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高考落榜生 上世纪80年代，高考成为一代人的人生洗礼，或因之勃发，或就此折戟。千军万马前的独木桥将当年的落榜者和他们的梦想挡住，与桥另一头的人命运从此分岔。在当时环境下，高考失利成为了他们的人生梦魇，然而他们不能停下脚下步伐，仍然还要前行。如今的他们或消沉、或迷茫、或坚持、或珍惜。命运无常，活着也是一种勇气，但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代人的坚韧。 高考给我留下了终生阴影，我恨高考。——周鸿飞 45岁的周鸿飞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是在高考前一天，依然还有很多卷子没做，且一拿起书，发现数理化好像都没有学过似的，心里极度煎熬。“在最着急的时候忽然醒来，仍心有余悸，大汗淋漓。等确认自己是睡在自家的床上，这才长出一口气，心想，这辈子再也不用考试了，一下子轻松了。” “三考落榜”遁入“死胡同”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但对周鸿飞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则是“高考决定命运”。 周鸿飞住在一座小城里，每天早上出去买菜都会经过那座钢筋凸露，锈迹斑斑的长江大桥，而那里有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记忆片断。 20多年前，他经常怂恿颜孟良偷出大人的二八自行车，他们一起从县中飙到大桥桥头，那时正值高中，是他们追梦的年龄。 颜孟良曾是他的铁哥们，家境好，父亲是县供销社干部，但在校园里，却只是一个矮小，戴着眼镜的“小角色”。真正的“大明星”是周鸿飞，他虽只是个农村娃，但与生俱来的青春活力让他处处散发的机灵劲，不过几次高考，将他们俩的命运以及关系，永远改变。 “当时社会上追捧诗人，我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就想学文科，结果被颜孟良给‘鄙视’了，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了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绩不好的才报读文科’，我心想，谁怕谁啊。”周鸿飞挠挠头，“事后证明我真不是学理科那块料，最后成了‘三考学生’——三次参加高考”。 周鸿飞承认，自己在学习上是有点懒，也不够集中精力，坐不住，刚上课就想下课。但面子的问题让他格外纠结，稀里糊涂读了下去，结果可想而知，1985年，他连预考都没通过。 “那一次，颜孟良也没过。”周鸿飞苦笑，“刚开始想法很单纯，既然都没过，大家都不伤面子，一起重考呗！其实颜孟良比我惨，他是连续两年没过预考，我第二年是参加了正式高考的，差8分，那一年的录取比例据说不到2.5%，你们这一代的大学录取率就高得多，幸福啊！” “但你们那时的大学生包分配，才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考，我们早就是毕业就失业了。”记者开起他的玩笑。 “哦，那倒是。”周鸿飞想了想，又说，“不对，你们机会多……”但久久也说不出什么。 周鸿飞没想到的是，自己无意中已踏入了命运安排好的一条死胡同——多舛的补习、重考之路。等到第三次高考时，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家人，这次行了。但发榜那天，周鸿飞三个字却依然未能出现在县委门口那张红纸上，总分比上次还少了3分。走在回家的路上，五味杂陈，双腿发软，如遭雷击，大病6天。此后，周鸿飞从一个活泼外向的人活脱脱变成了一个阴郁、多愁善感的人。 周鸿飞说：当时的年轻人对考大学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熟悉同校复读的两个男生，先后复读参加了8年高考。而那年头是限制报考年龄的，所以这两人每年的报考年龄都是“20岁”。“作假呗，但周围的人都能‘理解’，也没有人会去举报。”周鸿飞感慨，“8年，日本鬼子都投降了！他俩读到了当年的好多同学大学毕业，有的同学还分来当过他的老师呢！” “当时大家都很疯狂。”周鸿飞从烟盒里里抽出一只烟，很快，一缕缕烟雾开始在他蓬松的发间缭绕，“我们班还有几个同学，在离家两百多里远的地方找了一家学校复读，主要是想避开一切熟人，他们只求高考后能金榜题名，一鸣惊人，有的人甚至不但改了名，而且把姓也改了。” 命运下的自我放逐 班主任的儿子吕万鹏在周鸿飞眼中曾是个反例，吕家是当地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家里为了让他接受到最好的教育，频频转学，从本地读到涪陵，再到重庆，人们形容是“从南半球读到北半球”，但高考还是落榜了，经受不住打击的吕万鹏后来去泸州卖袜子，经常在泸州医学院那一带捏着一把袜子边走边甩边叫“卖袜子咯，卖袜子咯，五角钱一双，买了袜子走”。 周鸿飞不止一次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了吕万鹏，在外面卖袜子，每次醒来都是一身冷汗。但该来的始终要来，周家在农村，家里看他考了三次都不中，逐渐失去了信心。颜孟良则发了狠，从高二重新读起，再战两年来准备高考。于是，一对好朋友原本平行着的的命运轨迹线由此渐行渐远。 “母亲当时在文庙给我求了一张签，下下签，大意是说我命中没有功名这顶帽子，应该出去打工了，那时县里已经有人去深圳了，有一些还赚到了钱；而颜家求到的是‘忽有魁星来点额，词倾三峡涌波涛。许你定做蟾宫客，脱下兰衫换紫袍’。”周鸿飞言语中露出不少惆怅，“他这几句我一辈子都记得住，自己的反而不记得了，他的确是早换了紫袍了。” “我们被高考淘汰下的这群人的命运是残酷的，简单说，考上就成了干部，这是普通人唯一的出路。”周鸿飞眼神惨淡，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考不上的，像我这种农村的只能当农民或者出去打工，当然，城镇的学生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家待业，慢慢等招工，但国企人满为患，大多数人只能进入小型集体企业，大都是一些乡办工厂。” 那年秋天，周鸿飞就背起铺盖卷，跟着家乡的几个熟人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那时的车太挤了，我们是爬窗户翻进的火车。”周鸿飞说，车内塞满了人，厕所堵塞后，里面的粪水顺着过道流过来，整个车厢臭气熏天。 到了深圳他才发现，南方也不完全是天堂，找工作处处碰壁。为了节约钱，他经常穿上最厚的衣服，睡在桥洞下面。坚持了40多天后，他终于挺不住了，辗转回到家乡。 那时的周鸿飞万念俱灰，“父母总是说一些话来打击，说我怎样没用，我找了很多份工作都不成功，我知道这和遭受几次高考失利的打击，性格变得自卑有关。每当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会感到不安，不太敢和别人说话，其实更多的是怕说错话做错事，又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话题。其实我很恐惧自己为什么变成了这种性格，想自己变得活泼外向些，可真的很难。” 曾有亲戚介绍周鸿飞去环卫所做临时工，大夏天里他推着垃圾车都要戴着帽子，遇到昔日同学，不敢抬头。好在等到了县里肉联厂招工，周鸿飞进了工厂。每天的工作就是用大斧头砍猪脚，五六十公斤的桶，每天要砍40多桶，右手肿得抬都抬不起来，已经数不清我砍坏了了多少把刀。以前读的书一点也用不上，当时真的很灰心。”周鸿飞将手中的烟用力嘬了几口，然后，用中指，将那烟头弹出一道抛物线。 高考阴影一生相伴 到了90年代，昔日考上大学的同学们陆续毕业了，大多分配到机关单位和大型国企，这些都不断刺激着周鸿飞的神经。 “学生们朝夕相处，嘻嘻哈哈，但经过一场高考后，分数线以上的人成为‘天之骄子’，分数线以下的人只好自谋出路，我可是用一辈子的时间才体会到了。”周鸿飞说着叹了口气。 周鸿飞也有过机会，厂里几次提干，工作能力和业绩都是排在前面，但往往到了最关键的一步，都会因学历不够遭到一票否决。 周鸿飞回忆，在80年代，那些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可谓“鲤鱼跳龙门”，一个村甚至一个乡的亲朋好友都会奔走相告，经济实力稍微好一点的，还要大放鞭炮，摆上酒席庆贺一番，不亚于过去中举人的排场，而城里的学生考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记得颜孟良考上大学时，他们家在大街上放了三挂一千头的鞭炮，并花钱请了电影队，在中学操场上挂起银幕，连放三晚电影，那可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啊。而没考上的那些人，家庭条件好的还有让父母提前退休，匀出一个顶替的机会，但大多人都只有自谋出路，并且还会被人瞧不起， “看看那些上了大学的同学们，随便一个人都比我活得滋润，颜孟良毕业分在了邻县财政局”。周鸿飞开始变得失落，虽然颜孟良也会偶尔去看看他，当年的老朋友见面后，表象上依然是热情如故，但谈论的话题却越来越少，两人之间已有了隐约的一丝隔膜和尴尬。 周鸿飞拖到了30多岁才结婚，但最让他放不下的却是当年一起复读时的那个女孩子，她正是周鸿飞当年坚持复读的动力。在寒冷的冬天，她总是早早起床，到学校图书馆顶着寒风排队，仅仅是为了让周鸿飞多睡半个小时。她话不多语，但经常会留下一张小纸条，悄悄地塞进书里：飞，你不要着急，即使你考不上我还是会跟你的。 “当时她妈看不起我，到我们家闹过几回。我恨自己太脆弱，因为如果自己再考不上，不知道今后会去哪里，我不能带着她一块儿流浪……那女孩最终考上了江苏的一所大学，后来留校，有过一次婚姻，现在已经出国。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我一定要去复读到考上为止。” 至于周鸿飞自己，工厂后来效益不好，6年前就买断了工龄，被逼得二次南下广东。他做的时间最长的是软件销售，每月2000元底薪外加提成。可是，读过大学的职员工资往往比他高出很多，这给周鸿飞带来不小“刺激”。 打工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他最后还是决定回家，就这样，周鸿飞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每天二两烧酒、几碟小菜的日子。妻子白霞不止一次埋怨过他，叫他该找已官升副县长的颜孟良看有没有门路，但周鸿飞每次都是扔出一句话：“不管他愿不愿意帮，能不能帮，最重要的是我丢不起那人！” 周鸿飞去年得了糖尿病，妻子要他改掉常年不运动的坏习惯，多去散散步，但他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事，县城里熟人多，且都爱在滨江路转悠，老遇到还是觉得丢人”。 “多大点事儿啊！这么多年了，谁还记得？谁又在乎？”白霞觉得这个和自己一起生活了10多年的人愈发不可理喻。 “我在乎，因为我一直是个失败者，尤其不想碰到颜孟良。我没‘鸿飞’，他没‘孟良’，你瞧，我们俩这名字取得多差。”周鸿飞一脸愁容。
80年代的高考落榜生 上世纪80年代，高考成为一代人的人生洗礼，或因之勃发，或就此折戟。千军万马前的独木桥将当年的落榜者和他们的梦想挡住，与桥另一头的人命运从此分岔。在当时环境下，高考失利成为了他们的人生梦魇，然而他们不能停下脚下步伐，仍然还要前行。如今的他们或消沉、或迷茫、或坚持、或珍惜。命运无常，活着也是一种勇气，但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代人的坚韧。 高考给我留下了终生阴影，我恨高考。——周鸿飞 45岁的周鸿飞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是在高考前一天，依然还有很多卷子没做，且一拿起书，发现数理化好像都没有学过似的，心里极度煎熬。“在最着急的时候忽然醒来，仍心有余悸，大汗淋漓。等确认自己是睡在自家的床上，这才长出一口气，心想，这辈子再也不用考试了，一下子轻松了。” “三考落榜”遁入“死胡同”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但对周鸿飞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则是“高考决定命运”。 周鸿飞住在一座小城里，每天早上出去买菜都会经过那座钢筋凸露，锈迹斑斑的长江大桥，而那里有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记忆片断。 20多年前，他经常怂恿颜孟良偷出大人的二八自行车，他们一起从县中飙到大桥桥头，那时正值高中，是他们追梦的年龄。 颜孟良曾是他的铁哥们，家境好，父亲是县供销社干部，但在校园里，却只是一个矮小，戴着眼镜的“小角色”。真正的“大明星”是周鸿飞，他虽只是个农村娃，但与生俱来的青春活力让他处处散发的机灵劲，不过几次高考，将他们俩的命运以及关系，永远改变。 “当时社会上追捧诗人，我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就想学文科，结果被颜孟良给‘鄙视’了，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了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绩不好的才报读文科’，我心想，谁怕谁啊。”周鸿飞挠挠头，“事后证明我真不是学理科那块料，最后成了‘三考学生’——三次参加高考”。 周鸿飞承认，自己在学习上是有点懒，也不够集中精力，坐不住，刚上课就想下课。但面子的问题让他格外纠结，稀里糊涂读了下去，结果可想而知，1985年，他连预考都没通过。 “那一次，颜孟良也没过。”周鸿飞苦笑，“刚开始想法很单纯，既然都没过，大家都不伤面子，一起重考呗！其实颜孟良比我惨，他是连续两年没过预考，我第二年是参加了正式高考的，差8分，那一年的录取比例据说不到2.5%，你们这一代的大学录取率就高得多，幸福啊！” “但你们那时的大学生包分配，才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考，我们早就是毕业就失业了。”记者开起他的玩笑。 “哦，那倒是。”周鸿飞想了想，又说，“不对，你们机会多……”但久久也说不出什么。 周鸿飞没想到的是，自己无意中已踏入了命运安排好的一条死胡同——多舛的补习、重考之路。等到第三次高考时，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家人，这次行了。但发榜那天，周鸿飞三个字却依然未能出现在县委门口那张红纸上，总分比上次还少了3分。走在回家的路上，五味杂陈，双腿发软，如遭雷击，大病6天。此后，周鸿飞从一个活泼外向的人活脱脱变成了一个阴郁、多愁善感的人。 周鸿飞说：当时的年轻人对考大学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熟悉同校复读的两个男生，先后复读参加了8年高考。而那年头是限制报考年龄的，所以这两人每年的报考年龄都是“20岁”。“作假呗，但周围的人都能‘理解’，也没有人会去举报。”周鸿飞感慨，“8年，日本鬼子都投降了！他俩读到了当年的好多同学大学毕业，有的同学还分来当过他的老师呢！” “当时大家都很疯狂。”周鸿飞从烟盒里里抽出一只烟，很快，一缕缕烟雾开始在他蓬松的发间缭绕，“我们班还有几个同学，在离家两百多里远的地方找了一家学校复读，主要是想避开一切熟人，他们只求高考后能金榜题名，一鸣惊人，有的人甚至不但改了名，而且把姓也改了。” 命运下的自我放逐 班主任的儿子吕万鹏在周鸿飞眼中曾是个反例，吕家是当地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家里为了让他接受到最好的教育，频频转学，从本地读到涪陵，再到重庆，人们形容是“从南半球读到北半球”，但高考还是落榜了，经受不住打击的吕万鹏后来去泸州卖袜子，经常在泸州医学院那一带捏着一把袜子边走边甩边叫“卖袜子咯，卖袜子咯，五角钱一双，买了袜子走”。 周鸿飞不止一次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了吕万鹏，在外面卖袜子，每次醒来都是一身冷汗。但该来的始终要来，周家在农村，家里看他考了三次都不中，逐渐失去了信心。颜孟良则发了狠，从高二重新读起，再战两年来准备高考。于是，一对好朋友原本平行着的的命运轨迹线由此渐行渐远。 “母亲当时在文庙给我求了一张签，下下签，大意是说我命中没有功名这顶帽子，应该出去打工了，那时县里已经有人去深圳了，有一些还赚到了钱；而颜家求到的是‘忽有魁星来点额，词倾三峡涌波涛。许你定做蟾宫客，脱下兰衫换紫袍’。”周鸿飞言语中露出不少惆怅，“他这几句我一辈子都记得住，自己的反而不记得了，他的确是早换了紫袍了。” “我们被高考淘汰下的这群人的命运是残酷的，简单说，考上就成了干部，这是普通人唯一的出路。”周鸿飞眼神惨淡，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考不上的，像我这种农村的只能当农民或者出去打工，当然，城镇的学生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家待业，慢慢等招工，但国企人满为患，大多数人只能进入小型集体企业，大都是一些乡办工厂。” 那年秋天，周鸿飞就背起铺盖卷，跟着家乡的几个熟人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那时的车太挤了，我们是爬窗户翻进的火车。”周鸿飞说，车内塞满了人，厕所堵塞后，里面的粪水顺着过道流过来，整个车厢臭气熏天。 到了深圳他才发现，南方也不完全是天堂，找工作处处碰壁。为了节约钱，他经常穿上最厚的衣服，睡在桥洞下面。坚持了40多天后，他终于挺不住了，辗转回到家乡。 那时的周鸿飞万念俱灰，“父母总是说一些话来打击，说我怎样没用，我找了很多份工作都不成功，我知道这和遭受几次高考失利的打击，性格变得自卑有关。每当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会感到不安，不太敢和别人说话，其实更多的是怕说错话做错事，又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话题。其实我很恐惧自己为什么变成了这种性格，想自己变得活泼外向些，可真的很难。” 曾有亲戚介绍周鸿飞去环卫所做临时工，大夏天里他推着垃圾车都要戴着帽子，遇到昔日同学，不敢抬头。好在等到了县里肉联厂招工，周鸿飞进了工厂。每天的工作就是用大斧头砍猪脚，五六十公斤的桶，每天要砍40多桶，右手肿得抬都抬不起来，已经数不清我砍坏了了多少把刀。以前读的书一点也用不上，当时真的很灰心。”周鸿飞将手中的烟用力嘬了几口，然后，用中指，将那烟头弹出一道抛物线。 高考阴影一生相伴 到了90年代，昔日考上大学的同学们陆续毕业了，大多分配到机关单位和大型国企，这些都不断刺激着周鸿飞的神经。 “学生们朝夕相处，嘻嘻哈哈，但经过一场高考后，分数线以上的人成为‘天之骄子’，分数线以下的人只好自谋出路，我可是用一辈子的时间才体会到了。”周鸿飞说着叹了口气。 周鸿飞也有过机会，厂里几次提干，工作能力和业绩都是排在前面，但往往到了最关键的一步，都会因学历不够遭到一票否决。 周鸿飞回忆，在80年代，那些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可谓“鲤鱼跳龙门”，一个村甚至一个乡的亲朋好友都会奔走相告，经济实力稍微好一点的，还要大放鞭炮，摆上酒席庆贺一番，不亚于过去中举人的排场，而城里的学生考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记得颜孟良考上大学时，他们家在大街上放了三挂一千头的鞭炮，并花钱请了电影队，在中学操场上挂起银幕，连放三晚电影，那可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啊。而没考上的那些人，家庭条件好的还有让父母提前退休，匀出一个顶替的机会，但大多人都只有自谋出路，并且还会被人瞧不起， “看看那些上了大学的同学们，随便一个人都比我活得滋润，颜孟良毕业分在了邻县财政局”。周鸿飞开始变得失落，虽然颜孟良也会偶尔去看看他，当年的老朋友见面后，表象上依然是热情如故，但谈论的话题却越来越少，两人之间已有了隐约的一丝隔膜和尴尬。 周鸿飞拖到了30多岁才结婚，但最让他放不下的却是当年一起复读时的那个女孩子，她正是周鸿飞当年坚持复读的动力。在寒冷的冬天，她总是早早起床，到学校图书馆顶着寒风排队，仅仅是为了让周鸿飞多睡半个小时。她话不多语，但经常会留下一张小纸条，悄悄地塞进书里：飞，你不要着急，即使你考不上我还是会跟你的。 “当时她妈看不起我，到我们家闹过几回。我恨自己太脆弱，因为如果自己再考不上，不知道今后会去哪里，我不能带着她一块儿流浪……那女孩最终考上了江苏的一所大学，后来留校，有过一次婚姻，现在已经出国。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我一定要去复读到考上为止。” 至于周鸿飞自己，工厂后来效益不好，6年前就买断了工龄，被逼得二次南下广东。他做的时间最长的是软件销售，每月2000元底薪外加提成。可是，读过大学的职员工资往往比他高出很多，这给周鸿飞带来不小“刺激”。 打工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他最后还是决定回家，就这样，周鸿飞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每天二两烧酒、几碟小菜的日子。妻子白霞不止一次埋怨过他，叫他该找已官升副县长的颜孟良看有没有门路，但周鸿飞每次都是扔出一句话：“不管他愿不愿意帮，能不能帮，最重要的是我丢不起那人！” 周鸿飞去年得了糖尿病，妻子要他改掉常年不运动的坏习惯，多去散散步，但他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事，县城里熟人多，且都爱在滨江路转悠，老遇到还是觉得丢人”。 “多大点事儿啊！这么多年了，谁还记得？谁又在乎？”白霞觉得这个和自己一起生活了10多年的人愈发不可理喻。 “我在乎，因为我一直是个失败者，尤其不想碰到颜孟良。我没‘鸿飞’，他没‘孟良’，你瞧，我们俩这名字取得多差。”周鸿飞一脸愁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