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我何以存在？我来自何处？死后又将到何处去？是我选择了世界，还是世界选择了我？…… 我们都知道“斯芬克思之谜”的谜底是人，它启示我们：如果不知道人是什么，摆在人面前的就是万丈深渊，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人才能在平坦的大道上继续前进。但这里又包含着另一个问题，人的谜底是什么？对于文章开始提出的那几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作答？古往今来，哲学家们都在为这些问题做着不懈的探讨。苏格拉底是这些问题的肇始者，他最先把哲学的目光由对世界形而上的追问转向了对人自身的形而上追问，“认识你自己”，正是德尔菲神庙的这一铭句昭示了西方哲学在随后两千多年的发展。柏拉图对世界作了两重区分——可感和可知，强调可知世界高于可感世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的灵魂不朽，这为基督教的产生提供了范本。到了希腊晚期，社会动荡加剧，充满思辨和论辩特征的哲学在当时已经无力为人们寻找到人生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来世观念的基督教以其朴素的信仰迎合了当时人们的道德追求，并逐渐取代了希腊哲学的地位。欧洲的中世纪被称为“黑暗时期”，之所以黑暗，就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人们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上帝，人的一切意义都要由上帝来赋予，在上帝之光的普照下，人自身的本性、人生的意义都变得暗淡无光。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相继兴起，人生的意义才逐渐从神学的权威下显现出来。 在人类迈入现代社会之后，不断更新的科学技术使人的认知能力得到了空前提高，人已经逐渐摆脱对上帝的依赖而独自去探寻未知世界。笛卡儿以“我思”开创了一个新的理性主义时代，但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却表明人们对理性的倡导逐渐演变成为对理性的迷信，人们坚信依靠自己的理性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里万能的理性就是之前万能上帝的化身。康德对这种独断的理性进行了批判，但他以先验的方式在认识领域对自然的立法和在实践领域对道德的立法从根本上说也未能摆脱独断性。黑格尔哲学是自笛卡尔以来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但同时也是它的终点。其后的哲学开始从不同的路径对其进行批判，由此便出现了对传统尤其是对以基督教为支撑的传统价值观的反叛，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就是尼采。 进入19世纪之后，生产的“过剩”、社会危机频频发生使人们开始对以理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产生怀疑，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人不断遭到孤立、分解和异化，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在不断瓦解着传统的宗教信仰，关于人的存在、人的价值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了人的面前，
人们再一次在人生意义上迷失了自我。在这种情况下，尼采指出19世纪是一个堕落的世纪，人被禁锢在异己的力量中，在这里人丧失了对生命的信念，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性主义等传统形而上学的过错，于是他宣布“上帝死了”，基督教以“来世”赋予人生以神圣的意义，这其实是用“彼岸世界”否定现实世界，这种神圣的意义是虚假的，他提出要“重新估价一切价值”，即要对以理性主义和基督教为真理的以往思想文化及道德观念进行彻底的批判，破除它们的权威。在尼采看来，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哲学和基督教都限制了个人的非理性的生命和本能，这样，尽管人被看作是宇宙的建造者、历史进步的核心，但人却必须服从普遍的理性，遵循“奴隶道德”，缺乏激情和创造性，进而沦为理性的奴隶，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价值和意义可言的。 尼采认为，人的生命和本能才是人的深层的存在，正是它们赋予了人生以意义。在早年的古典语言学时期，尼采汲取了大量古希腊文化，加上他个人的坎坷经历，这一切使得古希腊成为了尼采心中的圣地，在希腊神话中，尼采为人生的意义找到了答案——两位艺术之神阿波罗（日神）和狄奥尼索斯（酒神）。阿波罗代表着幻想、追求、理性和道德，这位光明之神给万物批上一层美丽的光辉，“在这些神灵的明丽阳光下，人感到生存是值得努力追求的”，它通过颂扬现象的永恒来克服个体的苦难，在这里美战胜了生命固有的苦恼，“这个不和谐音（指人）为了能够生存，就需要一种壮丽的幻觉，以美丽的面纱遮住它自己的本来面目”，在某种意义上，痛苦已从自然的面容上消失，这是一种通过对个体的美化来寻找人生的意义；狄奥尼索斯则代表着真实、破坏、疯狂和本能，它体现了一种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意味着人的一切原始的冲动都不再受任何理性观念或原则的约束而获得解放，在它的世界中，个体的生命性得到了最强烈的表达，与阿波罗相反，它是通过对个体的破坏，让人们相信生存的永恒乐趣，它迫使人们正视个体生存终将毁灭的恐惧，但同时又用生命的癫狂使人逃离现实，在短促的瞬间成为原始的生灵，进而感受到那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在尼采的哲学中，后者更为重要，他的“强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正是脱胎于狄奥尼索斯式的生命冲动。如前所述，尼采把非理性的生命和本能看作是人的深层的存在，是人的一切认识和行动的动力和标准，这种深层的存在正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 在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上，叔本华是悲观的，他仅仅停留在生命本身，把意志和人的
关系看作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在这里，人变得消极而被动，因此他得出了生命无意义的消极悲观结论。尼采则与其相反，通过强力意志，他强调生命的意义不在生命的延续而在生命力的高涨，注重的是生命的质量而非数量。狄奥尼索斯式的生命冲动所追求的不是个体生命的保存，而是生命力的扩展和对自我的超越，为此甚至可以毁灭自我，从而在高于自身的东西那里寻找到自身的意义和目的。在弱者黯淡的眼睛里，一切事物也都黯淡无光，惟有充满生命力的人才能热爱人生，迷恋人生。尼采所倡导的人生不是低沉抑郁、碌碌无为，而是充满激情的、奋发有为的、高贵的人生，正如他所言“最美好的都属于我辈和我自己
我是谁？我何以存在？我来自何处？死后又将到何处去？是我选择了世界，还是世界选择了我？…… 我们都知道“斯芬克思之谜”的谜底是人，它启示我们：如果不知道人是什么，摆在人面前的就是万丈深渊，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人才能在平坦的大道上继续前进。但这里又包含着另一个问题，人的谜底是什么？对于文章开始提出的那几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作答？古往今来，哲学家们都在为这些问题做着不懈的探讨。苏格拉底是这些问题的肇始者，他最先把哲学的目光由对世界形而上的追问转向了对人自身的形而上追问，“认识你自己”，正是德尔菲神庙的这一铭句昭示了西方哲学在随后两千多年的发展。柏拉图对世界作了两重区分——可感和可知，强调可知世界高于可感世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的灵魂不朽，这为基督教的产生提供了范本。到了希腊晚期，社会动荡加剧，充满思辨和论辩特征的哲学在当时已经无力为人们寻找到人生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来世观念的基督教以其朴素的信仰迎合了当时人们的道德追求，并逐渐取代了希腊哲学的地位。欧洲的中世纪被称为“黑暗时期”，之所以黑暗，就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人们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上帝，人的一切意义都要由上帝来赋予，在上帝之光的普照下，人自身的本性、人生的意义都变得暗淡无光。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相继兴起，人生的意义才逐渐从神学的权威下显现出来。 在人类迈入现代社会之后，不断更新的科学技术使人的认知能力得到了空前提高，人已经逐渐摆脱对上帝的依赖而独自去探寻未知世界。笛卡儿以“我思”开创了一个新的理性主义时代，但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却表明人们对理性的倡导逐渐演变成为对理性的迷信，人们坚信依靠自己的理性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里万能的理性就是之前万能上帝的化身。康德对这种独断的理性进行了批判，但他以先验的方式在认识领域对自然的立法和在实践领域对道德的立法从根本上说也未能摆脱独断性。黑格尔哲学是自笛卡尔以来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但同时也是它的终点。其后的哲学开始从不同的路径对其进行批判，由此便出现了对传统尤其是对以基督教为支撑的传统价值观的反叛，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就是尼采。 进入19世纪之后，生产的“过剩”、社会危机频频发生使人们开始对以理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产生怀疑，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人不断遭到孤立、分解和异化，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在不断瓦解着传统的宗教信仰，关于人的存在、人的价值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了人的面前，
人们再一次在人生意义上迷失了自我。在这种情况下，尼采指出19世纪是一个堕落的世纪，人被禁锢在异己的力量中，在这里人丧失了对生命的信念，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性主义等传统形而上学的过错，于是他宣布“上帝死了”，基督教以“来世”赋予人生以神圣的意义，这其实是用“彼岸世界”否定现实世界，这种神圣的意义是虚假的，他提出要“重新估价一切价值”，即要对以理性主义和基督教为真理的以往思想文化及道德观念进行彻底的批判，破除它们的权威。在尼采看来，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哲学和基督教都限制了个人的非理性的生命和本能，这样，尽管人被看作是宇宙的建造者、历史进步的核心，但人却必须服从普遍的理性，遵循“奴隶道德”，缺乏激情和创造性，进而沦为理性的奴隶，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价值和意义可言的。 尼采认为，人的生命和本能才是人的深层的存在，正是它们赋予了人生以意义。在早年的古典语言学时期，尼采汲取了大量古希腊文化，加上他个人的坎坷经历，这一切使得古希腊成为了尼采心中的圣地，在希腊神话中，尼采为人生的意义找到了答案——两位艺术之神阿波罗（日神）和狄奥尼索斯（酒神）。阿波罗代表着幻想、追求、理性和道德，这位光明之神给万物批上一层美丽的光辉，“在这些神灵的明丽阳光下，人感到生存是值得努力追求的”，它通过颂扬现象的永恒来克服个体的苦难，在这里美战胜了生命固有的苦恼，“这个不和谐音（指人）为了能够生存，就需要一种壮丽的幻觉，以美丽的面纱遮住它自己的本来面目”，在某种意义上，痛苦已从自然的面容上消失，这是一种通过对个体的美化来寻找人生的意义；狄奥尼索斯则代表着真实、破坏、疯狂和本能，它体现了一种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意味着人的一切原始的冲动都不再受任何理性观念或原则的约束而获得解放，在它的世界中，个体的生命性得到了最强烈的表达，与阿波罗相反，它是通过对个体的破坏，让人们相信生存的永恒乐趣，它迫使人们正视个体生存终将毁灭的恐惧，但同时又用生命的癫狂使人逃离现实，在短促的瞬间成为原始的生灵，进而感受到那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在尼采的哲学中，后者更为重要，他的“强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正是脱胎于狄奥尼索斯式的生命冲动。如前所述，尼采把非理性的生命和本能看作是人的深层的存在，是人的一切认识和行动的动力和标准，这种深层的存在正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 在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上，叔本华是悲观的，他仅仅停留在生命本身，把意志和人的
关系看作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在这里，人变得消极而被动，因此他得出了生命无意义的消极悲观结论。尼采则与其相反，通过强力意志，他强调生命的意义不在生命的延续而在生命力的高涨，注重的是生命的质量而非数量。狄奥尼索斯式的生命冲动所追求的不是个体生命的保存，而是生命力的扩展和对自我的超越，为此甚至可以毁灭自我，从而在高于自身的东西那里寻找到自身的意义和目的。在弱者黯淡的眼睛里，一切事物也都黯淡无光，惟有充满生命力的人才能热爱人生，迷恋人生。尼采所倡导的人生不是低沉抑郁、碌碌无为，而是充满激情的、奋发有为的、高贵的人生，正如他所言“最美好的都属于我辈和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