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空洞生活。
2014年的春天随笔，写杜衡芳与靳叔卿的重逢，在一座拥挤的防空洞中。重庆的夏天因为脱离了山城浓雾的掩盖，又因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以不间断轰炸来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于是这里的夏日变成了真正“无鸟的天空”——这本是韩素音自传三部曲中的一部：《无鸟的夏天》，意指轰炸让天空再无飞鸟掠过，可惜这位作者的意识形态的创作手法并不成功，导致浪漫的名字，糟糕的结构，只留给我这五个字绝妙的开头。
那重庆的夏日是什么样子？或许如张恨水在《纸醉金迷》中的描述，低沉、郁闷，前途渺茫；又或者是老舍的短篇小说中有过的1942的期待，那一年，在重庆流传着1943中国即将胜利的流言；但陪都重庆更应该是前田哲男在《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的书中写过的样子：我走过重庆，即使它是现代的，和平的，车水马龙的，但红岩下无数因轰炸而丧命的灵魂的挣扎声似乎还在耳边徘徊……
重庆与大轰炸如影随行，成为战时中国特殊的记忆，写成一曲血与火的悲歌。
少女杜衡芳再遇靳叔卿，正好是重庆大轰炸最密集的年月，他们在防空洞里重逢，又一起跑过警报。这些画面无数次在我脑海中浮现，有着战火中国的浪漫与挣扎，也代表着最终的浴火重生。
当我看到《巨流河》中对重庆大轰炸的回忆，才发现这是全书最值得推荐，最值得记录的回忆篇章——毕竟，巨流河之战距离作者太远，是道听途说，再耳濡目染，也有隔阂，在开篇便写父亲的时代与巨流河之战，难免生涩；但在重庆的日子不一样，这里作者经历了中国战时后方最悲壮的一页，无数的轰炸日夜留刻在她少年的记忆中，无法忘趣，即便笔力不支，然而回忆还如此生动，可见印象之深，也难怪台版《巨流河》的封面会选择重庆大轰炸的血火之影，而非奔涌而过的滚滚辽河，难怪。
齐邦媛写道：
我有幸（或不幸）生在革命者家庭，童年起耳闻、目见、身历种种历史上悲壮场景，许多画面烙印心中，后半世所有的平静及幸福岁月的经验，都无法将它们自心中抹去：这当中，最深刻、持久的是自十三岁到二十岁，在我全部成长的岁月里，日本人的穷追猛炸。每一天太阳照样升起，但阳光下，存活是多么奢侈的事。
她例举了《中华民国史事日记》中的重庆一年，几乎除了重要政事外，都是轰炸、轰炸、轰炸。每一位居住过战时后方的老人，如果有记忆的话，一定是不停的跑警报。在云南，是弦歌不辍的停警报；在桂林，是文化苦旅的跑警报；在重庆，所有中央机关日夜居守防空洞，任由断水断电，轰炸不断，他们仍然坚持在第一线，发出自由中国的自由之声：抗战到底。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采取不间断轰炸，或称月夜轰炸。即24小时不间歇式轰炸。当时，从壁山之战开始投入中国战场的零式战斗机，让中国空军无可奈何，地上的民众唯一的办法便是跑警报。在至高点有一个瞭望塔，塔里的卫兵收到敌机来袭的警报便放出红灯笼告知民众：
一九三九年春天以后，日本飞机加强轰炸重庆，除了下大雨，天天来，连有月亮的晚上也一定来。民间赶修的防空洞只能挡爆炸碎片，若被直接击中则只有毁灭。重庆四周高山之上设立许多防空监视哨，空袭时便在哨前长杆上挂起一只红色灯笼，并且响起一长一短的空袭警报。敌机侵入一定范围之内，再挂一只红色灯笼，接着响起紧急警报，急促的一长一短的警报响彻山城内外。那种尖锐凄厉的声音，惊心动魄，有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梦中惊醒立刻下床，扎上腰带穿鞋逃命，那样的惶惑和愤怒，延续数年的警报声，在我心上刻画了深深的伤口，终生未能痊愈。南开没办法在平地上修防空洞，只能在空袭警报时立即疏散，每次周会就领学生念口诀:“一声警报，二件衣棠，三人同行，四面张望……”。
齐邦媛最初对轰炸的记忆来自于不间断的跑警报，还有一堆堆烧焦的尸体。那是她当童子军，来到轰炸现场的“意外”：
那年重庆被炸得最凶的一次大火后，我们选了一队童子军代表走路进城去共赴国难。走了大半程，只见士兵从未熄的火中抬出无数焦黑尸体由军队运出城，指挥者间带队老师:“这些娃儿（四川话）来做什么?赶快带他们回去！”
我们站在路边拚命哭，一面唱:“我们，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高……”据说回校后，老师被记了大过。但是那一具具焦黑的尸体，绵延十里，是我半生的噩梦。
轰炸后的残垣断壁。日本人一讲起“东京大轰炸”便愤愤不平，其实这种终对木式房屋以剧烈燃烧弹抛投之的“战术”正是日军对重庆首先实施的，美军不过“回报”给东京罢了。
从断断续续的回忆断章，到反抗大轰炸的各种重庆文艺活动的记叙，终于完整。“雾都文化节”，是重庆被轰炸期间的冬日节目，目的当然是反抗日本轰炸。伦敦大轰炸的时候，当地人也经常在废墟边歌舞，与重庆的雾都文化节异曲同工吧？
齐邦媛与南开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雾都文化节的歌曲比赛。
一九四一年的寒假在大轰炸中度过。开学后，南开合唱团每天抽一小时勤练由李抱忱老师指挥的“千人大合唱”歌曲。三月十二日先在大礼堂唱，后又加一场在重庆市中心被炸毁的废墟上搭棚架（后为精神堡垒广场），全城二十多个合唱团齐聚，同声唱爱国歌曲，希望让全城困顿的同胞听到，让全世界的人听到，让地下的亡魂也听到。
齐邦媛记忆中的精神堡垒广场，就是抗战胜利碑，就是现在的解放碑。精神堡垒是国民政府为激励中国人民抗日而建的碑形建筑，“共5层，通高7丈7尺，寓意‘七·七’纪念日。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复返南京，为纪念重庆在抗战时代的功绩，故定重庆为“永久陪都”，改精神堡垒为抗战胜利纪功碑，“碑内据说还刻有成千上万阵亡将士的姓名”。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终解放重庆的时候，它又更名解放碑。
就是这样一座建筑，见证了中国近代史最波澜壮阔的艰辛岁月。
精神堡垒是黑色的，防止日军轰炸。
那一夜，歌声震撼云霄，所有人热血沸腾，眼泪没有干过，高声唱出积压在内心深处国仇家恨的悲愤。李老师多年后回忆当时情况:“我上台指挥时，看见团员后面是日机轰炸后燃烧倒塌的楼房，听见一千人雄壮的大汉天声。”那股歌声的力量，是太平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
在《巨流河》中，齐邦媛数度引用同代人的回忆，有点睛之妙。
然而她自己独特的大轰炸记忆，也痛入骨髓。她记述重庆大校场惨案，写道：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寇飞机夜袭重庆市，校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市民死伤约三万余人。报导指出，日机投弹炸大隧道各面出口，阻断逃生之路，救难人员在大火中打通两、三个出口，隧道内市民多已在窒息之前自己撕裂衣服，前胸皮肉均裂，脸上刻满挣扎痛苦，生还者甚少。这一页页血迹斑斑的记载。可见日人之狠毒，这样的残忍，促使战时抗日的更大团结。这段历史上不容漏载的国仇，我至今仍感愤怒悲伤。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日机开始对重庆进行日夜不停的“疲劳轰炸”。几乎每日一百多架公炸四川各地，有些小城半毁，其目的在摧毁中国人的抗战心防。至十二一日，一周之间，日以继夜，无六小时之间隔。重庆市内饮水与灯光皆断，人民断炊。无家可眠，但在这种凌虐下，抗战意志却更为坚强。此日，八十六架又来狂袭，在蒋委员长驻扎的曾家岩三度投弹皆末命中。同月三十日，袭黄山军事会议会场，死伤卫士数人，国民政府大礼堂被炸毁。
整个八月，在与南京、汉口并称为三大火炉的重庆，仲夏烈日如焚，围绕着重庆市民的又是炸弹与救不完的燃烧弹大火，重庆城内没有一条完整的街，市民如活在炼狱，饱尝煎熬。
那就是我最早的青春岁月的场景。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却愈磨愈强，即使只有十七、八岁，也磨出强烈的不服输精神，也要发出怒吼。
在重庆的端木蕻良写下了一道《嘉陵江上》，词中有云：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
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
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
把我那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后来修订杜衡芳的重庆篇，我特意加上了这一段《嘉陵江上》。
如果说昨日的《四季歌》与《天涯歌女》还有一点温柔，今日的《嘉陵江上》便是低沉的怒吼，与不屈的精神。
防空洞生活。
2014年的春天随笔，写杜衡芳与靳叔卿的重逢，在一座拥挤的防空洞中。重庆的夏天因为脱离了山城浓雾的掩盖，又因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以不间断轰炸来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于是这里的夏日变成了真正“无鸟的天空”——这本是韩素音自传三部曲中的一部：《无鸟的夏天》，意指轰炸让天空再无飞鸟掠过，可惜这位作者的意识形态的创作手法并不成功，导致浪漫的名字，糟糕的结构，只留给我这五个字绝妙的开头。
那重庆的夏日是什么样子？或许如张恨水在《纸醉金迷》中的描述，低沉、郁闷，前途渺茫；又或者是老舍的短篇小说中有过的1942的期待，那一年，在重庆流传着1943中国即将胜利的流言；但陪都重庆更应该是前田哲男在《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的书中写过的样子：我走过重庆，即使它是现代的，和平的，车水马龙的，但红岩下无数因轰炸而丧命的灵魂的挣扎声似乎还在耳边徘徊……
重庆与大轰炸如影随行，成为战时中国特殊的记忆，写成一曲血与火的悲歌。
少女杜衡芳再遇靳叔卿，正好是重庆大轰炸最密集的年月，他们在防空洞里重逢，又一起跑过警报。这些画面无数次在我脑海中浮现，有着战火中国的浪漫与挣扎，也代表着最终的浴火重生。
当我看到《巨流河》中对重庆大轰炸的回忆，才发现这是全书最值得推荐，最值得记录的回忆篇章——毕竟，巨流河之战距离作者太远，是道听途说，再耳濡目染，也有隔阂，在开篇便写父亲的时代与巨流河之战，难免生涩；但在重庆的日子不一样，这里作者经历了中国战时后方最悲壮的一页，无数的轰炸日夜留刻在她少年的记忆中，无法忘趣，即便笔力不支，然而回忆还如此生动，可见印象之深，也难怪台版《巨流河》的封面会选择重庆大轰炸的血火之影，而非奔涌而过的滚滚辽河，难怪。
齐邦媛写道：
我有幸（或不幸）生在革命者家庭，童年起耳闻、目见、身历种种历史上悲壮场景，许多画面烙印心中，后半世所有的平静及幸福岁月的经验，都无法将它们自心中抹去：这当中，最深刻、持久的是自十三岁到二十岁，在我全部成长的岁月里，日本人的穷追猛炸。每一天太阳照样升起，但阳光下，存活是多么奢侈的事。
她例举了《中华民国史事日记》中的重庆一年，几乎除了重要政事外，都是轰炸、轰炸、轰炸。每一位居住过战时后方的老人，如果有记忆的话，一定是不停的跑警报。在云南，是弦歌不辍的停警报；在桂林，是文化苦旅的跑警报；在重庆，所有中央机关日夜居守防空洞，任由断水断电，轰炸不断，他们仍然坚持在第一线，发出自由中国的自由之声：抗战到底。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采取不间断轰炸，或称月夜轰炸。即24小时不间歇式轰炸。当时，从壁山之战开始投入中国战场的零式战斗机，让中国空军无可奈何，地上的民众唯一的办法便是跑警报。在至高点有一个瞭望塔，塔里的卫兵收到敌机来袭的警报便放出红灯笼告知民众：
一九三九年春天以后，日本飞机加强轰炸重庆，除了下大雨，天天来，连有月亮的晚上也一定来。民间赶修的防空洞只能挡爆炸碎片，若被直接击中则只有毁灭。重庆四周高山之上设立许多防空监视哨，空袭时便在哨前长杆上挂起一只红色灯笼，并且响起一长一短的空袭警报。敌机侵入一定范围之内，再挂一只红色灯笼，接着响起紧急警报，急促的一长一短的警报响彻山城内外。那种尖锐凄厉的声音，惊心动魄，有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梦中惊醒立刻下床，扎上腰带穿鞋逃命，那样的惶惑和愤怒，延续数年的警报声，在我心上刻画了深深的伤口，终生未能痊愈。南开没办法在平地上修防空洞，只能在空袭警报时立即疏散，每次周会就领学生念口诀:“一声警报，二件衣棠，三人同行，四面张望……”。
齐邦媛最初对轰炸的记忆来自于不间断的跑警报，还有一堆堆烧焦的尸体。那是她当童子军，来到轰炸现场的“意外”：
那年重庆被炸得最凶的一次大火后，我们选了一队童子军代表走路进城去共赴国难。走了大半程，只见士兵从未熄的火中抬出无数焦黑尸体由军队运出城，指挥者间带队老师:“这些娃儿（四川话）来做什么?赶快带他们回去！”
我们站在路边拚命哭，一面唱:“我们，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高……”据说回校后，老师被记了大过。但是那一具具焦黑的尸体，绵延十里，是我半生的噩梦。
轰炸后的残垣断壁。日本人一讲起“东京大轰炸”便愤愤不平，其实这种终对木式房屋以剧烈燃烧弹抛投之的“战术”正是日军对重庆首先实施的，美军不过“回报”给东京罢了。
从断断续续的回忆断章，到反抗大轰炸的各种重庆文艺活动的记叙，终于完整。“雾都文化节”，是重庆被轰炸期间的冬日节目，目的当然是反抗日本轰炸。伦敦大轰炸的时候，当地人也经常在废墟边歌舞，与重庆的雾都文化节异曲同工吧？
齐邦媛与南开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雾都文化节的歌曲比赛。
一九四一年的寒假在大轰炸中度过。开学后，南开合唱团每天抽一小时勤练由李抱忱老师指挥的“千人大合唱”歌曲。三月十二日先在大礼堂唱，后又加一场在重庆市中心被炸毁的废墟上搭棚架（后为精神堡垒广场），全城二十多个合唱团齐聚，同声唱爱国歌曲，希望让全城困顿的同胞听到，让全世界的人听到，让地下的亡魂也听到。
齐邦媛记忆中的精神堡垒广场，就是抗战胜利碑，就是现在的解放碑。精神堡垒是国民政府为激励中国人民抗日而建的碑形建筑，“共5层，通高7丈7尺，寓意‘七·七’纪念日。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复返南京，为纪念重庆在抗战时代的功绩，故定重庆为“永久陪都”，改精神堡垒为抗战胜利纪功碑，“碑内据说还刻有成千上万阵亡将士的姓名”。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终解放重庆的时候，它又更名解放碑。
就是这样一座建筑，见证了中国近代史最波澜壮阔的艰辛岁月。
精神堡垒是黑色的，防止日军轰炸。
那一夜，歌声震撼云霄，所有人热血沸腾，眼泪没有干过，高声唱出积压在内心深处国仇家恨的悲愤。李老师多年后回忆当时情况:“我上台指挥时，看见团员后面是日机轰炸后燃烧倒塌的楼房，听见一千人雄壮的大汉天声。”那股歌声的力量，是太平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
在《巨流河》中，齐邦媛数度引用同代人的回忆，有点睛之妙。
然而她自己独特的大轰炸记忆，也痛入骨髓。她记述重庆大校场惨案，写道：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寇飞机夜袭重庆市，校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市民死伤约三万余人。报导指出，日机投弹炸大隧道各面出口，阻断逃生之路，救难人员在大火中打通两、三个出口，隧道内市民多已在窒息之前自己撕裂衣服，前胸皮肉均裂，脸上刻满挣扎痛苦，生还者甚少。这一页页血迹斑斑的记载。可见日人之狠毒，这样的残忍，促使战时抗日的更大团结。这段历史上不容漏载的国仇，我至今仍感愤怒悲伤。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日机开始对重庆进行日夜不停的“疲劳轰炸”。几乎每日一百多架公炸四川各地，有些小城半毁，其目的在摧毁中国人的抗战心防。至十二一日，一周之间，日以继夜，无六小时之间隔。重庆市内饮水与灯光皆断，人民断炊。无家可眠，但在这种凌虐下，抗战意志却更为坚强。此日，八十六架又来狂袭，在蒋委员长驻扎的曾家岩三度投弹皆末命中。同月三十日，袭黄山军事会议会场，死伤卫士数人，国民政府大礼堂被炸毁。
整个八月，在与南京、汉口并称为三大火炉的重庆，仲夏烈日如焚，围绕着重庆市民的又是炸弹与救不完的燃烧弹大火，重庆城内没有一条完整的街，市民如活在炼狱，饱尝煎熬。
那就是我最早的青春岁月的场景。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却愈磨愈强，即使只有十七、八岁，也磨出强烈的不服输精神，也要发出怒吼。
在重庆的端木蕻良写下了一道《嘉陵江上》，词中有云：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
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
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
把我那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后来修订杜衡芳的重庆篇，我特意加上了这一段《嘉陵江上》。
如果说昨日的《四季歌》与《天涯歌女》还有一点温柔，今日的《嘉陵江上》便是低沉的怒吼，与不屈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