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小平
天津社会科学 2015年10期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①近年来，学术界对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多很好的成果。但是，在这里，我们并不一般地去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问题，而是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来初步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价值观变迁的引领”这一人们尚未给予特别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在价值观变迁中被解构和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任务在价值观变迁中被逻辑地提出；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价值观变迁也将发挥且应该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本文将从“引领什么”、“以什么引领”、“谁引领”、“何以能引领”以及“如何引领”等几个方面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中国未来价值观变迁的引领及其机制。
当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呈现为两个方向，一是与改革开放相伴的价值观从一元向多元、从整体向个体、从理想向世俗、从精神向物质逐渐失衡的转变趋势还将继续；二是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已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并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鉴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未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引领也将表现在两个方面，既要引领价值观变迁由失衡向平衡发展，又要引领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既成为主导价值观又成为主流价值观。
首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价值观变迁实现新的平衡。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严重失衡的，即重一元价值观轻多元价值观、重集体价值观轻个人价值观、重理想价值观轻世俗价值观、重精神价值观轻物质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失衡与当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从而导致了社会的混乱、经济的停滞和价值观的同质化。作为对这种价值观失衡的反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却发生着相反的变化，出现了另一种价值观失衡，即重多元价值观轻一元价值观、重个人价值观轻集体价值观、重世俗价值观轻理想价值观、重物质价值观轻精神价值观。这种新的失衡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和思想文化多样化密切相关，其作为对原来那种价值观失衡的反动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混乱、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迷失、理想主义价值观的失落、精神价值观的迷茫，这一时期社会充斥着价值观的众神狂欢和众声喧哗，传统的与西方的价值观相交织，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甚至封建主义的价值观相杂糅，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被合理化，人们只追求一己一家的个人理想的实现而摒弃社会的宏大理想和共同理想，人们争相追逐物欲，拜金主义盛行……所有这些价值观失衡和价值观乱象最终导致了官员腐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社会失范、道德失落、诚信缺失、价值迷失等严重的社会价值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表明了社会已经处于价值观的“陷落”和“悬置”状态，并有解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颠覆社会核心价值观共识的危险。
上述现象及其严重性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迫切要求，更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价值观变迁的紧迫任务。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价值观变迁的引领究竟引领什么？总体而言，就是要纠正改革开放前后各种价值观的失衡，使中国未来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实现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互动、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的融合、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的共存、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并重，一句话，“互动”、“融合”、“共存”、“并重”都是为了使上述两两对应的价值观实现新的平衡。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价值观变迁的引领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过去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那种“统治与被统治”、“排斥与被排斥”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价值观失衡，将被“一元导向与多元取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之间以及多元价值观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取代。第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的融合将具有更现实的基础。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一方面要独立地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又必须与现实的和可能的任何“他人”发生普遍联系，并以相互依赖作为其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这种市场本身的全面依赖不可能建立在纯粹的个体价值观之上，而必须实现个体价值观与整体价值观的深度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须将中国整体主义价值观的传统资源实现现代转化，以更好地与个体价值观相融合。第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人们将追求更高质量的理想生活和更加崇高的生活理想。更高质量的理想生活，需要在世俗社会里得到实现；更加崇高的生活理想，却不仅仅限于世俗生活的个人理想，还应追求更加崇高的宏大理想和共同理想。因此，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将会共存于人们更高质量的生活世界之中。第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建设将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与利、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建设、物质利益与精神价值、物质价值观与精神价值观应该是并重的。所谓“义利平衡”、“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云云，从价值观的意义上看，就是意味着追求物质价值观与精神价值观之间的并重和平衡。
其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尽快实现主导与主流的统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的发展价值观(即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具主导性的价值观。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是在对传统发展价值观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与矛盾进行反思和批判基础上形成的。传统发展价值观强调单向度的经济增长，由此导致了忽视人的发展、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贫富差距扩大、民生问题突出、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环境问题。而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则突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关注和发展民生，凸显公平正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是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最集中的体现。当下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已经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
然而，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是有明显区别的。我们认为，所谓主导价值观，就是一个社会占主导或统治地位、对社会其他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的价值观。主导价值观通常是官方所倡导的价值观，它对巩固统治阶级的权力、凝聚社会各种不同的价值观、维护社会稳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主流价值观。则是指一个社会指向大致相同的方向、被大多数民众所信奉，或者说对社会大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价值观。按照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上述区别，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虽然已成为党和国家倡导的占主导或统治地位、对社会其他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的价值观，但要使其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如果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仍然以经济增长为主，如果贫富差距仍然很大，那么，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就将停留于官方倡导的主导价值观上，而难以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这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就表现在，从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的根本要求出发，促进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既成为主导价值观又成为主流价值观。使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实现于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统一之中。
究竟以什么去引领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应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这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具言之，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价值观变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虽然有高度但过于抽象、虽然内涵丰富但欠具体和细化，因此只是原则性的、战略性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必要将原则性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和具体化为具有可感性和可操作性的核心价值观，从而使核心价值体系有落实处②。从这个意义而言，提出和讨论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并把核心价值观置于重要地位就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我们认为，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内蕴于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受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规范。深刻体现、反映和浓缩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主题、精髓和基础，使核心价值体系更加具体化，从而更便于公众理解、把握和践行，并对社会其他价值观具有统摄、支配地位和作用的价值观。近年来，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和凝练。党的十八大报告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提出了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并提出“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③的新要求和新部署。
对未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进行引领。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价值观变迁的最高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未来中国社会实现价值观在一元与多元、整体与个体、理想与世俗、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平衡，提供了价值基础和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还是引领社会多元价值观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指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全体中国人民追求更高质量的理想生活和更加崇高的生活理想的统一，既是全体中国人民所心向往之的宏大理想，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个人生活理想的基本条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人最集中的精神体现和最真实的精神写照，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精神风貌，是实现当代中国人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统一的精神之魂。“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针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等社会现象和道德失范提出来的，旨在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坚持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全面深刻地内蕴着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价值观变迁的最高价值准则。是否实现了价值观变迁过程中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平衡，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衡量标准。从国家层面来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呈现，要求从最高价值标准上来实现共同富裕、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社会层面来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价值基础，也是实现一元与多元、整体与个体、理想与世俗、精神与物质价值观平衡的社会价值基础。从公民个人来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是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关系和树立正确价值观、人生观的价值指针，是实现价值观平衡的最终落脚点。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还是引领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尽快实现的动力。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已有很多研究。然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体即由谁引领，却一直语焉不详，甚至根本没有涉及，从而使人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是一个没有“引领主体”的引领。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体，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引领的主体究竟是抽象的“组织”还是现实的“人”。人们也许会说，引领主体当然是组织，比如党组织、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特别是大学、媒体和宣传机构，等等。但是，党组织、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学、媒体和宣传机构等等仍然是抽象的主体，它们究竟是如何发挥引领作用的？恐怕很难有人说清楚。论者们往往以这些“主体”作为一个先验预设的前提而加以“不言而喻”的处理。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只能说这种引领是很难产生实际效果的，因为，这些引领主体最多只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撰写在各类文件中、体现在各种规定中、反映在领导的讲话中，而不可能实际地引导到和渗透进大众的头脑里。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体必须是“人”，譬如党组织中的党员和领导干部、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和员工、大学教师、媒体和宣传机构的从业人员，等等。也就是说，必须把这些引领主体人格化。只有这样，引领主体才会真正发挥引领作用，即那些“被引领者”才会心悦诚服地“被引领”。
正是基于上述看法，我们认为，社会精英最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体；而榜样和典型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孕育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体。
迄今为止，对精英并无统一和通行的定义。我们当然反对将精英与大众相对立的精英主义。在这里，我们将社会精英泛指那些在某个或某些领域作出较大贡献、对公众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如学者、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新传媒工作者等。一般而言，社会精英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知识)精英，具言之，指党组织中的党员及领导干部、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和员工、大学教师、媒体和宣传机构的从业人员等。社会精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体，其作用至关重要，譬如，“在历史上，中国靠儒家精英集团来领导。在今天，中国由一支称为‘共产党’的‘先锋队’来领导……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这种精英政治体制，使得精英政治价值观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④。社会精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引领主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精英通过在理论上创立、阐释和传播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公众提高对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知；(2)社会精英通过从实践上身体力行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公众对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效仿践行；(3)通过引领公众的认知和践行，使社会公众价值观围绕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变迁，从而实现引领社会价值观变迁方向的目的。
在当代中国，强调社会精英作为引领主体尤其具有针对性，因为社会精英不仅对社会公众具有重大影响力和引领力，而且对社会精英自然就会有更高的先进性要求，特别是对社会精英率先垂范地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有了更高的要求。具体到对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引领而言，社会精英应该更多地在一元与多元、整体与个体、理想与世俗、精神与物质价值观之间引领前者，以平衡和纠正社会公众可能向后者的倾斜。之所以说社会精英作为引领主体尤其具有针对性，还在于当前确实有部分社会精英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上起着反面和负面的“引领”作用，并往往引起社会公众的极度不满和反感。这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此外，社会精英还理应是引领和践行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的典范。
榜样和典型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体，而且是离社会公众更近的引领主体，或者说就是社会公众身边的、与人民群众直接血肉相连的引领主体。这里所说的榜样和典型，是指孕育于普通民众之中却感动中国的“平民英雄”或“草根英雄”，人们常用“最美”来赞赏他们，如“最美妈妈”、“最美教师”、“最美医生”、“最美司机”、“最美法官”，等等。这“最美”的赞赏，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弘扬和践行着主导价值的主旋律、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理想价值和精神价值，在构建着和谐价值观，并引领着社会公众潜移默化和润物无声地感知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其实，在回答引领什么、以什么引领和谁引领之前，还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需要回答，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何以能够引领价值观的变迁？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最科学最先进的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其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强大引领力，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就从最高的价值层面范导着价值观的变迁及其方向。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本身的价值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应对当今国际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还对人们追求最高价值理想、对当今中国的文化认同、对国家制度及其优越性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辩护、对社会整合和社会思想意识共识的形成、对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等，都具有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些为引领价值观的变迁提供了宽广而厚实的价值框架。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特性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元性和始源性，从而对其他各种价值观具有逻辑上的源发性，即其他各种价值观在逻辑上都可以从价值观的一元性和始源性中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能够发挥引领作用的深刻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具有主导性和导向性，正是因其具有主导性和导向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才具有强大的引领功能，并成为其他诸种功能如整合功能、教育功能的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具有本位性和基础性，譬如，人们常常把整体本位价值观或个人本位价值观作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性内核，而整体价值观向个人价值观的变迁或转变，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基础性和深刻性的变迁和转变，因而最能深刻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其他价值观的变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具有终极性和恒久性，其终极性和恒久性不致被功利性和实用性所左右，因而能够发挥对价值观变迁的“定力”和“定型”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适性和共享性，其普适性和共享性有助于中华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普世化，让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享，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世界(普世)意义所在，其引领力就蕴含在普适性和共享性之中。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发挥引领作用的主要条件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对价值观变迁的引领作用，除了由其自身所具有的内涵、价值和特性所决定外，还应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我们认为，这些客观条件至少应包括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普遍信任和公平正义的社会。
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能够发挥对价值观变迁引领作用的首要条件。人们常常以是否掌握话语权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是否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标志，“一般而言，提升话语权的主要载体还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⑤。然而，话语权毕竟要以“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主要是硬实力)作基础和后盾。譬如，在国际关系中，一般而言，政治话语权、经济话语权、文化话语权、军事话语权、外交话语权、舆论话语权等，分别是以政治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军事实力、外交实力、舆论实力为基础和后盾的，中国之所以在国际上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就是因为以国家的整体实力上升为基础和后盾的。
建立一个普遍信任和公平正义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能够发挥其引领作用的基础条件。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事实上，各个领域的诚信建设是应该建立在社会普遍信任和政府公信力基础之上的。在一个政府缺乏公信力和社会缺乏普遍信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必将无法发挥其引领价值观变迁的作用，而只能听任价值观的无序变迁。同样，在一个贫富分化严重、公平正义缺失的社会，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深度分裂和利益阶层的严重分化，人们将失去正义感、公平感、安全感、幸福感、团结感、道德感等构成社会凝聚剂的感觉和情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同样无法发挥对价值观变迁的引领作用。
最后我们来探讨如何引领的问题，实质上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如何大众化，如何渗透和融入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的问题，而这本质上又是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广义的教育问题。
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教育来引领价值观变迁，至少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回答如何引领的问题，首先必须要解决重智育轻德育、重知识技能教育轻价值观教育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物质化、功利化和世俗化价值取向向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不论在社会教育，还是在学校教育，抑或家庭教育中，人们在对智德关系的价值取向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原来以重德轻智为价值取向，向普遍以“重智轻德”的价值倾向转变，即只重视知识技能教育和智力投入，而轻视价值观教育和人文素质的培养。一项针对中学生的调查表明，当代中学生对自身素质的关注点的次序如下：(1)科技、文化知识(48.7％)；(2)心理素质(40.9％)；(3)外语水平(27.06％)；(4)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27.01％)；(5)计算机技术(26.07％)；(6)创新意识、创业精神(21.38％)；(7)组织、活动能力(20.25％)；(8)道德品质(14.77％)；(9)政治理论素质(11.29％)⑥。这虽然是十几年前的调查数据，但当下仍不乐观。
因此，在全社会只重智育而轻德育、只重知识技能教育而轻价值观教育的大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教育恐怕难脱其俗。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只重智育而轻德育、只重知识技能教育而轻价值观教育的严重偏向难辞其咎。
第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中，必须正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特殊性问题。
众所周知，在知识技能教育中，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对象)是二分的，教育主体的主动性和教育客体的被动性都是非常明确的。传统教育理论常常将价值观教育的主客体关系等同于知识论教育的主客体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在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价值问题从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基础，由此导致了历史上知识论的强大影响。于是人们就常常将价值问题与真假问题等同起来，或者说以知识论代替价值论，或者直接从事实知识中推出价值判断，进一步把价值观问题与知识论问题等同起来，又逻辑地把价值观教育与知识技能教育等同起来，用知识技能教育的方法直接运用于价值观教育。问题恰恰在于，知识论教育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知识丰富者教育知识不足者，于是自然就形成了教育主体(知识丰富者)与教育客体(知识不足者)的清晰分野，并把这种知识论教育中的主客体关系直接套用于价值观教育的主客体关系之中。
然而，价值观教育与知识论教育虽有各种联系和相通之处，但毕竟是不同的，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价值观教育的主客体关系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所谓价值观教育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就是互为主客体的关系，而不是知识论教育中那样的单向主客体关系。这是知识论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的根本区别。
以价值观教育中的互为主客体关系来观照和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不论是社会精英，还是社会公众，都有一个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被教育的问题，或者说，所有的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都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者，也是受教育者；既是教育主体，也是教育对象。所有社会成员在社会互动中相互教育着和被教育着。由是观之，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引领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向上，不能迎合人民群众中部分人存在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⑦的说法，无疑隐含着一种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好像那些“教育者”就不存在“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因而不需要受教育似的。有关调查表明，当前确实存在着“政治、文化、经济上掌握更多话语权的群体，恰恰是伦理道德方面被认为最不满意的群体”，而一些被公认为弱势的社会群体正在成为道德践行的榜样⑧。要知道，价值观教育是不能以权力大小、金钱多寡、知识多少、地位高低来决定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而是在所有社会成员相互交往中相互教育的。
注释：
①《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②何隆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几个问题》，《湖湘论坛》2012年第6期。
③《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第32页。
④廉思：《30年来我国政治价值观的演变及原因》，载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9页。
⑤赵可金等：《中国发展需要国际话语权》，《人民日报》2010年12月9日。
⑥蔡志良、朱坚：《浙江省中学生思想道德状况调查报告》，《青年研究》2000年第7期。
⑦李慎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是正确深刻体会》，《光明日报》2011年12月30日。
⑧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课题组：《传统美德的呼唤——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情况调查报告》，《光明日报》2011年7月26日。
作者介绍：廖小平，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作者：廖小平
天津社会科学 2015年10期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①近年来，学术界对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多很好的成果。但是，在这里，我们并不一般地去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问题，而是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来初步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价值观变迁的引领”这一人们尚未给予特别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在价值观变迁中被解构和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任务在价值观变迁中被逻辑地提出；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价值观变迁也将发挥且应该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本文将从“引领什么”、“以什么引领”、“谁引领”、“何以能引领”以及“如何引领”等几个方面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中国未来价值观变迁的引领及其机制。
当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呈现为两个方向，一是与改革开放相伴的价值观从一元向多元、从整体向个体、从理想向世俗、从精神向物质逐渐失衡的转变趋势还将继续；二是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已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并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鉴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未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引领也将表现在两个方面，既要引领价值观变迁由失衡向平衡发展，又要引领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既成为主导价值观又成为主流价值观。
首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价值观变迁实现新的平衡。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严重失衡的，即重一元价值观轻多元价值观、重集体价值观轻个人价值观、重理想价值观轻世俗价值观、重精神价值观轻物质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失衡与当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从而导致了社会的混乱、经济的停滞和价值观的同质化。作为对这种价值观失衡的反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却发生着相反的变化，出现了另一种价值观失衡，即重多元价值观轻一元价值观、重个人价值观轻集体价值观、重世俗价值观轻理想价值观、重物质价值观轻精神价值观。这种新的失衡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和思想文化多样化密切相关，其作为对原来那种价值观失衡的反动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混乱、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迷失、理想主义价值观的失落、精神价值观的迷茫，这一时期社会充斥着价值观的众神狂欢和众声喧哗，传统的与西方的价值观相交织，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甚至封建主义的价值观相杂糅，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被合理化，人们只追求一己一家的个人理想的实现而摒弃社会的宏大理想和共同理想，人们争相追逐物欲，拜金主义盛行……所有这些价值观失衡和价值观乱象最终导致了官员腐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社会失范、道德失落、诚信缺失、价值迷失等严重的社会价值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表明了社会已经处于价值观的“陷落”和“悬置”状态，并有解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颠覆社会核心价值观共识的危险。
上述现象及其严重性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迫切要求，更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价值观变迁的紧迫任务。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价值观变迁的引领究竟引领什么？总体而言，就是要纠正改革开放前后各种价值观的失衡，使中国未来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实现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互动、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的融合、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的共存、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并重，一句话，“互动”、“融合”、“共存”、“并重”都是为了使上述两两对应的价值观实现新的平衡。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价值观变迁的引领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过去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那种“统治与被统治”、“排斥与被排斥”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价值观失衡，将被“一元导向与多元取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之间以及多元价值观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取代。第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的融合将具有更现实的基础。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一方面要独立地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又必须与现实的和可能的任何“他人”发生普遍联系，并以相互依赖作为其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这种市场本身的全面依赖不可能建立在纯粹的个体价值观之上，而必须实现个体价值观与整体价值观的深度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须将中国整体主义价值观的传统资源实现现代转化，以更好地与个体价值观相融合。第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人们将追求更高质量的理想生活和更加崇高的生活理想。更高质量的理想生活，需要在世俗社会里得到实现；更加崇高的生活理想，却不仅仅限于世俗生活的个人理想，还应追求更加崇高的宏大理想和共同理想。因此，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将会共存于人们更高质量的生活世界之中。第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建设将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与利、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建设、物质利益与精神价值、物质价值观与精神价值观应该是并重的。所谓“义利平衡”、“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云云，从价值观的意义上看，就是意味着追求物质价值观与精神价值观之间的并重和平衡。
其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尽快实现主导与主流的统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的发展价值观(即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具主导性的价值观。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是在对传统发展价值观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与矛盾进行反思和批判基础上形成的。传统发展价值观强调单向度的经济增长，由此导致了忽视人的发展、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贫富差距扩大、民生问题突出、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环境问题。而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则突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关注和发展民生，凸显公平正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是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最集中的体现。当下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已经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
然而，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是有明显区别的。我们认为，所谓主导价值观，就是一个社会占主导或统治地位、对社会其他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的价值观。主导价值观通常是官方所倡导的价值观，它对巩固统治阶级的权力、凝聚社会各种不同的价值观、维护社会稳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主流价值观。则是指一个社会指向大致相同的方向、被大多数民众所信奉，或者说对社会大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价值观。按照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上述区别，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虽然已成为党和国家倡导的占主导或统治地位、对社会其他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的价值观，但要使其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如果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仍然以经济增长为主，如果贫富差距仍然很大，那么，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就将停留于官方倡导的主导价值观上，而难以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这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就表现在，从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的根本要求出发，促进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既成为主导价值观又成为主流价值观。使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实现于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统一之中。
究竟以什么去引领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应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这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具言之，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价值观变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虽然有高度但过于抽象、虽然内涵丰富但欠具体和细化，因此只是原则性的、战略性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必要将原则性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和具体化为具有可感性和可操作性的核心价值观，从而使核心价值体系有落实处②。从这个意义而言，提出和讨论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并把核心价值观置于重要地位就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我们认为，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内蕴于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受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规范。深刻体现、反映和浓缩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主题、精髓和基础，使核心价值体系更加具体化，从而更便于公众理解、把握和践行，并对社会其他价值观具有统摄、支配地位和作用的价值观。近年来，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和凝练。党的十八大报告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提出了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并提出“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③的新要求和新部署。
对未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进行引领。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价值观变迁的最高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未来中国社会实现价值观在一元与多元、整体与个体、理想与世俗、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平衡，提供了价值基础和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还是引领社会多元价值观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指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全体中国人民追求更高质量的理想生活和更加崇高的生活理想的统一，既是全体中国人民所心向往之的宏大理想，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个人生活理想的基本条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人最集中的精神体现和最真实的精神写照，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精神风貌，是实现当代中国人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统一的精神之魂。“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针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等社会现象和道德失范提出来的，旨在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坚持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全面深刻地内蕴着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价值观变迁的最高价值准则。是否实现了价值观变迁过程中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平衡，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衡量标准。从国家层面来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呈现，要求从最高价值标准上来实现共同富裕、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社会层面来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价值基础，也是实现一元与多元、整体与个体、理想与世俗、精神与物质价值观平衡的社会价值基础。从公民个人来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是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关系和树立正确价值观、人生观的价值指针，是实现价值观平衡的最终落脚点。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还是引领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尽快实现的动力。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已有很多研究。然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体即由谁引领，却一直语焉不详，甚至根本没有涉及，从而使人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是一个没有“引领主体”的引领。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体，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引领的主体究竟是抽象的“组织”还是现实的“人”。人们也许会说，引领主体当然是组织，比如党组织、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特别是大学、媒体和宣传机构，等等。但是，党组织、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学、媒体和宣传机构等等仍然是抽象的主体，它们究竟是如何发挥引领作用的？恐怕很难有人说清楚。论者们往往以这些“主体”作为一个先验预设的前提而加以“不言而喻”的处理。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只能说这种引领是很难产生实际效果的，因为，这些引领主体最多只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撰写在各类文件中、体现在各种规定中、反映在领导的讲话中，而不可能实际地引导到和渗透进大众的头脑里。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体必须是“人”，譬如党组织中的党员和领导干部、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和员工、大学教师、媒体和宣传机构的从业人员，等等。也就是说，必须把这些引领主体人格化。只有这样，引领主体才会真正发挥引领作用，即那些“被引领者”才会心悦诚服地“被引领”。
正是基于上述看法，我们认为，社会精英最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体；而榜样和典型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孕育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体。
迄今为止，对精英并无统一和通行的定义。我们当然反对将精英与大众相对立的精英主义。在这里，我们将社会精英泛指那些在某个或某些领域作出较大贡献、对公众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如学者、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新传媒工作者等。一般而言，社会精英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知识)精英，具言之，指党组织中的党员及领导干部、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和员工、大学教师、媒体和宣传机构的从业人员等。社会精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体，其作用至关重要，譬如，“在历史上，中国靠儒家精英集团来领导。在今天，中国由一支称为‘共产党’的‘先锋队’来领导……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这种精英政治体制，使得精英政治价值观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④。社会精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引领主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精英通过在理论上创立、阐释和传播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公众提高对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知；(2)社会精英通过从实践上身体力行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公众对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效仿践行；(3)通过引领公众的认知和践行，使社会公众价值观围绕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变迁，从而实现引领社会价值观变迁方向的目的。
在当代中国，强调社会精英作为引领主体尤其具有针对性，因为社会精英不仅对社会公众具有重大影响力和引领力，而且对社会精英自然就会有更高的先进性要求，特别是对社会精英率先垂范地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有了更高的要求。具体到对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引领而言，社会精英应该更多地在一元与多元、整体与个体、理想与世俗、精神与物质价值观之间引领前者，以平衡和纠正社会公众可能向后者的倾斜。之所以说社会精英作为引领主体尤其具有针对性，还在于当前确实有部分社会精英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上起着反面和负面的“引领”作用，并往往引起社会公众的极度不满和反感。这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此外，社会精英还理应是引领和践行科学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的典范。
榜样和典型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主体，而且是离社会公众更近的引领主体，或者说就是社会公众身边的、与人民群众直接血肉相连的引领主体。这里所说的榜样和典型，是指孕育于普通民众之中却感动中国的“平民英雄”或“草根英雄”，人们常用“最美”来赞赏他们，如“最美妈妈”、“最美教师”、“最美医生”、“最美司机”、“最美法官”，等等。这“最美”的赞赏，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弘扬和践行着主导价值的主旋律、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理想价值和精神价值，在构建着和谐价值观，并引领着社会公众潜移默化和润物无声地感知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其实，在回答引领什么、以什么引领和谁引领之前，还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需要回答，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何以能够引领价值观的变迁？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最科学最先进的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其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强大引领力，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就从最高的价值层面范导着价值观的变迁及其方向。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本身的价值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应对当今国际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还对人们追求最高价值理想、对当今中国的文化认同、对国家制度及其优越性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辩护、对社会整合和社会思想意识共识的形成、对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等，都具有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些为引领价值观的变迁提供了宽广而厚实的价值框架。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特性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元性和始源性，从而对其他各种价值观具有逻辑上的源发性，即其他各种价值观在逻辑上都可以从价值观的一元性和始源性中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能够发挥引领作用的深刻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具有主导性和导向性，正是因其具有主导性和导向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才具有强大的引领功能，并成为其他诸种功能如整合功能、教育功能的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具有本位性和基础性，譬如，人们常常把整体本位价值观或个人本位价值观作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性内核，而整体价值观向个人价值观的变迁或转变，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基础性和深刻性的变迁和转变，因而最能深刻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其他价值观的变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具有终极性和恒久性，其终极性和恒久性不致被功利性和实用性所左右，因而能够发挥对价值观变迁的“定力”和“定型”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适性和共享性，其普适性和共享性有助于中华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普世化，让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享，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世界(普世)意义所在，其引领力就蕴含在普适性和共享性之中。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发挥引领作用的主要条件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对价值观变迁的引领作用，除了由其自身所具有的内涵、价值和特性所决定外，还应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我们认为，这些客观条件至少应包括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普遍信任和公平正义的社会。
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能够发挥对价值观变迁引领作用的首要条件。人们常常以是否掌握话语权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是否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标志，“一般而言，提升话语权的主要载体还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⑤。然而，话语权毕竟要以“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主要是硬实力)作基础和后盾。譬如，在国际关系中，一般而言，政治话语权、经济话语权、文化话语权、军事话语权、外交话语权、舆论话语权等，分别是以政治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军事实力、外交实力、舆论实力为基础和后盾的，中国之所以在国际上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就是因为以国家的整体实力上升为基础和后盾的。
建立一个普遍信任和公平正义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能够发挥其引领作用的基础条件。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事实上，各个领域的诚信建设是应该建立在社会普遍信任和政府公信力基础之上的。在一个政府缺乏公信力和社会缺乏普遍信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必将无法发挥其引领价值观变迁的作用，而只能听任价值观的无序变迁。同样，在一个贫富分化严重、公平正义缺失的社会，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深度分裂和利益阶层的严重分化，人们将失去正义感、公平感、安全感、幸福感、团结感、道德感等构成社会凝聚剂的感觉和情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同样无法发挥对价值观变迁的引领作用。
最后我们来探讨如何引领的问题，实质上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如何大众化，如何渗透和融入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的问题，而这本质上又是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广义的教育问题。
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教育来引领价值观变迁，至少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回答如何引领的问题，首先必须要解决重智育轻德育、重知识技能教育轻价值观教育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物质化、功利化和世俗化价值取向向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不论在社会教育，还是在学校教育，抑或家庭教育中，人们在对智德关系的价值取向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原来以重德轻智为价值取向，向普遍以“重智轻德”的价值倾向转变，即只重视知识技能教育和智力投入，而轻视价值观教育和人文素质的培养。一项针对中学生的调查表明，当代中学生对自身素质的关注点的次序如下：(1)科技、文化知识(48.7％)；(2)心理素质(40.9％)；(3)外语水平(27.06％)；(4)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27.01％)；(5)计算机技术(26.07％)；(6)创新意识、创业精神(21.38％)；(7)组织、活动能力(20.25％)；(8)道德品质(14.77％)；(9)政治理论素质(11.29％)⑥。这虽然是十几年前的调查数据，但当下仍不乐观。
因此，在全社会只重智育而轻德育、只重知识技能教育而轻价值观教育的大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教育恐怕难脱其俗。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只重智育而轻德育、只重知识技能教育而轻价值观教育的严重偏向难辞其咎。
第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中，必须正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特殊性问题。
众所周知，在知识技能教育中，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对象)是二分的，教育主体的主动性和教育客体的被动性都是非常明确的。传统教育理论常常将价值观教育的主客体关系等同于知识论教育的主客体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在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价值问题从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基础，由此导致了历史上知识论的强大影响。于是人们就常常将价值问题与真假问题等同起来，或者说以知识论代替价值论，或者直接从事实知识中推出价值判断，进一步把价值观问题与知识论问题等同起来，又逻辑地把价值观教育与知识技能教育等同起来，用知识技能教育的方法直接运用于价值观教育。问题恰恰在于，知识论教育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知识丰富者教育知识不足者，于是自然就形成了教育主体(知识丰富者)与教育客体(知识不足者)的清晰分野，并把这种知识论教育中的主客体关系直接套用于价值观教育的主客体关系之中。
然而，价值观教育与知识论教育虽有各种联系和相通之处，但毕竟是不同的，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价值观教育的主客体关系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所谓价值观教育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就是互为主客体的关系，而不是知识论教育中那样的单向主客体关系。这是知识论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的根本区别。
以价值观教育中的互为主客体关系来观照和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不论是社会精英，还是社会公众，都有一个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被教育的问题，或者说，所有的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都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者，也是受教育者；既是教育主体，也是教育对象。所有社会成员在社会互动中相互教育着和被教育着。由是观之，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引领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向上，不能迎合人民群众中部分人存在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⑦的说法，无疑隐含着一种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好像那些“教育者”就不存在“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因而不需要受教育似的。有关调查表明，当前确实存在着“政治、文化、经济上掌握更多话语权的群体，恰恰是伦理道德方面被认为最不满意的群体”，而一些被公认为弱势的社会群体正在成为道德践行的榜样⑧。要知道，价值观教育是不能以权力大小、金钱多寡、知识多少、地位高低来决定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而是在所有社会成员相互交往中相互教育的。
注释：
①《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②何隆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几个问题》，《湖湘论坛》2012年第6期。
③《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第32页。
④廉思：《30年来我国政治价值观的演变及原因》，载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9页。
⑤赵可金等：《中国发展需要国际话语权》，《人民日报》2010年12月9日。
⑥蔡志良、朱坚：《浙江省中学生思想道德状况调查报告》，《青年研究》2000年第7期。
⑦李慎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是正确深刻体会》，《光明日报》2011年12月30日。
⑧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课题组：《传统美德的呼唤——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情况调查报告》，《光明日报》2011年7月26日。
作者介绍：廖小平，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