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应第十五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的邀请，赴上海观看了由上海歌剧院创排的音乐剧《国之当歌》。在接邀请电话时，该剧作曲、编剧（合作）李瑞祥简单介绍了一下该剧的主要内容：它是一部主要反映聂耳在上海的革命经历并和田汉一起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过程的音乐剧，同时他也谈到了当初他接触到这个题材时欲罢不能的创作冲动，而当我听到该剧是这样一个内容时，心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李院长能选择这样的创作题材，也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对于这出剧，由于我不是艺术方面的专业人士，谈不出专业方面的意见。从整出剧来看，一气呵成。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它告诉了大家，后来成为我们的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样一首诞生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战斗号角，田汉和聂耳就是当时的时代歌手。他们用手中的笔为武器，写出了能让亿万被压迫的民众发出最后吼声的歌曲，激励着我们用血和肉去筑成我们心中抵御一切敌人的新的长城。在音乐剧即将结束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铿锵的旋律响彻全场，全场观众自发起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场面震撼、激动人心。
我认为，该剧无论是从尊重史实方面，还是从场次的艺术处理、人物的塑造以及运用高科技声光电手段处理出的舞台效果方面都是令人震撼的。该剧对聂耳从愤激的艺术青年到成熟的革命战士的刻画是成功的，聂耳在舞台上鲜活的形象也深深打动了观众。剧中聂耳与小鹂、搬运工夫妇的优美、抒情、哀婉的重唱和流浪女凄美的独唱等唱段都能够催人泪下。几位主要歌唱演员，特别是饰演聂耳的男高音演员的高水准演唱，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掌声。所以说，这是一部很好的艺术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形象的、恰逢其时的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好教材。从这点上讲，该剧主创人员的确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因为据我了解，目前仍有很多人（绝不是少数）对《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并不了解，特别是对它诞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对这首歌的真正含义都很欠缺理解，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想从这部剧引申开去，多说几句，谈谈《义勇军进行曲》与我的渊源及我的一点感受。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是我的祖父，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知识渊博和慈祥的人。他出身贫苦，但天资聪慧而刻苦，他的老师徐特立先生就很喜欢这个刻苦的穷孩子。他喜欢戏剧，在掌握了英、日等语言学习工具后，他在日本如饥似渴地汲取欧洲及世界的戏剧营养。回国后，他组织的戏剧团体――南国社及开展的南国戏剧运动，为当时的戏剧舞台带去了勃勃生机，被诗人徐志摩盛赞为“唯一有生命的运动”。他慧眼识人，发现并引领了一批优秀的青年音乐人才，如聂耳、冼星海、张曙等人，他们都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的志同道合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田汉都保持着一颗孩童般纯真的心和艺术家宽厚仁爱的胸怀，对于批评过他甚至批判过他的人，他胸襟坦荡，不记私仇。不管在什么位置，他始终顽强地保护着艺术心灵的自然王国，奇迹般地创作出了他一生最后的、也是艺术价值最高的两部杰作：话剧《关汉卿》与京剧《谢瑶环》。”（杜宣）在上世纪30至60年代中国的戏剧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的40年当中，田汉被公认为是具有崇高威望和最具凝聚力的领导人和最具感召力的精神领袖，在他的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以致于不管年老年少，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田老大”。
可悲的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热情如火的戏剧家，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叛徒”，瘐死在“文革”的狱中。自然，我们的命运也就随着他的命运而沉浮。在那个年代，《义勇军进行曲》的命运也是多舛的，它作为国歌几乎要被《东方红》所取代，词作者以及国歌歌词自然是不准出现的，而且多次传出消息要改歌词。1978年3月5日，传闻终于成为事实：国歌被重新填词，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作为词作者家属的我们，心自然也凉到家了！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诞生于忧患年代的战斗号角，它的生命力是强大的！1982年12月4日，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写入宪法。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自此，《义勇军进行曲》最终赢得了它应有的位置。
《义勇军进行曲》自1949年9月2了日被确定为国歌以来所经历过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它是一首由中国人民选出的，逐渐融化在血液中的歌！这是提醒每个中国人要居安思危的歌！这是一首热爱和平的歌，只有在敌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发出最后的吼声，以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去抵御外敌与忧患！所以我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永远不会过时！它会永远激励着我们为了明天，为了复兴中华去奋斗！
我感谢上海歌剧院，感谢《国之当歌》的主创人员及众多主演们，感谢歌剧院全体演职员工创作出的这出充满强烈使命感、让人振聋发聩的优秀作品！
再一次祝贺演出成功！
此次应第十五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的邀请，赴上海观看了由上海歌剧院创排的音乐剧《国之当歌》。在接邀请电话时，该剧作曲、编剧（合作）李瑞祥简单介绍了一下该剧的主要内容：它是一部主要反映聂耳在上海的革命经历并和田汉一起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过程的音乐剧，同时他也谈到了当初他接触到这个题材时欲罢不能的创作冲动，而当我听到该剧是这样一个内容时，心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李院长能选择这样的创作题材，也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对于这出剧，由于我不是艺术方面的专业人士，谈不出专业方面的意见。从整出剧来看，一气呵成。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它告诉了大家，后来成为我们的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样一首诞生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战斗号角，田汉和聂耳就是当时的时代歌手。他们用手中的笔为武器，写出了能让亿万被压迫的民众发出最后吼声的歌曲，激励着我们用血和肉去筑成我们心中抵御一切敌人的新的长城。在音乐剧即将结束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铿锵的旋律响彻全场，全场观众自发起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场面震撼、激动人心。
我认为，该剧无论是从尊重史实方面，还是从场次的艺术处理、人物的塑造以及运用高科技声光电手段处理出的舞台效果方面都是令人震撼的。该剧对聂耳从愤激的艺术青年到成熟的革命战士的刻画是成功的，聂耳在舞台上鲜活的形象也深深打动了观众。剧中聂耳与小鹂、搬运工夫妇的优美、抒情、哀婉的重唱和流浪女凄美的独唱等唱段都能够催人泪下。几位主要歌唱演员，特别是饰演聂耳的男高音演员的高水准演唱，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掌声。所以说，这是一部很好的艺术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形象的、恰逢其时的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好教材。从这点上讲，该剧主创人员的确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因为据我了解，目前仍有很多人（绝不是少数）对《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并不了解，特别是对它诞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对这首歌的真正含义都很欠缺理解，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想从这部剧引申开去，多说几句，谈谈《义勇军进行曲》与我的渊源及我的一点感受。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是我的祖父，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知识渊博和慈祥的人。他出身贫苦，但天资聪慧而刻苦，他的老师徐特立先生就很喜欢这个刻苦的穷孩子。他喜欢戏剧，在掌握了英、日等语言学习工具后，他在日本如饥似渴地汲取欧洲及世界的戏剧营养。回国后，他组织的戏剧团体――南国社及开展的南国戏剧运动，为当时的戏剧舞台带去了勃勃生机，被诗人徐志摩盛赞为“唯一有生命的运动”。他慧眼识人，发现并引领了一批优秀的青年音乐人才，如聂耳、冼星海、张曙等人，他们都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的志同道合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田汉都保持着一颗孩童般纯真的心和艺术家宽厚仁爱的胸怀，对于批评过他甚至批判过他的人，他胸襟坦荡，不记私仇。不管在什么位置，他始终顽强地保护着艺术心灵的自然王国，奇迹般地创作出了他一生最后的、也是艺术价值最高的两部杰作：话剧《关汉卿》与京剧《谢瑶环》。”（杜宣）在上世纪30至60年代中国的戏剧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的40年当中，田汉被公认为是具有崇高威望和最具凝聚力的领导人和最具感召力的精神领袖，在他的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以致于不管年老年少，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田老大”。
可悲的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热情如火的戏剧家，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叛徒”，瘐死在“文革”的狱中。自然，我们的命运也就随着他的命运而沉浮。在那个年代，《义勇军进行曲》的命运也是多舛的，它作为国歌几乎要被《东方红》所取代，词作者以及国歌歌词自然是不准出现的，而且多次传出消息要改歌词。1978年3月5日，传闻终于成为事实：国歌被重新填词，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作为词作者家属的我们，心自然也凉到家了！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诞生于忧患年代的战斗号角，它的生命力是强大的！1982年12月4日，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写入宪法。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自此，《义勇军进行曲》最终赢得了它应有的位置。
《义勇军进行曲》自1949年9月2了日被确定为国歌以来所经历过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它是一首由中国人民选出的，逐渐融化在血液中的歌！这是提醒每个中国人要居安思危的歌！这是一首热爱和平的歌，只有在敌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发出最后的吼声，以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去抵御外敌与忧患！所以我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永远不会过时！它会永远激励着我们为了明天，为了复兴中华去奋斗！
我感谢上海歌剧院，感谢《国之当歌》的主创人员及众多主演们，感谢歌剧院全体演职员工创作出的这出充满强烈使命感、让人振聋发聩的优秀作品！
再一次祝贺演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