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8-11-27]来源： 作者：[字体：大 中 小]
公民科学素养：指标本土化在行动
(2006-09-15 12:03:57)
记者 潘希
“在前六次‘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中，我们采用的是美国的一套指标体系，虽然收集到很多数据和信息，但也感到美国这一套指标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我们希望制定出一套相对‘本土化’的指标体系来反映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准确状况，这也可以让政府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工作中‘对症下药’。”在近日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何薇这样对记者说。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就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标体系如何“本土化”展开了讨论。
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世界各国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纷纷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性别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和职业等人群的科学素质状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我国自1992年以来，先后于1992年、1994年、1996年、2001年、2003年和2005年进行了六次“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至今，美国、欧盟、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形成了适用于本国的指标体系。
今年初，我国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正式纳入政府工作当中，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标体系是《纲要》的监测评估工作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外来品”不适合中国国情
科学素养（ScientificLiteracy）一词是个舶来品，与此有关的思想在20世纪初开始萌芽。经过多年努力，学术界终于达成了共识，即科学素养是指公众对科学所应了解的程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人口素质指标，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不仅提出各种促进本国科学素养发展的措施和行动计划，而且还定期进行测量和调查，以便及时了解本国公众科学素养水平的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
何薇介绍说，美国系统地对公众科学素养进行调查始于1979年，其后每两年举行一次。美式调查中采用的科学素养三维度模型，成为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进行成人科学素养测量的基础。这一模型要求，只有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及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产生影响三个方面的基本了解程度都达标者，才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
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吗？激光是因汇聚声波产生的吗？阳光是否导致皮肤癌？被辐射过的牛奶经过煮沸后能否安全食用？发射火箭等空间探索活动是否影响气候？你能否写出圆周率？关税是否是对进口货物征收的税，买卖双方是否一方付出税款、一方受益？对设备、机械和其他资本增加投资能否提高劳动生产力……
这些涉及天文、物理、化学、经济学等的问题就是在之前六次“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问卷上列出的。“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经济水平以及社会形态和政治形态都与中国有很大差别。它们对公民是否具有科学素养的判断显然与尚处于发展中时期的中国有所不同。”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翟立原认为。
“我国农民占总人口数量的80%，城市流动人口也大幅度增加；在上世纪前半叶，我国教育水平低下，现在中老年人口的教育水平和科学素质都普遍偏低，这也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较大差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沈崇林教授说，“欧美的指标体系是建立在学校教育、科学传播和社会科普能力都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而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喝不上牛奶，更有一半以上的人弄不清楚因特网是什么，就更谈不上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及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产生影响三个方面都基本了解了。”
问卷设计与指标设定是关键
何薇介绍说，前六次的“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也积累了大量数据及国际、国内的对比分析结果，为公民科学素质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监测与评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从2001年起，中国科协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观测网”，定期对内地18至69岁成年公众科学素养的发展变化与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和研究。
2003年第五次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达到1.98%，是历次调查结果中数值最高的。但何薇认为，调查结果由于受到样本量以及系统误差的影响，实际上并不能单纯说明中国公众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在本质上是升高还是降低，只能认为基本没有变化。此次公众科学素养指标体系的“本土化”研究也是希望能将中国的情况通过调查更为详细和全面地体现出来。
“问卷的设计和指标的设定是直接关系到调查结果是否能反映客观事实和存在的问题的，但这恰恰也是最难的一步。”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所长申继亮认为，指标的背景变量应该继续沿用前六次调查中的“性别”、“年龄”、“职业”、“城乡”、“文化程度”、“地区”等基本要素。而一级指标则必须对应有双向细目表；在具体问题的设置上，应该分为测量形式和评价形式两种。
国家计生委人口研究所李伯华教授则认为，问卷的题目要有一定的数量，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避免回答过程中的偶然性。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鉴说：“中国的社会分层很复杂，能制定出一套全面反映国民素质的指标体系比较困难，建议分为市民和农民两大板块分别设计。而问卷的题目中既要有结构性题目又要包含开放性题目，校内以及校外教育中的知识也都应该囊括进去。”
“从概念到操作也是需要下大功夫的，要尽量找出具有鉴别力的指标。此外，以往六次调查的拒访率很高，而且由于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很多地方的户籍人口与实际居住人口数量相差极大，调查应该更多地避免系统误差。这就需要加强对城市中流动人口的科学素养调查，增加个案调查和特定人群的访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说。
寻找平衡点
在讨论中，专家们认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是一个分阶段、滚动式推进的中长期国家计划。考虑到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现状和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在设计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指标体系时，应该对其内容的难度要求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最初阶段的起点要低、层次要多，然后根据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不断地对内容的难度或不同难度所占比例进行适当调整。
“国际上关于科学素质的定义，对中国只有借鉴意义，不能照抄照搬。各国都应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本土化的定义。”专家们说。国际科学与技术公共传播网络曾在2002年12月在南非召开的第7次大会上提出，为确保科学技术的传播能真正满足发展中国家人民和社会的需求，需要对科学素质重新进行定义。
专家们认为，前六次的调查研究也显示，提出“本土化”的定义是必要的。根据“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既定性和发展性相结合的原则，设置公民科学素质的结构或维度，提出测度我国公民科学素养的初步指标体系。
“对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只有在长期的连续不断的调查过程中才能建立起成熟的、符合本国文化和特点的测试指标体系，才能观察到本国公众科学素养的发展和变化的趋势。”何薇说，“《纲要》规定的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科学素质要求包括：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我们也将围绕这些内容建立相应的适宜测度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指标体系。”
专家们一致认为，根据国际比较的结论和基本理念，中国的科学素养标准应该在“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某些方面可以体现本土化的特色，比如对科学方法或科学精神的强调，或在标准内容的呈现方式上；而在科学知识方面可以向发达国家的标准或“国际标准”倾斜。《纲要》是一个中长期的国家规划，发达国家的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的明天，制定中国自己的公民科学素养指标体系是具有前瞻性的。
(潘希)
[日期：2008-11-27]来源： 作者：[字体：大 中 小]
公民科学素养：指标本土化在行动
(2006-09-15 12:03:57)
记者 潘希
“在前六次‘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中，我们采用的是美国的一套指标体系，虽然收集到很多数据和信息，但也感到美国这一套指标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我们希望制定出一套相对‘本土化’的指标体系来反映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准确状况，这也可以让政府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工作中‘对症下药’。”在近日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何薇这样对记者说。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就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标体系如何“本土化”展开了讨论。
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世界各国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纷纷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性别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和职业等人群的科学素质状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我国自1992年以来，先后于1992年、1994年、1996年、2001年、2003年和2005年进行了六次“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至今，美国、欧盟、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形成了适用于本国的指标体系。
今年初，我国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正式纳入政府工作当中，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标体系是《纲要》的监测评估工作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外来品”不适合中国国情
科学素养（ScientificLiteracy）一词是个舶来品，与此有关的思想在20世纪初开始萌芽。经过多年努力，学术界终于达成了共识，即科学素养是指公众对科学所应了解的程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人口素质指标，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不仅提出各种促进本国科学素养发展的措施和行动计划，而且还定期进行测量和调查，以便及时了解本国公众科学素养水平的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
何薇介绍说，美国系统地对公众科学素养进行调查始于1979年，其后每两年举行一次。美式调查中采用的科学素养三维度模型，成为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进行成人科学素养测量的基础。这一模型要求，只有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及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产生影响三个方面的基本了解程度都达标者，才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
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吗？激光是因汇聚声波产生的吗？阳光是否导致皮肤癌？被辐射过的牛奶经过煮沸后能否安全食用？发射火箭等空间探索活动是否影响气候？你能否写出圆周率？关税是否是对进口货物征收的税，买卖双方是否一方付出税款、一方受益？对设备、机械和其他资本增加投资能否提高劳动生产力……
这些涉及天文、物理、化学、经济学等的问题就是在之前六次“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问卷上列出的。“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经济水平以及社会形态和政治形态都与中国有很大差别。它们对公民是否具有科学素养的判断显然与尚处于发展中时期的中国有所不同。”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翟立原认为。
“我国农民占总人口数量的80%，城市流动人口也大幅度增加；在上世纪前半叶，我国教育水平低下，现在中老年人口的教育水平和科学素质都普遍偏低，这也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较大差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沈崇林教授说，“欧美的指标体系是建立在学校教育、科学传播和社会科普能力都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而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喝不上牛奶，更有一半以上的人弄不清楚因特网是什么，就更谈不上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及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产生影响三个方面都基本了解了。”
问卷设计与指标设定是关键
何薇介绍说，前六次的“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也积累了大量数据及国际、国内的对比分析结果，为公民科学素质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监测与评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从2001年起，中国科协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观测网”，定期对内地18至69岁成年公众科学素养的发展变化与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和研究。
2003年第五次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达到1.98%，是历次调查结果中数值最高的。但何薇认为，调查结果由于受到样本量以及系统误差的影响，实际上并不能单纯说明中国公众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在本质上是升高还是降低，只能认为基本没有变化。此次公众科学素养指标体系的“本土化”研究也是希望能将中国的情况通过调查更为详细和全面地体现出来。
“问卷的设计和指标的设定是直接关系到调查结果是否能反映客观事实和存在的问题的，但这恰恰也是最难的一步。”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所长申继亮认为，指标的背景变量应该继续沿用前六次调查中的“性别”、“年龄”、“职业”、“城乡”、“文化程度”、“地区”等基本要素。而一级指标则必须对应有双向细目表；在具体问题的设置上，应该分为测量形式和评价形式两种。
国家计生委人口研究所李伯华教授则认为，问卷的题目要有一定的数量，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避免回答过程中的偶然性。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鉴说：“中国的社会分层很复杂，能制定出一套全面反映国民素质的指标体系比较困难，建议分为市民和农民两大板块分别设计。而问卷的题目中既要有结构性题目又要包含开放性题目，校内以及校外教育中的知识也都应该囊括进去。”
“从概念到操作也是需要下大功夫的，要尽量找出具有鉴别力的指标。此外，以往六次调查的拒访率很高，而且由于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很多地方的户籍人口与实际居住人口数量相差极大，调查应该更多地避免系统误差。这就需要加强对城市中流动人口的科学素养调查，增加个案调查和特定人群的访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说。
寻找平衡点
在讨论中，专家们认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是一个分阶段、滚动式推进的中长期国家计划。考虑到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现状和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在设计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指标体系时，应该对其内容的难度要求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最初阶段的起点要低、层次要多，然后根据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不断地对内容的难度或不同难度所占比例进行适当调整。
“国际上关于科学素质的定义，对中国只有借鉴意义，不能照抄照搬。各国都应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本土化的定义。”专家们说。国际科学与技术公共传播网络曾在2002年12月在南非召开的第7次大会上提出，为确保科学技术的传播能真正满足发展中国家人民和社会的需求，需要对科学素质重新进行定义。
专家们认为，前六次的调查研究也显示，提出“本土化”的定义是必要的。根据“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既定性和发展性相结合的原则，设置公民科学素质的结构或维度，提出测度我国公民科学素养的初步指标体系。
“对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只有在长期的连续不断的调查过程中才能建立起成熟的、符合本国文化和特点的测试指标体系，才能观察到本国公众科学素养的发展和变化的趋势。”何薇说，“《纲要》规定的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科学素质要求包括：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我们也将围绕这些内容建立相应的适宜测度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指标体系。”
专家们一致认为，根据国际比较的结论和基本理念，中国的科学素养标准应该在“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某些方面可以体现本土化的特色，比如对科学方法或科学精神的强调，或在标准内容的呈现方式上；而在科学知识方面可以向发达国家的标准或“国际标准”倾斜。《纲要》是一个中长期的国家规划，发达国家的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的明天，制定中国自己的公民科学素养指标体系是具有前瞻性的。
(潘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