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我们国家从1976年到今天，变化非常大。今天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个国家处于物质文明的盛世。同时这也是一个矛盾冲突的盛世，中国的整个环境受到了破坏，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很多秩序被破坏了，就像天津的大爆炸，好像给大家撕开了一个伤口，这是很惨痛的一个现象。
大学，最幸运的是有集中的时间学习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拮据的知识分子家庭，1986年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我们这代人少年时期的阅读非常贫乏，因为那时候我们除了考试什么也没有，看课外书会被妈妈打。我记得当时读到一本金庸的书，才知道原来文字可以写成那样子。那时候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人们的思想慢慢开始解放，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哲学进入了中国的思想界。 我觉得大学时期比较幸运的是，能够有一些比较集中的时间去学习。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就是从教室到宿舍再到图书馆。读的书多了，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而庞大的知识体系。 我的大学就是我的青春期，读书也影响了我的价值观。所以现在到大学去演讲，总会说其实大学时应该把青春浪费在阅读上面，浪费在认识更多人、谈恋爱上面。大学时就开始创业赚钱，我觉得其实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大学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浪费”的时期，你能够接触到你想要接触的偶像，然后去问他们。 到了大三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去认识社会，我觉得那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就活在一个自己的小世界里，对国家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书本。那时有一个机会去用脚丈量社会，我和一个同学想到南疆考察，当时没有钱，就在报纸上发消息搞众筹，得到了一位湖南企业家的资助。 我从上海出发，去了江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广西、福建。在湖南的一个县城，我看到当地一户农民家里有三个孩子，却只有两条裤子穿；在井冈山看到当地的泥巴房子。从那个时候起，我很少有愤怒的心态。我开始相信这个国家的进步需要各个阶层的妥协，需要渐进式地、一点一点地努力。
站在商业的视角，思想才能前进
我毕业后，很幸运地进入柳传志的公司。当时我就觉得要去企业里面看看，所以我从1991年开始到现在，从业24年，一直是在商业领域。我见过中国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像吴仁宝，还有四五十年代的柳传志、王石，再到现在，很多企业家都是80后。我因此建立了比较宽泛的中国商业常识，看中国在那些时代用自己的方式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然后再改正错误。所以时间是最好的朋友，能够让你在一个宽度上去学习。 我在1996年的时候开始写第一本书。我对自己讲要干两件事：第一，我每年要写一本书；第二，我每年要看书。我们这代人经历过贫穷，很容易被名和利绑架，要站在商业的视角，思想才能前进。还好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所以很早的时候就看到了国家经济发展、城市化发展、货币泡沫化。这些事情在日本发生过，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发生过，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可能发生。 我也是慢慢找到写作方向的，就是企业案例研究，然后我慢慢培养起了自信，找到了写作的空间，到现在被定义为财经作家。2004年的时候，我去哈佛做了四个月的访问学者，去做民营企业调研。那时我发现，中国本轮经济的成长在北美的学者看来非常弱势，很多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有很多误判。我想讲清楚我们自己能走过来，便以中国的企业变革为轴心来研究。我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三个层面：一是国有资本，一是民营资本，一是外资资本。实际上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走出这三个层面。 王石说他总问自己两个问题：我们这代人从哪里来？我们这代人的商业精神从哪里来的？中国人讲究传承，我们这代人的传承是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找不到答案。但我认为我并没有触及中国的发展史，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变革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社会发展史。我通过研究吴敬琏几十年的人生经历，看到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一代经济学家，怎样用自己的智慧构建命题，然后怎样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又怎样有勇气在他们的丰满时期重新解构。 所以我用十年时间做了这些事，我写了激荡、跌宕、浩荡，这是我写作的一些体会。
再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
现在，我们用手机获取信息，很多的资讯是来自朋友圈的社交环境里。即便如此，我发现我还能写，却不知道我的读者在哪里。我找不到我的读者，我就想怎样去训练人们看书，我开始做一个自媒体的通讯平台。这个环境非常陌生，读者却非常真实，每天都会在后台看到骂我的数据，各种各样的，天天被骂，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反应越来越大。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中国真的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相信商业正当前，愿意汲取很多的财经知识，让自己在商业里面驻足。 这是我这些年来做过、经历过的事情。最后有几句话跟大家分享。第一句话，我们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这是我在大学时就说过的。我是个人主义者，只相信个人，只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后让自己能够在思想和经济上集中。 第二句话，我要分享的是努力，因为我是一个功利心很重的人。 第三句话，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刚听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撼，后来觉得因为当时都是计划经济，违法的行为就是改变，要改变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常常认为中国民营企业是制度经济。 再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因为做商业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要建立正确的财富状态。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的经济阶层对金钱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看法。我们说视金钱为粪土，也因为视金钱为粪土，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中就免不了为富不仁、杀富济贫。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没有在公民教育中进行自我教育：人与财富怎样构成一个正当的关系？如果人一生永远纠结在财富中，是很难的。我们的老一辈都相信，再有钱还要工作，就是想要知道这辈子到底能赚多少钱。 我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商业社会中，让自己能够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甚至更好的生活，是一个挺美好的事情。吃好的、穿好的，好好地旅行、享受生命，这些都是美好的事情。我不认为贫穷或者清贫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大概是30岁以后，开始觉得人是群体动物，好朋友见一面少一面，而且好朋友越来越少。人到了成年以后结交好朋友的时间越来越少，会发现很多好朋友是中学朋友、大学朋友，工作后交朋友的成本越来越高，所以要珍惜自己的好朋友。 “我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花光所有的钱。”讲这话的是台湾作家林海音，小说《城南旧事》的作者。一个人要学会花钱，我们在学会赚钱的时候要学会花钱。 最后一句话：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句话是我讲给我女儿听的。我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资格讲这句话的，我女儿跟我不一样，她过着跟我不一样的生活。当时家里的想法是她能够考上全球排在前一百名的大学就好，但她说喜欢流行歌曲，后来退学，考电影学院。所以我说要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我们的后代不应该像我们一样紧张，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爱好的东西。 这句话其实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一个人大概过了中年以后应该让自己放松一下。我觉得在中国，野蛮式的财富暴发年代已经结束了，早年那一代人在商业上的束缚太大了，而我们今天这一代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应该让生命从商业当中释放出来，去享受生命中更美好的事情。（李金锋摘自“思客网”）
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我们国家从1976年到今天，变化非常大。今天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个国家处于物质文明的盛世。同时这也是一个矛盾冲突的盛世，中国的整个环境受到了破坏，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很多秩序被破坏了，就像天津的大爆炸，好像给大家撕开了一个伤口，这是很惨痛的一个现象。
大学，最幸运的是有集中的时间学习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拮据的知识分子家庭，1986年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我们这代人少年时期的阅读非常贫乏，因为那时候我们除了考试什么也没有，看课外书会被妈妈打。我记得当时读到一本金庸的书，才知道原来文字可以写成那样子。那时候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人们的思想慢慢开始解放，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哲学进入了中国的思想界。 我觉得大学时期比较幸运的是，能够有一些比较集中的时间去学习。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就是从教室到宿舍再到图书馆。读的书多了，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而庞大的知识体系。 我的大学就是我的青春期，读书也影响了我的价值观。所以现在到大学去演讲，总会说其实大学时应该把青春浪费在阅读上面，浪费在认识更多人、谈恋爱上面。大学时就开始创业赚钱，我觉得其实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大学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浪费”的时期，你能够接触到你想要接触的偶像，然后去问他们。 到了大三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去认识社会，我觉得那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就活在一个自己的小世界里，对国家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书本。那时有一个机会去用脚丈量社会，我和一个同学想到南疆考察，当时没有钱，就在报纸上发消息搞众筹，得到了一位湖南企业家的资助。 我从上海出发，去了江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广西、福建。在湖南的一个县城，我看到当地一户农民家里有三个孩子，却只有两条裤子穿；在井冈山看到当地的泥巴房子。从那个时候起，我很少有愤怒的心态。我开始相信这个国家的进步需要各个阶层的妥协，需要渐进式地、一点一点地努力。
站在商业的视角，思想才能前进
我毕业后，很幸运地进入柳传志的公司。当时我就觉得要去企业里面看看，所以我从1991年开始到现在，从业24年，一直是在商业领域。我见过中国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像吴仁宝，还有四五十年代的柳传志、王石，再到现在，很多企业家都是80后。我因此建立了比较宽泛的中国商业常识，看中国在那些时代用自己的方式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然后再改正错误。所以时间是最好的朋友，能够让你在一个宽度上去学习。 我在1996年的时候开始写第一本书。我对自己讲要干两件事：第一，我每年要写一本书；第二，我每年要看书。我们这代人经历过贫穷，很容易被名和利绑架，要站在商业的视角，思想才能前进。还好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所以很早的时候就看到了国家经济发展、城市化发展、货币泡沫化。这些事情在日本发生过，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发生过，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可能发生。 我也是慢慢找到写作方向的，就是企业案例研究，然后我慢慢培养起了自信，找到了写作的空间，到现在被定义为财经作家。2004年的时候，我去哈佛做了四个月的访问学者，去做民营企业调研。那时我发现，中国本轮经济的成长在北美的学者看来非常弱势，很多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有很多误判。我想讲清楚我们自己能走过来，便以中国的企业变革为轴心来研究。我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三个层面：一是国有资本，一是民营资本，一是外资资本。实际上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走出这三个层面。 王石说他总问自己两个问题：我们这代人从哪里来？我们这代人的商业精神从哪里来的？中国人讲究传承，我们这代人的传承是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找不到答案。但我认为我并没有触及中国的发展史，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变革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社会发展史。我通过研究吴敬琏几十年的人生经历，看到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一代经济学家，怎样用自己的智慧构建命题，然后怎样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又怎样有勇气在他们的丰满时期重新解构。 所以我用十年时间做了这些事，我写了激荡、跌宕、浩荡，这是我写作的一些体会。
再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
现在，我们用手机获取信息，很多的资讯是来自朋友圈的社交环境里。即便如此，我发现我还能写，却不知道我的读者在哪里。我找不到我的读者，我就想怎样去训练人们看书，我开始做一个自媒体的通讯平台。这个环境非常陌生，读者却非常真实，每天都会在后台看到骂我的数据，各种各样的，天天被骂，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反应越来越大。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中国真的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相信商业正当前，愿意汲取很多的财经知识，让自己在商业里面驻足。 这是我这些年来做过、经历过的事情。最后有几句话跟大家分享。第一句话，我们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这是我在大学时就说过的。我是个人主义者，只相信个人，只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后让自己能够在思想和经济上集中。 第二句话，我要分享的是努力，因为我是一个功利心很重的人。 第三句话，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刚听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撼，后来觉得因为当时都是计划经济，违法的行为就是改变，要改变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常常认为中国民营企业是制度经济。 再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因为做商业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要建立正确的财富状态。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的经济阶层对金钱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看法。我们说视金钱为粪土，也因为视金钱为粪土，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中就免不了为富不仁、杀富济贫。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没有在公民教育中进行自我教育：人与财富怎样构成一个正当的关系？如果人一生永远纠结在财富中，是很难的。我们的老一辈都相信，再有钱还要工作，就是想要知道这辈子到底能赚多少钱。 我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商业社会中，让自己能够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甚至更好的生活，是一个挺美好的事情。吃好的、穿好的，好好地旅行、享受生命，这些都是美好的事情。我不认为贫穷或者清贫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大概是30岁以后，开始觉得人是群体动物，好朋友见一面少一面，而且好朋友越来越少。人到了成年以后结交好朋友的时间越来越少，会发现很多好朋友是中学朋友、大学朋友，工作后交朋友的成本越来越高，所以要珍惜自己的好朋友。 “我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花光所有的钱。”讲这话的是台湾作家林海音，小说《城南旧事》的作者。一个人要学会花钱，我们在学会赚钱的时候要学会花钱。 最后一句话：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句话是我讲给我女儿听的。我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资格讲这句话的，我女儿跟我不一样，她过着跟我不一样的生活。当时家里的想法是她能够考上全球排在前一百名的大学就好，但她说喜欢流行歌曲，后来退学，考电影学院。所以我说要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我们的后代不应该像我们一样紧张，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爱好的东西。 这句话其实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一个人大概过了中年以后应该让自己放松一下。我觉得在中国，野蛮式的财富暴发年代已经结束了，早年那一代人在商业上的束缚太大了，而我们今天这一代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应该让生命从商业当中释放出来，去享受生命中更美好的事情。（李金锋摘自“思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