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因为孤单“总想在世间找个替身，分享或分担一些生命的内容”，在忍不住触碰了别人的人生后，竟成就了一本人生之书——《人间草木》。读《人间草木》使笔者认识了周宁：《人间草木》中的周宁是一个思想上爱旅行的人，用思考背起远足的行囊，用思想延续跋涉与漂泊的路途。虽然路上难免会遇到荆棘和陷阱，但辛劳之后，带给他的却是超脱与神往的快慰。所以他会说：“写作像旅行，过程可能艰难，但过后的回忆，总有成长的喜悦与感激。”《人间草木》中的周宁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渴望孤独、迷恋孤独的人。孤独带给他的不是痛苦和绝望，而是睁眼看死亡的勇气。所以他才会赞赏加缪的人生立场，他才会在体悟寂寞与孤独中领略“苦难与阳光”之间的幸福。《人间草木》中的周宁是一个渴望流泪的人。泪水是对凄凉与悲伤的告白，是对失望与绝望的诀别，所以他才会充满希望地等候在“新的黎明”中，希冀“带着启悟的泪水与青草的芬芳”，盟山誓海、高歌低吟。《人间草木》中的周宁是一个喜欢偷安的人，却总在安生与清静中饱受思考的折磨，对此他动心忍性。所以他才会在凡庸琐屑的日常生活抑或是在繁杂忙碌的工作中任性地也执拗地为自己能忙里偷闲地去写作、去思考而乐此不疲。《人间草木》中的周宁是一个能茹苦含辛的人也是一个自喻愚鲁的人。他将苏曼殊和李叔同能寄在心底20年之久，用20年的时间去同情去想象但仍还说难以理解两人的人生境界。[1] 《人间草木》是一本谈论生命整体之事的书，它在引领笔者寻迹他人生死的经历中，不断给予笔者荡涤心魄的勇气与重塑灵魂的信心。使笔者可以在阅读中耕耘心田，从而穿越迷雾，收获光明。 我们谈论人生、谈论生死时，很多次陷入旧时的愁苦中对此念念不忘抑或是在翘首期盼明日的幸福中，对此做起月章星句的文章。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从死亡的问题上绕过，似乎它的到来或许是明天，或许是千百年以后的事情。我们总是怕触碰到它，使自己烦扰。那是因为我们内心恐惧死亡以及因死亡带来的悲伤与悲哀；那是因为现世的一切至仁至义，如美丽、善良、虔诚、忠贞在与死亡的对峙中，都显得危如累卵、摇摇欲坠。死亡即使可以刻意避开不谈，但却仍无法让你感到轻松与释然，这是因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人生的一个项目。有人说《人间草木》中的人物太过忧郁，甚至周宁的朋友直言《人间草木》是一本“死亡之书”。周宁对此绝不认同，他觉得只有置身阴霾中才能看见光明，欣赏晴朗。所以笔者在此猜度《人间草木》正是作者参悟生死、领悟生死之后，写成的一本向死而生的书。它不传授笔者如何解除生死大苦咒语的法术，也不教授笔者如何破解生死海深魔法的功力；它只是在娓娓的叙述中，指引笔者不断走向能够获取人生意义和人生幸福的通途。在行途中笔者必然经历锻造勇气的过程——直视死亡，从而看清它、品味它、感受它，抛开期待与幻想，抛弃祝福与幸福，与死亡同在、与死亡共在。请别为我担心！笔者并不因与死亡亲密接触，而变得冷若冰霜、暴戾恣睢、面目狰狞；而是恰恰相反，我会因静观思死，而得到心灵的普润，身心坦然，昏散自除。 沿着探寻的轨迹，缓缓行进在别人的生命之路上，目注心凝世间的生死沉浮，触目兴叹逝者如斯。与马礼逊和柏格理、苏曼殊和李叔同、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梁济和王国维一同感悟生命、生死的绵延运转；一同经历沧桑、磨难的蜿蜒曲折，是如此切近、又如此遥远。在感受中将自我融化在他人的生命里，所以觉得切近；在感悟中将自我排拒在他人的世界外，所以觉得遥远。周宁在白草黄云间的石门坎寻觅人心、在灵气盘郁的跑虎寺领悟人心、在祛魅解咒的世界中怀疑人心，在临湖阁与鱼草轩间叹惋人心。人生如草木，有枯有荣；人生如草木，偶有枯木发荣，却必将枯枿朽株。既然如此，又为何眷恋尘世？那是因为人生如草木，枯荣皆有缘、万古又长春。这万古长春的不是生命，而是身虽死心犹在的内在精神。 圣恩悄然无声地降临于尘世，受召上帝的孩子默默地在心底升起对父亲的崇拜之情，勇敢地继承了父亲的信仰，就像马礼逊和柏格里那样穿越了海洋、抵抗了风暴，经过漫长的航行来到了天朝中国播撒福音。马礼逊对传教的艰难，对传教在中华帝国的可能与否通彻心扉，所以他坚定地回答：“我不能够。但我认定上帝能够。”[2]由于受到盟召，马礼逊不再依恋祖国，柏格里决然辞去公职；由于坚守信仰，马礼逊借《圣经》战胜孤独，柏格里靠奔走修筑希望。上帝的孩子一旦落入凡尘，便免不了要在尘世中阅历祸福、历经沧桑。上帝的孩子是不畏苦难的，但不畏苦难的上帝的孩子却永远摆脱不了苦难的纠缠。马礼逊遭遇丧妻失子、疾患缠身、被人利用，内心满是伤痕。柏格里敲锣布道、辛苦传教，却无法感动小城里的中国人。对马礼逊而言，他从没有轻言放弃神的旨意，遗憾的是风云之志终败在了玛门脚下。鸦片贸易毁掉了福音的事业，也玷污了上帝之子圣洁的灵魂。传教之路到底是一条殉道之路还是一条通天之路呢？在中华帝国西南山区中的柏格里幸运地找到了通向天堂的驿站——石门坎。偏远闭塞的滇黔边界上的石门坎成就了一个上帝的孩子的梦想和宏愿，而上帝的孩子也将自己的生命和福音永远埋葬在了石门坎的泥土中。身居天朝的柏格里用20年的时间在荒蛮中寻找纯净、在荒芜中播撒希望。在他临近生命终点的最后几年里，他才在冷漠中收获到了温情，在疲倦中暂时享受到了安逸。岁月变迁、草木枯荣，柏格里也许被人遗忘了，但苗语的口口相传、苗文的书写承传中将永远祭奠这位真正怀有如耶稣般虔诚信仰与悲悯情怀的上帝之子的天灵。如果说殉道之心是传道的信仰和决心；那么含道之心却是传道的理性和智慧。所以一生持守殉道之心的马礼逊一生都在泪水与信纸间慰藉灵魂；而一生运用含道之智的柏格里一生都在爱心和公正中铸就灵魂。 焦灼的心灵渴望在佛心中听音，烦躁的心神期盼在佛怀中诵经，可哪里知道红尘中的人心深深眷恋着尘世，又哪里能彻底地了却尘缘、不念旧事？苏曼殊为了能安宁心念，一生都向遥远诉求。可他在诉求中却遗忘了遥远的远方其实只不过是他为宽解烦扰之心虚设的一个追索的方向罢了。当遥远的远方不再遥远的时候，方向自然也就被迷失掉了。曼殊一生为情扰、为情困；一世为情奴、为情婢。面对功名利禄他超越飘逸，稳坐“行云流水一孤僧”[3]；面对枕冷衾寒他凄婉悲切，苟且“尚留微命作诗僧”[4]。曼殊从未厌倦尘缘，又怎能弃绝尘世？未弃绝尘世，又怎能入净土法门？未入法门，又怎能“示居净土，以净以乐，摄受而钧陶”[5]呢？曼殊在滚滚红尘中孤旅，终其一生地在法门外游荡。“一切有情，都无罣碍”的遗言中充满了对他半僧半俗、匆匆一生的无尽地幽怨与叹惋。与曼殊相比弘一最终能入净土享受安宁的原因所在即弘一皈依佛门的初衷不同于曼殊将入佛门作为改善命运的一种途径。佛门禁地对于曼殊而言不过是暂为避世的一块栖息之所。既然是为暂避凡尘，不免也就是匆匆一瞬，日深月久了，也终归是要离开的。而对于弘一而言早已心有正念，立愿往生，所以他对友人常言“去去就来”。人生如草木，生命不过一瞬间。为何要负重而行，岂不苦矣？贪恋多、欲念多，又怎能行即清净？曼殊贪恋生，脆弱的生命遇死亡而终结。在他心中世间一切情缘最终因死亡的到来而化为虚无。弘一舍弃生，圣洁的灵魂依死亡而延续。在他心中世间的一切情缘因死亡的到来而轮回再生。所以曼殊经历“失重”、“放纵”，最终“落空”，而弘一历经“决绝”、“持戒”，最终“圆觉”[6]。作者又怎能说“人间草木太匆匆”呢？[7]托尔斯泰惧怕黑色的死亡，他曾说“黑暗的恐怖实在太厉害了”，“为了摆脱这种恐惧，我想自杀”。[8]显然他把死亡视作一种意志行为，这无异于中了巫蛊之术，不幸的托尔斯泰堕入迷宫般的死亡陷阱，自此一生在犬牙交错的迷阵中作困兽犹斗般的挣扎与突围，是痛苦也是磨难。其实“死亡不可能是意志的作用——就是死去而已。”[9]在经历了一次“灵魂转向”的危机后，渴望成为圣徒的列夫·托尔斯泰想要赋予自我榜样的力量，他把自己看作是救赎人民的神、复活人民的主。所以他希望因“自觉的受难”而被璀璨加冕，因“良心的劳动”[10]而被荣誉受封。遗憾的是他只看到榜样力量的无穷，却忽略了自己力量的有限。他的确是以奴仆的形象走遍大地，但始终不是以奴仆的心灵感悟人生，这是他无法超越自己身份有限性的最好明证。与其说托翁选择了乐退安贫，还不如说是恐惧夺走了朱轮华毂。可怜的托翁在生命逼近暮景残光之时，才最终做出抽身离去的决定，对突围苦难做最后一搏。与托尔斯泰相比，马克斯·韦伯深陷茫茫苦海，到死都没有获救。托尔斯泰为追寻信仰而放逐自我，韦伯为坚守理性而囚虏自身。严肃刻板的韦伯在“去魅”的世界里看到的不是自由、尊严和幸福，而是束缚、卑贱与无情。韦伯为“去魅”所向披靡，感受到的不是光辉的荣耀，而是心灵的深渊。为信仰而自寻苦役的托尔斯泰在韦伯的眼里不过是个疯子，韦伯顽固地认为托尔斯泰对信仰的追求不过是宗教蒙昧的表现，很遗憾他一直都不明白托尔斯泰对信仰的追求就是对希望的追索，其实，现实中人的希望就是一种信仰，“去魅”的世界中一样是需要希望、一样需要信仰。韦伯遗言中的三句话也许是他最终对“驯化人的灵魂”所作的忏悔吧。既然托尔斯泰选择了圣徒之行、既然韦伯踏上了智者之路，他们草木人生般的悲剧也就注定了——遭遇孤独，风雨催残，被刀刈除。 梁济心怀“必将死义救末俗”的意志，他免不了要遭遇生死冥想。因为意志不会静止地停驻在心里，而会以语言、行动来寻求实现，所以心怀意志就必然要遭遇冲突、面对挑战。梁济之所以企图借助死亡绵延自我的存在，之所以希冀利用死亡延宕他人的思考，那是他源于一种使命感的支配，而这种不可抗拒的使命感就是对于生命的紧迫感。有紧迫感的生命，不是担心如何死，而是考虑怎样生。梁济纵身跃碧池的死依附于他振兴道义的生，他最终的目的仍然是领略生命真谛。万般遗憾的是心怀宏愿的他在清逊帝眼中不过是一个用谥法绑架生命的疯子，何谈明庭增光，非凡精彩，简直就是自取其辱、大伤风化。梁济的蹈节死义留给世人的不是愁肠百结而是麻木绝望。梁济在死前与儿子梁漱溟对话中的无奈和叹息中已经预想到自己自杀的结果——自杀能感动心灵，却无法救赎心灵。对这一结果早有确认的王国维，他从不遥寄自己的死可以引领他人寻找重建之光明，攀登光明之巅峰，所以他对生与死了无牵挂，死只是一种肉体的消亡。自杀是他寻迹“幸福的沉默”的归途。梁济过分地将自我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以为自己可以恒久，不免遭遇沽名钓誉的怀疑。王国维过分地将自我与国家的命运相疏离，以为自己可以暂别，不免深陷痛不欲生的境地。其实两人谁也没有摆脱苦难，因为“真正的苦难并不来自生命，而来自生命的意志，这一点是自杀也无法超脱的”。[11]梁济连自己都没有拯救，何谈拯救尘世？王国维竟然为自己设下死亡的谶语，又何谈执着理想？人生一世，如草木一秋，每个人都在自己生命的旅途中迎春送秋，风雨兼程，如若都要以死殉节、以死明志的话，实至名归终究被沦为盗名窃誉。 《人间草木》中的八个人物都在追求圣洁灵魂的路上漂泊与跋涉，为了精神上的终点不惜牺牲性命。马礼逊和柏格里为信仰客死异乡；曼殊和弘一为信仰而持戒受难；托尔斯泰和韦伯为信仰而放逐疯癫；梁济和王国维为信仰而自杀身亡。对于他们来说幸福的要义不在于如何生，而在于如何死。因为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死是永生的大门。在笔者看来，这是《人间草木》揭示的最重要的生存哲理，也是周宁本人对“向死而生”理解的诠释。 注释： [1][2][6][7][8][10][11]周宁：《人间草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页和第199-200页，第22页，第96页，第49页，第103页，第111页，第195页。 [3]苏曼殊：《七绝·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苏曼殊小说诗歌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页。 [4]苏曼殊：《有怀二首》，《苏曼殊小说诗歌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220页。 [5]印光大师：《灵岩遗旨》，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23页。 [9][印]克里希那穆提著，唐发铙译：《生与死的冥想》，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郑斯扬 福建厦门 厦门大学中文系 361005）
周宁因为孤单“总想在世间找个替身，分享或分担一些生命的内容”，在忍不住触碰了别人的人生后，竟成就了一本人生之书——《人间草木》。读《人间草木》使笔者认识了周宁：《人间草木》中的周宁是一个思想上爱旅行的人，用思考背起远足的行囊，用思想延续跋涉与漂泊的路途。虽然路上难免会遇到荆棘和陷阱，但辛劳之后，带给他的却是超脱与神往的快慰。所以他会说：“写作像旅行，过程可能艰难，但过后的回忆，总有成长的喜悦与感激。”《人间草木》中的周宁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渴望孤独、迷恋孤独的人。孤独带给他的不是痛苦和绝望，而是睁眼看死亡的勇气。所以他才会赞赏加缪的人生立场，他才会在体悟寂寞与孤独中领略“苦难与阳光”之间的幸福。《人间草木》中的周宁是一个渴望流泪的人。泪水是对凄凉与悲伤的告白，是对失望与绝望的诀别，所以他才会充满希望地等候在“新的黎明”中，希冀“带着启悟的泪水与青草的芬芳”，盟山誓海、高歌低吟。《人间草木》中的周宁是一个喜欢偷安的人，却总在安生与清静中饱受思考的折磨，对此他动心忍性。所以他才会在凡庸琐屑的日常生活抑或是在繁杂忙碌的工作中任性地也执拗地为自己能忙里偷闲地去写作、去思考而乐此不疲。《人间草木》中的周宁是一个能茹苦含辛的人也是一个自喻愚鲁的人。他将苏曼殊和李叔同能寄在心底20年之久，用20年的时间去同情去想象但仍还说难以理解两人的人生境界。[1] 《人间草木》是一本谈论生命整体之事的书，它在引领笔者寻迹他人生死的经历中，不断给予笔者荡涤心魄的勇气与重塑灵魂的信心。使笔者可以在阅读中耕耘心田，从而穿越迷雾，收获光明。 我们谈论人生、谈论生死时，很多次陷入旧时的愁苦中对此念念不忘抑或是在翘首期盼明日的幸福中，对此做起月章星句的文章。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从死亡的问题上绕过，似乎它的到来或许是明天，或许是千百年以后的事情。我们总是怕触碰到它，使自己烦扰。那是因为我们内心恐惧死亡以及因死亡带来的悲伤与悲哀；那是因为现世的一切至仁至义，如美丽、善良、虔诚、忠贞在与死亡的对峙中，都显得危如累卵、摇摇欲坠。死亡即使可以刻意避开不谈，但却仍无法让你感到轻松与释然，这是因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人生的一个项目。有人说《人间草木》中的人物太过忧郁，甚至周宁的朋友直言《人间草木》是一本“死亡之书”。周宁对此绝不认同，他觉得只有置身阴霾中才能看见光明，欣赏晴朗。所以笔者在此猜度《人间草木》正是作者参悟生死、领悟生死之后，写成的一本向死而生的书。它不传授笔者如何解除生死大苦咒语的法术，也不教授笔者如何破解生死海深魔法的功力；它只是在娓娓的叙述中，指引笔者不断走向能够获取人生意义和人生幸福的通途。在行途中笔者必然经历锻造勇气的过程——直视死亡，从而看清它、品味它、感受它，抛开期待与幻想，抛弃祝福与幸福，与死亡同在、与死亡共在。请别为我担心！笔者并不因与死亡亲密接触，而变得冷若冰霜、暴戾恣睢、面目狰狞；而是恰恰相反，我会因静观思死，而得到心灵的普润，身心坦然，昏散自除。 沿着探寻的轨迹，缓缓行进在别人的生命之路上，目注心凝世间的生死沉浮，触目兴叹逝者如斯。与马礼逊和柏格理、苏曼殊和李叔同、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梁济和王国维一同感悟生命、生死的绵延运转；一同经历沧桑、磨难的蜿蜒曲折，是如此切近、又如此遥远。在感受中将自我融化在他人的生命里，所以觉得切近；在感悟中将自我排拒在他人的世界外，所以觉得遥远。周宁在白草黄云间的石门坎寻觅人心、在灵气盘郁的跑虎寺领悟人心、在祛魅解咒的世界中怀疑人心，在临湖阁与鱼草轩间叹惋人心。人生如草木，有枯有荣；人生如草木，偶有枯木发荣，却必将枯枿朽株。既然如此，又为何眷恋尘世？那是因为人生如草木，枯荣皆有缘、万古又长春。这万古长春的不是生命，而是身虽死心犹在的内在精神。 圣恩悄然无声地降临于尘世，受召上帝的孩子默默地在心底升起对父亲的崇拜之情，勇敢地继承了父亲的信仰，就像马礼逊和柏格里那样穿越了海洋、抵抗了风暴，经过漫长的航行来到了天朝中国播撒福音。马礼逊对传教的艰难，对传教在中华帝国的可能与否通彻心扉，所以他坚定地回答：“我不能够。但我认定上帝能够。”[2]由于受到盟召，马礼逊不再依恋祖国，柏格里决然辞去公职；由于坚守信仰，马礼逊借《圣经》战胜孤独，柏格里靠奔走修筑希望。上帝的孩子一旦落入凡尘，便免不了要在尘世中阅历祸福、历经沧桑。上帝的孩子是不畏苦难的，但不畏苦难的上帝的孩子却永远摆脱不了苦难的纠缠。马礼逊遭遇丧妻失子、疾患缠身、被人利用，内心满是伤痕。柏格里敲锣布道、辛苦传教，却无法感动小城里的中国人。对马礼逊而言，他从没有轻言放弃神的旨意，遗憾的是风云之志终败在了玛门脚下。鸦片贸易毁掉了福音的事业，也玷污了上帝之子圣洁的灵魂。传教之路到底是一条殉道之路还是一条通天之路呢？在中华帝国西南山区中的柏格里幸运地找到了通向天堂的驿站——石门坎。偏远闭塞的滇黔边界上的石门坎成就了一个上帝的孩子的梦想和宏愿，而上帝的孩子也将自己的生命和福音永远埋葬在了石门坎的泥土中。身居天朝的柏格里用20年的时间在荒蛮中寻找纯净、在荒芜中播撒希望。在他临近生命终点的最后几年里，他才在冷漠中收获到了温情，在疲倦中暂时享受到了安逸。岁月变迁、草木枯荣，柏格里也许被人遗忘了，但苗语的口口相传、苗文的书写承传中将永远祭奠这位真正怀有如耶稣般虔诚信仰与悲悯情怀的上帝之子的天灵。如果说殉道之心是传道的信仰和决心；那么含道之心却是传道的理性和智慧。所以一生持守殉道之心的马礼逊一生都在泪水与信纸间慰藉灵魂；而一生运用含道之智的柏格里一生都在爱心和公正中铸就灵魂。 焦灼的心灵渴望在佛心中听音，烦躁的心神期盼在佛怀中诵经，可哪里知道红尘中的人心深深眷恋着尘世，又哪里能彻底地了却尘缘、不念旧事？苏曼殊为了能安宁心念，一生都向遥远诉求。可他在诉求中却遗忘了遥远的远方其实只不过是他为宽解烦扰之心虚设的一个追索的方向罢了。当遥远的远方不再遥远的时候，方向自然也就被迷失掉了。曼殊一生为情扰、为情困；一世为情奴、为情婢。面对功名利禄他超越飘逸，稳坐“行云流水一孤僧”[3]；面对枕冷衾寒他凄婉悲切，苟且“尚留微命作诗僧”[4]。曼殊从未厌倦尘缘，又怎能弃绝尘世？未弃绝尘世，又怎能入净土法门？未入法门，又怎能“示居净土，以净以乐，摄受而钧陶”[5]呢？曼殊在滚滚红尘中孤旅，终其一生地在法门外游荡。“一切有情，都无罣碍”的遗言中充满了对他半僧半俗、匆匆一生的无尽地幽怨与叹惋。与曼殊相比弘一最终能入净土享受安宁的原因所在即弘一皈依佛门的初衷不同于曼殊将入佛门作为改善命运的一种途径。佛门禁地对于曼殊而言不过是暂为避世的一块栖息之所。既然是为暂避凡尘，不免也就是匆匆一瞬，日深月久了，也终归是要离开的。而对于弘一而言早已心有正念，立愿往生，所以他对友人常言“去去就来”。人生如草木，生命不过一瞬间。为何要负重而行，岂不苦矣？贪恋多、欲念多，又怎能行即清净？曼殊贪恋生，脆弱的生命遇死亡而终结。在他心中世间一切情缘最终因死亡的到来而化为虚无。弘一舍弃生，圣洁的灵魂依死亡而延续。在他心中世间的一切情缘因死亡的到来而轮回再生。所以曼殊经历“失重”、“放纵”，最终“落空”，而弘一历经“决绝”、“持戒”，最终“圆觉”[6]。作者又怎能说“人间草木太匆匆”呢？[7]托尔斯泰惧怕黑色的死亡，他曾说“黑暗的恐怖实在太厉害了”，“为了摆脱这种恐惧，我想自杀”。[8]显然他把死亡视作一种意志行为，这无异于中了巫蛊之术，不幸的托尔斯泰堕入迷宫般的死亡陷阱，自此一生在犬牙交错的迷阵中作困兽犹斗般的挣扎与突围，是痛苦也是磨难。其实“死亡不可能是意志的作用——就是死去而已。”[9]在经历了一次“灵魂转向”的危机后，渴望成为圣徒的列夫·托尔斯泰想要赋予自我榜样的力量，他把自己看作是救赎人民的神、复活人民的主。所以他希望因“自觉的受难”而被璀璨加冕，因“良心的劳动”[10]而被荣誉受封。遗憾的是他只看到榜样力量的无穷，却忽略了自己力量的有限。他的确是以奴仆的形象走遍大地，但始终不是以奴仆的心灵感悟人生，这是他无法超越自己身份有限性的最好明证。与其说托翁选择了乐退安贫，还不如说是恐惧夺走了朱轮华毂。可怜的托翁在生命逼近暮景残光之时，才最终做出抽身离去的决定，对突围苦难做最后一搏。与托尔斯泰相比，马克斯·韦伯深陷茫茫苦海，到死都没有获救。托尔斯泰为追寻信仰而放逐自我，韦伯为坚守理性而囚虏自身。严肃刻板的韦伯在“去魅”的世界里看到的不是自由、尊严和幸福，而是束缚、卑贱与无情。韦伯为“去魅”所向披靡，感受到的不是光辉的荣耀，而是心灵的深渊。为信仰而自寻苦役的托尔斯泰在韦伯的眼里不过是个疯子，韦伯顽固地认为托尔斯泰对信仰的追求不过是宗教蒙昧的表现，很遗憾他一直都不明白托尔斯泰对信仰的追求就是对希望的追索，其实，现实中人的希望就是一种信仰，“去魅”的世界中一样是需要希望、一样需要信仰。韦伯遗言中的三句话也许是他最终对“驯化人的灵魂”所作的忏悔吧。既然托尔斯泰选择了圣徒之行、既然韦伯踏上了智者之路，他们草木人生般的悲剧也就注定了——遭遇孤独，风雨催残，被刀刈除。 梁济心怀“必将死义救末俗”的意志，他免不了要遭遇生死冥想。因为意志不会静止地停驻在心里，而会以语言、行动来寻求实现，所以心怀意志就必然要遭遇冲突、面对挑战。梁济之所以企图借助死亡绵延自我的存在，之所以希冀利用死亡延宕他人的思考，那是他源于一种使命感的支配，而这种不可抗拒的使命感就是对于生命的紧迫感。有紧迫感的生命，不是担心如何死，而是考虑怎样生。梁济纵身跃碧池的死依附于他振兴道义的生，他最终的目的仍然是领略生命真谛。万般遗憾的是心怀宏愿的他在清逊帝眼中不过是一个用谥法绑架生命的疯子，何谈明庭增光，非凡精彩，简直就是自取其辱、大伤风化。梁济的蹈节死义留给世人的不是愁肠百结而是麻木绝望。梁济在死前与儿子梁漱溟对话中的无奈和叹息中已经预想到自己自杀的结果——自杀能感动心灵，却无法救赎心灵。对这一结果早有确认的王国维，他从不遥寄自己的死可以引领他人寻找重建之光明，攀登光明之巅峰，所以他对生与死了无牵挂，死只是一种肉体的消亡。自杀是他寻迹“幸福的沉默”的归途。梁济过分地将自我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以为自己可以恒久，不免遭遇沽名钓誉的怀疑。王国维过分地将自我与国家的命运相疏离，以为自己可以暂别，不免深陷痛不欲生的境地。其实两人谁也没有摆脱苦难，因为“真正的苦难并不来自生命，而来自生命的意志，这一点是自杀也无法超脱的”。[11]梁济连自己都没有拯救，何谈拯救尘世？王国维竟然为自己设下死亡的谶语，又何谈执着理想？人生一世，如草木一秋，每个人都在自己生命的旅途中迎春送秋，风雨兼程，如若都要以死殉节、以死明志的话，实至名归终究被沦为盗名窃誉。 《人间草木》中的八个人物都在追求圣洁灵魂的路上漂泊与跋涉，为了精神上的终点不惜牺牲性命。马礼逊和柏格里为信仰客死异乡；曼殊和弘一为信仰而持戒受难；托尔斯泰和韦伯为信仰而放逐疯癫；梁济和王国维为信仰而自杀身亡。对于他们来说幸福的要义不在于如何生，而在于如何死。因为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死是永生的大门。在笔者看来，这是《人间草木》揭示的最重要的生存哲理，也是周宁本人对“向死而生”理解的诠释。 注释： [1][2][6][7][8][10][11]周宁：《人间草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页和第199-200页，第22页，第96页，第49页，第103页，第111页，第195页。 [3]苏曼殊：《七绝·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苏曼殊小说诗歌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页。 [4]苏曼殊：《有怀二首》，《苏曼殊小说诗歌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220页。 [5]印光大师：《灵岩遗旨》，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23页。 [9][印]克里希那穆提著，唐发铙译：《生与死的冥想》，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郑斯扬 福建厦门 厦门大学中文系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