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生与择死
——屈原与司马迁 张曼菱
读屈原和司马迁的故事，是在儿时。不知“史是史，我是我”，总把自己比将进去：遇此情境我当如何？我深信，这种思考并非我一人所有。某种程度上，历史是为这种非学者式思考存在的。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缠绕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值得商榷。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忠于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的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献身的别无选择的，后者却是投机的。身为“楚臣”，三闾大夫，楚国的高级官员和决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国蒙受亡国的事实。
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诗人的事业，可以不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庭和君王相联系，相始终。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不可挽回的狂澜时惟一的坚持。他是把对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的，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在寡不敌众的时刻，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将士“以卵击石”的壮烈行为。
“人生自古谁无死？”“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主动迎接死亡，“在不可选择中进行选择”。可以讲，中国的高人志士们，在求生不能的时候，亦很重视死之权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念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作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
屈原即是著名范例。他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进入，将他抓获再受辱而死去的。在他认为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独立的死。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香服，悲吟着，高歌着，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
屈原死的原因不是“诗人”的，死的方式，却是诗人的。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帜鲜明，诗人却要死得美，死得如其所吟，死得浪漫。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
当死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 1
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是一朝为官，只因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辩护，开罪于皇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而已。他要完成千古史记，中国的第一部非官方记载的历史文学。既有了帝王家的史官，却执意要做民间第一史家。当时虽没有明文不许平民“写史”，但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这明明是一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相禁锢的叛逆之举！
司马迁选择“受刑”，弃政从文。正是这毅然之举，使司马迁从匍伏于地的殿臣中站立出来，超越了所谓君主，将他的事业和人生寄托从当朝君主的体系中分离了出去。此可谓弃一帝而得天下千秋！
这是何等勇迈与崇高的一步啊！他为自己的定位从朝臣转为民间第一史家了。《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一部民间史学的伟大示范。这不仅因为作者是被放逐与驱逐之士，更是由于，它的立场不是取媚于某位帝王，它的观点不是沿袭于某朝某代，它是以作者个人的人文立场，正义与善恶观来创作的，充满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因而能超越政治变迁，物换星移，它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史记》之功，可谓“再造”了中华民族，指引后来人之路。
“生，还是死？”莎士比亚的名句，令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成为西方“择生择死”的思索形象。西方人士弃生取义的意识，与东方有异。他们更重视“生”的权利与个人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把自我的小生命看做是民族的大生命的一环，舍小取大，故有欣慰之感。
中国的古人有时甚至将“生”看作是比“死”更难的事情。《赵氏孤儿》中的二位忠直之士在争执谁当去送死，谁当留下保护孤儿，并负责将血海深冤告诉他申雪时，年老的公孙杵臼愿去死，自说是选择了容易的事，就请盛年的程婴承担“活”的重任吧。
择生与择死的思考，构成一个人，一个民族隆起的脊骨。没有这样伟大的设计，是没有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民族的。
祖宗给了我们一个清明节。清明时的中国，生人走到死界边，冥冥之中的灵魂也来与生人相逢。中国人，不只是活在自己不到百年的小生里，还要活进五千年的历史里，活进无尽的未来中。这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人生”比肉体人生更为漫长和浩淼。
“生，还是死？ 生，有泰山鸿毛之别，死亦然。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心中的抱负不同，选择生死也不同。 屈原之死和司马迁之生，皆有泰山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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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生与择死
——屈原与司马迁 张曼菱
读屈原和司马迁的故事，是在儿时。不知“史是史，我是我”，总把自己比将进去：遇此情境我当如何？我深信，这种思考并非我一人所有。某种程度上，历史是为这种非学者式思考存在的。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缠绕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值得商榷。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忠于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的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献身的别无选择的，后者却是投机的。身为“楚臣”，三闾大夫，楚国的高级官员和决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国蒙受亡国的事实。
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诗人的事业，可以不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庭和君王相联系，相始终。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不可挽回的狂澜时惟一的坚持。他是把对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的，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在寡不敌众的时刻，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将士“以卵击石”的壮烈行为。
“人生自古谁无死？”“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主动迎接死亡，“在不可选择中进行选择”。可以讲，中国的高人志士们，在求生不能的时候，亦很重视死之权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念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作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
屈原即是著名范例。他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进入，将他抓获再受辱而死去的。在他认为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独立的死。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香服，悲吟着，高歌着，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
屈原死的原因不是“诗人”的，死的方式，却是诗人的。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帜鲜明，诗人却要死得美，死得如其所吟，死得浪漫。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
当死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 1
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是一朝为官，只因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辩护，开罪于皇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而已。他要完成千古史记，中国的第一部非官方记载的历史文学。既有了帝王家的史官，却执意要做民间第一史家。当时虽没有明文不许平民“写史”，但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这明明是一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相禁锢的叛逆之举！
司马迁选择“受刑”，弃政从文。正是这毅然之举，使司马迁从匍伏于地的殿臣中站立出来，超越了所谓君主，将他的事业和人生寄托从当朝君主的体系中分离了出去。此可谓弃一帝而得天下千秋！
这是何等勇迈与崇高的一步啊！他为自己的定位从朝臣转为民间第一史家了。《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一部民间史学的伟大示范。这不仅因为作者是被放逐与驱逐之士，更是由于，它的立场不是取媚于某位帝王，它的观点不是沿袭于某朝某代，它是以作者个人的人文立场，正义与善恶观来创作的，充满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因而能超越政治变迁，物换星移，它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史记》之功，可谓“再造”了中华民族，指引后来人之路。
“生，还是死？”莎士比亚的名句，令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成为西方“择生择死”的思索形象。西方人士弃生取义的意识，与东方有异。他们更重视“生”的权利与个人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把自我的小生命看做是民族的大生命的一环，舍小取大，故有欣慰之感。
中国的古人有时甚至将“生”看作是比“死”更难的事情。《赵氏孤儿》中的二位忠直之士在争执谁当去送死，谁当留下保护孤儿，并负责将血海深冤告诉他申雪时，年老的公孙杵臼愿去死，自说是选择了容易的事，就请盛年的程婴承担“活”的重任吧。
择生与择死的思考，构成一个人，一个民族隆起的脊骨。没有这样伟大的设计，是没有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民族的。
祖宗给了我们一个清明节。清明时的中国，生人走到死界边，冥冥之中的灵魂也来与生人相逢。中国人，不只是活在自己不到百年的小生里，还要活进五千年的历史里，活进无尽的未来中。这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人生”比肉体人生更为漫长和浩淼。
“生，还是死？ 生，有泰山鸿毛之别，死亦然。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心中的抱负不同，选择生死也不同。 屈原之死和司马迁之生，皆有泰山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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