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流行音乐中的民族主义
纵观当代流行音乐，不难发现一个现象：从1978年的《龙的传人》到2007年的《中国话》，民族主义始终是流行音乐中的重要一脉。民族主义是当前的热点话题，而当代流行音乐中一直都有表现民族主义的作品在流传。一直以来，学术界关于当代民族主义的讨论往往局限于精英文化的范围内，而忽视了大众文化。流行音乐是影响广泛的大众文化，对其中的民族主义表达进行深入研究，实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讨论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内地原创及在内地流行的港台流行音乐中的民族主义。
一、民族主义流行音乐的产生与发展
民族和民族主义之难以定义是众所周知的，其难处在于，我们都承认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现象，但很难科学地定义它们。本文不打算繁琐地考证民族主义这一概念，而是给出一个简明的工作定义，以作为本文的立论基础。民族主义就是以本民族为中心的主义，民族是由于一定的客观基础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情感和认同意识的共同体，因此，民族主义可以定义为：强调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语言、价值，维护本民族的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情绪、学说、意识形态、政治原则或运动。
在民族主义建构和传播过程中，音乐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作为共同文化的一部分而成为识别民族的标志，而且可以直接表达民族意识。今天，国歌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象征，各种重要场合下的国歌演奏、合唱已是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仪式。作为音乐家族中受众最广的一员，流行音乐自然成为民族主义的重要载体。 所谓流行音乐，《中国大百科全书》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通俗音乐（popular music），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亦称流行音乐。
这个定义虽然强调了流行音乐的娱乐性、通俗性和流行性，但没有指出其商品性。除了通俗易懂、流传广泛之外，流行音乐还具有如下重要特点：它是在工业化时代大批量生产和复制的文化商品。有的民间音乐虽然也流传甚广，但不是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当代流行音乐的主体是流行歌曲，器乐所占比例很小。因此，也可以用流行歌曲来替代流行音乐一词。我们这里用民族主义流行音乐泛指在风格上的民族化或在歌词主题方面表达了民族主义诉求的流行音乐。
西方音乐史上有所谓民族主义音乐（或民族乐派、国民乐派）之称，泛指在民族主义广泛传播的19世纪，俄罗斯、东欧、北欧等地出现的强调民族意识和民族风格的乐派。如捷克的斯美塔那、德沃夏克、俄罗斯的格林卡和强力集团等。这种通过音乐来体现民族特性的乐派，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思想与音乐结合所产生的成品①。这股潮流很快就扩展至整个欧洲。西方流行音乐也一直与民族文化相关，如节奏布鲁斯（rb ）和说唱乐（rap ）与黑人文化，20世纪60年代发端于牙买加的雷鬼音乐（reggae ）表现出泛非洲的认同，而发端于美国白人文化的乡村音乐则成为美国民族文化的代表。［1］
在中国，主题和风格两方面的民族主义都可以追溯至流行音乐的产生时期，20世纪20年代的救亡歌曲和时代曲分别是这二者的代表。
在主题方面，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式军歌和学堂乐歌中，就出现了大量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歌曲，如《国耻歌》：
四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件，日本要挟我国/欺我四万万，同胞奔走呼号/誓死奔国难，况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又如石更作词的学堂乐歌《中国男儿》（其一）：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皇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
当然，学堂乐歌还不能算是流行音乐，但是作为近代新音乐的开拓者，它对流行音乐的
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的黎锦晖，原本就是一个乐歌课的教师，也创作过这类歌曲。
在风格方面，21世纪初，当周杰伦、王力宏等人的歌曲大为流行而使中国风成为乐坛新宠时，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所谓的中国风也是古已有之的东西。早在学堂乐歌时期，李叔同在1905年出版了《国学唱歌集》，歌词是从《楚辞》、《诗经》等经典中选出的作品，配曲则以西洋、日本曲调加上昆曲唱腔。［2］中国流行音乐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其产生之初就带着民族风特征。它是在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流行音乐而产生的。黎锦晖1927年创作的《毛毛雨》，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在旋律和演唱上都采用民间小调的式样。在周璇演唱的歌曲中，《天涯歌女》、《四季歌》（1937年）源自苏州民歌，《拷红》（1940）吸收了京韵大鼓等说唱艺术，《采槟榔》改编自湖南花鼓戏。
此后，民族主义就或隐或显地存在于流行音乐的发展之中。就本文所讨论的时间范围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民族主义流行音乐曾先后在海峡两岸和香港产生过不小的反响。邓丽君自不待言，其古香古色的民族风歌曲至今在整个华语世界享有盛誉。在大陆家喻户晓的《龙的传人》，其实只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台湾民歌运动中民族主义流行歌曲的一个代表，在这场对华语流行音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运动中，涌现了许多民族主义歌曲，如蔡琴的《出塞曲》、苏来的《秋瑾》和《中华之爱》、杨弦的《中国现代民歌集》等。台湾乐坛还出现了罗大佑和周杰伦这两个民族主义流行音乐的集大成者。
论流行音乐中的民族主义
纵观当代流行音乐，不难发现一个现象：从1978年的《龙的传人》到2007年的《中国话》，民族主义始终是流行音乐中的重要一脉。民族主义是当前的热点话题，而当代流行音乐中一直都有表现民族主义的作品在流传。一直以来，学术界关于当代民族主义的讨论往往局限于精英文化的范围内，而忽视了大众文化。流行音乐是影响广泛的大众文化，对其中的民族主义表达进行深入研究，实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讨论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内地原创及在内地流行的港台流行音乐中的民族主义。
一、民族主义流行音乐的产生与发展
民族和民族主义之难以定义是众所周知的，其难处在于，我们都承认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现象，但很难科学地定义它们。本文不打算繁琐地考证民族主义这一概念，而是给出一个简明的工作定义，以作为本文的立论基础。民族主义就是以本民族为中心的主义，民族是由于一定的客观基础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情感和认同意识的共同体，因此，民族主义可以定义为：强调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语言、价值，维护本民族的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情绪、学说、意识形态、政治原则或运动。
在民族主义建构和传播过程中，音乐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作为共同文化的一部分而成为识别民族的标志，而且可以直接表达民族意识。今天，国歌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象征，各种重要场合下的国歌演奏、合唱已是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仪式。作为音乐家族中受众最广的一员，流行音乐自然成为民族主义的重要载体。 所谓流行音乐，《中国大百科全书》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通俗音乐（popular music），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亦称流行音乐。
这个定义虽然强调了流行音乐的娱乐性、通俗性和流行性，但没有指出其商品性。除了通俗易懂、流传广泛之外，流行音乐还具有如下重要特点：它是在工业化时代大批量生产和复制的文化商品。有的民间音乐虽然也流传甚广，但不是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当代流行音乐的主体是流行歌曲，器乐所占比例很小。因此，也可以用流行歌曲来替代流行音乐一词。我们这里用民族主义流行音乐泛指在风格上的民族化或在歌词主题方面表达了民族主义诉求的流行音乐。
西方音乐史上有所谓民族主义音乐（或民族乐派、国民乐派）之称，泛指在民族主义广泛传播的19世纪，俄罗斯、东欧、北欧等地出现的强调民族意识和民族风格的乐派。如捷克的斯美塔那、德沃夏克、俄罗斯的格林卡和强力集团等。这种通过音乐来体现民族特性的乐派，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思想与音乐结合所产生的成品①。这股潮流很快就扩展至整个欧洲。西方流行音乐也一直与民族文化相关，如节奏布鲁斯（rb ）和说唱乐（rap ）与黑人文化，20世纪60年代发端于牙买加的雷鬼音乐（reggae ）表现出泛非洲的认同，而发端于美国白人文化的乡村音乐则成为美国民族文化的代表。［1］
在中国，主题和风格两方面的民族主义都可以追溯至流行音乐的产生时期，20世纪20年代的救亡歌曲和时代曲分别是这二者的代表。
在主题方面，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式军歌和学堂乐歌中，就出现了大量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歌曲，如《国耻歌》：
四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件，日本要挟我国/欺我四万万，同胞奔走呼号/誓死奔国难，况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又如石更作词的学堂乐歌《中国男儿》（其一）：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皇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
当然，学堂乐歌还不能算是流行音乐，但是作为近代新音乐的开拓者，它对流行音乐的
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的黎锦晖，原本就是一个乐歌课的教师，也创作过这类歌曲。
在风格方面，21世纪初，当周杰伦、王力宏等人的歌曲大为流行而使中国风成为乐坛新宠时，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所谓的中国风也是古已有之的东西。早在学堂乐歌时期，李叔同在1905年出版了《国学唱歌集》，歌词是从《楚辞》、《诗经》等经典中选出的作品，配曲则以西洋、日本曲调加上昆曲唱腔。［2］中国流行音乐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其产生之初就带着民族风特征。它是在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流行音乐而产生的。黎锦晖1927年创作的《毛毛雨》，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在旋律和演唱上都采用民间小调的式样。在周璇演唱的歌曲中，《天涯歌女》、《四季歌》（1937年）源自苏州民歌，《拷红》（1940）吸收了京韵大鼓等说唱艺术，《采槟榔》改编自湖南花鼓戏。
此后，民族主义就或隐或显地存在于流行音乐的发展之中。就本文所讨论的时间范围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民族主义流行音乐曾先后在海峡两岸和香港产生过不小的反响。邓丽君自不待言，其古香古色的民族风歌曲至今在整个华语世界享有盛誉。在大陆家喻户晓的《龙的传人》，其实只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台湾民歌运动中民族主义流行歌曲的一个代表，在这场对华语流行音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运动中，涌现了许多民族主义歌曲，如蔡琴的《出塞曲》、苏来的《秋瑾》和《中华之爱》、杨弦的《中国现代民歌集》等。台湾乐坛还出现了罗大佑和周杰伦这两个民族主义流行音乐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