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歌
前几天清理东西，偶然从一本旧书中发现一张“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卡片。
卡片正面套红印有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FormatImgID_0#
卡片背面印有由劫夫谱曲的“语录歌”曲谱。
#FormatImgID_1#
眼前这张泛黄的毛主席语录卡片，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时期。透过历史的尘埃，我仿佛看见绿军装和红袖章；看见了猎猎招展的造反派的大旗；看见了一张张涨得通红的脸，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在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那时，劫夫成为专门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作曲家，《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等上百首“语录歌”都是出自这位作曲家之手，除此之外，我真的记不得劫夫还创作过其它什么歌曲了。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的谈话中提出的。那时，中国人民正在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国人民首先要分清敌我，团结一致打击敌人。此时，敌我界限分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无疑是正确的。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企图颠覆红色政权的国民党反动派“人还在，心不死”，还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势力，敌我界限相对分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倒也还说得过去。
到后来，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敌我界限却越来越让人弄不明白，敌人越来越多：先是地、富、反、坏，统称“四类分子”，其中：“反”指反革命分子，凡是在旧政权做过事的人，都有可能被划入其中；“坏”就更厉害了，凡是不顺眼，又和“地、富、反”不沾边的人，都有可能被划入“坏分子”之列，根本不受名额限制。
紧接着，敌人又扩大了。1957年开展的“反右斗争”，据说：毛主席说了，任何地方都有左、中、右。毛主席还说，百分之九十五的同志是好的。剩下百分之五毛主席虽然没有说，但下面的人都理解是坏的。有了比例就好办了，一下子就从知识分子中抓出了50多万“右派分子”，于是在“地、富、反、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右”。为了表达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还要在称谓上“着点色”，称为“黑五类”，正好与所谓的“红五类”（革命烈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形成鲜明的对比。更要命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红五类”能福荫后代；“黑五类”会殃及子孙。
“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演绎到了极致，毛主席说过的话，不管时间、地点，也不管背景，统统被奉为“最高指示”。于是，阶级敌人的队伍再次扩大，“敌人”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黑五类”增加了“资本家”和“走资派”，成了“黑七类”，还有尚未入围的“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以及“黑七类”的子女。当时“黑七类”的子女被称为“黑狗崽子”，他们背负着沉重十字架，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这么多的阶级敌人加上他们的子孙后代，该是一股多么庞大的“敌对势力”呀。
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有一个六中“黑七类”》。说的是广州六中1968年下乡的一个知青，就因为他是“黑七类”子女而饱受屈辱：生产队要传达有关9.13事件的文件（指1971林彪叛逃事件），他没有资格听，被打发到远离生产队的大山去看山猪；柬埔寨的宾努亲王到农场参观，他又突然接到“新”任务，立即到远离场部十多公里一个叫“深窟”的地方砍大树。他很坦然，也很麻木，他知道自己没有政治权利，命运一切由别人摆布。在深窟砍木的日子里，他想到了死，一个没有政治生命如同行尸走肉的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当年，有多少与这位知青遭遇相似人，起码的政治权利被轻易剥夺，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
人们在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以后终于明白, 天下之事，未必皆非此即彼，所谓矛盾，未必只有两个方面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资产阶级是反对帝制的，把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那么，无产阶级难道应该拥护恢复帝制？“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资本主义要发展生产力，难道社会主义不需要发展生产力？“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到底对不对？我认为，世间很多事情如果加了“凡是”,往往就要失之于“片面”。所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批判“两个凡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大家都说批得对。
“敌人”从词义上讲，是指互相仇恨而敌对的人或敌对的方面。而今，提倡和-谐社会，“敌人”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低，我在想：我们身边还有敌人吗？
20xx年12月9日于成都
“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歌
前几天清理东西，偶然从一本旧书中发现一张“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卡片。
卡片正面套红印有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FormatImgID_0#
卡片背面印有由劫夫谱曲的“语录歌”曲谱。
#FormatImgID_1#
眼前这张泛黄的毛主席语录卡片，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时期。透过历史的尘埃，我仿佛看见绿军装和红袖章；看见了猎猎招展的造反派的大旗；看见了一张张涨得通红的脸，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在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那时，劫夫成为专门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作曲家，《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等上百首“语录歌”都是出自这位作曲家之手，除此之外，我真的记不得劫夫还创作过其它什么歌曲了。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的谈话中提出的。那时，中国人民正在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国人民首先要分清敌我，团结一致打击敌人。此时，敌我界限分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无疑是正确的。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企图颠覆红色政权的国民党反动派“人还在，心不死”，还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势力，敌我界限相对分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倒也还说得过去。
到后来，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敌我界限却越来越让人弄不明白，敌人越来越多：先是地、富、反、坏，统称“四类分子”，其中：“反”指反革命分子，凡是在旧政权做过事的人，都有可能被划入其中；“坏”就更厉害了，凡是不顺眼，又和“地、富、反”不沾边的人，都有可能被划入“坏分子”之列，根本不受名额限制。
紧接着，敌人又扩大了。1957年开展的“反右斗争”，据说：毛主席说了，任何地方都有左、中、右。毛主席还说，百分之九十五的同志是好的。剩下百分之五毛主席虽然没有说，但下面的人都理解是坏的。有了比例就好办了，一下子就从知识分子中抓出了50多万“右派分子”，于是在“地、富、反、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右”。为了表达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还要在称谓上“着点色”，称为“黑五类”，正好与所谓的“红五类”（革命烈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形成鲜明的对比。更要命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红五类”能福荫后代；“黑五类”会殃及子孙。
“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演绎到了极致，毛主席说过的话，不管时间、地点，也不管背景，统统被奉为“最高指示”。于是，阶级敌人的队伍再次扩大，“敌人”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黑五类”增加了“资本家”和“走资派”，成了“黑七类”，还有尚未入围的“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以及“黑七类”的子女。当时“黑七类”的子女被称为“黑狗崽子”，他们背负着沉重十字架，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这么多的阶级敌人加上他们的子孙后代，该是一股多么庞大的“敌对势力”呀。
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有一个六中“黑七类”》。说的是广州六中1968年下乡的一个知青，就因为他是“黑七类”子女而饱受屈辱：生产队要传达有关9.13事件的文件（指1971林彪叛逃事件），他没有资格听，被打发到远离生产队的大山去看山猪；柬埔寨的宾努亲王到农场参观，他又突然接到“新”任务，立即到远离场部十多公里一个叫“深窟”的地方砍大树。他很坦然，也很麻木，他知道自己没有政治权利，命运一切由别人摆布。在深窟砍木的日子里，他想到了死，一个没有政治生命如同行尸走肉的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当年，有多少与这位知青遭遇相似人，起码的政治权利被轻易剥夺，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
人们在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以后终于明白, 天下之事，未必皆非此即彼，所谓矛盾，未必只有两个方面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资产阶级是反对帝制的，把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那么，无产阶级难道应该拥护恢复帝制？“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资本主义要发展生产力，难道社会主义不需要发展生产力？“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到底对不对？我认为，世间很多事情如果加了“凡是”,往往就要失之于“片面”。所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批判“两个凡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大家都说批得对。
“敌人”从词义上讲，是指互相仇恨而敌对的人或敌对的方面。而今，提倡和-谐社会，“敌人”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低，我在想：我们身边还有敌人吗？
20xx年12月9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