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个岛国（即马来西亚。此前笔者于其首都的中文大学讲学一年）回来后，对创造文字的民族都怀了深深的敬意。那个岛国的民族，已经生存衍息了上千年（也许还要久），却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无法追述他们自己也曾辉煌过的历史。目前虽有利用外民族文字作为法定的国家文字，但总因缺乏本民族的思维方式而无法发展与丰富自身，一切新词汇全靠向外国文种借用。在他们的首都历史博物馆里竟看不到纸上的历史文物，这实在使我感到无限悲凉。而这个国家的华裔又是如此坚忍不屈地在为自己的语文斗争，于是现今华裔文化竟成了那国家的文化代表之一。这也不禁让我为之自豪。文字，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赖以传承不绝，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不能或缺的元素！
正是怀着对文字的敬意和感到没有文字的悲哀，就对老友可生正热衷投入的文字方面的论争感到了兴趣。于是他寄给我何南林先生的著作。它对我真是很陌生的一门学问。我小时候虽然上的是著名教会女中，只是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英文也就永远停留在高中水平。可是我竟然这样爱读这本书。其中丰富的语言和文字知识就强烈地吸引了我，而分肌析理地分析也增长了我对英文的理解。作者那活泼幽默的文风更是绝妙的催化剂，常使我时而莞尔，时而失声大笑。总之，我像走在林中的溪流旁，虽不识方向，但溪边花草缤纷，一路上采芳拾菲，都是收获。沿溪而行，总是发现自己穿过一座知识森林，更是喜何如之？读了一半时，老友又要我写些读后感，我竟接受了这难题。现在读完全书，我才发现我的水平只能像吃了美馔之后的孩子，只会傻着眼说“好吃，好吃！”却没有像样地评价能力了。
这本有趣的书以他丰富的知识、幽默的文字调侃了目前在世界上使用广泛，取得语文霸权的那种语文――英语文。一位英语专家而又是讲授英语这专业的教授，他却去指出这种语言的千百处破绽，暴露了这种在国际上堂皇使用的文字的不合理与可笑。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了让我们放弃学习？还是意味着不必认真去学？当然不是的。我深信南林先生涵泳在这种文字中，他是绝对理解这种文字也有它不可替代的美妙之处。但他现在不去说这些，却向我们剥开了它威武的外衣，向我们展示出它那瘦骨嶙峋而怪异蠢笨的种种可笑内囊，实在是为了要颠覆它那由于使用较广就自踞的高位和不可一世的傲岸，从而改变一下某些国人学者崇洋媚外的心态和粗浅的学习者望而生畏的胆怯。使我们在一种健康的理解中自由自然地去学习它，掌握它。更在于培养教育我们国人一种自强自信的情操。
语言与文字的出现与发展真是一种神奇的过程。就中国文字语言而言：哪个聪明人来决定根据水的流声，分别把大水称为“江”，小水称为“河”，大众又如何都渐渐自觉地也这样叫呢？“鸡”和“鸭”的称呼虽都可以它们的鸣声作根据，那么“鸟”呢？“猫”也可以根据它的喵声，然而，“狗”或“犬”呢？当一个有形的“马”或“羊”出现时，它们的形象肯定比发声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再如人在地上是“坐”，分腿而站就是立。这种行动自然地出现于生活中，画出来就成了字。人们为了生活生存必需的沟通而扩展着语言，这些语言又绝对是在群众已有的共识基础上发展着。它们的形成都是水到渠成。这就是古代六书所谓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假借及转注。最早的文字学家许慎说，“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后来又有了数个字相连而谓之词。可以说，谁如果把几种笔画凑在一起而得到新意，就是造了新字。如“她”“您”，或形声，或会意，都是后人新造。两个字结合起来表达一个符合逻辑而又有明确理念的词，更是谁都有权这样做。新词语就这样不断在出现，丰富了我们民族的认知概念。昨天听见台湾来的连战用了“愿景”一词，颇觉新异，但也绝对可以理解，而且它立马就为大家所接受了。这个词意内涵是丰富的，是指一种充满愿望而尚不能决定它是否可能实现的对未来的假想。这么一解释，就觉得这两个字也真算简练之至。中国文字这种声音和形象在一起发展的文字，或许也扩展着思维。这就与音义文字是在语言基础上形成的原则就全不一样了。我们的“六书”，除假借、转注外，其他四法，虽现在不必用以造字，但以认字释意，仍是一种渠道。我的在国内读了一年小学的小孙子，到美国小学读书，老师要各个国家来的孩子写出他们自己的文字。她写的中国字被孩子们一致认为最难识别。她居然辩解说，中国字最好理解，凡是有木边的，都是树木或用木头做的东西，有水字边的都是水流或是被水弄湿了的东西。小朋友们不禁欢呼中文的妙解。再说，由于声与形的共存，中国文字的书法、声韵，都使它自身具有了高层次的审美价值。这样文字体系，真是令我们骄傲的民族文化传统。
不同环境有不同思维方式，语言与文字的形成是各有渠道的。形义与音义是两个体系。窃以为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的，必是音义文字；而语言与文字同步的或将是形义文字。其实世界最早的三种文字即中国、埃及、巴比伦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也都是取象形、谐声、会意之法，只是后来埃及和巴比伦经过腓尼基、希伯来的改造，改用字母拼合文字。其实所谓的字母，据说最初也具有象形意义，如α，这形象是指房屋，而β则是一条牛，但后来也就只利用它的音了。而声音拼合被认为是文明一大进步。这就从此成了音义文字。使得公元400年前后兴起的，原来没有文字的蛮族很快地根据他们的语言而有了文字。但在识别文字意义方面，它却真的只能靠声音来辨认含意了。这相比我们的多种渠道的造字方法，它们却只能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一直走下去，也许越走越难。这种难有识之士已经感觉了。何先生的书里，就已对拼音文字的这种发展，有深刻的分析。而我们却是大路朝天，任凭思维与世界的无限发展。
文字不能是一人创造，但它在一个部族得到通用的共识，这必是一种组织行为。在有部族领袖时代，应有领袖颁布，获得共识。所以，中国人认定有一造字的仓颉。他大概是领袖黄帝派定整理已出现在生活中的文字，而且给以宣布的专职人士。西方各族文字是怎么通行的，我缺乏这方面知识。
不敢谬论，但一定也是有所制订，有所推行的。
读了何南林先生的书，真感到非常奇怪，一个民族在创造她为群众的沟通交流的文字时，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毫无道理的语法障碍呢？如时态、变格、数、性别等等，使语言在沟通中明显的有文俗的分野。从中世纪的经院垄断知识，采取极端的愚民政策看来，那么故意地制造障碍，使文字与知识为特殊阶层所掌握，也必是这些掌握统治权的僧侣阶层。我忽然想起，正是在那些出于丛林的各民族在形成他们的文字时，真正的教育是为神学院垄断的。国家没有读书的法规，大部分的孩子不必入学读书，他们跟着父亲或师父学各种手艺。只有教会办学校，专门训练神职人员，他们才有专门的“文法学校”，文法是和修辞学逻辑学等等结合在一起的语言训练。至于那些初级学校，训练一般简单阅读或写作，那就以土语为基础了。那些掌握文字语言研究之霸权的也就正是障碍的制造者吧。只有一种特殊的语言才使他们感到自身的特殊地位和威武不屈的权威。如果他们知道这种障碍的语言竟造成后代儿童在学习上的失语症，他们当如何痛悔于九泉啊。
我们的会说中国话的孩子可没有这种忧虑。我们已经自觉地用六书之道学会了我们的文法简单而含意丰富的语言文字，并使我们有更为灵活的思维去学习外国语。只要我们认清那些外语的语法并非就是高于我们文字的“大乘佛法”，不必怀有仰而求之心，放下恐惧心理，学习自有另一番轻易境界。
至于我自己，却也有个最没出息的窃喜，我以后，可也真不必再词斟语酌地去对付和外国朋友的聊天了!
（通讯地址：316005厦门大学中文系）
我从一个岛国（即马来西亚。此前笔者于其首都的中文大学讲学一年）回来后，对创造文字的民族都怀了深深的敬意。那个岛国的民族，已经生存衍息了上千年（也许还要久），却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无法追述他们自己也曾辉煌过的历史。目前虽有利用外民族文字作为法定的国家文字，但总因缺乏本民族的思维方式而无法发展与丰富自身，一切新词汇全靠向外国文种借用。在他们的首都历史博物馆里竟看不到纸上的历史文物，这实在使我感到无限悲凉。而这个国家的华裔又是如此坚忍不屈地在为自己的语文斗争，于是现今华裔文化竟成了那国家的文化代表之一。这也不禁让我为之自豪。文字，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赖以传承不绝，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不能或缺的元素！
正是怀着对文字的敬意和感到没有文字的悲哀，就对老友可生正热衷投入的文字方面的论争感到了兴趣。于是他寄给我何南林先生的著作。它对我真是很陌生的一门学问。我小时候虽然上的是著名教会女中，只是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英文也就永远停留在高中水平。可是我竟然这样爱读这本书。其中丰富的语言和文字知识就强烈地吸引了我，而分肌析理地分析也增长了我对英文的理解。作者那活泼幽默的文风更是绝妙的催化剂，常使我时而莞尔，时而失声大笑。总之，我像走在林中的溪流旁，虽不识方向，但溪边花草缤纷，一路上采芳拾菲，都是收获。沿溪而行，总是发现自己穿过一座知识森林，更是喜何如之？读了一半时，老友又要我写些读后感，我竟接受了这难题。现在读完全书，我才发现我的水平只能像吃了美馔之后的孩子，只会傻着眼说“好吃，好吃！”却没有像样地评价能力了。
这本有趣的书以他丰富的知识、幽默的文字调侃了目前在世界上使用广泛，取得语文霸权的那种语文――英语文。一位英语专家而又是讲授英语这专业的教授，他却去指出这种语言的千百处破绽，暴露了这种在国际上堂皇使用的文字的不合理与可笑。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了让我们放弃学习？还是意味着不必认真去学？当然不是的。我深信南林先生涵泳在这种文字中，他是绝对理解这种文字也有它不可替代的美妙之处。但他现在不去说这些，却向我们剥开了它威武的外衣，向我们展示出它那瘦骨嶙峋而怪异蠢笨的种种可笑内囊，实在是为了要颠覆它那由于使用较广就自踞的高位和不可一世的傲岸，从而改变一下某些国人学者崇洋媚外的心态和粗浅的学习者望而生畏的胆怯。使我们在一种健康的理解中自由自然地去学习它，掌握它。更在于培养教育我们国人一种自强自信的情操。
语言与文字的出现与发展真是一种神奇的过程。就中国文字语言而言：哪个聪明人来决定根据水的流声，分别把大水称为“江”，小水称为“河”，大众又如何都渐渐自觉地也这样叫呢？“鸡”和“鸭”的称呼虽都可以它们的鸣声作根据，那么“鸟”呢？“猫”也可以根据它的喵声，然而，“狗”或“犬”呢？当一个有形的“马”或“羊”出现时，它们的形象肯定比发声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再如人在地上是“坐”，分腿而站就是立。这种行动自然地出现于生活中，画出来就成了字。人们为了生活生存必需的沟通而扩展着语言，这些语言又绝对是在群众已有的共识基础上发展着。它们的形成都是水到渠成。这就是古代六书所谓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假借及转注。最早的文字学家许慎说，“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后来又有了数个字相连而谓之词。可以说，谁如果把几种笔画凑在一起而得到新意，就是造了新字。如“她”“您”，或形声，或会意，都是后人新造。两个字结合起来表达一个符合逻辑而又有明确理念的词，更是谁都有权这样做。新词语就这样不断在出现，丰富了我们民族的认知概念。昨天听见台湾来的连战用了“愿景”一词，颇觉新异，但也绝对可以理解，而且它立马就为大家所接受了。这个词意内涵是丰富的，是指一种充满愿望而尚不能决定它是否可能实现的对未来的假想。这么一解释，就觉得这两个字也真算简练之至。中国文字这种声音和形象在一起发展的文字，或许也扩展着思维。这就与音义文字是在语言基础上形成的原则就全不一样了。我们的“六书”，除假借、转注外，其他四法，虽现在不必用以造字，但以认字释意，仍是一种渠道。我的在国内读了一年小学的小孙子，到美国小学读书，老师要各个国家来的孩子写出他们自己的文字。她写的中国字被孩子们一致认为最难识别。她居然辩解说，中国字最好理解，凡是有木边的，都是树木或用木头做的东西，有水字边的都是水流或是被水弄湿了的东西。小朋友们不禁欢呼中文的妙解。再说，由于声与形的共存，中国文字的书法、声韵，都使它自身具有了高层次的审美价值。这样文字体系，真是令我们骄傲的民族文化传统。
不同环境有不同思维方式，语言与文字的形成是各有渠道的。形义与音义是两个体系。窃以为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的，必是音义文字；而语言与文字同步的或将是形义文字。其实世界最早的三种文字即中国、埃及、巴比伦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也都是取象形、谐声、会意之法，只是后来埃及和巴比伦经过腓尼基、希伯来的改造，改用字母拼合文字。其实所谓的字母，据说最初也具有象形意义，如α，这形象是指房屋，而β则是一条牛，但后来也就只利用它的音了。而声音拼合被认为是文明一大进步。这就从此成了音义文字。使得公元400年前后兴起的，原来没有文字的蛮族很快地根据他们的语言而有了文字。但在识别文字意义方面，它却真的只能靠声音来辨认含意了。这相比我们的多种渠道的造字方法，它们却只能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一直走下去，也许越走越难。这种难有识之士已经感觉了。何先生的书里，就已对拼音文字的这种发展，有深刻的分析。而我们却是大路朝天，任凭思维与世界的无限发展。
文字不能是一人创造，但它在一个部族得到通用的共识，这必是一种组织行为。在有部族领袖时代，应有领袖颁布，获得共识。所以，中国人认定有一造字的仓颉。他大概是领袖黄帝派定整理已出现在生活中的文字，而且给以宣布的专职人士。西方各族文字是怎么通行的，我缺乏这方面知识。
不敢谬论，但一定也是有所制订，有所推行的。
读了何南林先生的书，真感到非常奇怪，一个民族在创造她为群众的沟通交流的文字时，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毫无道理的语法障碍呢？如时态、变格、数、性别等等，使语言在沟通中明显的有文俗的分野。从中世纪的经院垄断知识，采取极端的愚民政策看来，那么故意地制造障碍，使文字与知识为特殊阶层所掌握，也必是这些掌握统治权的僧侣阶层。我忽然想起，正是在那些出于丛林的各民族在形成他们的文字时，真正的教育是为神学院垄断的。国家没有读书的法规，大部分的孩子不必入学读书，他们跟着父亲或师父学各种手艺。只有教会办学校，专门训练神职人员，他们才有专门的“文法学校”，文法是和修辞学逻辑学等等结合在一起的语言训练。至于那些初级学校，训练一般简单阅读或写作，那就以土语为基础了。那些掌握文字语言研究之霸权的也就正是障碍的制造者吧。只有一种特殊的语言才使他们感到自身的特殊地位和威武不屈的权威。如果他们知道这种障碍的语言竟造成后代儿童在学习上的失语症，他们当如何痛悔于九泉啊。
我们的会说中国话的孩子可没有这种忧虑。我们已经自觉地用六书之道学会了我们的文法简单而含意丰富的语言文字，并使我们有更为灵活的思维去学习外国语。只要我们认清那些外语的语法并非就是高于我们文字的“大乘佛法”，不必怀有仰而求之心，放下恐惧心理，学习自有另一番轻易境界。
至于我自己，却也有个最没出息的窃喜，我以后，可也真不必再词斟语酌地去对付和外国朋友的聊天了!
（通讯地址：316005厦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