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管理者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必然有着不同的管理模式。可以从管理史上产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性假设：中国的性善论、性恶论，西方的“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复杂人”假设等，寻找他们的不同之处及内在联系。纵观中西方人性假设，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人性假设是以儒家人性论为主导的，比较注重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而西方主导人性论为理性人和自利人，更多地强调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但二者都有一定的片面性，而两者的统一，则能达到人性化管理的实现。 关键词：性善论；性恶论；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塑造论；适应论 人性就是人身上具有的特性和属性。人性论与管理密切相关。纵观历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各种管理活动或管理理论的产生和演变，都是以一定社会文化传统中的人性论作为其哲学基础和前提的。 一、早期儒家人性思想与管理观念 关于论述人本性的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 1.孟子的性善论 在儒家学说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将仁、义、礼、智看成是每个人天生所具有的四种本能。人有了善的本性，在他的语言和体态中都会表现出来的。由此可见，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皆有之，这并不是由某种外在力量强加于人，而是人们“良知”“良能”，孟子所谓的人性本善，是指每个人在本质上都具有向善的可能，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善，需要“修身养性”，克制自己的欲望，从而达到道德的完善。 2.荀子的性恶论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荀子是性恶论的集大成者。与孟子性善论的思想相反，荀子否定性善是与生俱来的，肯定性恶才是人本性所固有的本质。荀子所说的“恶”，是指争夺、残贼、淫乱等行为及由此产生的暴力。荀子指出人的好、恶、喜、怒、乐的情感，才是人性本有的内容。这些情感使人产生欲望，有欲望便有行动，争斗就发生了。因此荀子说：“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也。” “性恶论”明确指出人性中“劣”的一面，主张对人的管理办法是教化人性，变“恶”为“善”。由此他提出了“化性起伪”的著名论断。而这一转化需要由圣人教化大众，而这一过程便产生了礼义，法律制度也同时产生了。荀子认为，在人的本性中，本无礼义，要经过强制的学习和思虑才能懂得。人的本性经过“化性起伪”后，是可以变善的。 从人性管理模式的角度看，二人有相似之处，孟子从人的“四端”出发，荀子从人的生理本能出发，但都可通过教育达到“善”的目的。性善论是对人的抽象的概括，而性恶论是对人的现实直接的总结。在管理上，孟子强调道德、仁义的内控和协调作用；而荀子则强调“礼义”的教育、控制功能。此外他还强调要以法律惩罚恶性不改之人，这更具有实用性。 二、西方人性论与人性管理 西方最早论及人性的是苏格拉底。他认为，人的本性在于人的灵魂有理性，因而能追求知识。由此提出“美德即知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的本性，即所谓的“灵魂”是由三部分构成的：理性、意志和情欲。其中理性是灵魂中最优秀的部分，它统率和指导灵魂的其他部分；意志则为理性而行动，协助理性控制情欲；情欲是灵魂中最低劣的部分，它的唯一功能便是服从。因此，人的本性在于理性。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就表现为“理性――经济人”。所谓的“经济人”就是使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人，即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但它忽视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情感因素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通过“霍桑试验”，提出了“社会人”假设，就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待管理问题。美国科学家沙因提出了“复杂人”人性假设。即是因时、因地、因各种情况采取适当反应的“复杂人”。综观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其实质都是将个人看作一个工具，其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管理目标。 三、比较与借鉴 建立在不同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中西人性管理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儒家思想认为，人性问题不仅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课题。这样，做出某种人性判断固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却在于如何改造这种人性。无论是孟子的“仁政”，还是荀子的“礼义之治”，都强调通过管理来塑造人性，这种人性管理可以称之为“塑造论”。但“塑造论”也有消极的方面：它必然导致贤人政治，从而忽视制度建设，淡化法律意识。而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其注意力却在于如何改变组织环境，而不在于如何改变人性。因此，西方的人性管理可以称之为“适应论”。由于西方主导人性论是理性人和自利人，两者的结合就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为了争而不乱，于是就发展了法律，通过法律制度来进行管理。但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也就忽视道德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从上述可以看出，中西人性管理都是建立在不够科学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因而它们也都是片面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管理中，我们提倡人性管理。而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管理应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人性是管理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人性又是管理的目的和归宿。这就要做到两个统一。第一，德治与法治的统一。第二，“适应论”和“塑造论”的统一。两者的统一是管理的一个本质要求，也是人性管理的又一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傅佩荣.解读孟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2]安小兰.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267-268，270-272. （作者单位 江苏省宿迁市马陵中学）
摘 要：管理者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必然有着不同的管理模式。可以从管理史上产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性假设：中国的性善论、性恶论，西方的“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复杂人”假设等，寻找他们的不同之处及内在联系。纵观中西方人性假设，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人性假设是以儒家人性论为主导的，比较注重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而西方主导人性论为理性人和自利人，更多地强调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但二者都有一定的片面性，而两者的统一，则能达到人性化管理的实现。 关键词：性善论；性恶论；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塑造论；适应论 人性就是人身上具有的特性和属性。人性论与管理密切相关。纵观历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各种管理活动或管理理论的产生和演变，都是以一定社会文化传统中的人性论作为其哲学基础和前提的。 一、早期儒家人性思想与管理观念 关于论述人本性的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 1.孟子的性善论 在儒家学说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将仁、义、礼、智看成是每个人天生所具有的四种本能。人有了善的本性，在他的语言和体态中都会表现出来的。由此可见，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皆有之，这并不是由某种外在力量强加于人，而是人们“良知”“良能”，孟子所谓的人性本善，是指每个人在本质上都具有向善的可能，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善，需要“修身养性”，克制自己的欲望，从而达到道德的完善。 2.荀子的性恶论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荀子是性恶论的集大成者。与孟子性善论的思想相反，荀子否定性善是与生俱来的，肯定性恶才是人本性所固有的本质。荀子所说的“恶”，是指争夺、残贼、淫乱等行为及由此产生的暴力。荀子指出人的好、恶、喜、怒、乐的情感，才是人性本有的内容。这些情感使人产生欲望，有欲望便有行动，争斗就发生了。因此荀子说：“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也。” “性恶论”明确指出人性中“劣”的一面，主张对人的管理办法是教化人性，变“恶”为“善”。由此他提出了“化性起伪”的著名论断。而这一转化需要由圣人教化大众，而这一过程便产生了礼义，法律制度也同时产生了。荀子认为，在人的本性中，本无礼义，要经过强制的学习和思虑才能懂得。人的本性经过“化性起伪”后，是可以变善的。 从人性管理模式的角度看，二人有相似之处，孟子从人的“四端”出发，荀子从人的生理本能出发，但都可通过教育达到“善”的目的。性善论是对人的抽象的概括，而性恶论是对人的现实直接的总结。在管理上，孟子强调道德、仁义的内控和协调作用；而荀子则强调“礼义”的教育、控制功能。此外他还强调要以法律惩罚恶性不改之人，这更具有实用性。 二、西方人性论与人性管理 西方最早论及人性的是苏格拉底。他认为，人的本性在于人的灵魂有理性，因而能追求知识。由此提出“美德即知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的本性，即所谓的“灵魂”是由三部分构成的：理性、意志和情欲。其中理性是灵魂中最优秀的部分，它统率和指导灵魂的其他部分；意志则为理性而行动，协助理性控制情欲；情欲是灵魂中最低劣的部分，它的唯一功能便是服从。因此，人的本性在于理性。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就表现为“理性――经济人”。所谓的“经济人”就是使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人，即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但它忽视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情感因素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通过“霍桑试验”，提出了“社会人”假设，就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待管理问题。美国科学家沙因提出了“复杂人”人性假设。即是因时、因地、因各种情况采取适当反应的“复杂人”。综观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其实质都是将个人看作一个工具，其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管理目标。 三、比较与借鉴 建立在不同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中西人性管理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儒家思想认为，人性问题不仅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课题。这样，做出某种人性判断固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却在于如何改造这种人性。无论是孟子的“仁政”，还是荀子的“礼义之治”，都强调通过管理来塑造人性，这种人性管理可以称之为“塑造论”。但“塑造论”也有消极的方面：它必然导致贤人政治，从而忽视制度建设，淡化法律意识。而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其注意力却在于如何改变组织环境，而不在于如何改变人性。因此，西方的人性管理可以称之为“适应论”。由于西方主导人性论是理性人和自利人，两者的结合就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为了争而不乱，于是就发展了法律，通过法律制度来进行管理。但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也就忽视道德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从上述可以看出，中西人性管理都是建立在不够科学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因而它们也都是片面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管理中，我们提倡人性管理。而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管理应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人性是管理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人性又是管理的目的和归宿。这就要做到两个统一。第一，德治与法治的统一。第二，“适应论”和“塑造论”的统一。两者的统一是管理的一个本质要求，也是人性管理的又一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傅佩荣.解读孟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2]安小兰.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267-268，270-272. （作者单位 江苏省宿迁市马陵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