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司马迁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非常好的，但是不是可以加上一句，使之成为：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
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时代，如果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当然可以“成一家之言”。但到20 世纪，特别是到今天的信息时代，也许要“成一家之言”就不够了。因为我们只了解我们自己的学术文化，而不了解其他民族、国家的学术文化，大概就难以“成一家之言”。季羡林先生曾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说：“近现代同以前许多时代，都有所不同。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俞曲园先生（樾）和他的弟子章太炎（炳麟），在他们师徒二人身上体现了中国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学术发展的一大转变，俞曲园能熔铸古今，但章太炎在熔铸古今之外，又能会通中西。”
如果说，20 世纪初必须能“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才能在学术文化上有所成就，那么今天到了20 世纪末更应该如此了。如果说，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而中国学术文化传统，有成就的大学者往往都是集三者于一身，孔孟老庄如此，程朱陆王也是如此。司马迁讲的“究天人之际”大体上就是哲学方面的问题；“通古今之变”应是历史学方面的问题，而《史记》本身也是一部非常好的文学作品。
从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看，重要的哲学家都是要研究“天（道）”和“人（道）”关系的，他们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宇宙人生的最根本问题。例如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时说，他讲的学问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汉朝的扬雄说：“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者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说另外一位创始人王弼是“始可与言天人之际”的。唐朝的刘禹锡批评柳宗元的《天说》中的“自然之说”，他说：“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宋朝的哲学家邵雍说得更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可见，“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中国学者自古以来不仅把哲学看成是一种“知识”的对象，而且是一种提高人生境界的学问。他们追求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通古今之变”当然是历史学的问题。“历史”可以分两个层次，一是事实的历史，一是叙述的历史。前者重在把历史事件弄清楚，所以考证非常重要；后者则进一步要对历史事件作价值判断，所以历史观非常重要。而中国传统“史学”除注重历史事件的考证外，同样非常注意对历史事件作出价值判断，即要对历史事件有所褒贬，这是为了“以史为鉴”。如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司马迁说他作《史记》是在于“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而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的目的更明确，是要“断之以正邪，要之于治忽”，让皇帝有所借鉴。所以我想，“史学”不仅是描述历史事实，而且要对历史事件作出价值判断，孟子说：“春秋无义战。”这是对春秋那一段历史事件作价值判断。大概在历史上真正有成就的史学大师要有其对历史事件所作出的独特的价值判断，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即要分“正邪”。人类的历史都是人创造的，那么就有什么对人类社会发展有好处，什么没有好处的问题，这就是“善恶”问题。因此，我有一个不一定站得住脚的看法，如果说“哲学”是研究“真”（宇宙人生的真），“文学”是研究“美”（宇宙人生的美），那么“史学”是否可以说是研究“善”（人类社会的善）的。我国人文学科的文史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研究真美善的学问，而在中国传统中，这三者往往是合而为一的。
今天我们对人文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当然不能只限于我们自己国家的，而且必须学习和研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切有益的学术文化。罗素在1922 年出访中国回国以后，写了一篇短文《中西文明的对比》，其中有一段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这许多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是超过作为老师的先进国家，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她的老师的。处在20 世纪过渡到21 世纪之交，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应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世界或将会出现个一体多元的人类生活状态，它将是一个东西文化会合的世纪。如果我们要想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就不仅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且还要“会东西之学”。
（本文节选自《“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为司马迁的话加上一句》）
我觉得司马迁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非常好的，但是不是可以加上一句，使之成为：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
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时代，如果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当然可以“成一家之言”。但到20 世纪，特别是到今天的信息时代，也许要“成一家之言”就不够了。因为我们只了解我们自己的学术文化，而不了解其他民族、国家的学术文化，大概就难以“成一家之言”。季羡林先生曾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说：“近现代同以前许多时代，都有所不同。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俞曲园先生（樾）和他的弟子章太炎（炳麟），在他们师徒二人身上体现了中国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学术发展的一大转变，俞曲园能熔铸古今，但章太炎在熔铸古今之外，又能会通中西。”
如果说，20 世纪初必须能“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才能在学术文化上有所成就，那么今天到了20 世纪末更应该如此了。如果说，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而中国学术文化传统，有成就的大学者往往都是集三者于一身，孔孟老庄如此，程朱陆王也是如此。司马迁讲的“究天人之际”大体上就是哲学方面的问题；“通古今之变”应是历史学方面的问题，而《史记》本身也是一部非常好的文学作品。
从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看，重要的哲学家都是要研究“天（道）”和“人（道）”关系的，他们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宇宙人生的最根本问题。例如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时说，他讲的学问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汉朝的扬雄说：“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者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说另外一位创始人王弼是“始可与言天人之际”的。唐朝的刘禹锡批评柳宗元的《天说》中的“自然之说”，他说：“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宋朝的哲学家邵雍说得更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可见，“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中国学者自古以来不仅把哲学看成是一种“知识”的对象，而且是一种提高人生境界的学问。他们追求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通古今之变”当然是历史学的问题。“历史”可以分两个层次，一是事实的历史，一是叙述的历史。前者重在把历史事件弄清楚，所以考证非常重要；后者则进一步要对历史事件作价值判断，所以历史观非常重要。而中国传统“史学”除注重历史事件的考证外，同样非常注意对历史事件作出价值判断，即要对历史事件有所褒贬，这是为了“以史为鉴”。如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司马迁说他作《史记》是在于“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而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的目的更明确，是要“断之以正邪，要之于治忽”，让皇帝有所借鉴。所以我想，“史学”不仅是描述历史事实，而且要对历史事件作出价值判断，孟子说：“春秋无义战。”这是对春秋那一段历史事件作价值判断。大概在历史上真正有成就的史学大师要有其对历史事件所作出的独特的价值判断，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即要分“正邪”。人类的历史都是人创造的，那么就有什么对人类社会发展有好处，什么没有好处的问题，这就是“善恶”问题。因此，我有一个不一定站得住脚的看法，如果说“哲学”是研究“真”（宇宙人生的真），“文学”是研究“美”（宇宙人生的美），那么“史学”是否可以说是研究“善”（人类社会的善）的。我国人文学科的文史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研究真美善的学问，而在中国传统中，这三者往往是合而为一的。
今天我们对人文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当然不能只限于我们自己国家的，而且必须学习和研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切有益的学术文化。罗素在1922 年出访中国回国以后，写了一篇短文《中西文明的对比》，其中有一段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这许多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是超过作为老师的先进国家，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她的老师的。处在20 世纪过渡到21 世纪之交，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应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世界或将会出现个一体多元的人类生活状态，它将是一个东西文化会合的世纪。如果我们要想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就不仅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且还要“会东西之学”。
（本文节选自《“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为司马迁的话加上一句》）