。
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七五年春夏，我与事后被誉为“文坛五君子”的白桦、范曾、张锲和韩瀚，对江青封杀歌颂老一辈的电影《创业》，感到义愤填膺，由此想到她一手遮天，把中国的文艺界搞得百花凋零，几个人竟暗暗地聚在一起，斗胆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由我负责将信递上去。毛主席很快批示“此片无大错”，给了江青当头一棒。正当文艺界的朋友奔走相告时，马可托人捎话给我，对我们的行为大加赞赏。但在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去看望他，去拜访他呢？
还是在这一年，马可顶着“四人帮”的巨大压力，出面轰轰烈烈地举办了一场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音乐会。那天我也有幸坐在台下，记得音乐会是以演唱《在太行山上》开始，以《黄河大合唱》结束，气氛隆重而热烈，甚至有几分悲壮，许多老战士和老艺术家听得热泪盈眶。在谢幕的时候，马可就出现在舞台中央，我也站在人群中，远远地看见了他。但我并没有走上台去，为他献上一束花，表达我对他的敬仰和感激。
事后我才知道，马可举办这场音乐会，已是重病缠身，离逝世没有多少日子了；有关部门还给他设置了重重阻碍，比如明令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不得出席。他却不管不顾，像一把火那样把自己点燃了。
让我懊悔不迭的是，才过去一年，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即在我找到《贺龙》这首歌之前，马可就溘然长逝了。
想起这些，我痛心疾首，真恨不得痛哭一场。
后来，萧克姨夫给我介绍，马可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与贺敬之合作完成的，贺敬之作词，他作曲，两人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不仅写我父亲那首独唱歌曲《贺龙》是这样，《南泥湾》也如此。说着问我，贺敬之你认识吗？你如果要见贺敬之，我介绍你去找他，贺敬之和我也是老朋友了。
不久，我和贺敬之见面了。仿佛在等待这一天，我刚开口问那首歌，敬之部长马上就说，他早知道我会为此去找他。接着他沉浸在对往昔的深情回忆之中。他一九四〇年到延安，当时只有十六岁，可已经有了相当的经历和阅历，尤其热爱诗歌。经过延安火热生活的熏染，他诗兴大发，写了不少诗作。没过多久，他把这些作品整理出来，送给时任“鲁艺”文学系班主任的何其芳请教。何其芳是延安的大诗人，读过贺敬之的诗后，非常欣赏他的才华，迅速招他到“鲁艺”学习。人所不知的是，何其芳与八路军的将领私交甚厚，曾跟随我父亲贺龙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采访。在那儿，他亲眼看到我父亲在战场上指挥若定，料事如神；回到寻常生活中，又无比憨厚，爱兵如子。冀中根据地的部队和群众对我父亲有口皆碑，到处传扬着他的故事。何其芳把在冀中的见闻和听到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说给贺敬之听，激起贺敬之对我父亲的由衷向往。后来我父亲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住在延安，这使他有了贴近我父亲的机会。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前线军民正陷入艰苦卓绝的苦战，我父亲夙兴夜寐，调兵遣将，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指挥部队向日寇发起频频攻击，一时捷报频传。贺敬之觉得在这个时候把他认识的贺龙，真实地告诉人们，将极大地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于是直接以《贺龙》为题，写下了那首歌词。马可看到这首歌词，高兴得手舞足蹈，爱不释手，他特别看重贺敬之的歌词把我父亲从神还原为人，从叱咤风云的统帅还原为普普通通的农民，字字句句朴素、自然、平白明净，说的是平凡人、眼中事，连夜为它谱曲。此后，这首歌就像长了翅膀，迅速在抗日根据地传开了。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