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母校放飞的一只风筝
我无法清点河南大学给予我的财富的一半。
1962年，刚上小学的第一天，我扯着小朋友的小手去过那里。1982年，领到毕业证的第二天，在铁塔派出所领了结婚证，我淋着大雨回到那里。2002年，我敲着这片片断断的文字，于河大外语学院就读的女儿戴着耳机坐在那里。
林语堂说，理想教育的一大特征，是“一看那学生的脸孔，便已明白他是某某大学的毕业生。倘由一学生的脸孔及谈话之间看不出那人的大学教育，那个大学教育也就值不得给什么文凭了”。77、78级的河大学生的脸多是一些“玩命”的脸，眉宇间横七竖八刻着从图书馆直奔食堂时染上的风尘。
1992年，我带着那风尘赴北京考社科院的博士，师兄何德功、师弟张来民已在那里继续玩命，来民说：“外语不敢说，鲁迅研究专业恐怕他们考不过河大人。”考完，导师濮良沛先生约我到他家，说：“这十几年，只有你和曾镇南专业都考过了90分——任访秋先生好吗?”我知道，我的河南大学的脸已被“确证”。他又说：“第二名也是河南大学的，叫高有鹏。”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河大北墙邻近铁塔处斑斑驳驳的甲排乙排房，我很想念它们。
虽然一见如故，却还不习惯“老大哥”的叫法；
但我暂不推托，权借这称呼说几句话：
别笑我胡须常刮，在家已做了几年爸爸；
别笑我四肢不灵，星期天没有爬上铁塔。
别笑我性情不稳，开学典礼怆然泪下；
别笑我南腔北调，操着生涩的英语“咿呀”。
我三十载的经历，不算丰富，也还繁杂；
我十几年的往事，不太离奇，也还辛辣。
我不信白纸黑字，反倒被一张白卷欺压；
我不信人生如梦，反倒有梦一样的生涯。
课桌旁、地头上、长夜里，我问过多少“为什么?”
粗黑的手偷看《红楼梦》：假作真时真亦假……
一贯丢三落四的我，居然鬼使神差地在两屋子书刊中找到了1978年10月23日——入学三天时的“作文”。当时让每个班办一块“墙报”，当班长的我只好“身先士卒”。那是我冒充老大哥向母校中文系上交的第一份试卷。至于后来真的成了“码字族”，靠稿费吃饭，实在是
始料不及的。谢谢最早教我们写作的马荣连老师，我们还没有毕业他已经以身殉职了。后天是马年的清明节，愿他的灵魂安息。
老图书馆(现在的历史系)二楼东南角有我固定的位子。1978年至1982年，我的军用书包常年地放在那里。后来，那书包经十几人的手补了20多块补丁。后来，那书包不见了。我没有找它，我知道，它又回河大了。
河南大学对于我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或文教的概念，更是一个心理的和血缘的概念。那是我的一位亲人。
想起任访秋、华钟彦、于安澜、宋景昌、刘炳善、刘思谦……我总是想哭。
20年前，铁塔公园的墙总是被我们扒开，垒也垒不住。20年后，母校的大楼此起彼伏、器宇轩昂，常常叫人不记来时路。可新的和旧的风景很快都褪了色，而无法被“雨打风吹去”的风景是：
——任访秋先生开始把讲义贴在脸上，后来干脆不要讲义，一字一句解释“声音笑貌类治世”的“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
——华钟彦先生讲《诗经》，说“一之日觱发”是“冷得稀里哗啦”，而“二之日栗烈”是“冻得嘎巴嘎巴。”当是时秋高气爽，可弟子们直觉得寒气袭人。
——于安澜先生讲古文字，不紧不慢地闲聊：“俺家里人说，雪恁大，不去啦，我说不中，学生等住咧，得去。……当老师，最麻烦是改卷子，俺老师说„从70到80，来回打啦‟……” ——宋景昌先生讲辛稼轩，赶上木工师傅去124教室修窗户，说是时间紧，不能等下了课再敲打。结果他在那边钉玻璃，宋先生„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敲得课桌咚咚响，台上台下响成一片。
——刘炳善先生四壁的书和三张连接为“U”形的书案使小屋的俯视图几乎成为一个“回”字，他不能倒下，于是把自己堵在大约有半个平方米的“口”字当中。书案上摊开不同版本的莎士比亚原著，书堆旁边摆着大大小小的药瓶。
——刘思谦老师讲《老井》，大声疾呼：“„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了还哀什么?哀莫大于心不死!哀莫大于心不得不死!”仿佛她就是巧英。
——刘增杰老师讲《子夜》里的“吴老太爷坐车进城”，绘声绘色，并说20世纪30年代初大上海还暂时没有噪音管理，仿佛他就是当年的司机。
——王钦韶老师竹筒倒豆子般地背马致远的《汉宫秋》：“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仿佛是他送走了王昭君。
——78级一班学生高宪，作为“先头部队”替同宿舍的11个弟兄占座位，书包讲义一一摊开还不够，从窗外搬了4块大煤渣赫然放在课桌上……
我作为一滴水，因为这些画面而汇入河南大学的汪洋，于是才从来不用想起，永远不会忘记。
前年秋天，我为《大河报·周末版》写《立民直言》专栏，那块在全国颇有点影响的新闻评论版《时风眉批》的编辑是丁艳敏，最受读者关注和喜欢的作者是一直为农民鼓与呼的焦国标。小丁说：“都从河大那个院子里出来，都在外面转了一大圈，现在又整天凑在一个版上„说话‟，上帝是不是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设计过?”我想，国标我们像是风筝的竹骨和纸，小丁是糊风筝的，放风筝的线却永远拴在第十三层铁塔的风铃上——那是铁塔的手，河大的手，一只古老而现代的、忧国忧民的手。
1998年全年级同学在母校聚会，“首任辅导员”梁遂老师像20年前一样地放声点名，我流泪了。我们班4个班长，杨水照和李随生已经永远不能应答，他们离开讲台的时候分别是29岁和48岁。轮到我宣布各班代表发言，我只说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我不愿意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因为明天的早晨，阳光仍旧会优美地漫上古城墙，女儿仍旧会踩在我们走过的路上。河南大学永远醒着，永远“长势喜人”，永远属于明天。
我是母校放飞的一只风筝
我无法清点河南大学给予我的财富的一半。
1962年，刚上小学的第一天，我扯着小朋友的小手去过那里。1982年，领到毕业证的第二天，在铁塔派出所领了结婚证，我淋着大雨回到那里。2002年，我敲着这片片断断的文字，于河大外语学院就读的女儿戴着耳机坐在那里。
林语堂说，理想教育的一大特征，是“一看那学生的脸孔，便已明白他是某某大学的毕业生。倘由一学生的脸孔及谈话之间看不出那人的大学教育，那个大学教育也就值不得给什么文凭了”。77、78级的河大学生的脸多是一些“玩命”的脸，眉宇间横七竖八刻着从图书馆直奔食堂时染上的风尘。
1992年，我带着那风尘赴北京考社科院的博士，师兄何德功、师弟张来民已在那里继续玩命，来民说：“外语不敢说，鲁迅研究专业恐怕他们考不过河大人。”考完，导师濮良沛先生约我到他家，说：“这十几年，只有你和曾镇南专业都考过了90分——任访秋先生好吗?”我知道，我的河南大学的脸已被“确证”。他又说：“第二名也是河南大学的，叫高有鹏。”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河大北墙邻近铁塔处斑斑驳驳的甲排乙排房，我很想念它们。
虽然一见如故，却还不习惯“老大哥”的叫法；
但我暂不推托，权借这称呼说几句话：
别笑我胡须常刮，在家已做了几年爸爸；
别笑我四肢不灵，星期天没有爬上铁塔。
别笑我性情不稳，开学典礼怆然泪下；
别笑我南腔北调，操着生涩的英语“咿呀”。
我三十载的经历，不算丰富，也还繁杂；
我十几年的往事，不太离奇，也还辛辣。
我不信白纸黑字，反倒被一张白卷欺压；
我不信人生如梦，反倒有梦一样的生涯。
课桌旁、地头上、长夜里，我问过多少“为什么?”
粗黑的手偷看《红楼梦》：假作真时真亦假……
一贯丢三落四的我，居然鬼使神差地在两屋子书刊中找到了1978年10月23日——入学三天时的“作文”。当时让每个班办一块“墙报”，当班长的我只好“身先士卒”。那是我冒充老大哥向母校中文系上交的第一份试卷。至于后来真的成了“码字族”，靠稿费吃饭，实在是
始料不及的。谢谢最早教我们写作的马荣连老师，我们还没有毕业他已经以身殉职了。后天是马年的清明节，愿他的灵魂安息。
老图书馆(现在的历史系)二楼东南角有我固定的位子。1978年至1982年，我的军用书包常年地放在那里。后来，那书包经十几人的手补了20多块补丁。后来，那书包不见了。我没有找它，我知道，它又回河大了。
河南大学对于我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或文教的概念，更是一个心理的和血缘的概念。那是我的一位亲人。
想起任访秋、华钟彦、于安澜、宋景昌、刘炳善、刘思谦……我总是想哭。
20年前，铁塔公园的墙总是被我们扒开，垒也垒不住。20年后，母校的大楼此起彼伏、器宇轩昂，常常叫人不记来时路。可新的和旧的风景很快都褪了色，而无法被“雨打风吹去”的风景是：
——任访秋先生开始把讲义贴在脸上，后来干脆不要讲义，一字一句解释“声音笑貌类治世”的“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
——华钟彦先生讲《诗经》，说“一之日觱发”是“冷得稀里哗啦”，而“二之日栗烈”是“冻得嘎巴嘎巴。”当是时秋高气爽，可弟子们直觉得寒气袭人。
——于安澜先生讲古文字，不紧不慢地闲聊：“俺家里人说，雪恁大，不去啦，我说不中，学生等住咧，得去。……当老师，最麻烦是改卷子，俺老师说„从70到80，来回打啦‟……” ——宋景昌先生讲辛稼轩，赶上木工师傅去124教室修窗户，说是时间紧，不能等下了课再敲打。结果他在那边钉玻璃，宋先生„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敲得课桌咚咚响，台上台下响成一片。
——刘炳善先生四壁的书和三张连接为“U”形的书案使小屋的俯视图几乎成为一个“回”字，他不能倒下，于是把自己堵在大约有半个平方米的“口”字当中。书案上摊开不同版本的莎士比亚原著，书堆旁边摆着大大小小的药瓶。
——刘思谦老师讲《老井》，大声疾呼：“„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了还哀什么?哀莫大于心不死!哀莫大于心不得不死!”仿佛她就是巧英。
——刘增杰老师讲《子夜》里的“吴老太爷坐车进城”，绘声绘色，并说20世纪30年代初大上海还暂时没有噪音管理，仿佛他就是当年的司机。
——王钦韶老师竹筒倒豆子般地背马致远的《汉宫秋》：“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仿佛是他送走了王昭君。
——78级一班学生高宪，作为“先头部队”替同宿舍的11个弟兄占座位，书包讲义一一摊开还不够，从窗外搬了4块大煤渣赫然放在课桌上……
我作为一滴水，因为这些画面而汇入河南大学的汪洋，于是才从来不用想起，永远不会忘记。
前年秋天，我为《大河报·周末版》写《立民直言》专栏，那块在全国颇有点影响的新闻评论版《时风眉批》的编辑是丁艳敏，最受读者关注和喜欢的作者是一直为农民鼓与呼的焦国标。小丁说：“都从河大那个院子里出来，都在外面转了一大圈，现在又整天凑在一个版上„说话‟，上帝是不是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设计过?”我想，国标我们像是风筝的竹骨和纸，小丁是糊风筝的，放风筝的线却永远拴在第十三层铁塔的风铃上——那是铁塔的手，河大的手，一只古老而现代的、忧国忧民的手。
1998年全年级同学在母校聚会，“首任辅导员”梁遂老师像20年前一样地放声点名，我流泪了。我们班4个班长，杨水照和李随生已经永远不能应答，他们离开讲台的时候分别是29岁和48岁。轮到我宣布各班代表发言，我只说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我不愿意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因为明天的早晨，阳光仍旧会优美地漫上古城墙，女儿仍旧会踩在我们走过的路上。河南大学永远醒着，永远“长势喜人”，永远属于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